那時的輿論很嚴厲，如果誰有一點兒醜聞，大家一擁而上，深揭猛批，盡性而去，好比一群道德的掠食者，每天在等新食物，一發現別人的毛病，立刻精神抖擻。李光地自己是詞臣出身，也沒做過十分出格的事，而不見容於清議，他後來回想，總以為是政敵從中挑撥，其實還是自己做錯了事，且趕上一個不容錯的時代。

改善自我評價最便捷的辦法，是發現別人的錯處，力批之，特別是對那些自己也犯過、有可能犯、想犯而不敢犯的錯誤，更要大力撻伐。所以，通常我們看一個人最喜歡抨擊哪類事情，便猜他最受哪些事的吸引，可有一半的準確率。當然最好還是不這麼做，猜想別人的動機，實在不是什麼好習慣。

這便是「蠟九-九-藏-書丸案」的約略。中間種種細節，兩人的說法，簡直沒一樣是相同的。我輩後人，不好遽定誰是誰非，便在當時，也難以求證，畢竟是暗室之言，天知地知你知我知的事，天地又不說話，則只好聽他們兩個吵。但輿論卻是一邊倒，只有親友門生為李光地辯護。此外朝野一詞，都說他賣友求榮，種種不對。靠著康熙的保護，李光地在官場終能屹立不倒，但他的聲名從此也糟糕得很。到了大學者全祖望也來痛詆的時候，一頂「偽道學」的帽子，李光地算是穩穩地戴定。

人對自己不滿，多半要移怒於他人，所以北宋人平和，南宋人脾氣就壞，盛唐人寬鬆，晚唐人就苛細。吳三桂在清代的名聲何以如此不堪？若說是因九_九_藏_書為引滿洲兵入關，則大家都是「本朝的人」，馬不說驢臉長；若說是因為造反，而以遺民自任的人，也在罵吳三桂。我想，清初的人，儘管已輸誠于清室，而且立刻做到忠心耿耿這一老習慣，但心裏多少還是有一點兒不自在的。這種不安，自己對自己都不會承認，其表現，大概也只在痛罵吳三桂之類的事情上。

李光地本來信行王陽明的學說，後來阿附皇帝的心意，改宗程朱。程朱學說中的道德哲學部分，是一種壓迫理論，所以李光地也沒什麼可抱怨的。他是上疏搭救過陳夢雷的，只是並不很主動，連疏也是別人代草的，在同時代人眼中，這就是惡，而且做得太晚，近於引西江之水，以濟涸轍之鮒。這類九*九*藏*書嚴厲的態度，李光地自己也有，當然是在別人的事情上。他的日記，詳詳細細地記了些別人的醜聞，雖然把語氣克制得不那麼幸災樂禍，仍然是辭若有憾，心實喜之。

吳三桂倡亂的時候，耿精忠在福建響應。翰林院編修李光地回家探親，陷在福建。耿精忠知道他的名氣，派人招他來福州做官。耿精忠的官，李光地是不敢做的，但也不敢堅拒，只好去福州應付一下。在福州，他遇見了境遇相同的陳夢雷。陳夢雷也是福建人，與李光地是同榜進士，而且一起在翰林院做編修，關係自然親密。

這時陳夢雷已經被迫入了耿精忠的幕。兩人在陳家多次密議，到底商量些什麼，後來各有各的說辭，無法證實。可知的大概是由陳夢雷在福州九*九*藏*書虛與委蛇，李光地則回鄉隱遁，設法通消息于朝廷，以為後路。接下來的一年裡，兩人遣家人往來商議，第二年，李光地寫了一封效忠信，封在蠟丸里，讓僕人送交清方。這篇上疏，李光地只署自己的名字，種下了後面的是非。三藩亂平，李光地因此疏升為侍讀學士，陳夢雷名列逆案，免死流放到關外。陳夢雷一開始不知道是怎麼回事。後來知道自己闕名蠟疏，入案后李光地又不曾給他分辯，暴跳如雷，便寫了封公開信，把此事向朝野公布。

哪些是人性的弱點，哪些是邪惡，那時的人並不去分別。事實上，李光地自己也信奉的道德哲學，就想消滅人性的弱點，甚至逼人為善。勸善與逼善是有分別的，因為道德命題並不對稱。我們可以說讓reａｄ.9９csw•ｃｏm梨是高尚的，而不可以就此反推不讓梨就不高尚，不道德，無恥，該打屁股。提倡美德，是鼓勵性的；推行規範，是禁止性的。規範禁止殺人，但我們很少會在日記里寫下「今天又沒殺人」，以為做了好事，沾沾自喜。反過來，人沒有達到某種美德，不意味著其在道德上有缺陷。經常發生的是，那些鼓勵性、建議性的倫理信條，被不正確地逆推后，產生了一種壓迫性的道德環境。

其實，要為李光地辯護，與其否認整件事情，不如解釋一下他的性格。上疏時沒有署陳夢雷的名字，或是一時私心，至於不主動解救陳夢雷，或可解釋為新進學士，不敢在皇帝面前張嘴。李光地自己若能坦承其過，也不至於越陷越深，且終生被環伺著，一有小辮子就有許多手搶上來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