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奸」的待遇顯然不如「漢奸」。袁崇煥的凌遲，在京師大快人心。去西市的路上，觀者如堵，無不咬牙切齒，或者說磨牙磋齒。劊子手從袁身上割下肉來，百姓擁上去搶。劊子手趕之不退，且看出是筆生意，便拿來賣錢。老話雖常說「千刀萬剮」，真執行起來，劊子手何嘗有那些耐心？但這一回有好生意，事情就不同了。袁崇煥的肉據說賣至一兩銀子一塊；當年劉瑾之誅，仇家買他的肉也不過一文錢一塊。

漢朝人畢竟是漢朝人。李陵投北，明裡暗裡，仍有替他辯護的人。漢武殺了李陵全家，他不肯回來。但我有時想，如果他回來，且不免於棄市，那麼，長安的九九藏書市民，會有什麼反應？

帝制下人民的生活，常受到君主個人事務的影響。魯酒薄而邯鄲圍；先是因為武帝對一個女人的愛情，或者說懷念，大宛國就倒了霉。仗打完了，李廣利得到海西侯的爵位，而沒得到名譽；在朝中沒人敢批評皇帝的行為，私下裡則物議沸然。同李廣利帶回來的戰利品相比，付出的代價太高了。但武帝是這樣一種人，批評恰使其更加剛愎，李廣利回來兩年後，武帝又給他指揮戰爭的機會，以為他在同大宛國的戰事中攢夠了軍事經驗，總不會再出醜。

幸運的李陵。有此一戰，勝可脫於人口，負亦可以免於人言了。到了袁崇煥https://read.99csw.com時代，中原人和北方民族間的關係，早不像健壯的漢朝人和匈奴人之間那樣；人們的性情變了，戰爭的攻守也不一樣。李陵和袁崇煥幾乎沒什麼可比較的，我也不知道是什麼，會讓我由此而聯想及彼。

說回到李陵。那年漢歷九月，李陵帶領他的五千步兵，從居延出發向北，穿過寒冷的戈壁和乾枯的草原，取道阿爾泰山和戈壁阿爾泰山之間的平川，一個月後來到杭愛山脈南面的浚稽山。在等待指令的日子里，周圍的危險日漸濃重。浚稽山接近匈奴人的腹地，漢軍的出現不可能被忽視。終於有一天，對面山樑上閃耀起兵器的光芒，且單九*九*藏*書于親率的三萬騎兵出現在五千漢軍面前。

漢地的農民並不想遷移到草原上，朝野對匈奴人的土地都沒有興趣。一勞永逸地消滅匈奴人是不可能的；把他們從漢國的北方徹底驅逐，同樣是不可能的，也是不明智的，因為這片草原又將被別的部落填充，而那完全可能是一個即使不更強大，至少也是一個沒有像匈奴人那樣領教過漢朝的軍事能力的部落，然後一切又得從頭開始。

還要說的是，當年武帝發兵，找的理由是開國皇帝劉邦曾被匈奴人圍困於平城這件陳年舊事，並引《春秋》復九世之讎的今文經義為支持，看起來是再無其他道理好講——除了他對武功無休止的愛好，以九-九-藏-書及對李廣利的眷顧，這兩點他雖不必隱瞞，卻也不便形諸正式的文告。

我忘了提什麼事情，北京受過兩次大的威脅，一次是土木之變，一次是直接導致袁崇煥被處死的己巳之變。前後差一百八十年，明人的信心消磨光了。建州兵的聲勢尚不如瓦剌，給京師人的驚嚇則遠超前者；這便是壯夫和病人的不同、青年和老年的不同。帶著不祥的預感，京師人撲向袁崇煥，名曰抒憤，何嘗不是在祓除心裏的恐懼。

近日腦子亂。眼睛讀袁崇煥事，心裏總想起李陵。

因為沒有顯而易見的作戰對象，漢人的夙敵匈奴便被挑中了。公元前九十九年開始的一連串對匈奴的用兵，至少在軍事上是意義不明九_九_藏_書的。在這次戰爭中，李陵像個犧牲品。除戰爭性質有些特別，李陵獲得廣泛同情的另一個原因，是漢朝人的氣質與後代人不同。漢人也常「替天行怒」。王莽懸首宛市，百姓在下面用石頭擲，甚至把他的舌頭切開分吃。董卓之誅，長安人歡忭之餘，給他肚子插上燈芯。不過這些事發生在亂世。平時，漢朝人不很容易群而暴起。

如果這些人活得久，能趕上知道袁崇煥是冤枉的，也不會有什麼內疚。他們會認為受騙或騙人的是皇帝，而不是他們，他們是在做一件正義的事。便在今天，辨別真相，也是累人的事。容易的辦法，還是把自己從這一負擔解脫，讓別人來告訴我誰是「壞人」，我只負責吃掉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