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森任國民政府主席時，住南京石板橋2號，這其實是總理陵園管理處的辦公地點，一樓辦公，二樓權充元首官邸。官邸外有一個班的憲兵警衛，林頗感不自在，對人說：「主席變成犯人了。」林在上海法租界金神父路330弄3號也有一處住宅，是一個單開間的小洋樓。他來此居住時，法國巡捕房也在四周布滿暗探，林對這一套同樣很反感。林在南京石板路的「元首官邸」沒有衛生設備，房間狹小，以致負責警衛他的憲兵只能借住鄰家的空屋裡。如此寒酸的「元首官邸」，在全世界恐怕也難得一見。

據鄭振鐸統計，上世紀30年代，上海大約有30％的店夥計或堂倌一類從業者居無定所，甚至連固定床位也沒有。他們白天把鋪蓋捲起來，置於角落。晚上關門后，再取出鋪蓋鋪在地上或櫃檯上睡覺。還有約40％的人雖有固定床位，卻不是正經的屋子。一樓一底的房子竟然可以住六家人。鄭振鐸眼見的一處是這樣一種「布局」：「最闊的兩家，一家佔了樓上的客堂，一家佔了樓下的客堂。其次是亭子間的一家，其次是樓梯下的餘地是一家，樓上梯邊餘地又是一家，廚間是一家。」

袁世凱在老家河南項城有地300餘頃，在彰德洹上村有地300頃和大宅院一處，連花園共兩百來間。他在北京錫拉衚衕和炒豆衚衕有兩所大宅子。天津地緯路一帶房產都為袁家所有，英租界小白樓數百間樓房也歸其所有。袁在香港也曾置有房產。

〖新居一進門就是一座很大的前院，鋪著如茵的草皮。房屋是西式的兩層樓，有三十尺深，右邊是徐先生的畫室，深三丈，闊二丈五，室高一丈六，這間畫室，完全照著他繪畫時的需要而設計。

西南聯大後期，西倉坡教工宿舍建成，但狼多肉少，教授要抽籤確定誰能搬進去。聞一多恰好抽中，在1945年1月遷入新居——西倉坡3號。這是一個不大不小的院子，有20多間土坯牆的平房，大門內中間是一塊斜坡的空地。聞家住東邊一排，門朝西，有兩間20平方米的房間，後面是天井，旁邊是廚房，門前有塊空地，聞家就開荒種菜，自給自足，收穫頗豐。

再如聞一多的書房，梁實秋評價為「充實、有趣而亂」。「他的書全是中文書，而且幾乎全是線裝書。」「主人要作考證，東一部西一部的圖書便要從書架上取下來參加獺祭的行列了，其結果是短榻上、地板上、唯一的一把木根雕制的太師椅上，全都是書。那把太師椅玲瓏幫硬，可以入畫，不宜坐人，其實亦不宜堆書，卻是他書齋中最惹眼的一個點綴。」

汪精衛叛逃后，經河內到上海。日軍把愚園路1136弄原交通部長王伯群的住宅撥給汪精衛當公館。這是一棟花園洋樓，1136弄是一條很長的里弄。為安全計，特工總部的頭子丁默邨、李士群下令將里弄住戶全部遷走。後周佛海、陳春圃、羅君強、梅思平等都搬到這條里弄，可謂「巨奸雲集」。

雅舍雖說是梁實秋命名的，但他並非雅舍的主人，只是房客之一。雅舍共有六間房，梁實秋居其二。他形容這裏「篦牆不固，門窗不嚴」，「雅舍之陳設，只當得簡樸二字，但洒掃拂拭，不使有纖塵。我非顯要，故名公巨卿之照片不得入我室；我非牙醫，故無博士文憑張掛壁間；我不業理髮，故絲織西湖十景以及電影明星之照片亦均不能張我四壁。我有一幾一椅一榻，酣睡寫讀，均已有著，我亦不復他求。但是陳設雖簡，我卻喜歡翻新布置」。「雅舍所有，毫無新奇，但一物一事之安排布置俱不從俗，人入我室，即知是我室。」這最後一句話，至今依然是耐人尋味的。

徐世昌在河南輝縣距城西南二里來地的地方置了一片稻田，並於田中起房，命其名為「水竹邨」，他也就勢得了一個雅號——水竹邨人。水竹邨環房四周都挖成渠道，水面種荷養魚，周遭栽植綠竹，儼然一派北國江南、閒情逸緻的色調。徐世昌卻非閑人，在水竹邨里，他經常秘會各地到訪的政客，大做政治交易，飲宴之類的活動自然是少不了的。徐世昌在輝縣購有大量地產，水竹邨僅其中之一。他在城西還購置一山一庄，在縣城有一座堪比京城王府的公館。在北京東四五條和天津英租界，徐世昌也都擁有富麗堂皇的豪宅。

1934年，荊有麟對南京的街面有這樣一番觀察：「每一座洋房的旁邊或附近，好像是規定似的，總有一些茅草屋。洋房裡的主人翁，出入是汽車，不用說，很闊氣了；而他的芳鄰，卻不是拉車的，就是種菜或者做小生意的。以我想：大概十個茅草屋人家的一月勞動，不能夠一座洋房內的主人的一日開銷，因為很有些洋房內弄『中』、『發』、『白』，往往幾小時的輸贏，就在幾百元以至幾千元以上呢。」

陳璧為晚清郵傳部尚書，民國以後一直在北京當寓公。他家光客廳就好幾個，有「內外大小」之分。大客廳是把四大間房子掏空的中西結合式房屋，三面共計20扇大玻璃窗門，南北兩面都有寬大的走廊，面積在100平方米以上，中間用一個落地罩把長方形客廳分成正方形的兩個區域。一個中式布置，靠牆是大紫檀螺鈿官榻，三面雕花欄杆，炕桌，腳蹋，秋香色萬壽貢緞坐褥。官榻左右兩面各放一座八尺高的大紫檀螺鈿穿衣鏡。當間為大紫檀鏤花圓桌，六個墩子。周邊是三對紫檀太師椅並茶几。牆上掛著林則徐和成親王的大對子。另一個區域是西式布置，五彩地毯，當中放著一大六小七張大皮沙發，前有茶几，後有多寶格、裝殿版《二十四史》的檀木箱子。四面窗前都是紅木琴案，上放花盆。陳去世后，子孫分家，同居這個宅子，客廳共用。後人陳綿成了導演，便將客廳用來排戲。不少名演員如石揮、張瑞芳、白楊、唐若青等都到過這裏。

燕東園在燕園的東門外，是燕京大學教授宿舍。有近三十幢灰磚兩層樓洋房，周邊是圍牆。小樓中打蠟地板、壁爐、地毯、水汀（暖氣）、衛生間、冷熱水、陽台、庭院等一應俱全。可謂北京當年首屈一指的宿舍區。

上世紀20年代末，胡適在上海期間，住極司菲爾路49號，與馮自由是鄰居，對面是張元濟家。曾借住於此的胡適的弟子羅爾綱描述說：「胡家這座小洋樓共三層。樓下是客廳、飯廳和廚房，二樓前面是涼台。涼台後是一間大房，是胡適寢室，胡師母看書、織毛衣整天在此。第二間是胡適書房。第三間是個北房，作為我的工作室和卧室。三樓是胡適兩個小兒子胡祖望、胡思杜和侄兒胡思猷、外甥程法正的寢室。」

民國時期，杭州西湖邊上有許多類似劉庄那樣的私人別墅，有人悉心考察記錄過。如徐庄，「臨湖數畝，屋少而精」。如中行別業，原是王克敏第九妹的私產，后因負債而歸中國銀行，「佔地不多，精緻殊甚」。如青蓮精舍，「依山面水，極見匠心」。如葛蔭山莊，「門臨大道，雙環常掩，往來均由湖道。蓋荷花深處，剌艇相迎，其中另有佳趣」。如孤雲草舍，是一座紅磚造的五層洋房，抗戰爆發時，朱家驊任浙江省主席，借住這裏，許多重ｈｔｔps://ｒｅａd•９９ｃsw•coｍ要會議常在此召開。

五四運動后，曹汝霖因家被火燒，一度住在北海團城。當時團城屬京綏鐵路局看管，曹在此閉門謝客，以寫字消磨時光。後來全家暫時搬到天津德租界，直到趙家樓的房子修好后，才搬回來。但曹仍來回于京津兩地。1922年春，曹又在燈市口同福夾道5號蓋起一所新住宅，規模堪稱宏偉，東院還有個戲樓。抗戰爆發前後，曹汝霖賣掉同福夾道5號的房子，遷入東公安街2號屬於鹽務署公產的一棟洋房。王克敏當上偽華北政務委員會委員長后，看中了這幢房子，叫曹汝霖騰出來給他住。曹說：「你在外交大樓住著不是挺好嗎？何必要這個地方？」王說：「那是辦公的地方，不能久住。」堅持要曹搬出，曹雖極為不滿，也只能私下發發牢騷，最終還是在貢院大街4號典下一所房子搬了過去。

浦江清初到清華時，系單身教工。分配到的宿舍朝北，不見陽光，冬天甚冷，房間也不大，故「人無有取之者」。浦江清搬入后，書架、床、桌、字畫等一布置，頓顯出幾分優雅。他在日記中寫道：「而搴幃外視，適臨廣庭，絲柳數株，天然韶秀。」

1935年，丁玲被捕出獄后，曾借宿于林學家傅煥光在南京中山門外苜蓿園的房子，這房子位於傅的私人農場的庭園中。庭園內有果樹、紫藤及一些名貴花木，實際上是一個苗圃。傅家的房屋大小十幢，其中茅草蓋頂的幾間日本式房屋，牆壁呈粉紅色，冬暖夏涼。窗外林木成蔭，前面有一塊大空地，四面是竹子圍籬。園內的房舍，除傅家自住外，尚有一些余房被特務頭目徐恩曾（傅在南洋公學時的同學）借走。后國民黨的不少高官，包括蔣介石、于右任等常在假日到此休憩，因而一到周末，這裏便車水馬龍，但平時十分幽靜。丁玲住在這裏，實際處於「幽禁」狀態。中統特務為了監視丁玲，還同時安排已變節的姚蓬子一家，與丁玲一家同住在幾間西式平房裡。其中就有姚蓬子四歲的兒子姚文元，丁玲當時曾給他吃過糖果。

又如周作人在北平八道彎的書房——苦雨齋（后更名苦茶庵），梁實秋寫道：「書房佔據了里院上房三間，兩明一暗。裏面一間是知堂老人讀書寫作之處，偶然也延客品茗，几淨窗明，一塵不染。書桌上文房四寶井然有致。外面兩間像是書庫，約有十個八個書架立在中間，圖書中西兼備，日文書數量很大。」說完周家的書房，梁實秋接著發了一句意味深長的感嘆：「真不明白苦茶庵的老和尚怎麼會掉進了泥淖一輩子洗不清！」

吳宓於1925年入住清華工字廳西客廳，取名「藤影荷聲之館」，當年梁啟超也曾在此「賃館著書」。後來葉公超搬來與吳為鄰，「一浪漫，一古典，而頗為相得」。吳宓在工字廳的住所從某種意義上說，具有文化沙龍的功能。1926年7月8日，陳寅恪來清華就職的當天，即是吳宓從城裡把陳接到學校，「住西客廳」。「王靜安先生來，久坐」、「陳寅恪、趙元任等攜蒯壽樞來室中小坐」、「金岳霖來」、「曹校長陪導錢方軾來宓室中晤會」、「楊振聲來，宓與談『翻譯』一課內容」、「招葉企孫來此小坐」、「馮友蘭君如約來」這樣的記載曾三天兩頭出現在吳宓的日記里，陳寅恪也曾借吳宓住所設宴請客。抗戰勝利后，季羡林回清華教書，他曾回憶說：「我住的工字廳是清華的中心。我的老師吳先生的『藤影荷聲之館』就在這裏。他已離校，我只能透過玻璃窗子看室中的陳設，不由憶起當年在這裏高談闊論時的情景，心中黯然。」1930年9月，吳宓去歐洲遊學一年，行前，校內一些單位看中了他的住所。8月14日，理學院代理院長熊慶來找到吳宓，想拿「藤影荷聲之館」當數學系的第二預備室，被吳宓「嚴詞拒之」，他在當天的日記里說：「且謂如校中必欲取回此室，則宓第一步今年不出洋；第二步退回聘書，舍清華而改任他校教授。若私人慾得此室，則當認為仇敵，悉力抵抗周旋。毋謂宓平日謙和，便可欺也云云……」行前三四天，他又在日記中記道：「今茲將行，對清華園風景之幽美，及西客廳生活之安逸，乃深戀戀也。」9月12日，他離開校園時，還「回望久居安適之西客廳，不覺凄然」。

上世紀30年代，張元濟七上廬山。他在賀陳三立80壽詩時，注有一句「先後三次亟思追隨，終老於此」，足見他對廬山的留戀。后張元濟花4000元買下牯嶺路118號一所別墅。對面117號是江西省主席熊式輝的別墅。蔣介石夏天去廬山避暑時，有時也在熊家開會。如1934年蔣在熊府召開國防會議，恰值張也在山上，蔣曾去張家探望。

抗戰時期，名報人張友鸞住在重慶大田灣，房子破陋不堪。張恨水曾為這房子題名「慘廬」。張慧劍贈名「未完堂」，意為此屋看上去一溜歪斜，似未完工；另一層意思是張妻連生「六個毛」后，又挺上了大肚子。

上世紀20年代，聞一多任北平大學藝術學院教授時，住在西京畿道。這是一個有兩棵棗樹的小院子，這一點和魯迅在西三條的院子相仿。房間還算寬敞。聞家的特別之處，是客室的牆壁和天棚全部用黑色亮光紙裱糊，桌子上和窗台上襯以一些小古董，雖不免給人以「陰森」的感覺，但極富藝術氣息。半個多世紀后，當年到過聞家的作家蹇先艾仍對那間客室的布置印象清晰。

〖米糧庫4號是一座寬綽的大洋樓。洋樓前是一個很大的庭院，有樹木，有花圃，有散步的廣場。庭院的左邊是汽車間。從大門到洋樓前是一條長長的路。從洋樓向右轉入後院，是廚房和鍋爐間，還有一帶空地，空地後面是土丘，土丘外是圍牆。走上土丘可以瞭望。洋樓共三層，一樓入門處作客人掛衣帽間，進入屋內，左邊是客廳，右邊是餐廳，客廳背後很大，作為進入大廳的過道，亞東圖書館來編胡適著作的人住和工作都在這裏，汪原放來也住這裏。從那裡向東就進入大廳。這個大廳高廣寬闊，原來大約是一個大跳舞廳，胡適用來作藏書室。大廳的南面，是一間長方形的房，是胡適的書房。書房東頭開一小門過一小過道，又開一小門出庭院，以便胡適散步。大廳北面有一間房，作為我的工作室和寢室……二樓向南最大的一間房是胡適胡師母的寢室，另有幾間房是胡祖望、胡思杜的寢室……樓上有兩間浴室、衛生間，胡適胡師母用一間，我和胡祖望、胡思杜用一間。三樓我沒有上過，女傭楊媽住在上面。〗

1947年，白崇禧是南京政府的國防部長，住在雍園。一次，他要手下查查住處周邊的情況，這一查，嚇了他一跳，他的四鄰住著：軍統頭子毛人鳳，勵志社頭子黃仁霖，和他對窗而隔的是參謀本部一個情報人員，此外還有一家日本人，是蔣介石僱用的特務。白說：「這幫人惹不起，到上海住一段時間吧。」

抗戰勝利后，黃裳作為記者去南京採風。在一家舊書店閑逛時，聽老闆說起大漢奸陳群的「澤存書庫」，便去造訪。那裡九九藏書已成為中央圖書館的一個閱覽處，黃裳被引入一間小巧玲瓏的客廳，「裡邊布置楚楚，沙發古畫，不染纖塵。窗外小池假山，居然頗有幽趣」。

雅舍是梁實秋抗戰期間在重慶北碚的寓所。重慶是山城，雅舍依坡建在半山腰，訪客到這裏，先要上七八十級土台階。這還不算什麼，更「離譜」的是，客人進屋后，還得上坡。「因為屋內地板乃依山勢而鋪，一面高，一面低，坡度甚大，」梁實秋說，「客來無不驚嘆，我則久而安之，每日由書房走到飯廳是上坡，飯後鼓腹而出是下坡，亦不覺有大不便處。」

民國初年，商務印書館的營業狀況蒸蒸日上，張元濟年分紅在萬元以上。他花5000元在極司菲爾路買了兩畝半的一塊地皮，請英國建築事務所設計一幢三開間兩層樓洋房，三層為尖頂閣樓。當時的洋房一般是紅磚青磚相間，張家則是一色的青磚，門窗用墨綠色油漆，顯得頗有特色。張元濟在這裏一直住到1939年。他喬遷時恐怕料想不到，十多年後，竟然與臭名昭著的「76號」魔窟為鄰。

崇實學校是北平一所教會學校，作家蕭乾在那裡讀了近十年書。每周日一早，學校整隊到禮拜堂做禮拜，回來時要穿過洋牧師們居住的一個大院，能看見這樣一幕場景：院子里是一幢幢兩層洋房，周圍是綠茵茵的草坪，路邊松木成行。家家門前都有專用的鞦韆和沙土地，時有金髮碧眼的孩子在一起玩。走過門前總能聞到令人垂涎的肉味和牛奶味，陽台上擺滿了花盆。廚師、花匠幹活時都身著潔白的制服。穿過這個天堂般的院子之後，蕭乾還得回到大雜院的小屋裡，用雜和麵糊糊充饑。

九一八事變前，張學良在瀋陽帥府旁邊蓋了兩所住宅。其中一棟為趙四小姐居住，張請西門子洋行為這棟樓房裝飾最新式的花燈，共花費兩萬余元。施工時，西門子洋行出於安全考慮，特地為趙宅設計了一種「無影反光燈」信號，即只要有人進門，室內即能察覺，以便及時防範。但工程未了，九一八事變突然發生，遂作罷。

左邊是二樓二底兩層房屋，迎門一座樓梯，樓上兩間卧室和浴室，樓下前客廳后餐廳，傭人的下房有兩處，一是門右邊的門房，一是後院興工時期所建造的臨時公寮。

齊白石家的門上貼一紙條：「晚過九時不開門。」

北洋政府時期，中法實業銀行法方總經理名裴諾德。他的住宅在安定門內后圓恩寺，後來的圓恩寺電影院只是他家的一部分。這個院子原歸晚清重臣榮祿，后被中法實業銀行購入並加以改造成為總經理的宅第。

四川軍閥范紹增有三四十個姨太太。為了安置她們，上世紀30年代，范花費一二十萬銀洋，在重慶建起一個約佔半條街的公館——范庄。范庄為花園式建築，內有三座三層洋樓。從高到低，橫向排列。每棟樓內設男女客廳、舞廳、飯廳，二三層各有住房十套，整體設計新穎，裝修華麗；另闢有健身房、檯球館、游泳池、風雨網球場；大門側面養著獅、虎、熊等動物。范庄落成后，范每日公務之餘，便在新公館里擁妻摟妾，男歡女愛。

院內由一座很講究的樓房、數十間平房及寬敞的庭院組成。宅內有游泳池、網球場、檯球房、健身室、圖書室、大客廳、大餐廳、舞廳、盥洗室、小書房、浴室、卧室、汽車房、洗衣房、男女佣人房等等。各室的陳設除少量中國古董外，大部分是從法國購買或定製的。傢具也是除少量中國硬木條案桌椅外，全從法國定製。其他如餐具、桌布、餐巾、手巾、床上用品、毛織品等，也都是從法國定製的。所有定製品上，都帶有法文「中國實業銀行」縮寫「BLC」字樣的圖案。宅內許多房間的頂棚和牆壁，是用鉛錫做里加木板包鑲起來，外面用各色大緞裝裱。各種規格的鋼絲彈簧床，都附有鴨絨枕被。各屋地板上鋪滿定製的栽絨地毯。銀行倒閉后，巴黎派來的調查人員，看到這裏的情形，曾喻之為「王宮」。

黎元洪時代，曹錕篡位心切，不擇手段地對黎施壓，竟然一度切斷了黎元洪在東廠衚衕住宅的水電線路，對黎身心和生活構成嚴重威脅。那些日子，農商總長李根源天天去黎宅，名為保護總統，實則李系一介文官，又無衛士，只帶著程硯秋去黎家「保駕」。當年在北洋政府總長之間，風行接納唱青衣或花旦的京劇演員，如交通總長吳毓麟捧尚小雲，司法總長程克捧朱琴心，李根源則捧程硯秋。

小說家畢倚虹住在上海西門路慶祥里。他與人通信，信封落款常寫「西門慶寄」。

林語堂到上海后，沒住弄堂房子，生活較之一般文人要優裕一些。他住在善鍾路一套西式公寓里，書房、客廳、卧室、衛生間、廚房等一應俱全，但沒有車庫和傭人房間。他家雇有一男一女兩個傭人。男的住在外面，每天來上工；女的因為要照顧林的三個女兒，住家裡，在廚房地板上打地鋪。後來，林搬到愚園路一所相當寬敞的花園洋房中，庭院很大，林蔭花草環繞，又是今非昔比了。

室外的花園面積約是建築面積的三倍，有一條三米寬的小溪穿過草坪。灌木叢中有假山坐落，取自然園林式布局，散步其間令人不覺身處鬧市。室內除沙發、茶几、桌椅等傢具外，牆上掛的四幀八大山人的花鳥條幅尤其引人注目。

蔣介石總共來這裏住過六七次，最長一次也不過兩個月。宋美齡則時不時地來住上一段，整理整理私宅，和兩個姐姐敘敘天倫之樂。

西南聯大成立后，雖建成新校舍，但條件相當艱苦。男生宿舍都是土牆草頂，牆上開幾個方洞，方洞上豎著幾根不去皮的樹棍，便是窗戶。每間房子的兩邊各擺十張上下鋪的雙人床，即一間房住四十個學生，環境可以想見。

1939年春，日軍飛機轟炸成都，作家李劼人從城內疏散到郊外沙河堡鄉間，便借勢在一菱角堰邊蓋了一所黃泥築牆、麥草為頂的住所，他在門楣上題了「菱窠」兩字，頗有竹籬野舍的逸趣。曾到此作客的宋雲彬在日記里寫道：「李劼人是一個很懂生活的人。他家的房子是泥牆草頂，但裏面的陳設很講究，布置得很雅緻。他說他的屋子因為泥牆打得厚，好比人家窯洞，所以冬暖夏涼、非常舒服雲。」

錢昌照任南京政府教育部次長時，只住三間房子。張伯苓去其家后嘆道：次長生活極為簡樸！后錢向人借了一筆錢，在南京的上海路蓋了一所房子。這筆債直到抗戰後才還清。

張恨水說，他擇居的一個必需的條件，是有樹木的大院子。

北洋政府時期當過江西省長的胡思義，卸任后在上海新閘路辛家花園和清涼禪寺之間置下洋房一棟，兼做棉紗、公債生意，應酬無虛日。本來他這寓公的日子過得相當愜意，然而世事難料。有一夜，江西奉新一鹽商在南京路新新酒樓設宴，胡赴宴歸來，行至距其寓所約200米的地方，幾個身著黑衣短褂的彪形大漢突然從清涼禪寺門旁躥出，健步攔住胡所乘包車，將其架入路邊一輛汽車中，以黑布蒙住雙眼。胡遭綁票后，家人與劫匪討價還價，最終說定5萬元贖票，並商定日子票款互換。忽因另案破獲，胡未破九*九*藏*書財即被救釋歸。胡出來后已成驚弓之鳥，不敢再回寓所逗留，只在滄州飯店住了幾個晚上，料理了未了事務后，便回南昌了。

抗戰爆發后，上海市民紛紛湧向租界，致房屋大為緊張。畫家錢化佛在淡水路租了一間小屋子，五個兒子集於一堂，簡直沒有迴旋餘地，他戲言：「這真是所謂五子登科（窠）了！」

上世紀30年代，學者楊振聲在北平時，每年夏天都在頤和園內賃屋而居，用大約300元可以租一個夏天。楊振聲對梁實秋說：我過的是帝王生活。

宋美齡在上海有一幢陪嫁的房子，位於賈爾業愛路。這房子原為一外國人所有，后被宋家買下，在上海不算是頂級洋房。正房約四開間寬，縱深很大。樓下是一個大客廳，容40人不擠，可以放電影。勵志社頭目黃仁霖曾在這裏主持放過一部美國電影，觀眾除蔣介石夫婦外，還有孔家的子女和少數侍從人員。

一進弄堂口，滿地鋪著大方塊的水門汀，院子里不怎樣嘈雜，從這院子出入的有時候是外國人，也能夠看到外國小孩在院子里零星的玩著。

女作家石評梅離開北大后，住在一個破廟的南屋，人稱「荒齋」。經她一布置，這間陋室便顯得趣味盎然：花色素雅的窗帘，盆栽的菊花和小梅樁，嵌在鏡框里的李清照畫像，榮寶齋的詩箋，古玩店的小擺設以及兩把藤椅和一套茶具。一切就緒后，石評梅滿意地站在屋子中央環顧四周，命其屋名為「梅窠」。後來，高君宇在寫給石評梅的信中說：「我們的歷史一半寫于『荒齋』。」

魯迅先生家裡，從樓上到樓下，沒有一個沙發，魯迅先生工作時坐的椅子是硬的，休息時的藤椅是硬的，到樓下陪客人時坐的椅子又是硬的。

徐悲鴻的友人謝壽康當年供職南京市民銀行，認識不少地產商。1931年，謝聽說傅厚崗一帶有十幾畝地出售，便約吳稚暉、徐悲鴻夫婦等去看。吳出3000元，替徐家買下其中的兩畝，餘下的分由段錫朋、楊公達等五六人買下，大家購地蓋房，成了鄰居。吳稚暉還為徐家募集到一筆可觀的蓋房費用。當年年底，徐宅建成，蔣碧微描述說：

胡適辭去中國公學校長回到北平后，任北京大學文學院院長，住在米糧庫4號，羅爾綱仍住胡家，對胡宅仍有細緻的描述：

馮玉祥曾在一篇回憶文字中提到蔣介石在南京湯山的浴室：「蔣介石請我到南京的湯山去洗澡，我看那裡布置得好極了，門口外邊有兩個憲兵，院子裡邊有各種的花草，有一個廚房，來的時候，可以吃點心，也可以吃飯。裏面是幾個洗澡的池子，這就是蔣介石洗澡的地方，不但民眾進不來，就是小官也進不來，大官若與蔣沒關係的也進不來。我們洗完了澡，蔣介石說：『常說的話：平、粵、滬、漢這四個地方拿在手裡頭，全中國就都在他的手中了。』」

魯迅先生的卧室，一張鐵架大床，床頂上遮著許先生親手做的白布刺花的圍子，順著床的一邊折著兩床被子，都是很厚的，是花洋布的被面。挨著門口的床頭的方面站著抽屜櫃。一進門的左手擺著八仙桌，桌子的兩旁藤椅各一，立櫃站在和方桌一排的牆角，立櫃本是掛衣裳的，衣裳卻很少，都讓糖盒子，餅乾筒子，瓜子罐給塞滿了，有一次某某老闆的太太來拿版權的圖章花，魯迅先生就是從立櫃下邊大抽屜里取出的。沿著牆角往窗子那邊走，有一張裝飾台，檯子上有一個方形的滿浮著綠草的玻璃養魚池，裏面游著的不是金魚而是灰色的扁肚子的小魚，除了魚池之外另有一隻圓的表，其餘那上邊滿裝著書。鐵架床靠窗子的那頭的書櫃里書櫃外都是書。最後是魯迅先生的寫字檯，那上邊也都是書。

1936年初，胡宗南時任軍長。《大公報》記者范長江在長篇通訊《中國的西北角》中稱：「胡宗南氏，正駐在甘谷西面的二十里鋪。」他住在城外「半山上的一座小廟」，「門窗不全，正當著西北風，屋子裡沒有火爐，他又不睡熱炕，身上還穿的單衣單褲，非到晚上不|穿大衣。我看他的手臉額耳，都已凍成無數的創傷，而談話卻津津有味。」

抗戰前，陶孟和在北平住北新橋，金岳霖和陶是老朋友，他回憶說：「這所房子很特別，南北兩頭是房子，中間是一個大花園，主要花可能是海棠、丁香。北屋是中國式的；南屋是北平特有的早期西式的房子，它本身似乎沒有什麼可取的地方。但是整個房子的布局很特別，我覺得應該保存，也可以用此來紀念陶先生。」

1920年，羅振玉在天津法租界秋山街蓋起嘉樂里新宅，合家遷入。羅是藏書家，羅公館西首房舍便闢為「貽安堂經籍鋪」，由其長子經營銷售他在日本編印的古籍。1928年，羅舉家遷往旅順，將這所房子以六萬元出手。這在當年，是賣了一個很合算的價錢。

潘復晚年常住天津，其小營門住宅建有東西兩座大樓。東樓樓下為客廳和書房，書房名華鑒齋，內藏價值連城的宋版《通鑒》一部和《華山碑》拓本。潘的原配住東樓，大姨太太張靜娟居西樓。潘雖曾貴為一國總理，在家卻做不了主，家政由大姨太太張靜娟一手把持，潘要花錢也得向她要。張靜娟居西樓后，便想與潘的正室爭名分，把姨字取消，以高抬身份。潘不得已令家中上下人等稱原配為東樓太太，大姨太太改稱西樓太太，儼然成了帝王時代的「東西兩宮」。

1936年，范長江和杜文思都是供職上海《大公報》的青年記者。范長江看上了霞飛路康綏公寓的一處房子——清潔幽靜，設備齊全，24小時熱水供浴。房租自然不菲，每月40餘元。范找到杜，提出兩人合租，並動員杜節衣縮食，換取一個好的閱讀環境。杜雖感這20多元房租是個重擔，但經不住「清潔、安靜、衛生」的環境的誘惑，最終答應了范長江。他們住在後樓，杜文思後來回憶說：「前樓二房東是位安嫻幽靜的于小姐。某次，在公寓我到門口即將外出，忽然門鈴響，我開門，來客是紗業巨子繆雲台，見到我愕然不悅。適二房東于小姐從前樓趕到門口，她向繆介紹我是后樓房客杜先生，我釋然和藹地說：繆先生好！數日後，于對我說：杜先生，原來你早和繆先生相識，他還記得你是《大公報》記者，是搞工業的。」

段祺瑞一生沒有不動產。他在北京時，一直租房子住。原配去世后，段娶袁世凱的養女為妻，袁世凱以送義女的名義，給了段家一棟房子。這棟房子其實也無產權，原房主是與袁世凱打牌輸了40萬大洋，把房子抵押給了袁世凱，但沒給房契。等袁一死，房主的兒子拿著房契來找段祺瑞，要收回房子。段祺瑞見對方手中有房契，二話沒說，帶著一家人搬了家，他在這房子里只住了兩年。

上世紀二三十年代，葉聖陶在上海一直住弄堂房子。1935年，他撰寫一文，詳述弄堂結構的房子：「前牆通連，隔牆公用；若干所房子成為一排；前後兩排間的通路就叫做『弄堂』；若干條弄堂合起來總稱什麼里什麼坊，表示那是某一個房主的房產。每一所房子開門進去是個小天井……天井跨進去就是正間。正間背後九九藏書橫生著扶梯，通到樓上的正間以及後面的亭子間。因為房子並不寬，橫生的扶梯夠不到樓上的正間，碰到牆，拐彎向前去，又是四五級，那才是樓板。到亭子間可不用跨這四五級，所以亭子間比樓正間低。亭子間的下層是灶間；上層是曬台，從樓正間另一旁的扶梯走上去……弄堂房子的結構確乎值得佩服；俗語說，『麻雀雖小，五臟俱全』，弄堂房子就合著這樣的經濟條件。」

1948年初秋，林洙中學畢業后，從上海到北平求學，父親把她介紹給同鄉林徽因教授。她後來回憶說：「我來到清華的教師住宅區新林院8號梁家的門口，輕輕地叩了幾下門。開門的劉媽把我引到一間古色古香的起居室，這是一個長方形的房間，北半部作為餐廳，南半部為起居室。靠窗放一個大沙發，在屋中間放一組小沙發。靠西牆有一個矮書櫃，上面擺著幾件大小不同的金石佛像，還有一個白色的小陶豬及馬頭，傢具都是舊的，但窗帘和沙發麵料卻很特別，是用織地毯的本色坯布做的，看起來很厚，質感很強。在窗帘的一角綴有咖啡色的圖案，沙發的扶手及靠背上都鋪著綉有黑線桃花的白土布，但也是舊的，我一眼就看出這些刺繡出自雲南苗族姑娘的手。在昆明、上海我都曾到過某些達官貴人的宅第，見過豪華精美的陳設。但是像這個客廳這樣樸素而高雅的布置，我卻從來沒有見過。」

學者鄧雲鄉曾記述當年的清華學生宿舍：「清華的學生宿舍，也是以『齋』為名，男生宿舍如『明齋』、『誠齋』及後來建的『新齋』等，女生宿舍叫『靜齋』。這些『齋』都是紅磚砌的三層樓，兩個人一個房間，房中有壁櫥，床都是小的可拆卸的鋼絲床，冬天全部水汀，有一位名『任浩』的在舊時《宇宙風》上寫文章介紹清華宿舍說：『整個冬天，從11月到翌年3月，在清華室內都像是夏天，睡起來蓋一條薄被就行了。』」

抗戰勝利后，周佛海將上海福開森路一幢樓房送給了顧祝同。這房子當時估值1000根條子（每條10兩黃金）。周後來得免一死，據說這幢房子幫了大忙。

抗戰初期，西南聯大在昆明郊區物色了一批臨時宿舍。茅盾從香港到新疆路過昆明時，曾來這裏造訪顧頡剛，他描述說：「他的住宅是臨街的一排平房，附近沒有商店，也沒有市井的喧囂和塵埃。屋前用竹籬圍出一長條花圃，栽有花草。房間寬敞明亮，室內陳設典雅，傢具雖多藤竹製品，但做工精細，給人以幽靜舒適的感覺。」茅盾笑道：「原來你築了這樣一個『安樂窩』，怪不得不肯出門了。」

民國時期，北平一般人家，獨門獨院的，門口都釘著銅牌，刻有「趙寓」、「王寓」等。一些有點名氣的文化人，則釘塊木牌子，刻上自己寫的名字。

何應欽回國后，竇祿敏被聯勤總部指定負責何家的一切供應，經常出入何公館。一天晚上，竇開車到何家，見客廳燈光雪亮卻無一人，知道醫生在卧室給何換藥，就去了趟廁所，不想推門進去時，廁所里竟然迎面站著衛立煌和桂永清兩個總司令，二人呆若木雞。原來他們都是瞞著蔣介石偷偷來看何應欽的，一聽見汽車聲，扭頭就往廁所跑，生怕撞見突然駕到的蔣介石。

顧祝同任三戰區司令長官時，長官部曾數次轉移。每新到一地，顧必先將他的眷屬住宅蓋好，而且一定要建成西式帶廊平房，鋪上地板，裝上電燈。

郁達夫一度過的是居無定所的生活，因而嚮往「一間潔凈的小小的住宅」。他和王映霞結婚後，住所正對著一片空地。王映霞說：「我每天早晨梳頭時，老是望著這塊地皮發獃。」她想蓋一排小巧玲瓏的五開間平房，再給郁達夫蓋三間書房。恰巧有人替他們代付1700元買下這塊地，最後欠債4000元蓋起這個「風雨茅廬」。郁達夫在1935年11月的一則日記中寫道：「這一年中，為買地買磚、買石買木而費去的心血，真正可觀。」

〖魯迅先生住的是大陸新村九號。

何應欽原住南京鬥雞閘4號，抗戰爆發后遭日機轟炸焚毀。戰後，周佛海在南京西流灣8號的公館被戴笠佔據，後轉送何應欽。1946年何應欽出國后，南京敵偽產業管理處的人曾到何家清點傢具，他們發現樓下書房到二樓卧室有一條暗道可以直通，再折上三樓，是一間大房子，類似於儲藏室。內有衣物鞋帽、書籍、一套漂亮別緻的鴉片煙具以及岡村寧次、土肥原、汪精衛、蔣介石等人的簽名照。

新鳳霞當年在天津賣藝時，全家八口人——父母、三個妹妹、兩個弟弟——住在一間很小的南房裡，一間屋大半間炕，就這也睡不開。她父親想出個竅門，在炕沿裝一塊木板，安上合葉，白天放下來，晚上睡覺時用凳子支上。即使這樣，也只能是一個擠著一個地睡，誰也不能起夜，甚至不能翻身。一起夜就沒地方睡了，一翻身全家准醒。

在重慶時，吳稚暉住在一個小商店的後房，睡一張雙層的木架床。屋子又黑又小，床前那張小桌子，僅一尺來寬，二尺來長。蔣介石曾來此訪吳。

1931年，宋美齡在南京中山門外小紅山看中一塊坡地，計劃蓋一所大屋頂的西式住宅，有地下室，有平台，建成后定居於此。南京市公務局長趙子游主持建造，多位設計師拿出幾套方案，宋美齡一再提出修改意見。施工期間，室內裝飾、浴室顏色、陽台設計等多次改動，不斷拆建。南京市長魏道明請來杭州西湖藝專校長林風眠親繪室內牆壁的裝飾畫。卧室、餐廳、辦公室等大小房間的設計和布置方案，無一不是由宋美齡親自審查鑒定。有些已經實施，又一再改變。如浴室瓷磚，先是改成黃綠相間的顏色，后又改為一律藍色，再將花樣裝飾一概廢去，改成單色平面。這房子改來改去，直至抗戰爆發都沒能竣工。勝利后雖終於完工，卻事過境遷，宋美齡索性把它改建成教堂，每周日和蔣介石同去做禮拜。

杭州劉庄系廣東人劉向芻所建。劉靠豪賭起家，后又以豪賭敗家。劉有妾12人，他在院內置一座大墳，本人的墓居中，四周為12妾墓環繞。劉敗家后，除第12妾，眾妻妾紛紛散去。

魯迅先生的客廳擺著長桌，長桌是黑色的，油漆不十分新鮮，但也並不破舊，桌上沒有鋪什麼桌布，只在長桌的當心擺著一個綠豆青色的花瓶，花瓶里長著幾株大葉子的萬年青，圍著長桌有七八張木椅子。尤其是在夜裡，全弄堂一點什麼聲音也聽不到。

1933年，豐子愷自己設計的緣緣堂建成。五年後，緣緣堂毀於戰火，豐子愷對這個鄉間住宅有這樣一番細緻的追述：「正南向三開間，中央鋪方大磚，供養弘一法師所書《大智度論·十喻贊》，西室鋪地板為書房，陳列書籍數千卷。東室為伙食間，內通平屋三間為廚房、貯藏室及工友的居室。前樓正寢為我與兩兒女的卧室，亦有書數千卷。西間為佛堂，四壁皆經書。東間及后樓皆家人卧室。五年以來，我已同這房屋十分稔熟。現在只要一閉眼，便又歷歷地看見各個房間中的陳設，連某書架中第幾層第幾本是什麼書都看得見，連某抽斗（兒女們曾統計過，我read.99csw.com家共有一百二十五隻抽斗）中藏著什麼東西都記得很清楚。」豐子愷建緣緣堂花了6000元，他說：「倘秦始皇要拿阿房宮來同我交換，石季倫願把金谷園來和我對掉，我絕不同意。」

蕭紅在《回憶魯迅先生》一文中，對魯迅一生的最後一處寓所有極其細緻的敘述：

黃裳少年時代住在天津，其父為留學德國的採礦工程師。黃家租住的牆子河畔的小樓是小德張的產業，從黃家樓上後面的窗戶可以看到小德張家的院子。在黃裳的印象中，小德張家的院子很大，陰森森的，好像整天也沒人走動。「我曾幾次爬到窗口去看，不過始終沒有看到這個有名的大太監。牆子河就在前面，河畔栽了一排柳樹。夏天我有時走下去坐在柳下看書。有一次從《小說月報》上讀到鄭振鐸寫的《北宋詞人》和《南宋詞人》，引起極大興趣，整整看了一個下午。這是我第一次接觸宋詞。」

黃紹竑抗戰勝利后在南京的住處是樹德里4號，這是他當國府委員時由當局撥給的「官邸」。黃多住在上海，此處平時門可羅雀。李宗仁競選副總統時，黃因和李的關係，一時舉足輕重，許多要員紛紛來訪。一日，他在家裡的卧室兼客廳接待了陳立夫、吳鐵城、余井塘、洪蘭友等人，因衚衕狹窄，汽車開不到門口，送他們出來時要步行一段路，黃說：「真對不起，我這房子門口不能停放汽車。」他們說：「國府總務處怎麼能給你這樣的房子呢！真對不起。」黃說：「沒什麼，走幾步就到國府門口了。」

兩株大白楊樹，正好就在畫室的右邊，遮掩著西晒的太陽。後來據吳老先生的調查，說這樣的大樹，全南京一共只有三棵，我們家便佔有其二，另外一株是在城南。由於樹身高大，目標顯著，從京滬路乘火車繞過玄武湖，將抵下關車站的時候，坐在火車上遠遠地便可以看到它們。〗

錢大鈞曾是蔣介石的親信，當了多年侍從室主任。抗戰勝利后，錢出任上海市長。他在上海的官邸極其豪華寬敞，據說汽車進了院子要開15分鐘方到住所。有人將此密報蔣介石，蔣聽后很反感，錢隨即失寵，不久去職。

抗戰勝利后，一次田漢與洪深同游西湖，從岳墳入白堤，經過一個大宅子，洪深對田漢說：「這房子造得像不像一把手槍？宅主是常春恆。造好這房子不久，他被暗殺了。」

梁實秋也曾專文談及這種「一樓一底」的弄堂房子，較之葉聖陶，似乎有所發揮，等於為葉文作注：「一樓一底的房沒有孤零零的一所矗立著的，差不多都像鴿子窩似的一大排，一所一所的構造的式樣大小，完全一律，就好像從一個模型里鑄出來的一般。」「王公館的右面一垛山牆，同時就是李公館的左面的山牆，並且王公館若是愛好美術，在右面山牆上釘一個鐵釘子，掛一張美女月份牌，那麼李公館在掛月份牌的時候，就不必再釘釘子了，因為這邊釘一個釘子，那邊就自然而然地會鑽出一個釘尖兒！」「門環敲得啪啪地響的時候，聲浪在周圍一二十丈以內的範圍，都可以很清晰地播送得到。一家敲門，至少有三家應聲『啥人？』至少有兩家拔閂啟鎖，至少有五家有人從樓窗中探出頭來。」「廚房裡殺雞，我無論躲在哪一個牆角，都可以聽得見雞叫，廚房裡烹魚，我可以嗅到魚腥，廚房裡生火，我可以看見一朵一朵烏雲似的柴煙在我眼前飛過。自家的庖廚既沒法可以遠，而隔著半垛牆的人家的庖廚，離我還是差不多是近。人家今天炒什麼菜，我先嗅著油味，人家今天淘米，我先聽見水聲。」「廚房之上，樓房之後，有所謂亭子間者。住在裏面，真可說是冬暖夏熱，廚房燒柴的時候，一縷一縷的青煙從地板縫中冉冉上升。亭子間上面又有所謂曬台者，名義上是作為晾晒衣服之用，但是實際上是人們乘涼的地方，打牌的地方，開演留聲機的地方，還有另搭一間做堆雜物的地方。」

如宋春舫的書房——榻木廬，梁實秋認為是他見過的最考究的書房。這書房建在青島的一個小山頭上，與主人寓所並不相連，是單獨的一棟樓，「環境清幽，只有鳥語花香，沒有塵囂市擾」。梁實秋描述說：「在這裏，所有的圖書都是放在玻璃櫃里，櫃比人高，但不及棟。我記得藏書是以法文戲劇為主。所有的書都是精裝，不全是膠硬粗布，有些是真的小牛皮裝訂，鍍金的字在書脊上排著隊閃閃發亮。也許這已經超過了書房的標準，接近於藏書樓的性質，因為他還有一冊精印的書目，普通的讀書人誰也不會把他書房裡的圖書編目。」

廚房是家裡最熱鬧的一部分。整個三層樓都是靜靜的，娘姨的聲音沒有，在樓梯上跑來跑去的聲音沒有。魯迅先生家裡五六間房子只住著五個人，三位是先生全家，餘下的二位是年老的女用人。〗

郁達夫和林語堂都對杭州的城隍山頗有好感，兩人曾商量集資買地，在山上蓋一個俱樂部。他們盤算用一千元買地，四千元造房。但當兩人實地考察時，發現山上幾處最好的位置，都被有錢有勢、不懂山水的人侵佔去了。再選址只能是南山之下，與山居的原意已屬不合，遂遺憾地作罷。

當年，清華教授的宿舍條件優裕。聞一多、周培源、吳有訓、雷海宗等50餘戶住清華西院。聞一多住49號，有14間房子。1935年後，聞一多、俞平伯、周培源、陳岱孫、吳有訓等又遷入清華南院，這裡有30棟新蓋的西式住宅，每戶一棟，內有書房、卧室、餐廳、會客室、浴室、儲藏室等，電燈、電話、熱水等一應俱全。

梁巨川曾是閻錫山第三集團軍總司令部行營主任。1929年，他接前清太監趙德山密告，稱西四牌樓羊肉衚衕7號是清朝某王府，宅內地下藏有大量銀子。梁據情報告閻錫山，閻即決意收購此宅，並由山西省銀行北平分行撥款3萬元。購下后，梁派一個排的衛兵住在宅內看守。當年8月，動工開挖，共僱用20多名工人，施工期間許進不許出。如此一個多月，把7號住宅地下挖了個遍，也沒見半兩銀子，而地下滲出的水卻越來越多，只好用抽水機排泄，致滿街污泥濁水。負責辦理此事的山西銀行經理王子壽將情狀上報閻錫山，閻複電要王將6號和8號也設法買下，繼續施工。總共挖了近半年時間，王子壽後來嘆道：「這也太開玩笑了，不但銀子沒有挖到，反而花了十來萬！」

除了雅舍，梁實秋還品評過一些學者的書房。

1917年冬，段派在北京西城安福衚衕購置了一個大宅子，作為其派系議員聚會的場所，名為梁宅。起初參加聚會的有十來人，既無組織，也無召集人，參与者大多是晚上閑著無事，來這裏坐坐。後來加入者漸多，又添置了棋類、麻將牌等娛樂用品。到臨時參議院即將結束，兩院選舉即將到來時，梁宅才越來越染上政治色彩，段派要角王揖唐等也時常來參加。這時，大家認為應該有一個正式的政治組織，用梁宅的名義又似有不妥。有人提議：「這個梁宅不是在安福衚衕嗎，安國福民，名詞很好，就叫安福俱樂部吧。」與會者一致同意。於是，操縱中央政權達兩年併名噪一時的安福系，就這樣形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