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春，泰戈爾來華，訪問北京后，由徐志摩和英國人恩厚之等陪同去山西。行前在車廂里，徐志摩還在給林徽因寫信，墨跡未乾，車已開動。恩厚之發覺徐志摩手持信箋，表情傷感，趁著熱鬧混亂，把信取過替詩人收藏起來。這封沒有發出的信後來成了藏品，上世紀80年代被發表出來。

梁漱溟的一個學生有一次和梁漱溟夫婦同坐一趟火車，見梁夫婦間一路無話，就對梁漱溟說，旅途中應該聊聊天，怎麼你坐在那裡一言不發？梁漱溟說，你不要以為我是在閑著，你看我閑的時候可能是我最忙的時候。

上世紀20年代初，周有光在常州念中學，家在蘇州，因而經常往返于滬寧線上的常州與蘇州之間。他後來回憶：「常州到蘇州很方便，那個時候來回火車票是一本一本買的，一本10張，撕一張給檢票員就可以上火車了。」

黎元洪任大總統時，住北京東廠衚衕。有時晚上騎馬到東華門大街真光影院看電影，散場後去東安市場的國強咖啡館喝咖啡。國強的茶房老溫在東安市場的從業經歷貫穿民國的始終，曾多次接待黎元洪。

上世紀20年代，學者陳西瀅說：「（上海）南京路上的汽車比十年前多了不知多少倍了。你如果像我一樣在那裡立一會，數一數來往的汽車，你就會發現每十輛汽車至少有七八輛里坐的是黃頭髮、藍眼睛的人。」

孫中山和章太炎都住上海時，章太炎常僱人力車去孫家，但歸途卻不識路，每次都由孫派人另雇一車送章回家。某次孫派人送章出門，門口只有一輛人力車，章坐上車即令車夫快跑，本欲送章回家的人等到另一輛車來時，章早沒了蹤影。車夫半路上問章去哪裡，章說：「家裡。」車夫問家在哪裡，章答在馬路上弄堂里，弄堂門口有一家紙煙店。結果是章一直坐著人力車在街上打轉。

《申報》老闆史量才的遭遇與楊杏佛相近。1934年10月。史量才去杭州休養，11月13日午後，乘汽車沿滬杭公路回上海，同車還有史的妻子、兒子、侄女等，加司機一共六人。當天下午3點左右，汽車行至海寧附近的翁家埠時，突然被一輛汽車擋住去路，車上跳下數名匪徒，持槍先將司機打死，史量才等見狀紛紛下車逃命，被匪徒追擊。史原本已逃入一個茅屋，從後門再逃時，因不認路，避於一個乾涸的小池塘里，被追來的匪徒發現，一彈穿其兩耳，史當場斃命。其子則得以逃脫。

張中行小時候生活在河北香河農村，他叔叔家養著一頭「識途」的黃牛。張的姑姑住一二十里之外的另一村，有時幾個孩子去看姑姑，就讓這頭牛拉車出征。孩子坐上去后，大人牽著牛送到村外岔路上就撒手不管了。牛自己掌握方向和速度，走得很慢，孩子可以在車上東張西望、打打鬧鬧，或下車掐一把花草再上來，十步八步就能趕上，牛一直把車拉到姑姑家門口才站住。午飯後回來，孩子累了，往往睡一路，有九九藏書時牛把車拉到本村家門口停下來，他們還不醒。

溥儀沒出宮時，為學自行車，把宮裡許多門檻都鋸了。有一次他騎車亂轉，被一個在宮裡裝電燈的看見了，連忙下跪向他討封，溥儀笑道：「封你一個鎮橋侯（猴）吧。」這是北京當年橋頭行乞者的諢名。有人據此認為：溥儀小時候夠壞的，屬於「陰壞」一類。

1937年秋天，為避戰亂，茅盾把兩個孩子從上海送到內地。回程從武漢買了張到杭州的車票，10月24日發車，抵杭州已是11月5日，走了將近兩個星期。

胡適辭去中國公學校長后，全家於1930年11月28日離開上海去北平。當日胡適門生羅爾綱隨胡適一家四口乘計程車到火車站，他說：「滿以為胡適廣交遊，徽州親戚也不少，今天月台一定站滿親朋來送行的。誰知半個影子也沒有。」火車抵北平前，羅爾綱又以為胡適是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董事會的負責人和北京大學文學院院長，至少這兩個單位應該有人來接，「誰料車進了站，同樣連影子都沒有。」只有胡適的表弟雇了一輛汽車，把他們領出車站來到汽車前，隨即也離開了。

上世紀30年代，顧頡剛一度受聘于北京大學和燕京大學兩個單位，並任燕京大學歷史系主任。兩校一個在城裡，一個在郊外，相距30里，顧則住在西皇城根5號。顧頡剛為此買了一輛汽車，奔波于兩校及各種應酬活動之間，他每月因此支付的費用為司機20元，汽油100元。由此可見顧頡剛收入之不菲。

金城銀行老闆周作民奉行有飯大家吃的管理之道。上海總行內，私人汽車有二十多輛。都由銀行負責汽車的開銷。有人評論說：換一個人當總經理，看到這許多坐汽車的開支，一天都受不了。而周作民就是憑著這種做派，號召兩千多人糊裡糊塗地替他出儘力氣。

溥儀成了廢帝后，常和婉容坐著小汽車出宮轉悠。去的最多的地方是頤和園和玉泉山。每次出門，都排成一列由幾十輛小汽車組成的車隊。他不時讓司機加速，在上世紀20年代的北京，竟然開出時速六七十公里以上的瘋狂速度。直至把隨同出行的「內務府大臣」紹英嚇得緊閉雙目，雙手合十，大呼「南無阿彌陀佛」。

民國時期的一些名流如吳稚暉、梁漱溟等，為倡導人道主義，出行時堅持不坐人力車。陶行知更甚，一次因急事坐了回人力車，半道上非要和車夫對換，讓車夫滿含熱淚地坐了半程車。學者劉文典常在課堂上怒斥人力車的不平等，課後則赫然登上人力車而去。

1946年3月17日上午10點，戴笠自青島乘航委會222號運輸機飛南京。一說戴笠此行是為了接影星胡蝶一同赴滬，實則胡蝶並未與戴笠同行。下午1點左右，飛機到達南京上空，因遇雷陣雨，無法正常著陸。南京明故宮機場打開導航台，引導飛機穿雲下降。如不行，則改飛上海或濟南。但上海、濟南上空hｔtｐｓ://ｒeａd.９９cｓw•ｃｏm天氣也不好，222號飛機只好在南京再作穿雲下降。飛機在雲霧中失去方向，與地面聯繫困難，雷雨中三次下降都越過機場，無法著陸，最後一次下降時偏飛至江寧縣。下午1時6分，222號飛機與地面電訊聯絡突然中斷，地面多次呼叫也聽不見機上的訊號。最終高度只有200米的板橋鎮戴山，成為戴笠此行的葬身之地。

1925年，俞平伯在一篇文章中說：「我在江南的時候最喜歡乘七點多鍾由上海北站開行的夜快車向杭州去。車到杭州城站，總值夜分了。我為什麼愛搭那趟車呢？佩弦（朱自清）代我說了：『堂堂的白日，界畫分明的白日，分割了愛的白日，豈能如她的系著孩子的心呢？夜之國，夢之國，正是孩子的國呀；正是那時的平伯君的國呀！』我雖不能終身沉溺於夜之國里，而它的邊境上總容得我的幾番彳亍。」

1924年暑假，西北大學與陝西省教育廳聯合舉辦一次暑期講演會，從北京請去十位著名學者，魯迅、蔣廷黻等都在內。他們先乘火車到陝州，然後取道黃河往西安。負責接待的張辛南先到陝州，雇了兩隻民船。不料行船不久，就趕上狂風暴雨，晝夜不息。次日早晨風雨停息后，船主帶著幾分后怕說：「昨天晚上險呀！如此大風，船不能下錨，倒行十余里，如果倒行到鬼門（陝州附近黃河中有砥柱山，兀峙中流，分河為人、神、鬼三門，惟人門可通舟楫，其險過於長江之三峽），那就沒救了。幸託庇龍王爺保佑，得安然無事，諸位先生真是大命的。」

1928年首都南遷后，闊人們各奔東西，北平的汽車市場也跟著疲軟。二手車高不過1000元一輛，低者僅百八十塊。北大教授劉半農說：「我們朋友中，從前同是兩輪階級，現在升做四輪階級的也不少，有時間上什麼地方去，承他們的邀請我同坐，我也就樂得大揩而特揩其油！」

1918年5月13日，即徐悲鴻與蔣碧微「私奔」的前一天，徐秘密通知蔣碧微，要她當晚悄悄離家，雇黃包車到愛所亞路長發客棧找他，並叮囑說：雇車要找留辮子的車夫，因為那種人比較老實可靠。

李四光從美國回來后，任北大教授，兼北京圖書館副館長，每月收入500元。他平時騎自行車上下班，曾被魯迅撰文譏諷。

1933年6月18日上午8點，中央研究院總幹事楊杏佛和兒子楊小佛登車出門，轎車剛開出中央研究院大門，四個早已埋伏多時的特務便一起衝出，拔槍圍著汽車亂射。司機負傷后破門而出，楊杏佛愛子心切，並沒逃離，而是用身體擋住兒子，飲彈身亡。

陳岱孫畢業於清華大學和哈佛大學，從美國回國后，在母校任經濟系主任。陳一直獨身，有美國友人送了他一輛黑色雪佛蘭轎車，他便開著這輛車進城或出遊，這在當年的大學教授中恐怕是獨一份，一時引人注目。

民國初年，陳三立住南京中正九九藏書街，家門口有一條很短的鐵路。一日陳獨自出遊，回來時乘人力車，車夫問地名，陳茫然不知，便揮手讓車夫前行。穿街入巷，走了一陣子后，車夫又問地名，陳仍答不出來，忽急中生智，想起了火車聲，便告車夫家在火車站附近。而車夫所行，正與其家的方向背道而馳。好不容易回到了家，家人有的四處尋覓，有的立在門口張望。若是門前沒人，陳也未必認得出這是自己的家。

1931年春假期間，燕京大學教授顧頡剛與若干同事出遊河北、河南、山東等地，訪問古迹，購買古董、書籍，還特地到大名拜訪崔東壁後人。而顧頡剛在《辛未訪古日記》前言中卻寫到另一種對「時情」的印象：「黃河流域為我國文化之搖籃地……何意時移世易，其貧若斯，其愚若斯，鴉片、白面、梅毒，肆虐凶焰……兵災、匪禍連結不解，人民不識正常生活為何事……我自作此旅行，常居明燈華屋而生悲，以為國人十之七八，猶過其原始生活，我不當超軼過甚……」

北平時期，從城裡出西直門到香山、玉泉山等地郊遊，有兩條路可走。鄧雲鄉在《增補燕京鄉土記》里有如此記述：「一條出西直門筆直往西，經過萬牲園（后改動物園）路口再往西轉入去海淀的大路；一條出西直門走關廂不遠就拐彎往北，進入關廂北街，再往前走不多遠，就到了高梁橋了。一到高梁橋，風景便豁然開朗，南北的大石橋，橋北是開闊的北方田野，橋下是清澈見底的流水，這水都是由玉泉山、昆明湖流來，流向德勝門水關的，西北一望，西山、玉泉山、萬壽山色調深淺、層次分明，可以說是北京城郊最美的一條路。」

茅盾入商務印書館一年後，其弟沈澤民考入南京的河海工程專門學校。1917年夏天，茅盾回鄉與母親一起送弟弟去南京上學，也順道遊覽了南京的名勝。回上海時，母親提出乘船走長江，茅盾便在航行於漢口到上海的三四千噸的豪華客輪上訂了一個官艙。輪船起錨后，他扶著母親在甲板上散步。沈母遙望江天，頗有感觸地說：「你父親一生只到過杭州，我今天見的世面比他多了。」

徐志摩曾問梁實秋：「你坐過飛機沒有？」梁答以沒坐過，一來沒有機會，二來沒有必要，三來也太貴。徐說：「你一定要試試看，哎呀，太有趣，御風而行，平穩之至。在飛機里可以寫稿子。自平至滬，比朝發夕至還要快，北平吃早點，到上海吃午飯。太好。」當時徐志摩有個朋友在航空公司，見他在京滬兩地穿梭奔波，便送了他一張長期免費的機票。沒想到比票價更昂貴的是，徐志摩因此搭上了性命。

吳稚暉出行，從不坐人力車。他住上海時，去南京見蔣介石，只坐四等車，滿目窮人，吳則甚覺其樂。到了南京，蔣介石的官邸吳可以不經通報，直進直出。一次，吳從浦口坐輪渡到下關，忘了帶船錢，被售票員當成鄉下佬，抽了一個嘴巴。

上世紀30年代有段時間，九_九_藏_書張中行經常和二三同好騎車到玉泉山郊遊。他對這種例行的休閑活動有如下記述：「出西直門，沿平坦的土路西北行，十余里到海淀鎮。進東南口，到西端北拐是西大街商店集中地。先買燒餅、醬牛肉、花生米，最後買酒。賣蓮花白酒的是仁和號，在近北口路東，兩間門面，靠南一間開門，櫃檯上有酒罈，賣酒。我們酒量都不大，只買半斤。到玉泉山，總是在西部山下樹林的草地上野餐。蓮花白酒是好白酒加若干種有香味的中草藥蒸餾而成，味純厚而幽香，當時覺得，在自己喝過的多種酒中，它應該排在第一位。」

1936年春天，徐悲鴻南下廣西。6月，蔣碧微決意去南寧把徐勸回南京。她從上海乘船，經香港到廣州，再從三水坐輪船經梧州到南寧。從梧州到南寧的船是一艘只有一間艙房的小火輪，艙內兩邊有六張上下床，蔣碧微上船后發現，12個旅客中，除她之外，都是男的。蔣碧微後來回憶：「這一段航程，足足要走三天。當時正是南國酷熱難耐的天氣，三天里我既不能沐浴，又無法更衣，狼狽困窘可想。住在我上鋪的那位先生，有一雙黑茸茸的毛腿，清早醒來，一眼望見兩條毛腿高高懸在上鋪床沿，總使我覺得厭惡萬分，渾身都不自在。」

上世紀20年代，周作人是北大教授，同時在燕京大學兼課。因而常從城裡去西郊，1926年10月20日，他在一封信里說：「燕大開學已有月余，我每星期須出城兩天，海淀這一條路已經有點走熟了。假定上午八時出門，行程如下，即十五分高梁橋，五分慈獻寺，十分白祥庵南村，十分葉赫那拉氏墳，五分黃庄，十五分海淀北簍斗橋到。今年北京的秋天特別好，在郊外秋色更是好看，我在寒風中坐洋車上遠望鼻煙色的西山，近看樹林后的古廟以及河途一帶微黃的草木，不覺過了二三十分的時光。最可喜的是大柳樹南村與白祥庵南村之間的一段S形的馬路，望去真與圖畫相似，總是看不厭。不過這隻是說那空曠沒有人的地方，若是市街，例如西直門或海淀鎮，那真是很不愉快的，其中以海淀為尤甚，道路破壞污穢，每旁溝內滿是垃圾及居民所傾倒出來的煤球灰，全是一副沒人管理的地方的景象。街上三三五五遇見灰色的人們，學校或商店的門口常貼著一條紅紙，寫著什麼團營連等字樣，這種情形以我初出城時為最甚，現在似乎稍好一點了，但還是未全去。」

清端郡王載漪發配西北二十年後，在孫子毓運陪同下，於民國十年（1921）輾轉回到北京。大總統徐世昌派汽車到前門火車站迎接，載瀛也攜惇王府的親戚們去接站。載漪祖孫被接到一輛汽車上，毓運覺得這車子貌似西北的騾拉轎車，只是外身是鐵皮的，車窗是玻璃的，座位是軟的。不一會兒，汽車突然走了起來。毓運大驚，高聲沖爺爺載漪說：「這個車怎麼沒有騾子拉就跑了？」載漪故作冷靜，暗地裡推了孫子一把，但這話https://read.99csw.com還是被司機聽見並竊笑不止。此前，爺孫倆都沒見過汽車。載漪望著車窗外面的街景，嘆道：「北京變了，什麼東西都洋起來了。」

民國時期，長沙的黃包車別具特點：車夫身穿長袍，拉車不跑，漫天要價。因而除了老年人及帶行李的旅客，一般市民都不坐。

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北京市民出行的交通工具以人力車為主。當時北京人口近200萬，人力車達10萬輛，平均每20人一輛。北京各高校的教授、講師，幾乎都有包車。這10萬輛車，車況和車夫是參差不齊的。最高檔的進口人力車，售價可達100塊銀元。車夫則各取所需。康有為的女婿羅昌當年七十多歲，他的車夫也已五六十歲。老車夫每天拉著他慢悠悠上路，出和平門去北師大上課。據說這種念舊也是一種「京味」。

劉半農有兩個女兒生在倫敦，故一個叫劉倫，一個叫劉敦。回國后都在孔德學校讀書。每天早晨，兩個女孩同乘一輛包車上學。起初兩個孩子是並坐，后改成一個朝後跪著，一個朝前坐著，再後來改為兩人疊坐著。很多北大學生每天都和姊妹倆相遇，都能看到她倆天真的笑容。

1912年5月，魯迅隨教育部自南京北遷。5月5日的日記記：「上午11時舟抵天津。下午三時半車發，途中彌望黃土，間有草木，無可觀覽。」寥寥數語，勾出當年北方的「春色」。

茅盾寫《子夜》時，曾把部分初稿給瞿秋白看。原稿寫吳蓀甫出行坐的轎車是福特牌，因為當年上海有錢階層流行福特轎車。瞿秋白則提出，像吳蓀甫這樣的大資本家應當坐更高級的轎車，他建議改成雪鐵龍牌，茅盾定稿時採納了瞿秋白的意見。

上世紀二三十年代，浦江清在清華任教。按當時的概念，學校屬於郊外，進城須乘長途汽車。浦坐過幾次后，感到汽車太顛且汽油味刺鼻難聞，常暈車。后入城時索性僱人力車，浦稱之為「雖慢而舒適也」。

1927年寒假，在清華任教的吳宓乘火車回陝西探親。1月11日車過山西，吳宓在當天的日記中寫下如此觀感：「山西境內，田疇整治，城垣壯麗，野無盜賊，途少乞丐，不得不歸功於閻錫山也。」

民國時期，蘇州天平山的轎夫一度都是清一色的女性。她們兜攬生意時常說的一句話是：「太太，你現在不坐，到時候你要是從山上坐轎子下來，我是要把你罵出山門的。」

北平時期，出行以人力車（洋車）為主，乘坐方式有如今天的計程車。在北平生活了十年的學者譚其驤晚年回憶：「出門都坐洋車，隨便你住在哪裡，大門口外或衚衕口，准有幾輛洋車停在那裡，坐上再說到哪裡去，拉起就跑，到目的地按時價路程給錢，很少有要求添幾文的，絕不會發生爭吵……我住在景山西門北平圖書館宿舍時，在宿舍門口上車，到東安市場門口下車，給七大枚就行了。下大雨颳風下雪時酌加。全城不論哪裡，西直門外遠至香山，只要不是跑不動的老頭，沒有拒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