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蝶成名時，還不興片酬一說，她在明星影片公司的月薪是2000元。其中實發1000元，另外1000元先賒著。此外公司還給她配了一輛專用小汽車。就這1000塊也並非小數，當時大米的價格僅為一石10元。

丁文江生前聲名顯赫，曾為擬議中的駐蘇大使和鐵道部長。丁暴病去世后，留下來的錢，僅為2000英鎊的保險費。這筆錢由竹垚生負責管理，以供應其遺孀的生活。

林白水成敗皆因辦報。他最風光的時候，家裡有十個傭人，五個家庭教師，住著四五個院子，三四十間房子。平時出手之闊綽，常令人嘆止。

楊丙辰在北大西語系任教時，每月領到薪水，都要端坐在教員休息室的書桌前，一邊在一張紙上寫數字，一邊把錢分成幾份。有人問他為什麼這樣做，他答：怕報假賬露了馬腳，必須先算清楚。又問他為什麼要報假賬，他再答：每月要給窮朋友一點錢，怕家裡太太知道了不高興，要找理由瞞哄過去。

畫家黃賓虹寓居上海時，生活頗為艱辛。他租了間陋室，屋裡無任何設備，房租卻一再看漲，以至終於負擔不起。「常因覓屋不得，為之棲棲惶惶。」有時因為買不起菜，只能連吃若干天白飯；車自然也坐不起，多遠的路都走著。

北平時期，一個大學教授的月薪大體為360元，所謂庚款教授多達450元。陳垣教授除日常收入外，還四處兼職，每月能掙上千塊。

「左聯」作家的生活與名氣是不成正比的。即如左聯領導人周揚，也經常靠舉債度日。胡風回憶說，有一天早晨，他們夫婦剛起床，周揚就來敲門，聲調很急切地說：「家裡沒有菜錢了，借個三五元吧！你手上沒有，就用魯迅的補助款也行嘛。」周揚的妻子蘇靈揚回憶說：「周揚除工作外，相當一部分時間要用來去『找錢』。我們『借』過許多同志的錢，如章漢夫、夏衍、羊棗、譚林通、梅雨、林林等，像沙汀、周立波『借』得更經常。」1936年元旦，蘇靈揚臨產，但家裡沒錢送產婦進醫院。周揚出門跑了一天，總算從鄭振鐸處借到20元，解了燃眉之急。這種局面直到周揚翻譯的《安娜·卡列尼娜》出版后，周揚得了大約800元稿費，生活才有所好轉。

民國初年，張元濟家的浴室里已裝有煤氣熱水爐，點燃后20分鐘即熱。此外室內還裝了一個類似水汀（暖氣）的煤氣爐，便於冬天洗浴。張元濟規定，每星期全家洗一次澡。

1917年，徐悲鴻夫婦在北平等著出國的一段日子過得很苦，蔣碧微後來回憶：「自從到了北平，我們一直很窮，徐先生通常都在北大吃飯，或者是參加應酬，碰到家裡青黃不接，他也多半不大在意。有一回我身上只剩下了兩個銅元，折算起來還不到一分錢，正在發愁，程媽來說先生不在家吃飯，我們馬馬虎虎買半斤麵條下了吃吧。我問她半斤麵條要多少錢呀？她說四個銅子。我一時拿不出來，只好叫她先墊付一下。第二天逼得沒法，想拿母親給我的一隻金鐲子去當掉，但是徐先生不肯上當鋪，他的理由是一個男人拿著女人的首飾去當，人家會怎麼想呢？我只好硬著頭皮自己去。一出門就是後門大街，大街上有當鋪，門口掛著厚厚的棉布簾，我在門口梭巡許久，一方面缺乏勇氣，一方面又怕熟人碰見，最後我想起不進去不行。這才在四望無人的時候，一頭鑽進了棉布門帘，抬眼一望，當鋪櫃檯比我的人還高，我舉起手將金鐲遞給朝奉，他接過掂量一下，說是可以當四塊錢，我一聲不響，拿了四塊錢和當票就回家。」後來這金鐲子還是被徐悲鴻贖了回來。

魯迅定居上海后，一直是一個無固定職業的自由撰稿人。有人給魯迅算了一筆賬，他在上海的最後九年，共計收入為國幣7萬多元。平均月入700多元，這大體是當時一個名牌大學教授收入，相當於上個世紀末的人民幣兩萬多元。魯迅在上海住過三個地方，自然是越搬條件越好，去世前，他想再一次遷居環境更幽靜的地段，曾致信友人：「頗擬搬往法租界，擇僻靜處養病，而屋尚未覓定。」他在《病後雜談》中也算了一筆賬：「然而要租一所院子里有些竹籬，可以種菊的房子，租錢就每月總得一百兩，水電在外，巡捕捐按房租百分之十四，每月十四兩。單是這兩項，每月就是一百一十四兩，每兩作一塊四角（銀元）算，等於一百五十九塊六。」

陳學昭1922年入上海愛國女學讀書，同學中不乏有錢人家的女兒，如一個京劇名角的兩個妹妹，大資本家虞洽卿的女兒等，她們上學放學，都是小汽車接送。

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后，由於美國是中立國，漢口的花旗銀行成了富人爭相光顧的去處。從新老軍閥、權貴顯要、巨賈富商到rｅaｄ•９9ｃｓｗ•com妓院的老鴇、廟裡的和尚尼姑，如潮水般湧來，幾乎將銀行擠爆。後來花旗銀行不得不設置一個1000元的開戶門檻，銀行收進也僅以袁頭現洋和庫平現銀為準，其他銀錢一概拒收。存期最少半年，周利息一厘。就這樣，現金眨眼間就一箱接一箱地堆滿了庫房。銀行的洋人經過時，故意用腳踹踹，以傲慢的語氣得便宜賣乖地罵道：「這麼重的東西，真他媽給我們添麻煩！」

1924年溥儀被逐出宮后，在天津生活了多年。他在《我的前半生》中，有這樣一段記述：「天津時期的購買用品的開支比在北京時大得多，而且月月增加，像鋼琴、鍾錶、收音機、西裝、皮鞋、眼鏡，買了又買，不厭其多。婉容本是一位天津大小姐，花錢買廢物的門道比我多。她買了什麼東西，文綉也一定要。我給文綉買了，婉容一定又要買，而且花的錢更多，好像不如此不足以顯示皇后的身份。文綉看她買了，自然又嘰咕著要。這種競賽式的購買，弄得我後來不得不規定她們的月費定額，自然，給婉容定的數目要比文繡的大一些，記得起初是婉容一千，文綉八百，後來有了困難，減到三百與二百。」

《羅曼羅蘭傳》的譯者鮑文蔚從法國留學回來后，在北平中法大學當教授，另在孔德學校兼課，月入300元上下。鮑家住兩個小院，共八間北房，兩間東房，兩間西房。家裡有客廳、書房、盥洗室、浴缸、廚子、女傭以及自己的包月車。書房裡四壁書架陳列著他從法國帶回來的上千種精美書籍。

劉峙多年搜刮所得，雖無具體數目，但他在漢口買下兩個大里弄，在南京也買了一條衚衕。合計近千間房子，其家當大體可估。

北洋時期，中法實業銀行的華人職員等於今天的外企員工。他們的薪水視資歷和能力而定，從幾十元到一百幾十元不等。請假在三個月以內的不扣工資。年終多發一個月的工資作為獎金。在工資之外，有時另加10％的生活津貼。

重慶「財神爺」趙健臣說：「我一生的錢，大約值80萬兩銀子。」

抗戰勝利后，李宗仁出任北平行轅主任。一日，齊白石前來造訪，稱無米下鍋，無煤取火，請求救濟。李宗仁也無良策，只能從行營人員的配額中酌量撥出一部分給了齊白石。齊因此對李甚為感佩，認為李宗仁能禮賢下士。他特地畫了一幅壽桃，送給李宗仁夫婦。後來李定居美國，這幅畫一直掛在他的客廳。

湯恩伯家裡不置產業，在各大都市不買洋房，國內外各大商埠也沒有他的企業。他在當了兩任師長、一任軍長后，銀行存款有80萬元。當時法幣還處在穩定時期，有屬下建議他取出來活動，湯表示有錢應存在國家銀行流通，不準提取。他常說：「孫中山死了，並沒有要他家裡拿錢去埋他。」

李純自1914年起廣置房產。先以4萬元購得北京鐵獅子衚衕一處住宅，又以2萬元在天津黃緯路購地建住宅一處。此後，他陸續在天津南市購下南起東興市場、北至榮吉街以北的大片房產，佔地皮約140畝。經擴建，共有樓房、平房、市場、戲園、澡堂等約4500間。李還在河北三馬路東興里、五馬路、北馬路一帶，購買、修建房屋1404間；在河東東興里一帶拆建和擴建房屋500間；在英租界20號路購洋樓八所；他在英租界11號路等路段還有四處住宅。如此來看，說天津版圖的幾分之幾是李家的，似也不為過。李純後來又在北京珠市口等地段置下房產700餘間，在天津周邊則置地無算。

何應欽夫婦無子女。他在南京、上海、無錫、貴陽、重慶等地都有豪宅。他的存款數外人自然無從知道，但抗戰勝利后，南京某報紙曾發表一個「國府要人財產比較表」，將何列為僅次於宋子文的第二位，此消息雖難說是實情，但至少不離大譜。

民國初年，晚清的王爺尚能吃地租，恭王府所收地租每年達12萬現洋之多，可謂「瘦死的駱駝比馬大」。恭親王溥偉1914年移居青島，每月有兩三個隨事的換班，所有吃喝用等物品都從北京採購，雞鴨魚肉和鹹菜得要老字號的，如天福醬肉、天源鹹菜、致美齋點心等等。每月開支大約三五千元，不夠用時打電報再由北京匯款。

顧維鈞的續弦夫人姓黃，是南洋糖業大王的女兒，顧繼承了岳父的巨大遺產。他在北京任代理國務總理時，公館每月開支多達4萬元，都由自己支付，從不動用公款，更無貪污之舉。

1934年1月11日，聞一多在一封寫給友人饒子離的信中述及自己的生活：「四個孩子的家庭已經夠我受的了，再加上每月給家裡寄四十元，給岳家寄三十元，而岳家的境況更是一言難盡，我若不寄錢去，一家人就得read.99csw.com餓飯——真正餓飯……總之我自己雖困難，守著這三百四十元的事挨下去，總算是一條生路。」

李純的侄子李震歐因繼承大筆家產，怕被綁票，自小不出家門，也不讀書，曾放話：「李家是千頃地一棵苗。」意在獨吞李純遺產。1935年，他不過十六七歲，便帶著廚師和隨從，南下滬杭，遍歷泰山青島，北游大同，登太行山，足跡所到，揮金如土。回來后，將住所樓下的汽車房廁所打開，闢為熱帶魚室，雇一個名叫張胖子的人專管，對稀奇魚類，有價即買，耗資兩萬以上。玩膩了之後，又將魚室擴建為小動物園，猴子、海豹、鱷魚等俱全，還買了條大蟒，天熱時纏在身上，故意站在門口，以致路人側目，繞道而行。

1948年夏秋之間，蔣經國在上海督導經濟。9月11日，蔣曾傳訊周作民，要其交代所藏外匯數目。周答：「我個人沒有外匯，我從事金城銀行工作幾十年，除在上海、北平有三處房地產及一些銀行股票外，個人向來不做外匯買賣，也不積存外匯，僅有美金三五千元。」

1934年，張元濟的女兒出嫁。她向家裡所提嫁妝僅傢具就要四套，包括卧室、客廳、餐室和書房。此外還提出要冰箱和汽車兩大件。這在當年，是一筆相當大的開銷。而張元濟當時已退休，商務印書館兩年前因戰火遭巨創，張家家境遠不如前。父母為滿足女兒的心愿，只能東拼西湊。張母連操心帶忙累，事後一病不起，不久即離世。

張伯駒的父親去世后，遺有50萬元的鹽業銀行股票。張將其中30萬元給天津家用，另20萬元留北平家用，他用這筆錢買了宋元字畫，以後又向鹽業銀行陸續透支40萬元收藏字畫。戰後，通貨膨脹，貨幣貶值，張伯駒便很輕快地還上了這筆欠賬。

康有為晚年，過著「鐘鳴鼎食」的日子。康公館光是大米平均每四天就要吃掉一石（176斤）。康家僕役每天採購日用品、副食品多用汽車運輸，每月單伙食費就要花費400銀元以上。康有為不斷與外界聯繫，時常「通電」對國事表態，據說電報費每年可達上千銀元。再加上婚喪喜慶應酬費等等，總開支平均每月2000銀元左右。康有為55歲以後在上海和江南生活的14年間，每年花費不下兩萬銀元。

上世紀30年代，熊十力是北大名教授，住沙灘附近，獨居。屋裡一目了然，一張木板床，被褥等不僅舊，而且臟和破。沒有書櫃，書都堆在一個破舊的架子上。屋裡有兩個箱子，一個是柳條的，幾近朽爛，另一個是鐵皮的，底和蓋竟然不是一回事。

荷蘭人司比門本是個混混加無賴，後來混了個法國籍，當上上海萬國儲蓄會董事長，娶一上海歌女為妻。歌女出身的司比門夫人後來成了上海頭號的闊綽太太。她頭上裝飾用的假髮，天天花樣翻新；鞋能堆滿兩間屋子，每雙鞋鞋尖都可以鑲嵌鑽石，每次換鞋，必嵌上兩顆價值連城的巨大鑽石；其家有兩間房子儲藏衣服，上千件衣裳都依照巴黎最時髦的款式花色縫製，每件只要在宴會等場合穿過一次，即廢棄不|穿；她的珠翠寶石更是多得堆積如山，不計其數。司比門太太每天用摻著香水的牛奶洗澡，每頓飯動輒數十上百元（上世紀20年代），所食白塔麵包只在南京路沙利文食品店出高價定做，麵包上刻著司比門的縮寫字樣。司比門夫妻每舉行一次宴會，僅餐室里用於裝飾的鮮花的價值，據說就可抵普通人家一兩年的伙食費。

明星影片公司發跡之後，高層管理人員如總經理、經理、協理等也都隨之「闊」了起來：出入汽車，家裡廚子、聽差、奶媽、花匠等一應俱全。老闆張石川的妻子何秀雲就自稱同時用過七個僕人。

胡宗南曾說：「要錢幹什麼？我平生不愛錢，身上從不帶錢，箱子里也從不放錢。」

老舍小時候家裡窮，小學畢業時，每人要交兩張照片，他家掏不出照相的錢，後來賣了一個破箱子，老舍這才算畢了業。

演員陳強1918年出生在太原一個底層市民家庭。他不滿5歲的時候，便每天要干三種活：一是晚上和姥姥提個煤油燈上街揀煤核。他揀的煤核不僅能供自家一天燒用，還能賣掉一桶。有一次他沒忍住對門煎餅鋪的誘惑，賣了煤核買油條，嘴上解了饞，卻挨了父親一頓痛揍；二是跟著父親去賣菜。一些買菜的婦女見狀，不免憐惜地嘆道：這孩子准沒娘。無形中多少起到些促銷作用——他家的菜確實比別人家的賣得快；三是領粥。施粥在當年是一種很普遍的「慈善工程」。陳強在家裡專司此職。粥領回來，一家人喝。陳強說：「我從小是喝粥長大的。」

丁玲和胡也頻同居後生活拮据。一次兩人還剩一塊錢時，有客人來，只好用這一塊錢https://read.99csw.com辦了一頓豐盛的晚餐。當時他們住在北平郊區的碧雲寺，第二天一早起來，兩人兩手空空，徒步幾十里地進城找熟人借錢。

上世紀二三十年代，衡量北平小康之家的「標準」一說為：天棚、魚缸、石榴樹，先生、肥狗、胖丫頭。

上海淪陷后，物資短缺，日軍和汪偽政權對一些生活用品實行配給供應，大戶人家有錢也花不出去，日子日漸難過。後來的香港航運業巨頭曹文錦當時不過十六七歲，他父親曹隱雲與汪偽政權的一些「要員」如陳公博、錢大魁、唐生明等以前私交甚密，此時便派上了用場。唐生明是蔣介石派到汪偽政權「曲線救國」的，他常到曹家串門，其大太太甚至還在曹家住了幾個月，可見兩家的交情非同一般。日本人每月配給唐生明的生活用品相當充裕，除自家享受外，他也分一些給曹家。曹文錦後來回憶：「我記得最難受的是冬天沒有煤取暖，沒有煤燒水洗澡。唐生明來上海后，我們一家人常常去法租界金神父路的唐公館洗熱水澡。」曹所謂感到「最難受」的，在當時江南一帶的窮人看來，無異於「吃飽了撐的」。

袁世凱的長子袁克定晚年妻離子散，租住在京郊海淀的一間小屋裡，最終潦倒而死。袁的另一個兒子克端亦為敗家子，夫婦大吸鴉片，終日享樂，揮霍無度。後來一天只能得到一塊錢的生活費，雖破敗至此，但梅蘭芳來天津演戲時，袁克端夫婦還是當了一件皮袍定下包間，同去聽戲。

賽金花晚景凄涼，從名妓幾乎淪為乞丐，靠人接濟度日。上世紀30年代中期，瑞蚨祥西棧每夜設局，酒肉徵逐，一副豪賭濫嫖狂抽的場景。29軍的實力派人物，從宋哲元到張自忠、馮治安、劉汝明、肖振瀛以及石友三等人，都是這裏的常客。賽金花也常來「坐台」，客人們憐其落魄，一場豪賭之後，抽頭二三百元，悉數送與這位有名的「賽二爺」。賽則如獲恩賜，感激涕零。

彭素民是國民黨元老，曾任國民黨總務部長、農民部長等要職。彭雖居高位，卻「未嘗為家謀」，1924年病故后，「家貧母老，子女六人俱幼弱，教養無資」。后經廖仲愷等努力，國民黨中央委員會議決，給其遺屬一次性撫恤金1000元並每月100元的定期補助，至其子女成人能負擔家庭生計為止。

盛宣懷的兒子盛老三日偽時期附逆，本來就家底豐厚，此時運銷鴉片，逆產已無法計算。他在上海有十幾處住宅。所用痰盂，都是以純金製成的，其他如煙具、煙灰缸、高腳盆乃至掛在走廊上的鳥籠子，也都是金的。有人認為，盛老三享用之奢侈，是那些汪偽巨奸所望塵莫及的。抗戰勝利后，盛家被抄，逆產清冊達128頁。其中有一隻白金鑲成的九角形大鑽別針，當中鑲著28克拉大鑽一粒，周圍鑲有重約15克拉的小鑽160粒。

李純死後，在天津出殯和南京開弔共花出10餘萬，這在天津，不是絕無僅有，亦屬極其少見。

邵洵美生在豪門，又娶豪門之女（盛宣懷的孫女、也是邵的表妹）為妻。據說盛去世時，家裡光現款就有三千萬兩銀子。邵家五口人，僕人有三十多個。他年輕時，一品香是上海最大的西餐館，他每年的生日都在一品香過。邵屬虎，每過生日，必事先在一品香定做一隻與真老虎一樣大的奶油老虎，作為生日蛋糕。

除上列不動產外，李純還有一本秘密的財產賬，系江蘇督署機要室秘書主任芮谷貽書寫。李死後遞存於其妻王氏、其弟李馨手中。這個賬單所記家當大體如下：

民國初年，上海灘靠賣文能買得起汽車的，唯畢倚虹一人。到了二三十年代，文壇富翁當數邵洵美和徐志摩。邵是豪門之後，繼承了大筆遺產；徐則是大學教授中唯一有私人汽車的人。

學徒出身的瑞蚨祥老闆孟靚侯後來富可敵國，他究竟有多少家當，已無可統計。孟家在天津英租界湖北路12號對過小巷內有一處住宅，院內特製一個洋灰地窖，作藏金之用。解放前夕，孟家遷出前啟窖掘金，內有黃金8000條，達8萬兩。這也僅僅是孟家無數財產的一部分。與此相比，電視劇《潛伏》所表現的天津另一處租界住宅——余則成家——的雞窩所藏的那二十幾根金條，就顯得相形見絀了。

抗戰爆發后，戰火蔓延至豐子愷的家鄉，他被迫逃離剛落成不久的「緣緣堂」。後有信傳來緣緣堂已焚毀於戰火。豐子愷一家十余口在逃難中互訴損失的家當。有人可惜衣櫥里的許多衣服，有人可惜滿堂新置的傢具。他的一個女兒說：大風琴和打字機最捨不得；另一個男孩說：鞦韆架和新買的腳踏車最肉痛。豐的妻子則挂念她房間里的一箱墊錫器和一箱墊瓷器。

作家蕭乾，蒙古族，北京人，遺腹子，苦孩子。他自小寄住在三ｈtｔｐs://ｒeａd•9９cｓw•ｃoｍ叔家。他還很小的時候，三叔就突然去世了。他還記得那天三叔剛剃過頭，是坐在椅子上死的。三嬸來回擺弄著三叔光禿禿的腦袋，厲聲責問：「怎麼，你就這麼把我們娘兒幾個撇下不管啦！」接著便號啕大哭起來。

民國初年，蔣介石混跡上海灘，娶姚怡誠為側室，成天在外花天酒地。蔣家雇了一個廚子，一個當差，一個女傭，但工資常發不出來，他們的日常生活往往靠來客賞賜維持。許崇智每次去蔣宅，必賞茶包50元。此外又找一些朋友去打牌，由姚怡誠抽頭，平均分給三人用。蔣當時的朋友中，以張靜江最富有，是湖州南潯四大豪門之一。蔣在上海活動的經費及生活費，都仰仗張靜江供給。據說由蔣經手向張陸續支用的錢達十余萬之多。

1942年底，茅盾路過貴陽，去文通書局訪總編輯謝六逸，謝不在。茅盾從其同事處得悉，謝六逸在外兼職達五六個之多，每天要在馬路上奔波兩三個小時。以謝六逸的個性，是不喜歡多兜攬事情的，因而茅盾判斷其子女多，經濟狀況一定不佳，不得已才四處兼職，以養活一大家子。第二天謝到招待所回訪茅盾，嘆道：「在貴陽一住五年，實在寂寞得很。」

曹錕賄選時，熊秉琦任山東省省長。曹賄選的資本，據說以熊的「報效」為最多，前後達百萬元以上。1924年，熊秉琦下台，卸任前在濟南、青島一帶大量收購黃金，致金價暴漲，輿論沸騰。他因大肆搜刮民脂民膏，唯恐事發惹禍，回北京后整天疑神疑鬼。某晚，有隻貓在房上走動，熊便疑為刺客，命人包了幾百元鈔票擱在房頂，目的是「賄賂」刺客買命。幾天後，錢包還在原處。熊仍不死心，又差人將500元置於一偏僻處，故意讓人拾走，藉以「解冤」。但由於地方太偏僻，也沒人去「拾遺」。最後只好將錢放在顯眼的路邊，他的這個「心愿」才算了卻。

鄧雲鄉在《文化古城舊事》中說：「30年代中葉北平的中學名教員，收入一般在一百五十到二百元之譜，大都有輛包車，夏天晚飯或飯局后，最普遍的是公園、北海茶座上坐到半夜十一二點鐘回家睡覺。要有竹城之好的呢？小四合院樹下支開桌子，吊上電燈，八圈、十二圈八元十元底，輪流做東，更是家常便飯。牌桌上一夜下來，擦把臉、吃點東西來校上課、改卷子，是常事。」

上世紀20年代，段祺瑞欠黎元洪7萬元，后因無力償還被黎告上法庭。

抗戰勝利后，作家黃谷柳到香港謀生，一家六口在九龍聯合道租了一間不及4平方米的小屋，只擺了張床，沒有桌椅。剛出生不久的小女兒不時哭啼，黃根本無法寫作。屋外走道的一端是房東安放的一個「神位」，剛好可以放下一個小板凳，黃谷柳的妻子便用一捆木柴和鄰居換了一個肥皂箱，黃就是在肥皂箱上寫成了名篇《蝦球傳》。

李大釗遇害后，家中每況愈下，後來不得不以出售李大釗的藏書來維繫生活。1932年8月26日，周作人致信胡適：「守常長女李星華（現在孔德學院肄業）來說，守常遺書出賣，此事曾與兄及孟鄰（蔣夢麟）校長說過，唯近來寄存書籍的親戚家就要搬走，而李家家況亦甚窘苦，想早日賣掉。孟鄰曾提議由大家集款買下，寄贈于圖書館以作紀念，或比較由學校收買更易辦亦未可知，希望兄為幫忙，為向孟鄰一說，早點想一辦法以了此事。」

袁世凱病危時，除袁克定外，單給每個兒子15萬元。當時袁的五妾楊氏、六妾葉氏和八妾九妾劉氏都已懷孕，因不知生男生女，便預留60萬元由克定保管，如生男就依例付給，生女則留作公費。後來，四妾中有兩人給袁生了遺腹子，兩人生女。

民國初年，朱啟鈐曾任陸征祥內閣交通總長。當時，北京尚未風氣大開，朱家吃的用的，已完全歐化。家宴一律是西餐，僕役都穿白大褂，紫色背心。家裡所有裝潢擺設也一概西式。大概僅朱妻還保持著一樣「中式」愛好——搓麻。

李純是天津鄉下人，幼年家境一般，后入李鴻章創辦的天津武備學堂讀書，畢業后混跡軍中。民國以後，曾任江蘇督軍，任上發了橫財，家當無算。

有人說李叔同是從朱門入空門的典範。他出家時，除少量日常用品和一身布衣外，把所有家當散盡。夏丏尊說：「我所得到的是他歷年所寫的字，他所有摺扇及金錶等。」

上世紀20年代末，柔石闖蕩上海灘，靠賣文為生，是一個典型的自由撰稿人。他在一封家信中說：「現金每月收入約40元。一家報館每月定做文章一萬字，給我廿元。又一家雜誌，約廿元至卅元。不過近來食住兩項，每月要用去廿五元，書籍每月總要十元。因此這兩筆所賺，沒有多少錢。」

袁世凱稱帝前，馮國璋聞風入京見袁，說：「外間傳九-九-藏-書說，大總統欲改帝制，請預為秘示，以便在地方著手布置。」袁世凱說：「我絕對無皇帝思想。袁家沒有過六十歲的人，我今年五十八，就做皇帝能有幾年？況且皇帝傳子，我的大兒子克定殘廢，二兒子克文假名士，三兒子克良土匪，哪一個能繼承大業？」

上世紀30年代，羅爾綱隨胡適來到北平，供職于北大文科研究所，月薪60元。他把妻兒從廣西接來后，租了一間小房，因接送兒女上學，不得不包下一部黃包車，這樣一來，一家四口最低生活費也要90元上下。羅便賣文以補家用。他說：「當時我的工作分成了三方面：考古室辦公時間做整理藝鳳堂金石拓本的工作；星期日及假期到圖書館去繼續搜集太平天國史料；晚上回家卻在熒熒煤油燈下趕寫太平天國史文章，常常寫到午夜不得休。」

吳晗曾回憶西南聯大時期的聞一多：「他住在鄉下史家營的時候，一家八口（連老女傭）光包飯就得要全部月薪的兩倍，時常有一頓沒一頓，時常是一大鍋清水白菜加白飯。敵機絕跡以後，搬進城，兼了昆華中學的國文教員。每月有一擔米，一點錢，加上刻圖章，勉強可以維持。」

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孫秉衡在西門子洋行奉天分行任銷售員。在他的記憶中，分行的洋人大班月薪為六七百元，最低級的書記也在300元以上，當中美金和法幣各佔一半；華人員工則只發法幣，最高的不過150元上下，低者僅20元。孫的月薪是95元。

1946年到1947年，山西省銀行駐天津主任閻孝先為閻錫山收購了大量美金，存在天津大陸銀行的保險庫里。後來閻錫山指示匯一筆錢到美國，為數約200萬美元，說是作為他兒子閻志敏去美國留學的費用。

《京報》老闆邵飄萍生活奢侈。他是中國新聞記者乘私人汽車外出採訪的第一人，當時北洋政府的許多總長還只備馬車。他抽的煙是請煙草公司特製的，煙盒上印著「振青制用」的字樣。

毛澤東在北大圖書館報刊閱覽室當管理員時，月薪是8元。當時，北大校長蔡元培月薪600元，文科學長陳獨秀大概能掙400元，胡適、李大釗、周作人、錢玄同、劉半農等北大教授的工資都在二三百元之間。

鄭伯昭是上海灘的大買辦，但生性吝嗇，就喜歡用算盤算賬，屬於一毛不拔的典型。但他也有另一面。鄭有六男四女，他把其中的兩個兒子送到劍橋大學讀書，歸國時，從歐洲運回各式各樣的汽車，鄭家擱汽車的地方一度被人說成是汽車展廳。鄭本人也坐著當時最名貴的Rolls Royce（勞斯萊斯）牌轎車。鄭家有私人游泳池。英美煙草公司舉行盛大宴會時，鄭的妻子有時也出席，帽飾上嵌著兩粒蠶豆大的鑽石，不少洋人的女眷都看了發愣。鄭的兒子們還養著幾十條狼狗，雇專人做狗饅頭，每天要吃進去幾十斤牛肉，解放前夕，這批狗被主人包了一架飛機運往香港。

蔣碧微說：「我和徐先生結縭二十年，生活過得一直很苦，日本、北平和巴黎的困窘不談，回國以後徐先生的名氣雖然越來越大，但是他從來沒有賣過一幅畫，倒是他收購金石書畫的支出，反在漸漸的增加。他每個月將薪水交給我，我卻要勻出一大部分去支付他收買藝術品或是裱畫的費用，因此回國那麼些年，我們不但沒有儲蓄，甚至經常捉襟見肘。」

〖黃金2400兩，存王氏手中，都系20兩一塊的金塊；黃金1940兩，存孫氏（李的次妻）手中，都系20兩一塊的金塊；現款300餘萬元；懋業銀行股票50萬元；大陸銀行股票20萬元；北洋保商銀行股票15萬元；山東省工商銀行股票4萬元；哈爾濱耀濱電燈公司股票4萬元；北京電車公司股票10萬元；天津裕大紗廠股票8萬元；龍煙煤礦股票2萬元；中華書局股票5000元；天津一大皮革公司股票12萬元。〗

抗戰期間，西南聯大教授之家的生活與清華北大時期已有天淵之別。教授夫人除了當家庭主婦，還得充當一些為糊口而為之的角色。聯大主要負責人梅貽琦的夫人韓詠華自蒸「定勝糕」賣，她後來回憶：「有人建議我們把爐子支在『冠生園』門口現做現賣，我礙於月涵（梅貽琦字月涵）的面子，沒肯這樣做。賣糕時我穿著藍布褂子，自稱姓韓而不說姓梅，儘管如此，還是誰都知道了梅校長的夫人挎籃賣『定勝糕』的事。」

張恨水24歲時到蕪湖《皖江報》當編輯，月薪8元。報社管吃管住，伙食不錯，自己一間房。他晚上寫兩篇短評后，常和同事上街逛逛，吃碗面，再來幾個銅板的熟牛肉。

袁世凱的某個兒子在燕京大學念書時，不住宿舍，公館安在海淀。他每天包車去上學，傭人跟著，等在教室外，課間休息時，傭人要遞擦臉手巾、香片茶、三炮台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