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定居上海后，一次開明書店老闆章錫琛請魯迅在共樂春吃飯。陪客有江紹源夫婦、葉聖陶、胡愈之、周建人、樊仲雲、趙景深等。席間趙景深說了一個單口相聲《一個忘了戲詞的人》，大意為某演員因為忘了戲詞，只好嘰里咕嚕。魯迅聽后說，現在人與人之間，說話也是「嘰里咕嚕」的。

蔣碧微在中法友誼會供職期間，因工作關係，參加過由外國太太組織的一種聯誼茶會，這個聚會每周一次，輪流做東，以閑談為主。蔣碧微說：「這些嫁給了中國人、具有雙重國籍的洋太太們，常常出語諷刺，批評中國，使我聽了十分憤慨。有一次，時任山東教育廳長何思源的法籍太太到南京參加這個茶會的時候，聽到了那些無聊的話，便使用國語向我說：『我真不懂，她們為什麼偏要說這些？』」

1919年5月4日下午，北大教授沈尹默閑極無聊，便約幾個朋友到什剎海會賢堂樓上面湖喝茶。他對朋友說，我們在這裏偷閑，這個當兒說不定會有一件什麼大事發生，他還即席作《減字木蘭花詞》一首：

1936年5月23日，金城銀行廣州分行開業。金城銀行總經理周作民特地從上海趕來主持開幕儀式。當日賀客雲集，晚周作民率同人宴客于廣州南園酒家，來者不拒。有人記述說：「菜肴豐盛，有燕窩、魚翅、烤小全豬諸品。酒，中外均備，茅台尤多，盡吃。橙汁如流水，一切聽客飲用。一夕之費，耗資甚巨。」周作民在中廳招待要客，同席有羅文干、梁士詒之子梁定薊、廣東財政廳長區芳浦等。席間羅文干說：「我在銀行界有兩個好友，一張公權，一即周作民，不過兩人共患一種病——怕老婆。」眾人聽后哄堂大笑，周則張開五指發誓：「誰怕老婆，誰是王八。」

1924年11月，《語絲》雜誌創刊，出版十來期后，逐漸形成一個相對固定的作者圈。他們每月底聚會一次，每次一兩桌不等。魯迅和淦女士等主要作者從不參加聚會，周作人、錢玄同、江紹原、林語堂、王品青、章衣萍、吳曙天、孫伏園、李小峰、顧頡剛、林蘭、章川島等，幾乎逢場必到，後來張鳳舉、徐耀辰、俞平伯、劉半農也每次都到，有時連夫人也一起邀請，情形近於聯歡。席間古今中外，無所不談。據說談鋒最健者當屬錢玄同。

李准字直繩，宣統年間曾任廣東水師提督兼巡防營統領，參与鎮壓黃花崗起義。晚年他在天津當寓公，一次宴會與揚州名士方爾謙同桌，方有意戲弄李，說：「今日見一西洋女子裸體畫冊，有人告我女子之美，全在曲線。」李點頭甚表贊同，方接著說：「用曲線女子對直繩將軍，可謂工巧。」眾大笑，李自知被耍，也無可如何。

軍閥陳調元軍權旁落後，出任南京政府軍事參議院院長。他每天必備一桌酒席，招待賦閑在家的舊日袍澤和幕僚。抗戰期間，他在重慶依然如此。陳的妻子讓廚房每天另給他準備一份好菜，陳必端出與客同享，絕不獨吞。後來，物價日漲，客人便勸他到後面自吃，不必出來招待。陳之念舊，於此可見一斑。

張元濟任上海商務印書館經理時，招集聚會有個不成文的規矩：如果以商務名義請客，就去外面的飯館。請名流常去杏花樓（粵菜）、小有天（閩菜）、多一處（川菜）等大飯館，費用由商務出；如果是熟人、同事，則常在家設宴，費用自理。每屆新年，張都要請商務同事來家裡喝年酒，由於人多地狹，需數日才能輪遍。張請客用西餐，家裡的廚子名仁卿，做西餐有一手。每逢此時，張家的子女便與仁卿約定，每道菜留出一份，讓他們也跟著沾沾光。張家的菜單大致為：第一道蔬菜牛肉湯；第二道魚，經常是煎黃魚塊，另備英國辣醬油；第三道蝦仁麵包，把蝦仁剁碎，塗在麵包上，下鍋煎黃；最後一道主菜，烤雞或牛排，附加二三種蔬菜。末尾上甜點、水果、咖啡。

瑞蚨祥老闆孟靚侯是山東人，張宗昌督魯時，孟回鄉掃墓，曾受到張「專列」加八名士兵隨車護衛的「禮遇」。後來張宗昌到北京，孟靚侯投桃報李，在織公會所盛宴招待，請來楊小樓、梅蘭芳等名角唱堂會，請來潘復、江朝宗等頭面人物當陪客。這場宴席所費據說不下於一般中人之產，並且籌備經月才張羅起來。而張宗昌也只是「聽一曲好戲，吃幾箸名菜」，便匆匆離去。

1922年11月的一天晚上，北洋政府鹽務署長張英華在小方家衚衕設家宴read.99csw.com，內務總長孫丹林到場時，見陸軍總長張紹曾、農商總長高凌霨、參議院議長王家襄、眾議院議長吳景廉等已在座。吳、王兩議長正橫榻抽鴉片，見孫丹林進來，便舉槍讓孫，孫辭以不會吸煙。后眾人入座打牌，又讓孫參加，孫仍以不諳賭博相辭。吳景廉嘲諷道：「孫總長既不會吸煙，又不會打牌，真是好人，無怪乎現在有好人內閣之稱號也。」

1917年秋，研究系退出段祺瑞內閣后，決定派湯化龍和林長民赴日本、美國考察。行前，湯化龍在石板房衚衕頭條私宅宴請30多位研究系在京要人。席間，田駿豐痛飲梁善濟從太原帶來的汾酒，竟致過量，醉死在湯家的沙發上。湯當時頓足大哭，極為哀痛。哪知就在這次考察行將結束，湯于溫哥華候船回國期間，在當地華僑舉行的宴會上，被一個理髮師拔槍擊斃，客死他鄉。

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周作人常在寓所邀友人聚餐，通常是事先發出邀請信，如1935年11月19日，他致信許壽裳：「廿一日下午約士遠、兼士、幼漁、玄同四五老朋友來談閑天，晚上就吃鄉下廚子做的便飯，乞兄參加，並不是吃飯，乃只是為談天計而粗具茶飯耳。如天氣尚早擬令家中小孩為照一相，故下午希望早來，但冬天天短，不知大家能來能及否也。」

1926年，吳醒漢在上海法租界環龍路銘德里一號寓所組織了一個辛亥革命同志俱樂部，常在這裏聚會。一次宴會，借宿吳家的馬毓英發現，來客多西裝筆挺，穿戴齊整，唯有晚到的居正衣衫襤褸，貌似一村夫。這裝束令馬頓生敬意，席散后，他對吳說：「居正真不愧為革命的元老，生活如此艱苦樸素。」吳聽了一笑：「覺生（居正號）是最會裝窮的，別信他那一套。你不信，看他在吳淞所修建的房子，多麼舒適。孫先生給他的革命活動費和革命烈士的撫恤費，他都剋扣了，用來修自己的房子。」

1938年春天，郭沫若到長沙訪田漢，田請郭吃飯，有數人作陪。郭沫若喝高了，醉中一時詩興書興併發，索筆狂草，題詩一首。跑堂的在一邊嘆道：「這位先生是誰？寫詩不用打稿子，拿起筆來龍飛鳳舞，就跟我們掃地一樣。」

抗戰後期，王耀武駐防湘西，公館在桂林。一次，他設家宴招待《大公報》的幾個主要編輯。筵席極為考究，鑲銀的象牙筷子，細瓷的盤碗，一旁侍者均為穿白衣的「僕歐」，飯菜則山珍海味，無所不有。席間王常「不恥下問」：「按香港的規矩，現在要不要送手巾把子？」「照外國規矩，此時應酌什麼酒？」顯然他已野心勃勃地等著抗戰勝利后出任封疆大吏了。王果然於1945年奉派接收山東，成為山東省主席。但幾年後便成了解放軍的俘虜。

天津行商分所成立於民國初年，由一些強勢而閑在的買辦組成。加入這個組織必須具備兩個條件：一、非暴發戶；二、個人資產在百萬以上。分所所址設在當年日租界和中國地界接壤處，屬於「三不管」地帶，便於成員吃喝嫖賭抽。分所成員大約有五十來人，每天傍晚6點左右到「所」聚會，消遣作樂。

北大教授劉半農說：「即如區區余小子，『狹人』也（相對『闊人』而言的調侃語），但有時竟可以一星期中有十多次飯局。」

吳湖帆寓居上海拉都路時，每月找一個星期天的下午，邀三四友人來家裡小酌，鄭逸梅回憶說：「菜肴幾碟，都很精美，且酌且談，盡半日之歡。」

上世紀20年代末，新月派每周都有一兩次聚會，每次兩桌，參与者有胡適、徐志摩、余上沅、丁西林、潘光旦、劉英士、羅隆基、聞一多、梁實秋、葉公超、饒子離、張茲闓和張禹九。徐志摩一到場，大家便歡喜不止，因為徐在席上從不談文學，只說吃喝玩樂。

抗戰勝利后，戴笠到北平，在偽憲兵司令黃南鵬家大宴華北群奸。飯後，他宣布依據中央命令，將席上漢奸悉數逮捕。

上世紀30年代初，上海文化圈的一些人士組織過一個星期聚餐會，參与者大約十一二人，有鄭振鐸、茅盾、傅東華、葉聖陶、胡愈之、夏丏尊、徐調孚、陳望道、王伯祥等。每周聚一次，輪流做東，每人每次出一塊錢，東家出兩塊。合計有十幾塊錢，當年這點錢就能辦一桌很像樣的酒席，因而他們就挑上海有名的飯館輪流著一家一家吃過去。都是熟人，除了吃飯，當然還可以隨心所欲地漫談，這也是ｒeａｄ.9９cｓｗ.cｏm樂趣之一。

胡適任中國公學校長時，有個時期逢周末常邀一幫朋友到家裡聚會。一次徐志摩帶去一本精裝的德文色情書，圖文並茂，大家搶著看。胡適則評論說：這些東西，一覽無餘，不夠趣味。我看過一張畫，不記得是誰的手筆，一張床，垂下了芙蓉帳，地上一雙男鞋，一雙紅繡鞋，床前一隻貓蹲著抬頭看帳鉤。還算有點含蓄。

上世紀30年代，唐弢還是一個到上海灘闖世界的文學青年，所作雜文，深受魯迅文風影響。一次他去三馬路古益軒菜館赴《申報·自由談》主編黎烈文張羅的聚會，魯迅、阿英、郁達夫、曹聚仁、徐懋庸、胡風、林語堂等都來參加。這是魯迅和唐弢頭一次見面，魯迅對唐笑道：「你寫文章，我替你挨罵。」並說：「我也姓過一回唐的。」

孤島時期，徐鑄成等在上海編《文匯報》，曾受到敵偽集團的各種威脅。辦報之艱辛可想而知。他們卻苦中作樂，每兩三個星期大聚一次。屆時凡有家室的，做一樣家鄉的拿手菜帶來，無家室的年輕人則湊錢買一些鴨翅、口條之類的熟食。待最後的大樣看完，就碼齊桌子，圍成一圈，把酒菜上來。據說每樣菜都有濃重的家鄉特色，上海任何一家大飯館也未必能做出來。員工都是三十上下的青壯年，三杯酒下肚后，有唱京戲的，有唱崑曲的。酒足飯飽后，大家相互攙扶、踉踉蹌蹌地到大方飯店過一夜。

張恨水在南京當記者時，有個聚會的圈子，都是同行，大約二三十人，年紀從十幾歲到四十多歲不等。圈子裡天天聚，參与者或三四人，或七八人，如金聖嘆所言：「畢來之日甚少，非甚風雨，而盡不來之日亦少。」聚會的地點也不固定，夫子廟歌場或酒家、照相館老闆汪劍榮家、醫生葉古紅家、新街口酒家、中正路《南京人報》或《華報》、中央商場綠香園等。聚會多是互為賓主，誰高興誰就掏錢。在飯館聚會，鬧酒是難免的，偶爾也鬧大一次，比如踢翻了席面，沖歌女大發脾氣之類。喝酒以外的聚會，有時是喝茶，有時是到書場聽大鼓，有時是到莫愁湖划船，有時是打麻將。十年後，張恨水在重慶憶及往事時嘆道：「這些朋友，有的死了，有的不知道消息了，有的窮得難以生存了。」

1934年8月，徐悲鴻夫婦遊歷歐洲、舉辦巡迴美展后回國，接下來在南京「歡宴洗塵，竟無虛夕」。某日戴季陶請客，席上問徐悲鴻：「你有這麼理想的一位夫人，為什麼要取名悲鴻？」徐悲鴻聽了略微一怔，說：「我取這個名字，是在認識碧微之前。」

孤島時期，張元濟還張羅過一次聚會。當初與張一起參加鄉試並蟄居上海的，連他一共還剩五人。還有一位盧悌君常住海鹽。1939年春，盧到上海，張元濟藉機把其他四人也請到家中一聚。五位客人都已年過七旬，由家人陪來，酒席由新華銀行廚房操辦。不用說，席間所談不離幾十年前的往事。

民國年間，中山公園簡稱公園，內設多個茶座，都是文人扎堆茗談的地方，如來今雨軒、長美軒、春明館等。來今雨軒多為洋派人物光顧；馬敘倫、傅斯年、錢玄同、胡適等是長美軒的常客；春明館則多為老派人物光顧，蒙文通、錢穆、湯用彤常在春明館湊一桌。林損也常來春明館，學者譚其驤年輕時，曾在春明館被林拉著坐下聊天，林口語都用文言，每說完一句話就來一句：「譚君以為然否？」

1927年6月1日，王國維到清華工字廳參加國學院第二班學生的畢業宴會，後來有人記述了這一場面：「畢業宴席共設有四桌，所有師生歡聚一堂，大廳里始終瀰漫著一種喜慶的氣氛，而王國維于就座的那一席卻寂然無聲，人們已經習慣了他的沉默寡言，所以也沒人特別在意。散席時，王國維和平常一樣與人一一作別，離開工字廳后隨陳寅恪一同散步回家，並順路到陳寅恪家中進行暢談。」誰也沒有料到，第二天，王國維便自沉于昆明湖。國學院的畢業宴會，也成了王國維最後一次參加的活動。

西安事變后，蔣介石因翻牆跌傷胸椎，到杭州西湖別墅療養。南京中央醫院電療科的黃醫生曾去治療一個療程，蔣病況大為好轉。一天上午，蔣用方言對黃說：「黃醫官，依弗同我講言話，曉得地個寧蠻好白相。今朝請依吃飯，到『樓外樓』去吃糖醋裡脊好哇啦？」中午之前，勵志社頭目黃仁霖把所有醫生都招至樓外樓，蔣本人也乘車前往。https://read.99csw.com醫生們原以為主人請客自然是主客同席，哪知蔣的侍衛人員早已給蔣另定專室，醫生們則單在一起聚餐。

民國時期，蘇州無衣食之憂的少爺們，每天無所事事，常去泡茶館。茶館漸漸便成了他們談天說地的俱樂部，鄭逸梅後來回憶說：「他們談話的資料，有下列幾種：一、賭經；二、風月閑情；三、電影明星的服裝姿態；四、強|奸新聞；五、諷刺社會……一切世界潮流，國家大計，失業恐慌，經濟壓迫，這些溢出談話範圍以外的，他們決不願加以討論。」

《文學季刊》的編者為了拉稿和聯絡作者，1934年1月6日在北平請了一次客，應邀赴宴的季羡林在當天的日記里寫道：「今天文學季刊社請客……北平文藝界知名之士差不多全到了，有的像理髮匠，有的像流氓，有的像政客，有的像罪囚，有的東招西呼，認識人，有的仰面朝天，一個也不理，三三兩兩一小組，熱烈地談著話。」

民國初年，邵飄萍任《申報》駐北京特派記者。某次他在北京飯店宴請全體閣員、府院秘書長等要人。他事先做了精心布置，在隔壁室內預備好電報紙，讓兩輛自行車守在門外。這些大員們興緻勃勃，無所避忌，酒後吐出很多重要消息。邵飄萍則隨得隨發，宴會尚未結束，各種消息已電達上海。

西安事變的前一天，蔣百里奉命飛西安，住在西京招待所。當晚出席張學良、楊虎城的公宴，同席還有蔣作賓、陳誠、衛立煌、蔣鼎文、朱紹良、陳調元、邵元沖、邵力子等大員。散席數小時后，西安事變發生，蔣百里等便被張楊拘禁。蔣戲言：「昨日座上客，今為階下囚。」兩周后蔣等獲釋，楊虎城在綏靖公署與他們餞別，蔣百里又戲言：「昨為階下囚，今又座上客。」

畫家陳石遺八十壽辰時，章太炎、李拔可、黃秋岳、冒鶴亭、金松岑、龍榆生、張默君、范煙橋等咸集蘇州胭脂橋給陳祝壽。賀客之一的彭鶴濂見狀賦詩云：「到此不敢吟，名流皆在座。」

盧溝橋事變后，張元濟常約一些友人到家漫談時局，起初有葉景葵、溫宗堯、顏惠慶、黃炎培等六七人，家裡略備點心招待。后參与者漸增，便演成固定的聚餐會，地點選在愛多亞路的浦東同鄉會。參加者擴大為文化界、實業界、外交界、金融界等名流，輪流做東，每兩周一次，必要時增加一次，成為著名的孤島雙周聚餐會。陳銘樞、蔣光鼐等軍方將領也曾應邀出席。再後來，聚餐會改在敏體尼蔭路的青年會舉辦。張元濟做東時曾記有賬單，吃的是西餐，一客八角，有一湯、二菜、一點，很豐盛。聚會參与者中的少數人如趙叔雍、溫宗堯、陳錦濤等後來成了漢奸。聚餐會也就無疾而終。

行商分所不設賬房，負責人名于老八，另有十余員工。所內賭博不用現款，由於老八代為記賬，事後清算。分所內備有中西餐及點心部，名酒菜肴應有盡有。如逢某人遇喜慶事，就叫義和成、聚和成、全聚德、會芳樓（清真）等飯莊來，大擺宴席。成員也可以帶親友去玩，但須嚴控來賓身份，窮小子是進不去的。

1922年七夕之夜，趙眠雲約鄭逸梅、范煙橋、顧明道等五六人到蘇州留園涵碧山莊閑談，大家覺得這種聚會很有意思，便商量著結成一社。范煙橋說，今晚是雙星渡河之辰，可叫「星社」。星社不定期聚會，所談無非文藝。後來不斷有人加入，十年後，恰好湊成36人——天罡之數。他們的聚會以茶會為主，點心都是自製的，一年中也有兩三次較具規模的聚餐。

1930年，楊振聲任青島大學校長時，有感於青島有風景而沒文化，便張羅了一個教授飲談的聚會，每周一喝，地點在順興樓或厚德福，參与者起初為楊振聲、梁實秋、聞一多、趙太侔、陳季超、劉康甫、鄧仲存等七人，后聞一多提議請方令孺加入，湊成酒中八仙之數。

〖會賢堂上，閑坐閑吟閑眺望。高柳低荷，解慍風來向晚多。冰盤小飲，舊事逢君須記省。流水年光，莫道閑人有底忙。〗

章詒和在《伶人往事》里說：「尚小雲廣交朋友，因此他的飯局也特別多。他與梅蘭芳、程硯秋、荀慧生以及別的朋友每月總有兩三次固定的聚會，各自出錢，也就是現在的AA制。他們聚會可不只為吃喝。這些大演員、名藝人常在一起談論琴棋書畫，切磋技藝，傳遞消息。地點多在前門外的泰豐樓飯莊，有時也在珠市口的豐澤園飯莊、煤市街的致美齋飯九-九-藏-書莊。」

戰後，作家李健吾受鄭振鐸委託在上海辦《文藝復興》雜誌。後來通貨膨脹，物價騰飛，雜誌面臨困境。鄭振鐸在廟弄請編輯和作者飽餐了一頓福建菜，來赴宴的有郭沫若、茅盾、巴金、曹禺、錢鍾書、靳以、艾蕪、辛笛、唐弢等。除魯迅已去世，老舍赴美國外，現代文學史上「魯郭茅、巴老曹」中的四人都到席。席間郭沫若對鄭振鐸說：「你不付稿費，我們也為你寫稿。」

抗戰期間，傅雷蟄居上海，曾與十余友人組織兩周一次的茶話會。參与者均為知識界人士，有錢鍾書夫婦、李平心、陳西禾、周夢白等。大家輪流作文化或科學方面的專題講座，同時議論時局。傅雷本人講過法國文學；朱濱生醫生講過普希金槍傷可否治愈的問題；宋奇講過英國詩歌中的布谷鳥問題；雷垣講過相對論入門問題；沈知白講過民族音樂現代化問題；周煦良講過紅學研究；伍子昂講的是近代建築……

民國後期，梁思成夫婦住在清華園的新林院8號。梁家每天下午4點半喝茶，除梁思成夫婦外，常來的茶客有金岳霖、張奚若夫婦、周培源夫婦、陳岱孫等。林洙回憶說：「金岳霖先生風雨無阻總是在三點半到梁家，一到就開始為林先生誦讀各種讀物，絕大部分是英文書籍，內容有哲學、美學、城市規劃、建築理論及英文版的恩格斯著作等。」

上世紀30年代，清華教授有的住校內，有的住城裡。金岳霖住城內北總布衚衕，與梁思成一家是前後院。他回憶說：「一些朋友每個星期六有集會，這些集會都是在我的小院里進行的。因為我是單身漢，我那時吃洋菜，除了請了一個拉車的外，還請了一個西式廚師。『星六碰頭會』吃的咖啡冰激凌和喝的咖啡，都是我的廚師按我要求的濃度做出來的。」「碰頭時，我們總要問問張奚若和陶孟和關於南京的情況，那也只是南京方面人事上的安排而已，對那個安排，我們的興趣也不大。我雖然是搞哲學的，我從來不談哲學，談得多的是建築和字畫，特別是山水畫。」

田漢為人不拘小節。別人請他吃飯，他常帶著七八個生客赴宴；他若請別人吃飯，則常不帶錢或錢不夠。無論他做東或別人做東，只要有他參加，十之八九會出現尷尬局面。他請客時，吃到一大半借故上廁所溜走而把一桌客人曬在飯館，最後大家攤錢付賬的場面，也時有發生。

1929年秋冬之交，盧作孚在重慶北碚峽防局內招集一次盛大的聚餐會。來赴宴的多是一些當地名流，所謂「有教養的小布爾喬亞」一類人士，飯菜也相當講究。但吃法很特別。餐廳不設座椅，來賓都站在桌邊，自盧作孚起，一舉筷子，大家都牢守「食不語」的教條，只聽一陣稀里嘩啦聲，不到十分鐘，這頓盛大的聚餐會便告結束。事後有人詫異地問盧作孚，何以把聚餐當成了打仗？盧答：人要緊張地工作，一頓飯慢條斯理地吃，實無道理可說，徒以養成鬆懈的習慣，故不能不改革之。

齊協民是報人出身的政客，抗戰期間寓居天津法租界，與「天津一班所謂退隱士紳、下野軍閥、聞人後裔和銀行巨子等，酒食徵逐，消磨歲月」。他們組織了一個「二五聚餐會」（每星期二、五聚會），輪流在自家坐東。

1943年，上海20位屬馬的文藝界名人同過50歲生日。簡稱馬會，又稱千歲會。馬首為畫家鄭午昌，生於正月初十；馬尾是楊清馨，生於臘月。此外還有吳湖帆、梅蘭芳、周信芳、汪亞塵、范煙橋等。適逢「孤島」時期，他們在生日會上相約，誓不為侵略者服務。

1933年夏的某日，陳彬和在新亞飯店請客，招待德國女作家柯貝爾。胡風應邀赴宴，說：「這是我平生第一次進有冷氣的房間。」

民國初年，屈映光曾任浙江省長，逢人請他赴宴時，他便這樣回答：「兄弟素不吃飯，今天更不吃飯。」

1939年1月，方令孺、宗白華、蔣碧微等11人在重慶發起一個聚餐會，每周一次，固定在蔣碧微家。除這11人湊一桌為主人外，再另請一桌客人，客人每周不同，按專業區分。例如請文學界的，就叫「文學專號」，考古界的叫「考古專號」等等。每聚一次稱為一期，每12期為一卷，每卷設一主持人，稱「主編」，第一卷的主編自然是蔣碧微。張道藩、老舍、蔣夢麟、傅抱石等都曾被請去作客。蔣碧微說：「小集時賓主非常和諧，談笑風生，輕鬆愉快，或則討論學問，或則評論時局，有時也不九_九_藏_書免月旦人物，古今中外，無所不及。對於個人的學問見識，都有很大的裨益，不僅是吃吃喝喝而已。」

張學良易幟后，何其鞏為北平市長。一日他在家宴客，席間強迫學者傅增湘喝酒，不喝則罰說笑話一個。傅便即席編了一段：「我幼年在私塾讀書時，有一學長，讀書不通而好拽文，之乎者也，常不離口。會其新婚之夕，我與同學好事者數人，潛到其窗前聽房，久久不聞聲息。眾皆興盡，行將散去。突聞新郎長吁一聲，悄問新婦：『何其鞏（通恐）哉？』」

1920年，楊了公做東，在上海小有天酒家請姚鵷雛、朱鴛雛、成舍我、吳虞公、許瘦蝶、聞野鶴、平襟亞等聚飲。席間叫局，征來名妓「林黛玉」，林愛吃用洋麵粉做的花捲，楊便用「洋麵粉」、「林黛玉」為題作詩鐘。朱鴛雛才思最敏，出口成句：「蝴蝶粉香來海國，鴛鴦夢冷怨瀟湘。」笑談間，劉半農飄然而至，他是出洋前到上海，在隔壁赴中華書局的餞行宴，聞聲進來的。劉入席后，朱鴛雛說：「他們如今『的、了、嗎、呢』，改行了，與我們道不同不相為謀了。我們還是鴛鴦蝴蝶下去吧。」劉半農說：「我不懂何以民初以來，小說家愛以鴦蝶等字作筆名？自陳蝶仙開了頭，有許瘦蝶、姚鵷雛、朱鴛雛、聞野鶴、周瘦鵑等繼之，總在禽鳥昆蟲里打滾，也是一時時尚所趨吧。」此後，劉半農放洋，一走了之，「鴛鴦蝴蝶派」卻傳開了。多年後，姚鵷雛遇見劉半農時說：「都是小有天一席酒引起來的，你是始作俑者啊！」劉說：「左不過一句笑話，總不至於名登青史，遺臭千秋。」姚說：「未可逆料。說不定將來編文學史的把『鴛鴦蝴蝶』與桐城、公安一視同仁呢。」

吳梅在《鴛湖記曲錄》中記下他所經歷的一場盛會：「丙子七夕，嘯社同人約禾中怡情社諸君子，會於南湖之煙雨樓，奏曲竟一日夕，凡四十有二折，四方來會者，達七十餘人，盛矣哉，數十年無此豪舉也。」

1931年1月8日，浦江清在清華工字廳西客廳請一些學界友人吃飯。到者有顧隨、趙萬里、俞平伯、葉石蓀、錢稻孫、葉公超、畢樹堂、朱自清、劉廷藩等。浦江清在當天日記中寫道：「席上多能詞者，談鋒由詞而崑曲，而皮黃，而新劇，而新文學。錢先生略有醉意，興甚高。客散后，錢先生與斐雲留余于西客廳談，燈熄繼之以燭。斐雲即宿西客廳。余歸室睡。」

1925年雙十節，孫伏園在北京大柵欄一家西餐館請客，答謝《京報》副刊的作者。在一間餐廳里擺著一大張長條桌，面對面坐滿了人，每人的座位上都有名簽。席上錢玄同不斷地和李伯玄、陳學昭這一男一女兩個年輕人開玩笑，兩人都不知該如何對答。

魯迅去世后，茅盾周圍聚集著一些青年作家，茅盾便產生了邀集他們聚會交流的念頭。他比照當年的星期聚餐會的辦法，考慮到青年人的經濟狀況，略加改進為：「一、不固定每周一次，可以兩周一次；二、不輪流做東，由我固定做東家；三、用撒蘭的辦法，根據聚餐人數畫一叢蘭草，根部註明錢數，一般為四、五、六角，這樣多數人將抽到四、五角，這種方式比較活潑；四、飯館為中小餐館，六七元一桌，自然也就不能輪流去品嘗上海名餐館的佳肴了。」參加這個聚餐會的作家有王統照、張天翼、沙汀、艾蕪、陳白塵、王任叔、蔣牧良、端木蕻良等。聚會不預設談話主題，「大家隨便海闊天空地聊，從國際國內的政治形勢，文壇動向，文藝思潮，個人見聞，以至在座的某位作家的某篇新作，都可以談。」聚餐會不固定每周一次，但固定在星期一舉行，故茅盾命其名為「月曜會」。

1935年11月8日傍晚，史沫特萊坐一輛計程車來接茅盾，再接魯迅，同去蘇聯總領事館參加一個不公開的酒會。據茅盾回憶，計程車開到和蘇聯總領事館隔著一條街的馬路上，三人下車后換乘領事館的一輛黑色汽車從後門進入院子。「總領事館的大廳里已經到了一些客人，有宋慶齡和何香凝，還有一些外國朋友，其中有一對新從澳大利亞來的夫婦。大廳中央有一大餐桌，上面擺滿了冷盤、點心、魚子醬以及各種飲料，大廳四周擺著沙發，大家或坐或站很隨便地交談著，想喝酒或吃點心就自己動手，氣氛歡快而融洽。酒會之後放映了電影。」酒會散后，魯迅和茅盾仍由史沫特萊送回家，路上，史沫特萊告訴他們，這種形式的聚會叫雞尾酒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