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郁達夫獨自一人在上海過年。除夕，他在滄州旅館訂了一個房間，當晚，他的一些朋友陸續來旅館洗澡，郁達夫在日記中寫道：「中國人住處，設備不周，所以弄得一間房間內，有七八個人來洗澡，旅店的Manager頗有煩言，也只好一笑置之。」第二天的日記說：「火爐熊熊不息，室內空氣溫暖，一個人坐在curtain（窗帘）后，聽窗外面的爆竹聲，很有點出世之想……很想在此地久住，但費用太昂，今天午前，必須離開此地，不過將來若經濟充裕的時候，總要再來住它一兩個月，因為地方閑靜清潔，可以多作冥想的工夫。」郁達夫離開滄州旅館后，到創造社出版部吃午飯。「午後和出版部同人玩骨牌，輸了兩塊多錢。傍晚五時前後，出至周家，和女太太們打牌，打到天明。」

1936年除夕，何其芳拎著幾斤萊陽梨到青島找卞之琳。卞正在一個德國人開的消夏旅館里埋頭翻譯小說。兩個年輕人在清冷和閑談中過了一個大年。

剃頭洗澡，是北平過年中的一景。大年三十，京城的大小澡堂子破曉即營業，24小時連軸轉，到初一凌晨仍燈火通明、浴客滿堂。澡堂子的從業夥計多為河北定興人，操著怯腔的喊聲此起彼伏：「看座——裡邊請」，「這邊來一位」，「墊板兒——」……

1931年元旦，在孩子們的發起下，蘇州九如巷張家以一場熱鬧的「同樂會」過了新年。除家人外，還有一些來賓應邀參加。晚會自晚6點開始，除了跳舞奏樂唱崑曲，還演出了田漢創作的獨幕話劇《咖啡店之一夜》，17歲的張宗和扮演男主人公，他的姐姐、22歲的張允和扮演女主人公，其他角色均由張家姐弟擔當，而他們的繼母韋均一也被安排扮演了一個只有三句台詞的店主人。

據說1941年除夕，汪精衛在南京頤和路寓所前貼了這樣一副春聯：「立民族民權民生之宏願；開為黨為國為民之大業」。當晚，就有人在對聯上加以修改：「立泯族泯權泯生之宏願；開偽黨偽國偽民之大業。」

1940年舊曆除夕，周佛海時居上海，他在日記中寫道：「遙憶老母生辰，未能侍奉，不禁泣下。每逢佳節倍思親，未知何時始能膝下承歡也。」此後三天，他接連每晚「赴76號觀劇」，或「深夜始歸」，或凌晨「三時始返」。

1929年春節，大年三十和正月初一，26歲的浦江清都在清華的單身宿舍里寫《殷墟甲骨之新發現》，初一中午完稿后，才進城和幾個朋友看了場戲。15年後，浦已是西南聯大教授，雖處戰時，家眷在上海老家，他獨自僻居昆明，但這個年過得有滋有味，熱鬧非凡，已經今非昔比了。1944年除夕，他在日記里寫道：「上午佩弦（朱自清）請吃烤年糕。下午同人集合包餃子。晚飯即吃蒸餃，另菜二碟，佐以酒。又聞（一多）家送來雞肉一碟，蘿蔔球一碗。此即年夜飯矣read.99csw.com。同人興緻尚好。我自幸今年得在自由區過年，如仍僦居上海，則愁悶可知。晚飯後在聞家打牌。同人皆加入，或打四圈，或八圈、十二圈不等。」這場牌局一直持續到初一天亮。初一「早起甚遲」，吃煎餃子，中午仍是大家一起聚餐，有燒肘子、炒豬肝、冰糖白果等，晚飯後，浦又「入雀局」。初二午飯後，浦江清外出拜年，他在日記里寫道：「至棕皮營陳夢家、游澤承及錢端升、金岳霖諸家，均有茶點。歸時，余戲詠：『一去二三里，煙村四五家』之句。」初三，天寒，上午浦江清與朱自清、游國恩等在聞一多家圍爐談詩，午後去他處唱崑曲。當夜仍在聞家「圍爐談」，「自宗教、科學至新舊詩、電影、話劇皆談，互為辯論。」初四，浦與聞一多夫婦、朱自清散步到散村余冠英家，又去黑龍潭一游。當天記道：「夕陽照潭，竹樹蔭蔽，境甚清幽。廟中山茶尚盛。一株梅花姿態甚好，正盛開。」

邵乾一在東北各大城市如哈爾濱、長春、大連等地都有買賣。一次邵從哈爾濱回老家金縣過年，命跟班給他蒸兩大筐饅頭帶回去。跟班說：「這多不好看。」邵說：「少廢話，我看家裡過年能吃上饅頭就不錯了。」

1948年春節，豐子愷時居杭州葛嶺，一時書興大發，欣然為附近村民大寫春聯，一村人家，不留虛戶。但村民不知珍愛，寫了也就寫了，多年後，已不剩片紙。

1941年1月26日是舊曆除夕，宋美齡在香港不歸，蔣介石在日記中寫道：「本夕為舊曆除夕，孤單過年，世界如此孤居之大元帥，恐只此一人耳。」

1935年除夕，魯迅致信黃源：「今年爆竹聲好像比去年多，可見復古之盛。十多年前，我看見人家過舊曆年，是反對的，現在卻心平氣和，覺得倒還熱鬧，還買了一批花炮，明夜要放了。」次日，即大年初一，魯迅又致信楊霽雲：「今年上海爆竹聲特別旺盛，足見復古之一斑。舍間是向不過年的，不問新舊，但今年卻亦借口新年，烹酒煮肉。且買花炮，夜則放之，蓋終年被迫被困，苦得夠了，人亦何苦不暫時吃一通乎。況且新生活自有有力之政府主持，我輩小百姓，大可不必湊趣，自尋枯槁之道也。」

汪曾祺出身於一箇舊式大家庭，分好幾「房」。他後來回憶說：「每年除夕，要在這方桌上吃一頓團圓飯。我們家吃飯的制度是：一口鍋里盛飯，大房、三房都吃同一鍋飯，以示並未分家，菜則各房自炒，又似分居。但大年三十晚上，祖父和兩房男丁要同桌吃一頓。菜都是太太手制的。照例有一大碗鴨羹湯，鴨丁、山藥丁、慈菇丁合燴。這鴨羹湯很好吃，平常不做，據說是徽州做法。」「大年初一，祖母頭一個起來，包『大圓子』，即湯糰。我們家的大圓子特別『油』。圓子餡前十天就以洗沙豬油拌好，每天放在飯鍋頭蒸一次，油都『吃』進洗沙https://read.99csw.com里去了，煮出，咬破，滿嘴油。這樣的圓子我最多能吃四個。」

抗戰初期，張治中任湖南省主席。1938年2月，他曾微服私訪，步行七縣，作了一次秘密旅行。張于大年初一出發，在湘潭的一個村莊休息時，與農民閑談，他問：「你們過年，為什麼不貼對子呢？」農民答：「沒有閑錢！」又問起十來歲的孩子讀不讀書，老百姓的牙為什麼都是黃的等諸如此類的問題，所答都很乾脆且一致：「沒有錢！」

梁漱溟從不過年。1930年，他在河南輝縣辦村治學院時，給親戚寫信說，看到老百姓生活之苦，就沒有心思回北京過年了。那時兵匪不分，這個年，他是和衣而睡，在分不清鞭炮聲還是槍聲中一個人度過的。1935年春節，他在上海訪問軍事家蔣百里。1936年春節是在梧州到南寧的途中。1938年初梁漱溟去延安，歸途坐火車到開封時恰值大年三十晚上，他一個人住進河南旅館，就這樣把年過了。1939年春節，他正在前往敵後巡視的途中，2月18日的日記記道：「舊曆除夕，車過三原，晤趙戴文於一花園中；晚抵洛川，途中落雪。」1940年春節，梁漱溟覺得和孩子在一起的時間太少，便利用寒假帶他們兄弟倆去重慶北碚，除夕是在附近的縉雲寺里過的。

郁達夫居杭州時，逢年過節喜歡去爬城隍山，他說：「這城隍山的一角，彷彿是變了我的野外的情人，凡遇到胸懷悒鬱，工作倦頹，或風雨晦暝，氣候不正的時候，只消上山去走它半天，喝一碗茶兩杯酒，坐兩三個鐘頭，就可以恢復元氣，爽颯地回來，好像是洗了一個澡。去年元日，曾去登過，今年元日，也照例的去；此外凡遇節期，以及稍稍閑空的當兒，就是心裏沒有什麼煩悶，也會獨自一個踱上山去，痴坐它半天。」

1927年秋，羅亦農在上海新閘路麥特赫斯特路口租了一個二樓二底帶廂房的房子，房子和傢具都不錯，用鄭超麟的話說：「簡直像一個闊人的大公館。」1928年元旦，羅亦農在這裏辦了數桌酒席，瞿秋白、王若飛、陳喬年、蘇兆征、鄧小平、鄭超麟、夏之栩等二十來人到此過年。鄭超麟後來回憶說：「大家吃得痛快，玩得痛快，特別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以致我至今還記得不少參加的人。」很多人大概因為平時處於險境，神經綳得過緊，藉著過年徹底放鬆一下，因而有鄭超麟所謂「痛快」一說。席間不少人都喝醉了，鄭超麟當時正和劉靜貞談戀愛，遂成為大家哄鬧的對象。鄭尋機從後門逃走後，卻被王若飛醉醺醺地追到街上把他拉了回去。

李辛白是辛亥老人，抗戰期間避難他鄉鄉間，生活極其困苦，1938年有《詠除夕》一詩：「乞米度除夕，今年第一年。還家惟有夢，買酒已無錢。兩鬢白如雪，孤懷冷似泉。匈奴何日滅，萬里靖狼煙。」

許傑的老家在浙江天台。當地hｔtpｓ://rｅaｄ.9９ｃｓｗ.ｃｏm習俗是臘月收賬，一直收到年三十，正月初一去討債則不吉利。凡是提著燈籠要債的都算年三十晚上出來的，可以一直提到初一早晨。窮人家最難過的是年關。許傑家窮，一向欠債，而他叔祖父則開店當債主。每及除夕，父親就開溜，跑到叔祖父家，一是避債，二是替叔祖父要債，兼充兩種截然相反的角色。

1934年春節，茅盾寫了一篇《上海大年夜》，他自稱這是他實地考察的記錄。茅盾後來回憶說：「報紙上早就說『市面衰落』，實際是南京路的商店至少有四五十家過不了年關，單是房租，就欠了半年多。房東要求巡捕封店，還沒解決，因為工部局如果發封，就傷它統治下的大上海的體面。各報也因農曆大年夜而停刊，但出有號外，這些號外上，只有電影院的廣告，極盡誇大、刺|激、誘惑的能事。馬路上，排著長蛇陣的，只有電車、公共汽車和私人的或出租的小汽車。黃包車幾乎無人光顧，因為它們的老主顧——小市民，口袋已經空了。電影院（高級的）卻是每場都滿座，我們九時半去買票，跑了兩三家，都沒有買到。後半夜，大上海的馬路上已經冷冷清清。歸家的路上，碰到一位鄉親，他告訴我：南京路的商店只有兩家半是賺錢的；這兩家是三陽南貨店和五芳齋糕團點心店，那半家是冠生園。」

鄭逸梅住在蘇州時，每逢新年，都約上二三友人去玄妙觀閑逛。走累了便去三萬昌茶肆，憑檻品茗，遍覽眼前的一片承平氣象。他後來移居上海，很懷念那段閑在的日子，「思之猶在目前」。

1912年1月1日，民國誕生。這一年，葉聖陶18歲，住在蘇州。當天下午，他和顧頡剛等兩三友人到觀前街閑逛，日記里有「風狂雲黯，市靜人稀」的描述。日記還特地註明：「今日為吾國改用陽曆之第一日。」葉與顧的交情，一直持續到上世紀80年代初顧頡剛病逝。一個多月後，民國迎來第一個春節，葉聖陶又在日記中寫道：「歲歲元旦，觀夫融融之日，油油之天，每以意象之覺殊而另有一種境況。此境況今日亦覺得之也。」與葉聖陶同歲的吳宓，當時正在北京清華學校讀書，他在大年初一的日記里寫道：「晨，為《水調歌頭》一闋，殊不愜意。午無事。晚，及李君伯愚並仲侯、君衍捕雀為戲。嘻，此亦新年之常例。」

蔣介石在大陸的最後一個春節，是在溪口過的。1949年從除夕起到正月十五，蔣介石特地從上海延聘著名的票友及京劇演員到溪口，大演其戲。先在武嶺學校演出六天，再到上下白岩廟各演兩天，又在武山廟、新舊蔣家祠堂各演出一二天。演的都是還願戲。演齣劇目中，第一出常常是演黃巢起義斬了柳空和尚的戲，其次常演的是借東風、甘露寺、回荊州一類的三國戲。

民初的某個春節，梁實秋的父親說：「我願在哪一天過年就在哪一天過年，何必跟著大家起鬨？」

1934年除httpｓ://reａｄ.９９ｃｓｗ.ｃｏｍ夕，胡適忙於應付飯局，他在日記中寫道：「午飯在歐美同學會，有兩局：一面是孟和、孟真為袁守和餞行；一面是余上沅約梁實秋吃飯，並有今甫、一多、吳世昌、陳夢家、公超、林伯遵眾人」，「晚上到美國使館吃晚飯」。「我回家時，家中過年的客還在打牌，我打了四圈，就去睡了。他們打牌守歲，直到天明。」

1947年冬，蔣介石夫婦到廬山住了一段時間。除夕，蔣氏夫婦請身邊工作人員吃年夜飯，江西省主席王陵基和侍衛長俞濟時在座。蔣介石夫婦分坐一張長條桌的兩端，王坐蔣的左手，俞坐右手，其他人員居中間。席上沒有什麼名貴菜肴，也不備酒。最顯眼的是一隻烤火雞。宋美齡見火雞烤得比較酥，便勸牙口不好的蔣介石多吃點。

張群與民生銀行老闆周作民過從甚密。1946年春節，周在成都，張特地在除夕趕到成都，邀周同車觀覽市區年景，並下車漫步街頭一小時許。春節期間，張群還在寓所備下一桌豐富的肴饌款待周作民。周在日記里說：「據稱抗戰中，（張群）款客極儉，今特為余設此盛席，可感。」

沈尹默回憶說：「『五四』前後，有一個相當長的時期，每逢元日，八道灣周宅必定有一封信來，邀我去宴集，座中大部分是北大同人，每年必到的是：馬二、馬三、馬九弟兄，以及玄同、柏年、逿先（朱希祖）、半農諸人。席上照例有日本新年必備的食物——粢餅烤魚之類，從清晨直到傍晚，邊吃邊談，作竟日之樂。談話涉及範圍極其廣泛，有時也不免臧否當代人物，魯迅每每冷不防地、要言不繁地刺中了所談對象的要害，大家鬨堂不已。」

民國時期，每逢除夕，天津南市的「落子館」都有民間會演。唱梨花大鼓的、唱京韻大鼓的、唱單弦、靠山調、蓮花落的等等，齊聚這裏。演員都穿紅緞繡花裙子、短襖，頭戴珠花。一直唱到半夜，然後由各自「相好」的陪著去天妃宮燒頭香，圖個一年的吉利。客人這時候來湊熱鬧，掏出的票子較平時翻倍。

天津金融界大買辦魏信臣和寧星普交情不淺，過年時必親到寧宅拜賀，每次都帶銀票1000兩給寧家的孩子當壓歲錢。

學者鄧雲鄉晚年曾憶及抗戰前北平置辦年貨的場景：「那時我家住在西城，一到臘月里，賣年貨的，不單南到單牌樓，北到四牌樓，到處南貨鋪、點心鋪、豬肉杠、雞鴨店、羊肉床子、大小油鹽店，擁滿了人，而且馬路牙子上，也都擺滿了各種攤子，乾果子鋪門口，都吊著大電燈，那大笸籮堆的什錦南糖、京雜拌，都像小山一樣。堂子衚衕口上一家大雞鴨店，大肥鴨子吹足了氣，擦上油，精光肥胖，天天吊滿了鋪子。一般教書的、當職員的人家，拿出十塊二十塊『忙年』，就能買不少東西了。買只五六斤重的大肥鴨子，一塊大洋還要找錢呢。」

1917年除夕，時魯迅居北京城南紹興會館，他在當天的日記中寫道：「夜獨坐錄碑，殊ｒｅａｄ.9９cｓｗ•ｃｏｍ無換歲之感。」

徐鑄成回憶：「抗戰前一年，是我在上海過的第一個新年。除夕深夜，費彝民、王芸生兩兄駕車來邀去觀光上海的新年夜景。先去老城隍廟和永安公司的天韻樓兜了一圈后，到了南京路的紅廟，只見成群的鶯鶯燕燕，都穿著一色的紅綢褲襖或紅旗袍，一個個虔誠跪拜，燒紙錢上香，還有些西裝革履或袍褂儼然的青年或大腹便便的壯年們跟隨著。聽說，這些姑娘們，都是一等、二等班子里『生意上』的。」

梁實秋生長於京城一個極其守舊的家庭。家中平時絕對禁賭，根本就沒有麻將牌，因而他從小不知麻將為何物。只是每年除夕到上元這段時間開賭禁，但也僅以擲骰子狀元紅為限，下注三十個銅板，每次玩時不超過一兩小時。一次過年，梁實秋斗膽問起麻將的打法，其父正色道：「打麻將嗎？到八大胡同去！」

1947年8月，喬大壯隻身到台灣，任台大中文系教授，次年獨在異鄉過年。喬嗜酒，加上孤獨感，從除夕起就不吃菜而大喝金門高粱酒，燈前將家人的照片攤在桌子上。如此一連數日，始終處在醉眼矇矓的狀態。

張元濟雖為新派人物，生活理念及實踐常破舊立新地領導潮流，但家中有些習俗乃至陋俗卻因循不去。他家的年夜飯必有兩道菜。一為「金條」，即蘿蔔絲炒豆腐絲；一為「元寶」，即蛋餃。皆取發財之意。此外，張家每年除夕都要擺供祭祖，列隊磕頭。

1940年2月7日為除夕，時宋雲彬在桂林，日記記道：「晚五時，去開明，吃紹興醬鴨、魚乾，均佳，白雞亦好。六時一刻，赴新生菜館，應國新社之邀。餐后，參加國新社聯歡會，余已小醉，歌崑曲，大笑，不覺酒湧上來，醉態畢露。楊彥英、丁務樣、林山挾余歸寓，倒頭即睡，不知東方之既白。」次日（大年初一）又記：「昨宵醉態畢露，傳為笑柄，晨起尚覺頭昏，吃橙子兩枚。」

畫家司徒喬回憶說，1925年除夕，「一位燕大同學請我吃辭年飯，我走到筒子河邊，經過一間施粥廠門前，突然有四個全副武裝的警察，高舉著棍棒，手推腳踢把一個拖著兩個孩子的孕婦扑打出來。問起原因，是那婦人討了一碗粥給孩子們吃了，最後想為自己討一碗，就是為這，四個大漢子扑打凌|辱她。這滅絕人性的事件使我無法參預同學們的除夕宴敘，我跑回宿舍，把當時情景快筆記下，因為素描基礎不好，又是憑記憶追溯，畫得十分粗糙，怕只有自己才認得出那筆線所傾訴的東西」。這幅畫後來被魯迅從一個展覽會上買去。

陳濟堂曾是廣東實力派人物。俗語云：「一人得道，雞犬升天。」他的親朋中自不乏握有實權者。廣東商人霍芝庭憑藉陳妾莫秀英等為後台，連續多年包辦全省最大的煙、賭捐務，獲利無算。某年正月初一，霍到莫秀英家拜年，給莫的兒女各「利是」一封，每封內裝一張10萬元的支票，合計達一百多萬。霍辭去后，莫拆封一看，不禁也為之訝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