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德海依仗慈禧的寵信，在宮內宮外作威作福，甚至欺負到同治的頭上，小同治在宮裡用泥巴塑了一個小人，早晚用劍砍泥人的腦袋，一邊砍一邊喊：「殺小安子」。朝野正直人士對安德海都極為反感，議政王奕欣對他恨之入骨。有一次，安德海在朝房裡誇耀自己的翎子精美，一些大臣不敢得罪他，只好連聲附和。奕欣看了，實在忍不住自己的厭惡，便冷笑著哼了一聲，說：「你的翎子再好，怕也護不住后脖子。」從此對他動了殺機。

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十二月，清國下罪已詔，自責之後，提出：「近十年來，每有一次釁端，必申一番訓誡。卧薪嘗膽，徒託空言；理財自強，幾成習套。事過之後，徇情面如故，用私人如故，敷衍公事如故，欺瞞朝廷如故……」

1938年1月，蔣介石將韓復榘槍斃于武昌，臨刑前，韓大呼冤枉：「我丟掉山東該槍斃，劉峙稱『長腿將軍』，統率十幾萬大軍，一夜之間失地千里，為何逍遙法外？丟掉上海、南京、武漢，又該槍斃哪個？」蔣聽見此話，咬牙切齒：「娘希匹，他是什麼東西，也配同劉峙比！」

國民黨一到台灣即開展「土地改革」，用以解決退台後生機問題。有人說：「因為地主全部都是台灣人，所以國民黨可以大慷他人之慨。」

西安事變中，周恩來去見蔣介石，開口說：「蔣先生，我們有10年沒有見面了，你顯得比從前蒼老些。」蔣介石嘆氣：「恩來，你是我的部下，你應該聽我的話。」

北伐勝利后，中國各地又有擁兵自重的地方大員成為新軍閥。李宗仁為始作亂者，其後大小軍閥俱聞硝煙而動心，蔣介石痛感「軍閥習慣成性，除不勝除，余乃為內外夾攻之人」，但他仍說：「如此投機反動軍隊不滅，國家何能統一？」

1946年10月，曾琦當面對蔣介石說：「行政院必須改組，吾輩無所謂，吾輩部下就希望分得幾部做官吃飯。」

順天科場案發，柏葰以宰輔主試，而容應試舉人「遞條子」舞弊。按例當斬，又按例皇帝有臨時恩典權。當時咸豐皇帝持硃筆頗遲疑，並雲：「罪無可逭，情有可原。」肅順在旁對曰：「雖屬情有可原，究竟罪無可逭。」上意猶未決，肅順即奪硃筆代書之。柏於是被處斬。

段祺瑞在北京召開善後會議，對張紹曾不能不買賬，故派遣親信張超赴津敦聘張紹曾為「善後會議」代表。張超謁見張紹曾，正值張紹曾與友人對奕，張超略陳來意，呈上老段的聘書，張紹曾沒拆看就放在一邊，只顧下棋，沒有開言。張超木坐一旁，感覺很窘，見張紹曾始終沒加理會，忍不住說：「請總理給我一封回信，我好交待執政。」張紹曾奕完一局，遂寫下四句偈語：「跳下蓮台rｅaｄ.９9csw•cｏm上舞台，舞台是否及蓮台？法輪常轉原無我，一念念嗔浩劫開。」

蔣經國的上海「打虎」，自1948年8月21日正式任命，至11月5日請辭正式獲准，共計70天。這70天中，蔣的環境與心情，寫在《滬濱日記》中。蔣經國引過一位先生來信：「官吏白做了兩個月的工作，民眾白吃了兩個月的苦，並且窮的仍窮，而富的還是一樣的富」。他說：「這句話說得太心痛。」

1938年11月3日，日本政府發表了第二次對華聲明，修改了先前不把國民政府作為交涉對手的方針，提出在蔣介石下台，承認「滿洲國」的條件下，日本即與國民政府談判停戰。汪精衛在日本對華聲明后，要求蔣介石辭職，以爭取和日本實現停戰。汪說：「我們應迅速連袂辭職，以謝天下」。蔣介石則說：「我們如果辭職，到底由誰負起政治的責任？」兩人爭得面紅耳赤，不歡而散。在說服不了蔣介石的情況下，汪精衛決定與蔣介石分道揚鑣，單獨搞「和平救國」。汪精衛乘蔣介石去陝西參加軍事會議不在重慶的時機，12月18日以外出演講為由乘飛機離開重慶到昆明，然後飛往當時作為法國殖民地的越南河內。汪精衛離開時給蔣介石留下了長文的訣別信，表示他和蔣介石雖然所走的道路不同，但目的都是為了救國。汪精衛最後寫道：「君為其易，我任其難」。

1912年2月12日，大清國皇室發布遜位詔書：前因民軍起義，各省響應，九夏沸騰，生靈塗炭，特命袁世凱遣員與民軍代表討論大局，議開國會，公決政體。兩月以來，尚無確當辦法，南北睽隔，彼此相持，商輟于塗，士露於野。徒以國體一日不決，故民生一日不安。今全國人民心理，多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議於前，北方諸將，亦主張於後，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亦何忍以一姓之尊榮，拂兆民之好惡。是用外觀大勢，內審輿情，特率皇帝將統治權公諸全國，定為立憲共和國體，近慰海內厭亂望治之心，遠協古聖天下為公之義。袁世凱前經資政院選舉為總理大臣，當茲新陳代謝之際，宜有南北統一之方，即由袁世凱以全權組織臨時共和政府，與民軍協商統一辦法。總期人民安堵，海宇乂安，仍合滿漢蒙回藏五族完全領土為一大中華民國，予與皇帝得以退處寬閑，優遊歲月，長受國民之優禮，親見郅治之告成，豈不懿歟。

孔祥熙做國民政府的財政部長，為政府斂財，手段無奇不有，但他最欣賞的是濫發紙幣。孔對人說：「發行公債真是麻煩，付息、抽籤還本，又弄不到幾個錢，不如印發鈔票，簡單得多。」在他的努力下，抗戰八年內政府發行紙幣10319九九藏書0億元，為抗戰前7300倍。1937年，100元法幣可買兩頭牛，6年後能買一隻雞，10年後的1947年只能買三分之一盒火柴。

道光皇帝晚年，以文宗（咸豐奕詝）長且賢，恭親王奕欣明而敏。會校獵南苑，諸皇子皆從，恭親王奕欣獲禽最多，文宗未發一矢，道光問之，對曰：「時方春，鳥獸孳育，不忍傷生以干天和。」道光皇帝大悅，曰：「此真帝者之言」。遂密定儲于文宗。論者以為可惜，因奕欣在清末有「賢王」之稱，才具開展，思想明敏，勤於國事。咸豐清極，不能振拔，短命而死，政事終歸慈禧獨攬。

在延安時，毛澤東問黃炎培感想怎樣？黃答：我生六十多年，耳聞的不說，所親眼看到的，真所謂「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團體，一地方，乃至一國，不少單位都沒有能跳出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時聚精會神，沒有一事不用心，沒有一人不賣力，也許那時艱難困苦，只有從萬死中覓取一生。既而環境漸漸好轉了，精神也就漸漸放下了，有的因為歷時長久，自然地惰性發作，由少數演為多數，到風氣養成，雖有大力，無法扭轉，並且無法補救。也有為了區域一步步擴大了，它的擴大，有的出於自然發展，有的為功業欲所驅使，強求發展，到幹部人才漸見竭蹶，艱于應付的時候，環境倒越加複雜起來了，控制力不免趨於薄弱了。一部歷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榮取辱」的也有，總之沒有能跳出這周期率。中共諸君從過去到現在，我略略了解了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條新路，來跳出這周期率的支配。毛澤東答：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鬆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

《辛丑條約》簽訂后，慈禧發布「罪已詔」，詔中對列強的「寬大」處理表示感激：「今茲議約，不侵我主權，不割我土地，念列邦之見諒，疾愚暴之無知，事後追思，慚憤交集。」又說：「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

1904年，孫中山在「中國問題的真解決」一文中說：「中國正處在一場偉大的民族運動的前夕，清王朝的統治正在迅速地走向死亡……只要星星之火，就能在政治上造成燎原之勢。」

韓復榘在山東被稱為「韓青天」，因其常坐省府大堂審案。一次，省參議員沙月波僱用了一個名叫小道的聽差，年僅15歲，沙參議讓他去省府送信，正值「韓青天」坐堂審問一批盜犯，他一時好奇，站到大堂一邊看，執法隊竟把他也推上了車。小孩大喊，「我是送信的！」韓聽見了問什麼事？執法兵說九_九_藏_書，「報告主席，他說他是送信的。」韓回答說，「送信的也該槍斃！」這個孩子當時嚇昏了，如此被糊裡糊塗拉出去槍斃。事後，沙參議帶著小道的母親哭到省政府找韓，說執法隊誤將小道推上汽車槍斃了。韓青天笑笑說：「現在他是小道，如不殺掉他，將來就是大盜！我也不叫沙參議為難，給他娘五百塊錢過日子吧。」

吳佩孚于洛陽召開軍事會議公開提出武力統一之後，各地方軍閥為抵制大軍閥以自保，乃大倡省自治和聯省自治：1920年7月湘軍總司令譚延闓曾號召「湘人治湘」，后又通電主張「聯省自治」；1922年12月，趙恆惕甚至公布省憲法，稱「湖南為中華民國自治省」；1921年，四川宣告「四川完全自治」，並趕走在川滇軍；是年4月，貴州盧濤亦主張「由省自治進而為聯省自治」；同年6月，浙江盧永祥則通電主張「省制憲」，以行自治，再組織聯省自治政府；陝西更成立「籌制省憲自治處」；江西省議會遂召開省憲會議；河南省議會乃通過「制定省憲案」；湖南公布「省憲法」后，浙江、廣西、四川皆公布；張作霖打敗仗退回東北之後也宣布自治。短短三四年內，各地方及其軍閥的自治和立憲活動，喧鬧一時。

汪精衛死後，南京偽政府推舉陳公博為「國府主席」，繼任「行政院長」及「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但陳公博堅持在最高職務上加個「代」字。陳公博說：「現在汪先生走了，人亡政息，這台戲也該結束了。我來繼承汪先生的職位，是來辦理收場的，而不是來繼續演出的。」此時日本的敗局已定，南京偽政府也處於風雨飄搖之中。

1904年，清政府不得不適應時代潮流，允諾在國內實行改革。在這一年，以慈禧七旬萬壽的名義，下詔赦免戊戍獲罪人員，詔曰：「從前獲罪人員，除謀逆立會之康有為、梁啟超、孫文三犯，實屬罪大惡極，無可赦免外，其餘戊戍案內各員，均著免其既往，予以自新。曾經革職者俱著開複原銜，其通飭緝拿，並現在監禁，及交地方管束者，一體開釋。」

葉恭綽去見段：「現在既然已經參戰，無論多少總得派點軍隊參加。不知已做怎樣的計劃？」段說：「他們（段說話時喜歡用他們二字）的意思想出一萬兵。」葉問：「出一萬兵？準備了多少錢呢？」段說：「不是有參戰借款嗎？」葉說，「從中國到歐洲，要走許多的路程，要花許多的時間，什麼時候才能回來也不知道，兩千元供應一個兵恐怕不夠吧？」段問：「怎麼是兩千元一個兵？」葉說：「參戰借款只有兩千萬，出一萬兵，不正是兩千元一個兵么？」段至此默不作聲。葉這時才明白，段根本無派兵參戰的意思。

1912年1月1ｒeａd•９9cｓw•com4日，孫中山答覆袁世凱說：「如清帝實行退位，宣布共和，則臨時政府決不食言，文即可正式宣布離職，以功以能，首推袁氏。」袁由此向清廷孤兒寡母逼宮。

1904年是慈禧七十大壽，前一年的科舉考試主持官員，十分留意「吉慶之兆」。朝廷經考核，派出各省鄉試的主考，副主考。頭兩批放的是雲貴兩廣，八人的名字是：李哲明、劉彭年、張星吉、吳慶坻、達壽、景方昶、錢能訓、駱成驤，將此名字聯綴起來，就成了「明年吉慶，壽景能成」，真乃大吉大利。

清末殿試，有貢士名叫王國鈞，名字含義本不錯，國鈞者，國家和重任也。王國鈞在殿試中名列前茅，慈禧念了王的姓名卻說：「好難聽。」因為這三個字與「亡國君」相諧，實在太不吉利，王國鈞固此被抑置三甲，蹉跎以終。

1935年，桂系久蟄思起，企圖聯合廣東等方面組成反蔣的統一戰線。劉斐和國民黨居留廣州的元老派就共同勸說推動陳濟棠反蔣。劉每次去陳濟棠那裡談話，陳手裡常端著一隻水煙袋，談著談著，陳總是說：「為章兄！我一定反蔣！」但陳患得患失，使各方策動他反蔣的人非常不滿。白崇禧挖苦說：「我們跪在豬欄門口餵豬，唯一目的是要豬肥嘛！只要豬肥就好了，急也是急不來的呀！」

40年代末，國民政府啟用翁文灝等學者專家，一時行政院人才濟濟，時人有「人才內閣」之稱。但這些人才辦公就是聊天，無一事可辦。一個親歷其境的學者給朋友寫信說：「這是中國兩個最有腦力的人才，幹嗎不到一個學校或研究室去？幹嗎要把他們困在一個完全自私自利的宋子文手下吃閑飯，聊悶天？」經濟學家何廉後來回憶起來仍難抑悲憤：「翁文灝和我雖都在政府中位居高職，但比起『圈內集團』來，畢竟還是外人。我們並非政府的裡層人物，也非黨的成員，我們不過是政府的『裝飾品』！我們從未能夠搞清楚幕後究竟在搞些什麼。」他說：「我在政府中的那幾年完全是白白浪費！」

1926年，段祺瑞執政府的衛隊旅製造的「三·一八」慘案發生后，北京警衛司令部代警衛司令李鳴鐘驚慌失措，跑去對衛隊旅上校參謀長楚溪春說：「晴波，打死這些學生，叫我怎麼辦？叫我怎麼辦？」楚說：「已經到了這個地步，我們只好報告段執政吧！」於是二人趕到吉兆衚衕段宅見段祺瑞。當時段祺瑞正同吳清源下圍棋，見二人進屋，馬上聲色俱厲，大聲說：「李鳴鐘，你能維持北京的治安不能？你如不能，我能撤你，我能換你，我能槍斃你！」李在門口立正鞠躬向後退，連聲說：「執政，不要生氣，不要生氣，我能維持治安，我能維持治安！」段接著對楚說：「楚參謀長，你去告訴衛九九藏書隊旅官兵，我不但不懲罰他們，我還要賞他們呢！這一群土匪學生……」二人趕緊退出。

戊戍變法期間，譚嗣同、楊銳等人很為光緒權力受制約不平，光緒手詔答之，大略謂：「頑固守舊大臣，朕固無如之何。然卿曹宜調處其間，使國可富強，大臣不掣肘，而朕又不上失慈母之意。否則朕位且不保，何有於國？」於是流言傳至太后耳中，八月初四黎明，光緒本欲赴頤和園給太后請安，太后已由間道入西直門，光緒倉皇返回，太後到光緒寢宮，把奏章都捲走，召光緒罵曰：「我撫養汝二十余年，乃聽小人之言謀我乎？」光緒戰慄不發一言，良久，囁嚅曰：「我無此語。」太后唾之曰：「痴兒，今日無我，明日安有汝乎？」於是傳太后懿旨，說：皇上病得不能理事，太后臨朝訓政。凡光緒變法興革，盡反之。

張之洞任兩江總督時，想建煉鐵廠以為制鋼軌之用，委託駐英公使薛福成在英訂購機器，英方說要先將煤焦及鐵砂樣品寄英化驗，才可視其品質決定設計煉鐵用的機器。薛以告張，張說：「中國之大，何處無佳煤佳鐵？但照英國所有者購辦一份可也。」於是英國梯特賽廠遂依其所用酸法煉鐵，設計色麻爐兩座運到中國，其時張之洞已改任湖廣總督，大冶發現鐵礦，有人建議在大冶設廠，張之洞說：「大冶路遠，照料不便，若建於漢陽，吾還能看得見鐵廠的煙囪也。」於是在龜山建廠，地址狹小而一帶水田，斥巨資經營，又于各處徵詢煤礦，最後得馬鞍山煤，灰磺並重，實不適於煉焦，所煉生鐵，實不合用，而鋼軌更無論矣。

1949年，國共和談失敗，劉斐受託勸廣西派李宗仁、白崇禧等人。李宗仁自稱要犧牲到底，白則以為可以回廣西打游擊，劉認為他們除了向共產黨投誠已別無出路。白說：「失敗就失敗，算了！投降起義我不來！」劉斐說：「好罷，士各有志，你既寧願失敗，我也不能勉強。不過我最後要向老朋友進一忠告，你們如果失敗了，千萬不能再到台灣去呀！」李宗仁在桌上一捶，說「哪個王八蛋還到台灣！」白默不作聲。談話也就在沉默中結束了。

徐樹錚做了國務院秘書長，處處秉承段的旨意，不把黎元洪放在眼裡。一次，因公布福建三個廳長的任命書，徐到總統面前蓋印，當黎問及三人情況時，徐不耐煩地瞪起眼睛：「總統不必多問，請快點蓋章，我的事情很忙。」黎倍感難堪，連連嘆息：「昔受項城侮辱，今又見侮于段。」

1945年8月14日深夜，日本終於宣布無條件投降。翌日中午，蔣介石即代表中國政府向全世界作了「以德報怨」的廣播講話，聲稱「不念舊惡和與人為善是我們民族傳統的至高至貴的德性，中國將對日本帝國的八年侵略戰爭以德報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