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林第三
曾國藩生性詼諧，愛說笑話。他對門下子弟李鴻章和俞樾曾有評語：「李少荃拚命做官，俞蔭甫拚命著書。」
章士釗認為康有為的文章，多有誇大之詞，是其性習使然，又系政治作用為之也。他以為「南海詩文，向欠洗伐之功，筆端起處，即傾河倒峽而出；其勉強趁韻處，往往活剝生吞，無暇咀嚼，以詩律言，誠達不到一個細字。」
卜少夫曾說：他好酒但不嗜酒，並非酒鬼；他好色但不迷色，亦非色鬼。友人贈一聯曰：「海枯石爛從來少，燕叱鶯啼盡可夫」，把酒女海燕與他的名字嵌在聯句首尾，頗有諷勸之意。他不但不介懷，且欣賞聯句並將之公諸《新天》，遍示好友。
李敖在台大屬於那種「眼高於頂」的傢伙，對教授、對上課的態度便是一例，但他確實是出類拔萃之輩，其功力早已超過一些教授。那時考研究所必須通過口試，而主試者，便是院長沈剛伯和姚從吾等著名學者，大家環形落座，李敖坐在中間，但無人提問，因為李敖的學問他們最了解，實在無考之必要，一不小心，可能還會被李敖反問一通，豈不大失臉面，於是大家都望著他笑。最後，院長沈剛伯發話了：「你還要穿長袍嗎？」眾人遂大笑，錄取了李敖。
張光直一生給無數人寫過推薦信，而有一次，一學生在香港找工作，用人單位要這個學生的結婚證，但該學生的結婚證弄丟了，用人單位請證人寫證明材料，於是請了張光直先生。張證明說：從我認識他的那天起，我就從沒有懷疑過他和某某是夫婦，過去是這樣，現在還是如此，至於結婚證不見了，那是常有的事。我得找找，說不定我的結婚證也找不著了。
馮友蘭高壽，使一些健康雜誌頗感興趣，當人正兒八經問起他長壽的秘訣時，他卻只有「不……著……急」三字可以奉告。
1937年，閻錫山路過江蘇無錫，登錫山遊覽，忽然對他的隨從們說：「我有個對子的上聯：閻錫山過無錫，登錫山，錫山無錫。請大家對個下聯。」隨從們無人能對，閻十分得意，登報公開徵求下聯，好長時間，無人應徵，幾乎成了絕對。1945年，范長江跟陳毅到安徽天長縣時，突然靈機一動，對陳說：「有了，有了，閻錫山對子我對起來了！」他的下聯是：「范長江到天長，望長江，長江天長。」
王國維死後，陳寅恪的學生劉節等人請陳寅恪撰文紀念，這就是有名的《王觀堂先生紀念碑》。陳認為王國維是近世學術界最重要的人物，故撰文來昭示天下後世研究學問的人，特別是研究史學的人。他認為研究學術，最重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獨立的精神，故說：「士子讀書治學，蓋將以脫心志於俗諦之桎梏。」他還寫道：「為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歷千萬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思想不自由，毋寧死耳，斯古今仁聖所同殉之精義，夫豈庸鄙之敢望。」
趙元任與林語堂偶爾通信時，寫的是漢字的英文，例如「狄兒外剃，豪海夫油鬢？（親愛的語堂，你近來忙些什麼？）」林語堂非常喜歡。
李敖喜歡海明威，海明威講過人可以被打敗但卻不可以被打垮的話，這一點，李敖做到了。他曾經嘲笑過大陸的「傷痕文學」是「哭哭啼啼沒有出息」。他有權講這個話，他在黑獄里受了10年折磨，出來后春風不改，笑容依舊，稍事片刻的休整，就拍馬挺槍再次上陣搏殺，而且越戰越勇。讓我們真是無話可說，只能講，這個人真是條漢子！
陽翰笙曾請茅盾為他的小說《地泉》寫序，茅盾直言不諱：「你的書是用革命公式寫的，要我寫序，我只有毫不留情的批評它。」陽翰笙倒也大度：「批評也是好事。」茅盾推辭不得，只好動筆作序，直言這是一部不成功的小說，或者說失敗的小說，太過符號化。沒想到陽翰笙竟然把如此尖刻的批評原文出版，茅盾連嘆：「雅量，真是雅量。」
《新青年》為編委輪流制，編委七人：陳獨秀、周樹人、周作人、錢玄同、胡適、劉半農、沈尹默。錢、劉化名寫文章在《新青年》發表，駁林琴南的復古謬論，胡適對此大加反對，認為「化名寫這種遊戲文章，不是正人君子做的」，並且不許劉半農再編《新青年》，要由他一個人獨編。沈尹默對胡適說，「你不要這樣做，要麼我們大家都不編，還是給獨秀一個人編吧。」周氏兄弟對胡適的態度也大加反對，他們說：「你來編，我們都不投稿。」胡乃縮手。
錢鍾書言語刻薄，有語不驚人之意。王辛笛《手掌集》出版后，錢鍾書、施蟄存等人應邀到王府便飯並獲贈樣書。離開王家后，錢鍾書指著《手掌集》封面圖案對施等人說：辛笛手中抓著一朵花，他印出來了，但他另一隻手抓著錢（當時辛笛在銀行任職），卻不印出來。
20世紀20年代初，一部分留法的中國學生，趁戰後德國馬克大幅度九九藏書貶值之機，紛紛到德國去「享受低價馬克之福」。李金髮為了改變一下自己的環境，亦於1922年冬與林風眠等人結伴而行，一起到柏林遊學去了。當時德國正處於經濟極為困難的「凶年」，他們則是一群去「享受低價馬克之福」的「食客」，李金髮就把寫于德國的第二本詩集題名為《食客與凶年》。
1935年，胡風發表了《林語堂論》、《張天翼論》，轟動文壇。林語堂誤以為是魯迅化名批評他，魯迅則語：「要是我寫，不會寫得那麼長！」兩篇萬言大論使文壇為有這樣一位理論家震驚，尚不認識胡風的雪葦以「偉大」許之，後來雪葦卻為此吃盡苦頭。
胡適曾對唐德剛說過：「共產黨里白話文寫得最好的還是毛澤東！」
沈從文自稱是「鄉下人」。建國后，他被安排到歷史博物館工作，居家艱難，長期住在衚衕里。有一年多雨，許多地方被淹，他站在門前輕輕嘆息：「雨愁人得很。」他的孩子們聽見了，批評他說：「農民不會這樣想。」
張奚若和金岳霖是好朋友，但有的時候也吵架，有一次話不投機，爭論起來了。金岳霖說張真是充滿傲慢與偏見（《傲慢與偏見》是女作家簡·奧斯丁的著名小說。），張奚若馬上說，你才真是缺乏理智與情感（《理智與情感》是簡·奧斯丁的另一部著名小說。）。
汪曾祺上過聞一多的《楚辭》和《唐詩》課。他記得聞一多講《楚辭》的開場白：「痛飲酒，熟讀《離騷》，乃可為名士。」汪當時對政治不聞不問，甚至對聞先生參与政治的做法有些不以為然，覺得文人就應該專心從文。聞先生對他的精神狀態十分不滿，痛斥了他一頓。他寫信給聞先生說：聞先生對他「俯衝」了一通，並且對聞先生參与政治的做法直截了當地提出不同的意見。聞先生回信說：汪曾祺對他「高射」了一通。此事在當時傳為趣談。
葦岸確診肝癌晚期后，考慮過放棄治療，不驚動任何人，悄悄離家出走，到南方或沙漠，走到只剩下最後一口氣；或是在途中以其他方式告別人世；也曾考慮仿效詩人海子的做法，並同詩人林莽、王家新談論過這些死法。王家新用了維特根斯坦的一句名言來強力勸阻他：「自殺是骯髒的。」葦岸受到了震動，最終打消了這些念頭。
周棄子年青時即享有文名，抗戰時期，國民政府提出並且為廣大群眾接受的抗日救亡口號：「一寸山河一寸血，十萬青年十萬軍」，就是出自他的手筆。周晚年在台灣自號未埋庵主，窮困甚於高陽，兩人友善，周多次向高借貸。一年年關迫近，高陽無接濟動靜，來訪的張佛千問：「是否需要我給高陽打個電話去？」周忙擺手：「不用，我不催他，他已經在為我著急，何況他的年關也是年年難過呢。」
黃侃一身傲骨，滿腹牢騷，他睥睨學術界二三十年，目空一切！甚至對太炎先生的經學，有時也會批評一聲，「粗！」一次馬寅初去看他，談到《說文》，他一概置之不理，再問，他便不客氣地說：「你還是去弄經濟吧，小學談何容易，說了你也不懂！」
陳寅恪愛做對子。1926年，陳與王國維、梁啟超，趙元任三先生並稱國學研究院四大導師。一天，陳對學生說：「我有個聯送給你們：『南海聖人再傳弟子，大清皇帝同學少年』。」大家哄堂大笑。（康有為號南海聖人，是梁啟超老師，故國學院學生是「再傳弟子」；王國維當過遜清廷南書房行走，是溥儀老師，故國學院學生也是皇帝「同學少年」。）
馬三立對老年人的保健很有心得，他說，健身要因人而異，根據自己的身體狀況採取不同的鍛煉方式。「我早晚共走一千六百步，堅持搓臉、磕牙、搓頭髮；每天用手摸腳面，用腳踢屁股，扭腰轉身，拍打前胸後背。」「文革」時，馬三立在「牛棚」每天堅持搓臉、磕牙兩次，每次10分鐘。他偷著磕牙時，被人發現了，硬說他對黨「咬牙切齒」，於是，大會批、小會斗，他才中止了磕牙。
左翼作家聯盟在上海成立，多有人光會叫革命口號，而無較好的作品。魯迅雖為聯盟尊崇，卻說：他們是左翼，但不是作家。
1949年5月，胡風對綠原說：「你所歡呼的時代來了，希望我們的朋友都有禮物獻給這個時代。」他自己獻出了一首近五千行的長詩：《時間開始了》。
徐鑄成說，張季鸞的文章之所以常常具有打動人心的力量，就在於「字字句句，樸質沉痛」，就在於他不僅有見識，站得高，看得遠，看得深，同時也在於他的「筆鋒常帶感情」。俞頌華在評價王芸生文章為世人所傳誦時也說：「他富於熱情，所說的話，常能打入讀者的心坎。所以他的文章，始終能動人心弦，不致與無黨無派的民意脫節。」王芸生自己在《新聞記者怎樣立言》中說：「要熱情，才能使『筆端帶有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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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權興在巴黎讀書，看托爾斯泰和羅曼·羅蘭的小說直至神經衰弱，終於在一次散步時暈倒，大病一場。病中大熱大瀉，昏昏沉沉，老是夢見一個白衣金髮的女神，領著他遨遊空中。他後來覺得「沒有病死，或許是天使的幫忙，不可不紀念她，於是幾次用金髮做筆名。後來朋友公認為很新穎，遂索性大胆地作為自己唯一的名字」。他說：「我的筆名之所由來，完全是一個夢的結果」。
1973年，余光中應邀到台灣清華大學給教授們講演，在滿座博士之前，他朗誦自己的新詩：「星空非常希臘」。正在自我享受吟哦之趣時，一位聽眾虎地站起來，劈頭說：「你這詩不通，希臘是名詞，怎麼可以當形容詞？而且崇洋媚外，中國天空也有藍的，形容藍天為什麼一定要找外國？」余光中愣住了，緩過神來，銳詞相譏，說什麼文學不是方程式，不懂就不要亂說。結果惹怒了更多人，講演不歡而散。
常書鴻在巴黎有10年時期，那正是現代主義猖狂一時、不可一世的時候。常無法接受那些顛狂的技術，甚至對畢加索，他也只是喜歡畢的早期作品，對其後來立體主義的畫風深惡痛絕，他年輕的妻子葉蘭卻喜歡藝術的新奇。有一次，他指著畢加索的名畫《鏡前的婦人》說：「這是繪畫變了質，實在令人嫌惡！」葉蘭辯護說：「這是令人嫌惡的，可是，薩特說得好：最大的快|感從嫌惡之中產生！」
1938年4月，范長江回到《大公報》漢口館，張季鸞認為一個合格的報人要寫社評、編稿件、做標題、拼版、看樣，樣樣都拿得起來，不僅要能跑，還要能坐、能熬。張賞識范長江的才華，也有意培養他、讓他磨練一下，所以當他提出做「要聞版編輯」時，就答應了。沒想到他只值了兩天夜班就大發牢騷，對王芸生說：「我不能這樣出賣我的健康！」向來溫厚待人的張季鸞先生十分生氣：「出賣健康？我們出賣了一輩子健康，從來沒有怨言，他只做了兩天就受不了，叫他走！」
作為大出版家，王雲五跟張元濟不同。張是純粹的夫子，搞出版仍關注一個「學」字；王雲五不然，他著眼於一個「商」字，有人說他是世界上最理想的出版商。他自承：「出版事業猶如開飯館，要飯館出名，必須要有名廚，廚子比老闆還重要。他要擁有支配全飯館飲食的全權，才能端出來精彩的菜肴，以饗食客。出版家最好是讀書人，書讀得博，不一定要專，這樣才能推出各類可讀的書。」
胡適在台灣，曾創作了一首「新三從四德」詩：太太出門要跟從，太太命令要服從，太太說錯要盲從；太太化妝要等得，太太生日要記得，太太打罵要忍得，太太花錢要捨得。
王敬義每次離開梁實秋家的時候，總要偷偷在其門口留下一泡小便才去。梁實秋對此一直裝做不知。有一天，王自己憋不住了，自我曝短，但又不乏得意之情地問梁實秋：「每次我都撒泡尿才走，梁先生知道嗎？」梁微笑著說：「我早知道，因為你不撒尿，下次就找不到我家啦！」
錢鍾書曾在余英時等人面前批評陳寅恪太「trivial」（瑣碎、見小），即指《元白詩箋證稿》中考證楊貴妃是否以「處|子入宮」那一節。余恍然錢鍾書對陳寅恪的學問是有保留的。余本想說，陳氏那一番考辯是為了證實朱子「唐源流出於夷狄，故閨門失禮之事不以為異」的大議論，不能算「trivial」，但那時錢鍾書正在余家作客，這句話余無論如何當眾說不出口。
馮超然曾對陳巨來說，我畫無師，在松江當學徒時，買得一部同文書局印的《三國志》，像綉一百二十回，有二百四十張插圖，我用油紙摹了三次之多，故所畫人物，無論什麼姿態，我都能畫。其坦白令人可佩也。
章太炎為黎元洪寫《黎大總統墓志銘》，售價為好幾千塊「袁大頭」，可能是晚清以來潤格最高的諛墓文字。章本人其實最想為孫文寫墓志銘，而國民黨新貴與其隔膜，遂留下歷史遺憾。
1936年底，丁玲在聶榮臻部隊里工作，收到毛澤東電報，是毛專門寫給她的一首詞《臨江仙》：「壁上紅旗飄落照，西風漫卷孤城。保安人物一時新，洞中開宴會，招待出牢人。纖筆一枝誰與似？三千毛瑟精兵。陣圖開向隴山東。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將軍。」
1978年3月，北京開科學大會。潘懷素在溫州對黃河清說要去北京獻禮，獻自己樂律研究成果的禮。行前，潘先發電報給科學大會、郭沫若、黃鎮。電文由潘口述、黃記錄，非常長。那時電報費一個字7分錢，花了黃半個月工資。潘執意親自赴京，黃傾囊而出，給了他40塊錢，買了張去上海的船票，送他上船。臨別前夕，黃河清寫了首詩呈先師：八十四年不老身，一生只唱善美真；此回當奏純正曲，九九藏書流水高山自有人。
1932年夏，清華大學國文系主任劉文典請陳擬國文試題，陳出對對子「孫行者」一題，一時引起輿論大嘩。
古直在廬山東林寺設帳收徒，杜宣等人前去聽課，古直問他帶了什麼書，杜說只帶了一部《辭源》，古直勃然大怒：「怎麼我的學生用《辭源》？」杜說：「我不認識的字，不查《辭源》查什麼？」古更加怒了，大聲地說：「怎麼，我的學生查《辭源》？」後來古直緩和下來，才說：「做學問，不能靠二手貨，不懂的字，要查《說文》，查《爾雅》，查《水經》」，「要查這個字的第一次出現的地方，這樣才可靠。《辭源》這一類書，是二手貨，不可靠的。我們做學問要有窮根究底的精神才行。」
汪原放標點古典書時，遇到一個問題，舊小說里有些淫穢的地方，若給青年學生看了，不太好，他不知道怎麼辦。胡適之主張刪節，用省略號表示有刪節。陳獨秀說，不如刪掉就是了，只要上下銜接得上，無傷大體。如果用省略號表示刪節，那是此地無銀三百兩了。最後依了陳獨秀的意見。
1952年8月，湖南大學評定教師的薪水等級，最高為六級，楊樹達當然是其中之一，群眾無意見，或以為楊老先生還應再高一級才好，但楊本人卻覺得不必再高了。當聽說譚丕模和楊榮國兩人也是六級時，楊樹達大為不滿：「譚丕模連《中蘇條約》極淺之文字都看不通，亦評為六級。余提議應減，無人見信也。憑心而論，余評最高級，決不為少，而與楊榮國、譚丕模同級，則認為一種侮辱也。」
田漢性格浪漫。抗戰期間，國民黨政治部副部長黃琪翔請田漢吃飯，講明一桌，結果田漢帶去三十人。黃琪翔哈哈大笑：「我事先就防了你這一手，準備的酒席恰好是三桌。」田漢即席賦詩，也是哈哈大笑。
1958年，在「雙改運動」（教育改革與科學研究改革）中，全國高校興起每人多讀一本書的活動，它的意義在於：把這些書加起來，就超過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所讀過的書了。中宣部副部長周揚說：「我們實際上是用人海戰術，百以當一，一個人讀一本書，一百人就一百本，這就賽過一個讀過八十本的人。」
抗戰時期，陳寅恪執教於昆明西南聯大。一日在舊書店購得店主昔年在常塾錢謙益舊園中所拾之紅豆一粒，他後來寫道：「自得此豆后，至今歲忽忽二十年，雖藏置篋笥，亦若存若亡，不復省視。然自此重讀錢集，不僅籍以溫舊夢，寄遐思，亦欲自驗所學之深淺也。」陳自述說：「夫三戶亡秦之志，九章哀郢之詞，即發自當日之士大夫，猶應珍惜引申，以表彰我民族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何況出於婉孌倚門之少女，綢繆鼓瑟之小婦，而又為當時迂腐者所深詆，後世輕薄者所厚誣之人哉！」
錢玄同問蔡元培：「蔡先生，前清考翰林，都要字寫得很好的才能考中。先生的字寫得這樣蹩腳，怎樣能夠考得翰林？」蔡笑嘻嘻地回答說：「我也不知道，大概因為那時正風行黃山谷字體的緣故吧！」
1930年，時任清華校長的羅家倫去看陳寅恪，送其所編的《科學與文學》。陳隨手翻一翻便說：「志希，我送你一聯如何？」當即誦出：「不通家法科學玄學，語無倫次中文西文。」橫額「儒將風流」。因羅在北伐軍中為少將，娶了一漂亮妻子，故如此說。
50年代，在思想改造運動中，馮友蘭多次檢討交代，甚至不惜上綱上線，以有說無，但是主持人就是不讓過關。金岳霖由於素與政治無涉，在運動中過關較快，不久還被樹為積極分子，組織上讓他到馮家去做工作，以促進馮氏轉變。一進門，金岳霖就大聲說：「芝生呀，你有什麼對不起人民的地方，可要徹底交代呀。」說著說著，撲上去和馮友蘭抱頭痛哭。
金岳霖主張學生有自己的見解，而且鼓勵他們發表自己的見解。有一次在一個邏輯討論會上，有人提到了當時享有盛名的哥德爾的一本書，金岳霖說要買來看看。他的一位學生沈有鼎馬上對金先生說：「老實說，你看不懂的。」金先生聞言，先是哦哦了兩聲，然後說：「那就算了。」師生的這段對話，對殷海光影響至深，他直至晚年仍然未能忘卻。
1955年三聯書店出版了8大本《胡適思想批判論文彙編》，約200萬字，蔚為大觀。其時胡適身在美國，抱著一種近似隔岸觀火的態度「欣賞」大洋彼岸的這場鬧劇，且極富耐心地看完了這8大本奇書。據嚴秀先生猜測，即便是當時的大陸，恐怕也沒誰能讀完這些「煌煌巨著」，包括這些文章的作者本身。有一次唐德剛指著這些書問：「這幾百萬字的巨著里，難道就沒有一點學問和真理？！」胡適答說：「沒有學術自由，哪裡談得到學問？」
民國學人在北平多會染上搜集舊書的癖好。這種癖好也有傳染性。一次，國立北平圖rｅａｄ.９9ｃsｗ•ｃｏｍ書館館長袁同禮要蔣廷黻陪他去一位私人收藏家那裡。他們一起相互監視，找資料時，袁問蔣對哪一方面特別有興趣。蔣找到兩本小冊子，一本是《文祥年譜》，一本是有關鴉片買賣的書。袁似乎不感興趣，蔣私下很高興。兩人分手后，袁回圖書館，蔣回俱樂部。蔣隨即轉回去想買那兩本書，當他半小時后趕到書主處購書時，主人告訴他，袁先生已經捷足先登把書買走了。
1903年，孫詒讓見到《鐵雲藏龜》后，閉門謝客，足不出戶，把自己關在樓上的一間書房中，兩個月不曾下樓，專心研讀這些奇怪的文字。有一天，下人突然聽到他大叫一聲，上樓一看，孫也打開房門走了出來，滿面喜色地喊道：「我解通了！我解通了！」孫成為文明史上第一個讀通並考釋甲骨文字的人。
黃侃曾任北大中文系教授，他講《文選》和《文心雕龍》十分傳神，吸引了大批其他系的學生。黃善於吟誦詩章，抑揚頓挫，給人一種身臨其境的美感，所以，學生們情不自禁地唱和，成了北大校園一種流行的調子，被師生們戲稱為「黃調」。
周作人在1965年4月最後改定的遺囑中，談到希臘作品《盧奇安對話集》說：「餘一生文字無足稱道，唯暮年所譯希臘對話是五十年來的心愿，識者當自知之。」
馮友蘭第一次與毛澤東直接接觸，是在1949年10月。當時有許多人向毛澤東寫信表態效忠，他也寫了一封，大意說：我過去講封建哲學，幫了國民黨的忙，現在我決心改造思想，學習馬克思主義，準備在五年之內用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方法，重新寫一部中國哲學史。毛澤東回信：「友蘭先生：十月五日來函已悉。我們是歡迎人們進步的。像你這樣的人，過去犯過錯誤，現在準備改正錯誤，如果能實踐，那是好的。也不必急於求效，可以慢慢地改，總以採取老實態度為宜。此復。毛澤東十月十三日。」
周善培對梁啟超說：「中國長久睡夢的人心被你一支筆驚醒了，這不待我來恭維你。但是，作文章有兩個境界，第一個是能動人，讀你的文章，沒有不感動的。第一步你已經做到了。第二個是能留人。司馬遷死了快兩千年，至今《史記》里有許多文章還是使人不厭百回讀的。你這幾十年中，作了若干文章，你試想想，不說百回讀不容易，就是使人讀兩回三回的能有幾篇文章？」
吳昌碩人極矮小，至死84歲，頭上仍盤一小髻，似道士一般，無須，故治有「無須道人」一印。初一見面，幾與老尼姑無異，耳聾，但有時其子女小聲談老人貪吃零食等等，他肯定會開口聲辯自己並不多吃。有人說：他的聾，是做作的。他晚年如有人請吃酒席，逢請必到，到必大吃不已，回家時就腹痛不已。朱疆邨跟他老鄉，交誼最深。朱集成語贈他：「老子不為陳列品，聾丞敢忘太平年。」
梁實秋在抗日高潮中仍大寫悠閑文字，被左翼作家批評為「抗戰無關論」。他自我辯解說，人在情急時固然可以操起菜刀殺人，但殺人畢竟不是菜刀的使命。梁實秋一直堅持自己的態度，後來的成就也很高，一人獨立譯完了《莎士比亞全集》。有人說，當我們承認梁實秋的貢獻時，更不該忘記瞿秋白這樣的，情急用菜刀去救國救民，甚至連自己的珠玉之身也撲上去的人。
齊白石崇拜王闓運，曾拜王為師，但王闓運私下說，齊白石的畫還可以，詩則是薛蟠體。胡適認為這個評價很不公道。
吳湖帆畫名卓著，而忌憚遊山玩水，中年後受馮超然影響，以一榻橫陳，自樂不疲。張大千曾囑陳巨來勸之，以為應多游名山大川，以擴眼界，以助丘壑。吳笑對陳說：「你告大千，吾多視唐宋以來之名畫，丘壑正多，取之不盡，用之不竭也，何必徒勞兩腳耶。」
王國維通過考釋甲骨文，使《史記·殷本紀》所傳的商代王統得到了物證，證實了司馬遷是一個嚴肅的歷史學家。郭沫若說：「殷墟的發現，是新史學的開端；王國維的成績，是新史學的開山。」
梁實秋、羅隆基等人偷看胡適日記，胡笑容滿面地說：「你們怎可偷看我的日記？」隨後嚴肅地說：「我生平不治資產，這一部日記將是我留給我的兒子們唯一的遺贈，當然是要在我死後若干年才能發表。」
陳獨秀初見沈尹默，大聲說：「我叫陳仲甫，昨天在劉三家看到你寫的詩，詩做得很好，字其俗入骨。」受此棒喝，沈開始發憤鑽研書法。
胡風被稱為「中國的別林斯基」，「東方的盧卡契」，他為文壇繁榮作出了巨大的貢獻。他是蕭紅《生死場》的最早讀者，直覺蕭是有才華的女作家：「我們看到了女性的纖細的感覺，也看到了非女性的雄邁的胸襟。」「這裡是真實的受難的中國農民，是真實的野生的奮起，」「在我們已有的農民文學裏面，似乎還沒有見過這樣動人的詩篇。」蕭紅的這部傑作原沒有書名，胡風九-九-藏-書讀後，給它起名為《生死場》。
梁啟超曾說讀龔自珍詩文「如受電擊」，他自己的文字也實現了這一閱讀效果，他「以飽帶感情之筆，寫流利暢達之文」，他的《新民說》、《少年中國說》等以其一瀉千里、汪洋恣肆的文字，新鮮活潑的思想傾倒了幾代讀者。正是「筆鋒常帶感情」，使得梁啟超的政論富有極大的感染力，影響了幾代人。
馮友蘭自稱善把複雜的問題簡單化，他的文章《關於中國哲學遺產的繼承問題》發表於1957年1月8日《光明日報》，批判者中的一位，就是「馬克思主義理論家」陳伯達。馮訴苦說，陳的「思想相當混亂，叫人不知道他所問的究竟是什麼。」
馮友蘭在西南聯大教書，留有長髯，身穿長袍，頗有道家氣象，其本人則倡人生哲學之多重境界。一次，他去授課，路遇金岳霖，金問：「芝生，到什麼境界了？」馮答：「到了天地境界了。」兩人大笑，擦身而過，各自去上課了。
長沙臨時大學草創急就，校舍緊張，文學院各系暫行遷往南嶽。當時，在南嶽的哲學家除了馮友蘭、金岳霖、湯用彤，還有鄭昕、沈有鼎（字冗三）等人，在緊張教授、撰述之餘，學者們也開開玩笑。馮友蘭就吳宓的一句詩「相攜紅袖非春意」發表過不同意見；金岳霖有嚴重的畏光症，經常戴一幅眼罩；鄭昕則喜歡喝酒；搞邏輯的沈有鼎用紙枚代替蓍草研究周易占卜的方法——聞一多因此寫了一首打油詩：惟有哲學最詭恢，金公眼罩鄭公杯，吟詩馬二評紅袖，占卜冗三用紙枚。
沈從文第一次登台授課，慕名而來的學生甚眾，教室里擠得滿滿的。他抬眼望去，只見黑壓壓一片人頭，心裏陡然一驚，竟獃獃地站了近10分鐘。好不容易開了口，一面急促地講述，一面在黑板上抄寫授課提綱。預定1小時的授課內容，在忙迫中10多分鐘便全講完了。他再次陷入窘迫，無奈，拿起粉筆在黑板上寫道：「我第一次上課，見你們人多，怕了。」下課後，學生議論紛紛：「沈從文這樣的人也來中公上課，半個小時講不出一句話來。」議論傳到胡適耳里，胡適微笑著說：「上課講不出話來，學生不轟他，這就是成功。」
葉公超先生教學法非常奇特。他幾乎從不講解，一上堂，就讓坐在前排的學生，由左到右，依次朗讀課文，到了一定段落，他大聲一喊：「stop（停）！」問大家有問題沒有，沒人回答，就讓學生依次朗讀下去，一直到下課；有人偶爾提一個問題，他斷喝一聲：「查字典去！」這一聲獅子吼有大威力，從此天下太平，宇域寧靜，相安無事。有學生問他有的字在《英華合解詞彙》里查不著，怎麼辦？他說：「那個《詞彙》沒用，燒了，要查《牛津大詞典》。」錢鍾書說葉先生太懶，鄭洪年稱他為「外國名士派」，聞一多則呼他為「二毛子」，指他精通洋文不懂國故。
瞿秋白說自己是「一個不適合當官的人，在一個錯誤的歷史時期當上了一個註定犯錯的領導者」。他的文才曾折服了不少人。後來成為文化史專家、新中國文化部副部長的鄭振擇，當時準備結婚，想求瞿秋白刻一對印，瞿秋白開的潤格是50元。鄭付不起，轉而求茅盾。婚禮那天，瞿秋白手提一手絹小包，說來送金50，鄭不勝惶恐，打開一看，卻是兩方石印。
葉德輝為大藏書家，他喜歡在珍藏的圖書中，夾入一兩張春宮畫片，其友陳子展問他何故。他說：「避火。」因為「火神原是個小姐，服侍她的丫環達三十六位之多，后被玉皇大帝貶為灶下婢，因此她變得躁急易怒。她平時穿淡黃色，一發威時便穿紅衣而引起火災，但因出身閨閣，在盛怒之時，若看到這玩意，也不禁害羞起來，避了開去。」
蔡元培看到梁漱溟一篇文章而決定聘其做北京大學印度哲學講席，梁漱溟辭以對印度哲學實無所知。蔡說：「你說你教不了印度哲學，那麼，你知有誰能教印度哲學呢？」又說，「我們亦沒有尋到真能教印度哲學的人。橫豎彼此都差不多，還是你來吧！你不是愛好哲學嗎？我此番到北大，定要把許多愛好哲學的朋友都聚攏來，共同研究，互相切磋；你怎可不來呢？你不要當是老師來教人，你當是來合作研究，來學習好了。」
劉白羽本為作家，但在運動中整人厲害。在作協的一次全體大會上，他作報告說：「中國作家協會藏垢納污，等於一個國民黨的省政府！」而此人私下則相當「正經」，他會跟人談什麼作品、作家。有一次他問韋君宜：「你青年時代最喜歡哪個作家？」韋說她喜歡屠格涅夫，劉就此談下去，說他自己以前喜歡契訶夫，像那條狗木木，叫人永遠忘不了，還有那篇《困》，哎呀怎麼怎麼困呀！困死人了……韋君宜承認，他的審美眼光令人嘆服。
張季鸞生前曾傳授給王芸生二十字秘訣：「以鋒利之筆寫忠厚之文；以鈍拙之筆寫尖銳之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