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繩晚年自述：「吾十有五有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惑，惑而不解垂三十載。七十、八十稍知天命，二十一世紀略窺門庭，九十無望，嗚呼哀哉，尚饗。」

1935年10月22日，戈公振去世，彌留之際，他說：「國勢垂危至此，我是中國人，當然要回來參加抵抗侵略者的工作……」其死讓鄒韜奮等人悲痛至極，沈鈞儒讀了鄒的悼念文章，抵制不住內心的激動，慨然命筆，賦詩四首，最後兩首：「哀哉韜奮作，壯哉戈先生！死猶斷續說，我是中國人！我是中國人！我是中國人！我是中國人！我是中國人！」他自述第四首先寫一句，竟不能續，再寫仍是這五個字，寫完后，淚滴滿紙。

1926年8月6日，林白水被押赴天橋刑場，以「通敵有證」的罪名槍決。被難時，他身穿夏布長衫，鬚髮斑白。子彈從後腦入，左眼出，陳屍道旁，見者鼻酸。距邵飄萍在同一地點被殺不過百日，人稱「萍水相逢百日間」。

1933年2月，顏惠慶、顧維鈞、郭泰祺等人艱苦努力，使國際聯盟在日內瓦以壓倒多數通過了關於中日衝突的報告書，中國在外交上居於有利地位。就在此時，日軍發動了對熱河的進攻，顧氏等人急盼中國軍隊奮力作戰，使他們能夠繼續保持有利地位，可是中國軍隊一再潰退，中國代表立即轉為尷尬的處境。顧說：「不論我們每次怎麼說，宣稱要堅決抵抗，但是到了第二天，傳到日內瓦的消息總是又喪失一塊土地。」在這種情況下，顏、顧、郭聯名致電政府辭職，表示「自報告書公布后，軍事方面重要甚於外交。將來外交前途，多視軍事為輕移，惠等心餘力拙……應請准于開去代表職務。」顧維鈞晚年憶及此事，仍是「猶感難堪」。

陳寅恪曾有送北大學生詩，說是：「群趨東鄰受國史，神州士子羞欲死。」又有詩說：「天賦迂儒自聖狂，讀書不肯為人忙，平生所學寧堪贈，獨此區區是秘方。」

武訓對上義學的孩子們說：「你們念好了書，千萬不要忘記窮人。」

「文革」期間，中國社科院文學研究所批鬥「黑幫」，何其芳名列「黑」榜首，俞平伯居其次。每一次批鬥大會之後，都要被「遊行示眾」，在大院里轉一圈。照例是何其芳走在最前頭，手裡拿一面鑼，「噹噹」地敲，眾人圍觀，孩子們投石塊，吐口水。為了區分眾多「黑幫」的不同身份，他們被要求每人用一塊黑布寫上白字，縫在衣服上，如「走資派何其芳」、「反動學術權威俞平伯」等等。大家就公推俞平伯來寫這些字，「因為他的字最有功力」。

1957年，「反右」運動如火如荼，北京城牆也正在被熱火朝天地拆除著，北京城到處是毀牆的炮聲。有一天，梁思成進城去瞅了瞅，發現地安門已經沒有了，廣安門也消失了，聽說正拆廣渠門，急忙趕去，發現已經只剩下一個城台和一個門洞。毀城的大軍正向北京最後的兩個城門進軍——崇文門和西直門——1957年時最後兩個有瓮城的城門。梁流淚了，他要去找周恩來：「拆掉北京的一座城樓，就像割掉我的一塊肉；扒掉北京的一段城牆，就像剝掉我的一層皮！」

宋教仁說陳天華的愛國熱忱乃是出於天性，陳每讀中外歷史，「于興亡盛衰之感，則涕泗橫流」。因為痛感民族危亡，他寫下了《猛回頭》、《警世鐘》這兩本激動人心的小冊子，以淺顯通俗的語言，將慷ｈttｐs://reaｄ.9９ｃｓｗ.cｏｍ慨激昂的愛國熱情表現得淋漓盡致。在國內特別是長江流域廣為流傳，他的反帝救國思想因而也贏得了廣泛的同情和影響。1906年1月4日的宋教仁日記寫著「倒卧于席上，仰天歌陳星台《猛回頭》曲，一時百感交集，歌已，不覺凄然淚下，幾失聲」。

胡適說，他「每讀史至鴉片之役，英法之役之類，恆謂中國直也；至庚子之役，則吾終不謂拳匪直也。」

1912年2月，丘逢甲在南京出席臨時政府會議期間患病，告假南歸。2月25日去逝，臨終之際喊道：「死後必須南向而葬，我不能忘記台灣啊！」

鄒容說：「海內之士，莘莘濟濟，魚魚雅雅，衣冠俎豆，充軔儒林，抗議發憤之徒絕跡，慷慨悲吒之聲不聞，名為士人，實則死人不若。」

民國六年，蔣夢麟回國，理由是：「學成回國是我的責任，因為我已享受了留美的特權。」他後來在日本上野公園展覽會上，看到中日戰爭中俘獲的中國軍旗、軍服和武器時，「簡直使我慚愧得無地自容。」稍後他看見日本人陶醉於對俄戰爭的勝利，遊行隊伍綿延數里，他說：「我孤零零地站在一個假山頂上，望著遊行的隊伍，觸景生情，不禁泫然涕下。」

1974年10月23日，彭德懷知道自己不行了，又一次對侄女彭鋼談到骨灰的處理問題，他緊拉著哭成淚人似的彭鋼的手，流著眼淚說：「我多麼想把骨灰同我的兩個弟弟埋在一起。但他們都是革命烈士，而我是一個反革命呀！我玷污了他們呀！」

魯迅去世，蕭軍和胡風守靈三夜，蕭軍多次念叨：「先生沒有死，他會坐起來談話的。」當黃源通知他時，他竟怒目圓睜地抓住黃：「你誆我？」

于右任在台灣思念大陸，寫下《雞鳴曲》、《國殤》等大量詩詞。《雞鳴曲》雲：「福州雞鳴，基隆可聽。伊人隔岸，如何不應？」《望雨》則謂：「獨立精神未有傷，天風吹動太平洋。更來太武山頭望，雨濕神州望故鄉。」至於《國殤》：「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陸。大陸不可見兮，只有痛哭。天蒼蒼，野茫茫，山之上，國有殤。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鄉。故鄉不可見兮，永不能忘！」

「文革」中，社會上到處是紅衛兵、造反派、街道的人，人們的一舉一動都被監視。俞平伯想吃點兒嫩豌豆，又怕鄰居發現。老倆口想了個辦法，晚上矇著被單剝豌豆，夜裡把豌豆殼用手搓成碎末兒，摻和在爐灰里，第二天倒了出去。結果，還是被檢查垃圾的人發現，又挨了批鬥，罵這個反動學術權威還繼續過著資產階級的生活。

殷海光晚年，孤獨絕望。但學生們愛戴他，老友們想寬解他。有一次，傅樂成委婉地對他說起兩人當年在西南聯大曾經說過的「旋轉乾坤」之類的豪語，殷海光半晌無語，最後閉目搖頭說：「如今已是智竭力窮了。」

瞿秋白絕命詩：「夕陽明滅亂山中，落葉寒泉聽不窮。已忍伶俜十年事，心持半偈萬緣空。」

孫荃對郁達夫始亂終棄的負情始恨終憐，她在富陽以82歲高齡去世前，很少離開郁家老屋，堂屋裡始終掛著郁達夫的手書對聯：「絕交流俗因耽懶，出賣文章為買書。」

王芸生晚年最為痛心的，是他在60年代寫下的《1926至1949年的舊大公報》。這個文件從起草到定稿，都是由中共要員催促成章，這是他的長篇悔過書。ｒｅａｄ•9９cｓw.ｃｏｍ他說，這是他「自掘墳墓」。

1924年，于右任詩：「風虎雲龍亦偶然，欺人青史話連篇。中原代有英雄出，各苦生民數十年。」

胡林翼圍攻安慶時，曾視察軍情，策馬登山，瞻盼形勢，既復馳至江濱，忽見二洋船鼓輪西上，迅如奔馬，疾如飄風。胡變色不語，勒馬回營，中途嘔血，幾至墜馬。胡前已得疾，自是益篤，不數月，薨于軍中。蓋賊之必滅，胡已有成算。只是見洋人之勢方熾，則膏肓之症，著手為難，雖欲不憂而不可得矣。閻敬銘每與胡論及洋務，胡總是搖手閉目，神色不怡者久之，說：「此非吾輩所能知也。」

1937年初，于立忱回國后自縊身亡，絕命書曰：「如此國家，如此社會，如此自身，無能為力矣！」

吳汝綸曾東遊日本考察教育，到馬關春帆樓上，看到李鴻章當年談判時坐的凳子都要比日本人矮半截，不禁悲從中來，陪同的日本友人要他留下墨寶，他大書「傷心之地」四字。

陳延年到蘇聯學習時，吃飯、穿衣、住房，皆為學校供給。雖然是黑麵包，裏面常有乾草，菜也只是配給，不能吃飽，但陳對鄭超麟說：「我一生未曾過這樣好的生活……」

聶紺弩受胡風事件牽連數十年，數十年間不斷地懷念胡風，不停地寫詩贈故人：「無端狂笑無端哭，三十萬言三十年（胡風因三十萬言書獲罪，受三十年牢獄流徙之災）」。所有胡風分子無不憎嫌以出賣胡風為進身之階的人；聶紺弩獨為其開脫，說「媚骨生成豈我儕，與時無忤有何哉？錯從耶弟方猶大，何不紂廷咒惡來？」

林徽因死後多年，一天，金岳霖鄭重其事地邀請一些至交好友到北京飯店赴宴，眾人大惑不解。開席前，他才宣布：「今天是徽因的生日！」頓使舉座感嘆欷噓。

1957年，徐鑄成被打成右派，《文匯報》社長辦公室秘書梅煥藻說了一句話：「徐鑄成成為右派，我思想有些不通。」他因此遭受大規模的圍攻，要他交代。他步出會場即跳樓自殺了。

20世紀20年代，魯迅在廈門平民學校成立會上說：「沒有什麼人有這樣大的權力：能夠教你們永遠被奴役。沒有什麼命運會這樣註定：要你們一輩子做窮人。你們自己不要小看自己……」

國共內戰時，儲安平在《觀察》停刊前說：「政府雖然怕我們批評，而事實上，我們現在則連批評政府的興趣也已沒有了。」

1953年，北京市開始醞釀拆除牌樓，對古建築的大規模拆除開始在這個城市蔓延。時任北京市副市長的著名歷史學家吳晗擔起了解釋拆除工作的任務，為了挽救四朝古都僅存的完整牌樓街不因政治因素而毀於一旦，梁思成與吳晗發生了激烈的爭論，由於吳唅的言論，梁思成被氣得當場失聲痛哭。不久，在鄭振鐸邀請的一次聚餐會上，林徽因與吳晗也發生了一次面對面的爭論，陳從周目睹其情其境說：「她指著吳晗的鼻子，大聲譴責。雖然那時她肺病已重，喉音失嗓，然而在她的神情與氣氛中，真是句句是深情。」

1907年，楊篤生與于右任等在上海創辦《神州日報》。他所寫的社論和「時事小言」大胆潑辣，言人所不敢言，很受讀者歡迎，時人譽之為「公之文欲天下哭則哭，欲天下歌則歌」。四年後，他為革命精神受到刺|激，傳聞黃興戰死，他非常悲傷，發現章士釗跟保皇黨人來往，兩人關係因此決裂，精神上再度受ｒeａｄ.９9csw.com刺|激，痛苦難忍。遺書給吳稚暉：「有生無樂，得死為佳。」1911年8月6日，楊在英國利物浦海口投大西洋死。

1957年，反右之前，徐鑄成在北京與葉聖陶、鄭振鐸、宋雲彬一起喝酒，面對山雨欲來，徐鑄成說：「可能有人真正想反黨……如果我們也被打成右派，豈不令人寒心？萬一有事，誰還敢挺身擁護黨？」宋雲彬慘然一笑：「天下已定，以後不會有什麼萬一了。」

「文革」時在天津查抄物資落實辦公室工作的馬敬雲處理過不少老一輩名人的落實程序，其中一位是民國大總統徐世昌的六姨太，馬說：「這個老太太當時70多歲了，卻還驚人的美麗，高高的個頭，挺挺的腰身，一對半大解放腳，樸素的衣著，掩蓋不住那高雅的大家風範。我始終不明白，嚴酷的歲月，竟沒有給她的臉上寫下應有的年輪記憶。」六姨太家抄走的多是「四舊」的犯禁品，只能作價還錢，實物上交，玉器之外，徐世昌親筆字畫有十余幅，六姨太大著膽子要求發還字畫，說是要「留個念想」，人家當場拒絕了。

蔣介石、蔣經國父子告別溪口，蔣經國追憶說：「極目四望，溪山無語」，當時「天氣陰沉，益增傷痛。大好河山，幾至無立錐之地！且溪口為祖宗廬墓所在，今日一旦拋別，其沉痛之心情，更非筆墨所能形容於萬一。」

高爾泰說：「也許崔健和他的搖滾樂是中國惟一可以啟蒙的文化形式。」

1966年8月章乃器被一群紅衛兵拉到王府井，參加「集體打人」大會，由於他拒不認罪，態度惡劣，被打得皮開肉綻，鮮血淋漓，渾身上下見不到一塊好肉。紅衛兵把他的家抄個精光，還當著他的面，把新夫人王者香活活打死。一個蹬三輪的車夫，見他還有一口氣，便把他拖上車，拉回了家。誰見了，都說他活不過三日。可章乃器不愧是條硬漢，靠著氣功和意志，居然活了下來。民建中央和全國工商聯的那些幹部，沒有一個理他，同情他。倒是原來糧食部的一個司機，隔幾日便悄悄在他家門口，放上一屜熱饅頭。他就是這樣挺了過來。

蔡元培甲午前後為翰林學士，居京中，一直沿著舊學道路前進。甲午中日之戰，為其轉變的一大契機。《馬關條約》簽字，他寫下了「可為痛哭流涕長太息者也」這樣刻骨銘心之句，此後，探索救國之道，始言西學。

秋瑾被捕后，山陰縣令李鍾岳不肯刑訊逼供，只是讓秋瑾自己寫供詞，於是留下了「秋風秋雨愁煞人」七字傳世的絕命詩。李鍾岳離任到杭州賦閑之際，每天反覆念叨著「我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兩句話，對秋瑾之死深自內疚，認為自己無能讓秋瑾活下來，別人雖可原諒他，自己卻無法抗拒良心的責備。痛苦悲憤之餘，他逐漸產生了以身殉道的念頭，經常獨自一人將密藏的秋瑾遺墨「秋風秋雨愁煞人」七字「注視默誦」，併為之泣下。在良心的自責下他自殺身亡，離秋謹遇害不到一百天。身後蕭條，幾不能棺殮。

安娜晚年拒絕見郭沫若，她談到自己時說：「我這一輩子生活的像是一隻野狗！」

張遠山曾有短暫的教書生涯，有一天上課時，他給學生提問說，請舉出一次人生傷心的經驗。半天無人應答，後來一個女生站起來，慢慢地說：「讀中國近代史的時候。」

1966年8月27日，在「破四舊」的高潮中，家住北京大學附近的工人陳彥榮和妻子劉萬九*九*藏*書才，被北大附中紅衛兵抄家並被綁架到校中毒打。陳彥榮在當天深夜被打死，時年37歲。他的妻子被打得遍體鱗傷。那一天和他同時被打死的還有一個老年女人。陳的屍體被送走燒掉未留骨灰，只通知陳家人付28元火葬費。陳家告債才借到這筆錢。陳的六個未成年的孩子後來度日之艱難可想而知。「文革」后，中共北大附中支部賠償陳家2500元錢。拿到錢的時候，陳妻哭道：「我一輩子都沒見過這麼多錢。可是我要錢作什麼？我要人哪。」

反右期間，欽本立和徐鑄成去見柯慶施，柯慶施對徐說，我已對欽本立說過，《文匯報》的事不能由你負責。可你的一隻腳早踹入右傾泥潭裡了，你自己得從思想上挖挖，我想搭一架梯子，好讓你下樓。柯還搬用了毛澤東的一段話：「中國的知識分子，有兩個字可以概括，一是懶，平時不肯作自我檢查，還常常翹尾巴；二是賤，三天不打屁股，就自以為了不起了。」

咸豐七年（1857年）12月，英法同盟軍攻陷廣州城。葉名琛被捕時，隨從指著河水示意他投河自盡以免遭辱，葉睜大眼睛不說話。後來，葉名琛被挾至加爾各答，被囚禁的地方叫鎮海樓，據說他這時「猶時作書畫，自署曰『海上蘇武』，賦詩見志，日誦呂祖經不輟」。次年，葉名琛死在異鄉。當時的人怒他辱國辱身，作了這樣的對聯來描述他：不戰、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相臣度量，疆臣抱負；古之所無，今之罕有。

大躍進時，一位多年前解甲歸田的副軍長楊增華特地從湖北農村跑到北京，找到朱德說：「總司令，我來討個命令，鄉里興不得煉鐵，也吃不得食堂了。把老百姓都搞苦了。你給我一句話，我就走。」朱德把手搭在他肩上說：「我一定把你的意見向黨中央反映，但是我們都無權違背中央的方針。」「那我要給中央寫信。」楊說，「我要問一問，是誰興的這尖板眼？」朱德說：「種你的田吧！該說的話我都說幹了。」

韓衍問：「銅與鐵者皆金類也，刀，何怨而斷志士頸；銅，何德而鑄志士像？」

1939年，周恩來等人勸陳獨秀去延安，但陳拒絕了，最終客死四川江津，臨死前為乞食曾給一地主抄家譜。王康參觀當地陳之舊居，留言道：「都稱締造者，孤魂自飄零，為人作家譜，痛煞後來人。」

抗戰期間，上海一度成為「孤島」，中國圖書文獻流失嚴重。鄭振鐸縮衣節食，千方百計籌款，搶救珍貴圖書，他在《劫中得書記》中說：「余以一人之力欲挽狂瀾，誠哉其為愚公移山之業也！杞人憂天，精衛填海，中夜彷徨，每不知涕之何從！」

陳白塵曾說：「惜我未死，不及見寫我之文也。」

榮宗敬說：「上天不令中國人做第一等人。」陳光甫引申說：「上天簡直不使我們做人。一般人生來都是窮苦，國內謀生艱難，生在山東的跑到東三省去做工，福建人向南洋各地去，廣東人到歐美去求生活。」

吳晗受難后，其弟吳春慘死，其女吳彥自殺身亡。吳彥曾說：「如果有顆手榴彈，我就拿著它衝到姚文元家裡炸死他。」

1945年，中國抗戰勝利，舉國歡騰。在重慶，積壓已久的民族感情和對日本軍國主義的憎惡以熱淚和喧天的鑼鼓、爆竹聲，狂歡地表達出來。當戴季陶的親友紛紛祝賀時，戴一反常態地說：「有什麼值得祝賀的？哭還在後面，將有千百倍艱苦要忍受，必須提高警惕，九九藏書何賀之有呢？」他早已認識了中共的燎原之勢和國民黨的金玉敗絮本質。他後來絕望自殺，震驚朝野上下，也使蔣介石大為悲痛，「故人零落，中夜唏噓」。

1966年8月27日，千家駒買了一瓶二鍋頭酒，坐公共汽車去了香山，決心在「鬼見愁」跳崖自殺。結果，他到半山被紅衛兵發現，被迫下山，在中途一處跳崖，未死獲救。被工商局派車接回機關。家人知道自殺事件后，妻子流著淚說：「我這次被紅衛兵打得頭破血流，也沒有流過一滴眼淚，聽到你自殺，我才真的哭了，你怎麼可以去死呢？你死後，我們怎麼辦呢？你還有老母親，有我，有孩子，教我們怎麼生活下去呢？」千家駒為之十分痛悔：「本來，螞蟻尚且貪生，一個人非萬分無奈，誰願意好端端去死呢！我不是一個胸襟狹窄的人，如果不是出於萬分痛心，萬分悲憤，是決不會出此下策的。但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自殺的高級幹部、高級知識分子、名教授、名演員、名大夫、名作家、名記者、何止千千百百。在我的熟朋友中就有老舍、翦伯贊夫婦、范長江、金仲華、鄧拓、孟秋江……等人。孰無父母，孰無兄弟，孰無兒女，孰無親友，他們生也何罪，死也何辜！」

「七七事變」之後，馮友蘭、吳有訓南下逃難，在河南鄭州，馮邀吳去吃黃河鯉魚，碰見了熊佛西，三人邊吃邊聊，幾乎所有話題都扯到了國恥。熊喜歡養狗，說起了許多狗故事。北京有許多人逃難，狗沒法帶，只好拋棄。那些狗，雖然被拋棄了，可是仍守在門口，不肯他去。馮友蘭說，這就是所謂喪家之狗，我們都是。

林徽因去逝后，金岳霖挽說：「一身詩意千尋瀑，萬古人間四月天。」

在總結一生長壽之道時，施蟄存說：「我這一輩子就是旁觀，只看不參加。所以總算沒有死。」他主張知識分子只寫「史記」紀錄歷史，就很好了，不需要直接參与社會變革。

李鴻章說：「我辦了一輩子的事，練兵也，海軍也，都是紙糊的老虎，何嘗能實在放手辦理？不過勉強塗飾，虛有其表，不揭破猶可敷衍一時。」

良弼被殺后，京城風雲至急，趙秉均、胡唯德、梁士詒三人入朝見隆裕皇太后，隆裕掩面泣雲：「我們母子二人性命都在你們三人手中，你們回去好好地對袁世凱說，務要保全我們母子二人性命。」

庚子事變期間，一批守舊官員力主收撫義和團，向各國宣戰，且偽造了英國公使的照會，內有要求那拉氏不再干政，還政光緒的話。慈禧召開御前會議，光緒亦在坐，侍郎許景澄見情勢迫切，走近御座，竭力陳說，向英國一國開戰已無把握，向各國開戰，尤無理由。又說義和團不可恃，如此蠻幹，恐有亡國之禍。說話間聲淚俱下。光緒聽了，拉著許的手大哭起來，慈禧大怒，高聲喝道：這是什麼樣兒。決意宣戰。許被處死。

馮友蘭曾在《新事論》中說：我們常聽見許多關於城裡人與鄉下人的笑話，照這些笑話所說，不但城裡的人比鄉下的人知識高，才能高，享受好，即城裡的狗亦比鄉下的狗知識高，才能高，享受好。這些雖是笑話，而卻不見得不合事實。我們甚至可以說，不但城裡的狗比鄉下的狗知識高，才能高，享受好，而且城裡的狗，在有些方面，比鄉下人亦是知識高，才能高，享受好……在中國，一百個鄉下人中，至少有九十個一生沒有吃過如城裡的富室狗所吃的飯食。

龔自珍說，文字緣同骨肉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