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7年9月5日，上海出版的《遊戲報》載有《觀美國影戲記》，這是一篇最早的中國人影評。文章說：「近有美國電光影戲，制同影燈而奇妙幻化皆出人意料之外者。昨夕雨後歇涼，偕友人往觀奇焉。座客既集，停燈開演，旋見現一影，兩西女作跳舞狀，黃髮蓬蓬，憨態可掬；又一影，兩西人作角抵戲；又一影，為俄國兩公主雙雙對舞，旁有一人奏樂應之；又一影，一女子在盆中洗浴、種種詭異，不可名狀、人生真夢幻泡影耳。」

晏陽初的平民教育促進會活動多年，隊伍龐大。有次梁漱溟去作客，平教會一些年輕人開座談會歡迎他，曹日昌帶頭向他提了許多問題，把座談會開成了質詢會。梁正襟危坐，一聲不吭，直到問題提完了，才簡單地回答一句：「這些問題，在我的《鄉村建設理論》里都有答案。」座談會就如此結束。

又一次，張伯苓問李濟，由於李一直想對全國人做頭部測量。張就問他：「告訴我，人類學的好處是什麼？」李感到不快，斷然回答說：「人類學什麼好處都沒有。」

韓三洲回憶，「文革」期間，批林批孔，如火如荼。一老工人登台發言，慷慨激昂：「林賊這個野心家、陰謀家真不知好歹，都當上二把手了，還不知足，還想篡黨奪權！要是換上我們工人階級，肯定好好乾！」

1934年2月，蔣介石在江西南昌發起新生活運動，倡導以禮、義、廉、恥的規律，貫注于食、衣、住、行日常生活之中，變化國民氣質，使人人養成整齊、清潔、簡單、樸素及實踐力行的習性，以求適應現代社會的需要。時人流傳一段子，山東九*九*藏*書的軍閥省主席韓復榘譏笑這個運動時說：「新生活運動提倡走路要靠右走，那今後左邊誰去走呢？」

林則徐認為英國的戰鬥力不高，英國人「腿足纏束緊密，屈伸皆所不便」。他還認為外國人必須有茶葉大黃，只要禁止茶葉大黃出口，就可以致外國人的死命。

鴉片戰爭之後，東南沿海出洋謀生者漸多。1858年，在商訂《中美天津條約》時，美國代表曾向直隸總督譚廷襄建議，「中國應派領事赴美，以便照料中國僑民」，卻被譚以中國「向不遣使國外」為由拒絕。美國代表進一步說明中國僑民人數「不下數十萬」，且部分僑民「卒皆富有，似頗有保護價值」。譚說：「大皇帝撫有萬民，區區浪民，飄流海外，何暇計及」；「大皇帝之富，不可數計，何暇與此類遊民計及錙銖？」

抗戰期間，重慶電力非常缺乏。燈光昏暗，即使如此也是有限制的。在一次行政院會議上蔣廷黻提議採取日光節約時間，每年四月一日將鍾撥快一小時。孔祥熙第一個表示反對，他說他從未聽過這種辦法，他不明白人如何可以任意將時間提前或錯后，他說他同意提早辦公時間，但不同意隨便將鍾撥快。徐堪極力支持孔的意見，譴責蔣干擾時間，破壞自然。後來，美國人提出了相同的建議，遂被採納了。

孫中山倡導革命時不為人知，在有革命傾向的知識分子中，最早注意孫的有章太炎。但章開始時附和當時流行看法，認為孫是個「不學無術的土匪」，是位「江湖大盜」。後來又大胆地提出自己的見解，以為孫「精通洋務，尚知辨別種族」。

19九九藏書13年5月，袁世凱讓梁士詒給國民黨人傳話說：「現在看透孫、黃除搗亂外無本領……彼等若敢另行組織政府，我即敢舉兵征伐之……吾力未嘗不能平之。」

商震好誇耀。早年常說，「我妻（商妻楊曾照）英文字筆記本有三尺多厚。」從開羅會議回國后，商震常對人說：「我那本英文字典真夠完善，在開羅時，王正廷想查生字都要找我。」言下極為得意。

鄭天挺說：陳寅恪為教授之教授，其授課多有學者、教授聽講。陳講元白詩，第一課是《長恨歌》，首先講的是楊玉環是否以處|女入宮。時有著名話劇導演賀孟斧客居成都，聞陳大名，想去聽課，聽說第一課講處|女問題，以為無聊，而罷聽課之念，實不知陳以此帶出唐朝婚禮制度，是極重要的事。

清末，立憲之議大開，各省紛紛選舉議員組成省議會以期行民主之制。張懷芝身為將軍，素以勇敢見稱，當他聽說一班文人瞎鬧，要求清廷縮短預備立憲期時，帶軍隊衝進議會。眾議員正群情激奮，忽見如狼似虎的官兵頓時啞炮，張見此很是得意，登台發表即興演講：「諸君都是文化人，必然明白官為民之父母的古訓，現在，我是官，諸君為民，也就是說，我相當於你們的父親，你們就好比是我的兒子。父親有令兒子必須遵守，不然則為不孝。先人是這樣教導我們的，諸位不可能不知道吧！所以還請諸位好自為之。」

張伯苓治校，虛心而立足傳統，遇有問題就向教授請教，而其實用教育思想也暴露無遺。經濟學家何廉博士出席教授會議，會中極力強調統計數字的功用，張問他：「你用這些數九-九-藏-書字幹什麼？你想發現什麼？」何回答說：「我的統計研究可以幫助我們用科學方法復興中國。」張說：「你的方法常使像我這樣的人用顯微鏡找象。如果你要想知道我們能在中國做什麼，我覺得所有的事我們都可以做，而無需去精研這些數字。例如：我們欲想從城裡修一條公路到校區，難道也需要統計調查嗎？」

1928年，南京國民政府全面實行「一黨專政」。學界就政體形式問題進行了長時間的「討論」，很多人證明在中國實行兩黨制或多黨制是不合國情的。錢端升、陳之邁、吳景超，甚至丁文江等人都贊成「新式獨裁」。周佛海說，國民黨的獨裁不是少數人或一階級的獨裁，而是代表各階級的革命民眾的獨裁，它是代表社會全體利益的黨。

抗日戰爭爆發后，蘇聯答應供應中國武器。中方派楊傑將軍為團長，前往莫斯科商談購買武器事宜。蘇方將楊安置在莫斯科郊外一俱樂部中，目的是對楊的任務盡量保密。楊自認他本人非但是個偉大戰略家，而且也是個外交魔術師。一次，楊要蔣廷黻對路透社發表聲明，謂蘇軍將在兩周內對日開戰。蔣說他不做這種毫無根據的聲明，並且請教他：如果發表這種聲明，有什麼好處？楊認為蔣是十足笨蛋，無法了解他的謀略。他說，一旦日本看到這種聲明，他們就會先發制人，主動進攻蘇聯，日蘇就真打起來了。

李鴻章對曾國藩說：「中國但有開花大炮、輪船兩樣，西人即可斂手！」

季羡林晚年以中國話說出了中國文化將領先世界的理由，即「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二十一世紀該是中國人世紀。九_九_藏_書

陳璧君被捕后，堅不服罪。1946年4月16日江蘇高等法院開庭審訊陳璧君，陳璧君在法庭上說：「日寇侵略，國土淪喪，人民遭殃，這是蔣介石的責任，還是汪先生的責任？說汪先生賣國？重慶統治下的地區，由不得汪先生去賣。南京統治下的地區，是日本人的佔領區，並無寸土是汪先生斷送的，相反只有從敵人手中奪回權利，還有什麼國可賣？汪先生創導和平運動，赤手收回淪陷區，如今完壁歸還國家，不但無罪而且有功。」法庭最後判處陳璧君無期徒刑，陳璧君接到判決書時卻說：「本人有受死的勇氣，而無坐牢的耐性，所以希望法庭改判死刑。」

韋君宜回憶說，「文革」時的大作家浩然，其成名作《金光大道》多有編輯「政治拔高」之力，如編輯要求寫入「抗美援朝」，把小標題《堵擋》改為戰鬥性強的《阻擊》，把《讓房》改為《讓房破陰謀》，浩然苦笑語：「我不同意這麼改，沒有別的意思，只是想保護一點我的藝術創作……」但他最終接受了編輯要求，小說出版后他成為紅極一時的「作家」。浩然晚年說：「《金光大道》圓了我的夢……迄今為止，我還從未為以前的作品後悔過；相反，我為它們驕傲……」

20世紀50年代，藍翎、李希凡合著文章批俞平伯之紅學觀點，經毛澤東過問，名聲鵲起，多有單位請兩人作《紅樓夢研究》報告。有人記得的只是報告中時髦的語言，李希凡和藹地提到周汝昌發表了「批俞」的文章，李說：「我們非常歡迎，」又補充一句：「我們自然更希望他再寫一篇他對自己的看法。」藍翎開講則問：「傳說藍翎是https://read.99csw.com李希凡的愛人，請大家看一看，像嗎？」贏得一堂笑聲，他卻冷冷加問一句：「恐怕這也是一種資產階級的思想吧？」

林語堂好刻薄，他曾說：「不管怎樣，無論怎樣混法，能混過這上下五千年，總是了不起的，說明我們的生命力很頑強。」

黃侃反對胡適提倡白話文。有一次，他在講課中讚美文言文的高明，舉例說：「如胡適的太太死了，他的家人電報必雲：『你的太太死了！趕快回來啊！』長達11字。而用文言則僅需『妻喪速歸』4字即可，只電報費就可省三分之二。」

廖仲愷相信蘇俄不會向中國輸出共產革命，而只是要幫助中國進行國民革命，所以，當戴季陶寫信給廖仲愷，批評他的左傾狂熱，並對廖說：「叫共產党參加進來，只能把他們當作醬油和醋，不能把他們當作正菜」時，廖仲愷立即斥責戴季陶：「哪裡懂得革命是什麼東西！」

戴乃迭「文革」中受衝擊，被關三年。出獄后，並不見有絲毫牢騷，而字字諍諍幾如「無產階級革命派」，又毫無肅殺之氣，一脈溫情如水，有如英吉利詩人的白朗寧，或簡·奧斯汀。一天，她遇到黃宗江，問黃：「宗江，你吃過什麼苦？」黃尚未及思索，她已意氣風發地自問自答：「我吃的最大的苦也就是在重慶吃不上雞蛋。」她一言以蔽之曰：「我們缺乏階級仇恨。」

魯迅敏感，絕不妥協。在他去世前兩三年，他跟朋友談論最多的話題是「中國式的法西斯」，他跟人說：「我有生以來，從未見過近來這樣的黑暗，網密犬多，獎勵人們去當惡人，真是無法忍受。非反抗不可。」但他又悄聲對朋友說：「遺憾的是，我已年過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