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昌煥深得宋美齡信任，時人戲稱沈為宋英文秘書。當沈昌煥的朋友祝賀他就任台灣國民政府「總統府」秘書長時，沈的直言可掬：「我主要是在這裏接電話的。」聞者莞爾。沈接電話頗得宋美齡「歡心」：你說上海話，我答上海話；你英文，我亦英文，應對自如。

張宗昌有急智，當年在張作霖手下混事的時候，張作霖委託洋學堂出身的郭松齡整肅軍隊，郭早就想拿張宗昌開刀，一次視察張宗昌的部隊，兩下一碰，話說岔了，郭張口便罵，操娘聲不絕於口。誰知張宗昌介面道：你操俺娘，你就是俺爹了！隨即給郭松齡跪了下來，害得比張宗昌年輕好多歲的郭松齡紅了臉，整肅也就不了了之了。

抗戰期間，政府財政困難，物價高漲，公務人員的生活很困苦，情緒低落。嚴家淦時任福建建設廳廳長，有一次他去一朋友家中，見客廳有一幀奇怪的照片：一個人坐在椅子上，另一人跪在他面前，仔細一看，跪的和坐的是同一個人，就是朋友本人。嚴百思不得其解，問朋友，答說：這叫求人不如求己。

20世紀60年代末，《紐約時報》有報道說，宋美齡是蔣介石的第三任夫人，而非元配，宋當時正好在紐約，看后怒不可遏，馬上命令駐美大使周書楷前去交涉，要求該報更正、道歉。周以為此事難辦，且報道屬實，拖延久之。因此惹惱了宋美齡，將周叫到寓所，宋斜躺在床上問周何以不照令辦事。周說這是在美國，讓人家更正道歉很難，宋不依不饒，爭執之下，周耐不住性子，說：「我是中華民國的大使，不是你的僕人！」宋美齡聽后馬上從床上跳起，打了周一耳光，尖聲吼叫：「我就是中華民國。」

北大開教授會時，會場較亂，各人紛紛發言，蔡元read.99csw.com培也站起來預備說話，辜鴻銘一眼看見首先大聲說道：「現在請大家聽校長的吩咐！」周作人說，這就是辜的語氣，他的精神也充分地表現在裡邊。五四運動時，教授們在一起應付事件，其中就是挽留蔡元培，大家都說了好多話，對挽留沒有異議。辜鴻銘卻說出他自己的特別理由：「校長是我們學校的皇帝，所以非得挽留不可。」

鄧文儀是一個「擁蔣狂」和「反共狂」，狂到幾乎難以令人理解。他的口頭禪是：「需要即是真理！行動即是理論！」他做蔣介石的侍從秘書，蔣喜怒無常，他毫無怨色，還對人說：「誰能離得開自己的領袖呢，在他身邊是在他身邊，不在他身邊也還是在他身邊，這便是所謂精忠的那個精字。」

章太炎看到孫中山在廣州護法的事「難就」，就想應雲南督軍唐繼堯之招西行。孫派人勸說：「今人心不固，君舊同志也，不當先去以為人望。」章回答說：「此如弈棋，內困則求外解。孫公在廣東，局道相逼，未有兩眼，仆去為作眼耳。嫌人失望，以總代表任仆可也。」孫從之。

張群的朋友評價他說：「眾友呼岳軍，只能呼之為蔣之使女，而不得稱為如夫人，以如夫人尚有恃寵撒嬌時，而張並此無之，惟有唯唯諾諾，欲如何便如何，無一絲違抗。」

譚延闓在國民黨內以處事圓滑、八面玲瓏著稱，人們稱其為「葯中甘草」和「伴食宰相」。宋子文等不同意蔣介石追求其妹宋美齡，譚受託勸戒：「兒女婚事當不應多管，何況長妹，徒傷感，且落口實。」宋子文只好歸順蔣介石。

聶衛平戰勝日本棋手后一段時間，哪兒都找他去，領導找他，群眾也找他。聚會的時候，上千上萬的人圍著他，他傻hｔtps://ｒeａd•９９csw.cｏm乎乎地笑，人家說他和熊貓一樣是國寶。有人私下問他：「你的棋怎樣？會不會退？這是你的根呀！」他苦笑著回答：「退倒不會退，可也不會進，我沒辦法呀！」

民初，馮玉祥將軍驅逐溥儀小朝廷，遺老舊臣們多方求援。載濤之子溥佳對羅振玉等人的表現印象深刻，羅矢口不談什麼藉助外力（暗地裡與日本人聯繫），兩度去天津向段祺瑞求援。每次由津來京時，總說是沒回家就來到北府，向溥儀和王公們報告他在津與段會見的經過。當時溥儀以及王公們對他那種不顧年邁不辭辛苦的精神都一致表示讚許，他總是裝出一副「慷慨激昂」的神氣說：「君辱臣死，我只有鞠躬盡瘁而已。」大家因此把羅看成一個「忠貞可嘉」的人物。

戴季陶在日本同蔣介石同嫖共賭，終生與蔣關係密切。他原名戴良弼，清末時改名為戴天仇（與滿州不共戴天之意）。革命成功后，跟陳果夫、蔣介石在上海一起開交易所時，一心發財，想做陶朱公，又改名季陶。後來說中山先生是繼承周公文武孔子的聖人，他自己以賢人自居，故又名傳賢。他使蔣決心殺鄧演達，他的書房正桌上，掛著觀世音像、中山先生像和他的母親像。1949年初，他從南京逃到廣州，同於右任同住招待所，于責備他，蔣的許多罪惡，他應負責任，因他同蔣是密友，可以無話不說，他對蔣不但不加規勸，反而助紂為虐，使蔣叛黨禍國之罪更大。戴因國民黨政府大勢已去，就在2月22日吃安眠藥而死。

嚴家淦任「總統」時，蔣經國任「行政院長」。一次蔣要親自去找嚴商量事情，先由「行政院」秘書打電話給「總統府」秘書：「蔣『院長』有事想到『總統』府看『總統』ｒeaｄ•99ｃsw.ｃoｍ，請你向『總統』請示一下，過半個小時『總統』有沒有時間見蔣『院長』？」不久，嚴家淦的秘書打電話到「行政院」：「『總統』說他有事要出去！」「行政院」秘書愣了一下，接下來聽到的是：「『總統』說他出去會順道到『行政院』看蔣『院長』的，時間最多也就是半個小時，請轉達蔣『院長』。」蔣經國曾說：「凡事有靜波先生在，我就省了好多心。」

袁世凱曾向梁士詒說：「財政窘迫如此，交通部總要幫忙才好。」梁答說：「只須大總統吩咐，吩咐多少，就是多少！」袁稱：「每月須有四五十萬才好。」梁立即爽快答應：「就是五十萬可也。」

1942年系《南京條約》一百周年，蔣廷黻的演講以中英文在重慶發表，立法院長孫科在國民黨中央會議中引用了蔣的講詞，並且表示同意蔣的看法，一個與孫不和的人攻擊蔣是英國帝國主義者的辯護人。該案竟至呈蔣介石核奪，蔣認為學者的演講和寫作應該自由，黨方不必過問蔣的文章。

張勳復辟期間，陳寶琛極為活躍，他對溥儀說：「獨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故達。」使溥儀感到驚奇的是他在處理黎元洪問題上表現出的激烈態度，陳當時臉色鐵青，幾乎失去了控制地對溥儀說：「梁鼎芬見黎元洪力勸他離開總統府，遭到拒絕，他這樣拒不受命，請皇上賜他自盡吧！」溥儀以為過分了：「民國對我不是也優待過嗎，我剛一複位，怎麼能就賜黎元洪死，這是絕不應該的。」陳氣呼呼地說：「他豈但不退，還公然拒絕梁鼎芬勸告，賴在總統府不走，亂臣賊子元兇大憝，焉能與天子同日而語。」

王芸生以《大公報》聞達社會，中共建國，他仍難以放下架子。有一次，在各報負責人https://read.99csw.com的會議上，談起一件小事，時為華東新聞出版局副局長的張春橋夸夸其談一通，說得完全不對，王芸生漫不經心地打斷他的話，說：「唉！不是那麼回事。」同時，習慣性地用手往上輕輕一揮。誰知張春橋勃然變色，冷嘲熱諷說：「我是打仗進上海的，原是土包子，不像王先生那樣和大人物往來，見過大世面。說錯了，請你王先生指教。」此語一出，舉座無言。

康有為在京師創立強學會，朝士集者百數十人，又赴上海設分會，請張之洞列名，張發電報說：「群才薈集，不煩我，請除名，捐費必寄。」乃助會款五百兩，撥公款一千兩。

左宗棠駐軍漢口，奉命去鎮壓新疆叛亂時，恰好哥老會頭目（人稱大龍頭）犯法逃到漢口。左正準備從漢口開往西安，忽見隊伍自動集中，排成十幾里的長隊，非常詫異。不久接兩江總督的文書，說有巨匪要從漢口逃往西安，著地方查辦。左摸不到要領，無計可施時，忽見隊伍更形活躍，說是去歡迎大龍頭，左更莫明其妙。幕僚說：「軍中士兵上至將官都是哥老會中人，所謂『匪首』就是他們的大頭目。」並建議：「大帥最好加入哥老會，做大龍頭。不然，我們無法到新疆。」左聽后便去開山，做起大龍頭來，收留會黨，這才平平安安地到了新疆。新疆因此有了哥老會。

張群在日本時，有人曾問他：「岳公，你追隨蔣先生最久，和他關係也最密切。大陸失陷，你是否也要負一部分責任？負一部分沒有及時進言的責任？」張群坦率地說：「我只是個廚子，主人喜歡什麼菜，我做什麼菜。」

1944年，哈里森·福爾曼訪問延安，毛澤東向他解釋中共與蘇聯不同。福爾曼問：「可是你們既不實行共產主義，那末為什麼叫你們自己為共產九*九*藏*書黨呢？」毛答覆說這一名字是從往日沿襲而來：「你在這兒已經看到很充分的事實來證實我們所說的話，」「充分的事實使你明白我們不再是蘇聯所謂共產黨這個字的意義了。」福爾曼堅持說：「那末為什麼你們不改名呢？改為屬於民主政治範圍的『新民主黨』，或其他這樣一類的名稱呢？」毛搖搖頭：「我們或別的人所稱呼我們的政黨的名稱，對於我們，或我們的天良上，並不關重要。……所重要的，是內容與實施，不是名稱！」

戊戍變法前，梁啟超過武昌投謁，張之洞命開中門及暖閣迎接，而且問巡捕官：「可鳴炮否？」巡捕以恐駭聽聞對，乃已。蓋朝廷定製，欽差及敵體官往見督撫者，才能鳴炮開中門相迎。梁一舉人耳，何以有是禮節？皆因其時已有康梁柄國之消息，張之洞特預為媚之耳。

1928年胡漢民從歐洲回國，提出「成立五院實行法治」的主張，以便再度與蔣介石合作。當時曾有人力勸胡不要再去南京供蔣利用，胡回答說：「自古武人只能馬上得天下，沒有文人就不能馬下治天下。漢高祖還要有個叔孫通幫他定朝儀。現在只要做到不打仗，就可以用法治的力量來約束住槍杆子。我即使不去南京，也自會有人去受他利用。」

秦孝儀早年做過蔣介石的侍從秘書，後來當過國民黨中央副秘書長。他的聲名大噪乃是蔣介石遺囑所賜，「秦孝儀承命受記」從此成為他的註冊商標。遺囑內容無論用典、用詞都一度是人們茶餘飯後的笑資。秦後來官至台灣故宮博物院院長。

辛亥革命后，作為革命對象的皖撫朱家寶（他鎮壓了熊成基起義），不但沒有被動「一根頭髮」，反而搖身一變，坐上了皖省首任都督的寶座。孤雲說這些人是：「清廷而在，則搖尾為奴；虜社既顛，則塗面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