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的兼容並包是北大最重要的思想資源，他說：「大學之大，因其無所不包，各種言論思想均可自由，但亦不必出於互相詬罵。如各有主張，盡可各自鼓吹自己主張之長處，不必攻擊或排斥他種主張。」

劉師培在辛亥前就投靠端方，叛變革命，甘願充當姦細，出賣同志。蔡元培惜其才，極力為之辯護：「劉申叔，弟與交契頗久，其人確是老實，確是書呆！」章太炎也說：「今者文化陵遲，宿學凋喪，一二博通之才如劉師培輩雖負小疵，不應深論。殺一人無益於中國，而文學自此掃地，使禹域淪為夷裔者，誰之責耶？」民國成立后，蔡元培和章太炎聯名在報紙上刊登啟事，尋找劉師培：「劉申叔學問淵深，通知古今。前為宵人所誤，陷入樊籠。今者民國維新，所望國學深湛之士，提倡素風，任持絕學。而申叔消息杳然，死生難測，如身在他方，尚望發一通信於國粹學報館，以慰同人眷念。」幾年後，劉師培又襄助洪憲帝制，為時人不齒，但蔡元培仍延請他在北大教書。

後來新生在開學典禮上看到，講堂上給大家作演講的正是那個老頭，他就是季羡林。

1924年，梁漱溟離開北大，有人問他原因，他說：「因為覺得當時的教育不對，先生對學生毫不關心。」他認為，先生應與青年人為友。所謂友，指的是幫著他們走路；所謂走路，指的是讓包括技能知識在內的一個人全部的生活往前走。「教育應當是著眼一個人的全部生活，而領著他走人生大路，于身體的活潑、心理的樸實為至要。」

「五四」運動中，學生的表現日益激進，胡適和蔣夢麟乃聯名發表《我們對於學生的希望》，文中寫道：「荒唐的中年、老年人鬧下了亂子九*九*藏*書，卻要未成年的學子拋棄學業，荒廢光陰，來干涉糾正，這是天下最不經濟的事！」

校領導為此找束星北談話，束星北說：過去大學都是這麼做的。

蔡元培看到梁漱溟一篇文章當即決定聘其做北京大學印度哲學講席，梁漱溟辭以對印度哲學實無所知。蔡說：「你說你教不了印度哲學，那麼，你知有誰能教印度哲學呢？」又說，「我們亦沒有尋到真能教印度哲學的人。橫豎彼此都差不多，還是你來吧！你不是愛好哲學嗎？我此番到北大，定要把許多愛好哲學的朋友都聚攏來，共同研究，互相切磋；你怎可不來呢？你不要當是老師來教人，你當是來合作研究，來學習好了。」

聞一多上課別緻。據學生回憶，他身穿黑色長袍昂然走進教室，先掏出煙盒向學生笑問：「哪位吸？」學生們笑而不接，他就自己點了一支，電燈光下煙霧繚繞，拖長聲音念上一句：「痛飲酒，熟讀《離騷》，方得為真名士！」這才開始講課。

蔡元培任民國教育總長時，范源濂任次長，他們辦教育的方法相對立。范說：「小學沒有辦好，怎麼能有好中學？中學沒有辦好？怎麼能有好的大學？所以我們的第一步，當先把小學整頓。」蔡元培說：「沒有好大學，中學師資哪裡來？沒有好中學，小學師資哪裡來？所以我們第一步，當先把大學整頓。」

一席話把學生統統鎮住了。以後上課就沒人敢笑話他了。

辜鴻銘剛到北大任教的時候，學生們看到他腦後拖著一條長長的辮子，都忍不住鬨笑起來。而他，則不動聲色地走到講台上，向下面的學生打量一番后，慢條斯理地說：「你們笑我，無非是因為我的辮子，我的辮子是有形的，可以剪掉九-九-藏-書。然而諸位同學腦袋裡面的辮子，就不是那麼好剪的啦。」

蔡元培在回復林琴南的一封信中談到了自己的兩種辦學主張，第一條便是：對於學說，仿世界各大學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則，取兼容並包主義，無論有何種學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達自然淘汰之命運者，雖彼此相反，而悉聽其自由發展。

1914年11月初，梁啟超在清華作題為《君子》的演說，引用了《易經》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和「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來勉勵大家，希望清華學子能夠「崇德修學，勉為真君子，異日出膺大任，足以挽既倒之狂瀾，作中流之砥柱」，大家深受鼓舞，從此清華以「自強不息，厚德載物」為校訓。

蔣夢麟說：「我在大學中搞了幾十年，經過許多風潮，發現了一個規律：一個大學中有三派勢力，一派是校長，一派是教授，一派是學生，在這三派勢力中，如果有兩派聯合起來反對第三派，第三派必然要失敗。」

胡適《領袖人才的來源》論及：領袖人物必須具備充分的現代見識、必須具有充分的現代訓練，必須有足以引起多數人信仰的人格，這種資格的養成，在今日的社會，除了學校，別無他途。

1917年1月9日，北京大學舉行開學典禮，蔡元培發表就職演說，這就是著名的《就任北京大學校長之演說》。蔡與北大學生約法三章：一是抱定宗旨，「大學者，研究高深學問者也」；二是砥礪德行，「諸君為大學學生，地位甚高，肩此重任，責無旁貸，故諸君不惟思所以感已，更必有心勵人」；三是敬愛師友，「自應以誠相待，敬禮有加，至於同學共處一堂，尤應互相親愛，庶可收切磋之效。」

read.99csw.com並世列強雖新而不古，希臘羅馬有古而無今，惟我國家，亘古亘今，亦新亦舊，斯所謂「周雖舊邦，其命維新」者也。

馮友蘭在為「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紀念碑」所寫碑文，可與清華陳寅恪為王國維所寫之碑文媲美：

蔡元培談及自己的教育理念：大學教育的目的與觀念是明確的，就是要使索然寡味的學習趣味化，激起人們的求知慾望，我們決不把北大僅僅看成是這樣一個場所——對學生進行有效的訓練，訓練他們日後成為工作稱職的人。……這所大學還負有培育及維護一種高標準的個人品德的責任，而這種品德對於做一個好學生以及今後做一個好國民來說，都是不可缺少的。

蔣百里就任保定軍校校長的第一天，對全體學生訓話道：「我此次奉命來掌本校，一定要使本校成為最完整的軍事學府，使在座諸君成為最優秀的軍官，將來治軍，能訓練出最精銳的軍隊。我一定獻身於這一任務，實踐斯言。如果做不到，當自殺以謝天下。」後來，他因學校被政府拖欠經費，深感愧對學生，遂寫下遺書，真的當眾自殺，子彈穿過胸膛，幸而未死。

北大新生入學。有名新生拎著很大的包裹來報名，看見路邊一個老頭，就把他叫過來，說：「老頭，給我看下包，我去報名。」老頭等了一個小時，一直不動給他看包。

萬物並育而不相害，天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軟化，此天地之所以為大。斯雖先民之恆言，實為民主之真諦。聯合大學以其兼容並包之精神，轉移社會一時之風氣，內樹學術自由之規模，外來民主堡壘之稱號，違千夫之諾諾，作一士之諤諤。

20世紀50年代初，留英回來的王竹溪（楊振寧在西南聯大時的老師）九九藏書到山東大學講學，講座中途，束星北走到台上說：「我有必要打斷一下，因為我認為王先生的報告錯誤百出，他沒有搞懂熱力學的本質。」他捏起粉筆一邊在王先生寫滿黑板的公式和概念上打叉，一邊解釋錯在哪裡。一口氣講了大約四十分鐘。王竹溪一直尷尬的站在一邊。

沈從文論及原北大文學院院長胡適先生時說：「適之先生的最大的嘗試並不是他的新詩《嘗試集》。他把我這位沒有上過學的無名小卒聘請到大學里來教書，這才是他最大胆的嘗試！」

梁啟超推薦陳寅恪先生為清華國學院導師，校長曹雲祥說：「他是哪一國博士？」梁答：「他不是學士，也不是博士。」曹又問：「他有沒有著作？」梁答：「也沒有著作。」曹說：「既不是博士，又沒有著作，這就難了！」梁先生氣了，說：「我梁某也沒有博士學位，著作算是等身了，但總共還不如陳先生廖廖數百字有價值。」接著梁先生提出了柏林大學、巴黎大學幾位教授對陳寅恪先生的推譽。曹一聽，既然外國人都推崇，就請。

1930年，錢穆到燕京大學任教，校長司徒雷登問他對燕大印象如何，他答道：「起初聽說燕大是中國教會大學中最中國化的大學，心中特別嚮往。我來燕大一看，才發現並非如此。一入校門就看到M樓和S樓，這難道就是中國化嗎？我希望將燕大各建築都改為中國名。」不久，燕大專門召開會議，決定改M樓為穆樓，S樓為適樓，貝公樓為辦公樓，其他建築一律賦以中國名稱。錢穆還為校園的一個湖取名叫「未名湖」。

林語堂在東吳大學講英文課，開學第一天，先生帶來一個皮包。皮包里滿滿一包帶殼的花生。他將花生分送給學生享用，課堂變成了茶館。林reａd.99cｓｗ•ｃｏm先生開始講課，操一口簡潔流暢的英語，大講其吃花生之道。然後，他將話鋒一轉，說道：「花生米又叫長生果。諸君第一天上課，請吃我的長生果。祝諸君長生不老！以後我上課不點名，願諸君吃了長生果，更有長生。」學生們哄堂大笑。

北大最初不招收女學生，五四時期，許多女學生要求入學北大，蔡元培公開表示支持，但不久蔡元培暫離北大。1920年，代理文科學長陶孟和准許了9名女生入校旁聽，引起社會上的議論和教育部的批評，甚至總統徐世昌都出面警告北大當局，認為國立學校應該保持「崇高的道德水準」。但是當時並無法律明文禁止男女合校，已經回到北大的蔡元培就憑這一點，沒有請求政府的許可，便正式批准了那9名女生註冊為北大正式學生。但事實上，美國和中國基督教徒合辦的廣州嶺南大學早在1918年就已經開始男女並校了。嶺南大學即今天中山大學的前身。

陳寅恪每次講課，開宗明義就說：「前人講過的，我不講；近人講過的，我不講；我自己講過的，我不講。現在只講未曾有人講過的。」

傅斯年之於台灣大學，一如當年蔡元培之於北大。他的甘棠遺愛幾十年不衰，如劉紹銘在小說《二殘遊記》中說：「傅校長，雖然我在大洋這邊的美國也拿了個什麼博士，但我最驕傲的，還是杜鵑花城的那個學位！」

姜亮夫回憶民國時期的清華大學時有這樣一段記述：「在清華這個環境中，你要講不正經的話，找一個人講骯髒話是不可能的。先生同先生，學生同先生、同學與同學，碰見了都是講，某個雜誌上有某篇文章，看過了沒有？如都看過兩個人就討論起來，如一方沒有看過，看過的就說這篇有什麼好處，建議對方去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