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母親等候父親回家、我從房間出來與她爭辯的夜晚，我知道我要反抗伊斯坦布爾提供的破落、卑微、憂傷的生活，以及使母親感到安心的普通生活。有時我自問：「為什麼我要再一次跟她爭辯？」未能找到一個令人信服的答案，我感覺到某種我無法了解的內心騷動。

「這不是真的。」我說道。我老早算好，即使遊手好閒，父母仍養得起我。

「是電梯嗎？」母親問道。

長時間以來，母親晚上獨自待在客廳等候父親。父親晚上待在橋牌俱樂部，之後再去其他地方，回到家已很晚，母親早已等得疲倦睡覺去了。我和母親相對而坐吃完晚飯（這時父親已給我們打過電話。我很忙，他說，我會晚點兒回家，你們先吃吧），母親便把紙牌攤在乳白色桌巾上，算自己的命。她翻開五十二張牌的每一張牌——一次一張，嘗試依照大小順序排列，紅牌跟在黑牌之後——她並不想在牌中尋得信號，也不喜歡把紙牌提供的信號編成一個前途光明的故事。對她而言，這是個考驗耐心的遊戲。我走進客廳，問她是否已算出她的命運，她總是給我同樣的答覆：

「再念兩年吧，兒子，拿了大學文憑后再決定要當建築師還是畫家。」

從母親把煙頭狠狠掐滅在煙灰缸里的樣子，從她半嘲弄半遷就的語氣，從她即使談論這麼重要的事卻能繼續玩牌的樣子，我察覺我們正朝何處走去。

「我不希望任何人以為你有心理障礙，」母親說，「所以我不會告訴我的朋友們你不去學校上課。他們那些人無法理解為什麼像你這樣的人決定離開大學成為畫家。他們會以為你發了瘋，會在你背後閑言閑語。」

說到這裏——她經常跟我提起這件往事——她停了下來，或許知道會讓我火冒三丈，她笑了笑，隨後停頓之際，她抽了口煙，而後不看我一眼，卻始終語調輕快地又說：「那個早上之後，我沒再聽你說過：『我生病了，不去上學。』」

我走到貝西克塔石，沿著朵爾馬巴赫切宮的牆垣一直走到體育場，一直走到小巴停靠站。我喜歡夜晚沿著這些高而厚、長有青苔的舊宮牆漫步。我感覺腦袋裡的怒氣正一分一秒變得更加劇烈，直到走到朵爾瑪巴切宮。而後我走上一條巷子，十二分鐘後來到塔克西姆。

「小時候，即使在最糟糕的時候，你也總是笑顏逐開，非常樂觀——喔，你真是個討人喜歡的孩子。每個人看見你都不得不笑。不僅因為你可愛，還因為你不知悲傷是何物，因為你不曾覺得無聊，因為即使在最壞的時刻，你也會發明遊戲，愉快地玩好幾個小時，因為你總是那麼快活。讓這樣一個人成為老是向有錢人磕頭跪拜的悲慘畫家，即使我不是你母親，也無法忍受。因此對於我即將說的話，希望你別生氣，仔細聽我說吧。」

「好孩子，我這麼做不是為了算命，而是為了消磨時間。幾點了？我再玩一次，就上床去睡。」

「你想告訴我，九-九-藏-書你可以靠畫畫謀生？」

從母親不停地懇求我「做個正常、普通的人，就像其他人一樣」，我深刻地察覺這種謹慎。此種懇求帶有大量的傳統道德觀——謙卑的重要，接受你僅有的少許東西並好好利用，實行對整個文化具有影響的蘇菲苦行主義——但這種觀點並未幫助她理解為何有人忽然不去上學。我不該誇大自己的重要性，把道德與知識的執著看得太認真，此種熱愛最好用來培養誠實、美德、勤奮，跟普通人一樣：這是她的觀點。藝術、繪畫、創造力——我母親似乎在說，只有歐洲人有權認真看待這些東西，而不是居住在20世紀下半葉的伊斯坦布爾，在文化陷入貧困，喪失了勢力、意志與慾望的我們。只要我永遠記得「好東西不會出自這種地方」，就不會後悔。

「隨你告訴他們什麼，」我說，「為了不和他們一樣愚蠢，我情願放棄一切。」

「究竟什麼東西會讓我遺憾？」我問道，或許希望她會說出傷我更深的話。

有時為了讓自己的論點顯得重要，母親便告訴我，她把我取名為「奧爾罕」，是因為在所有的奧斯曼蘇丹當中，她最喜愛奧爾罕蘇丹。奧爾罕蘇丹不曾追求任何宏偉計劃，從不喜歡出風頭，而是適可而止地過著普通生活，因此史書談起這位奧斯曼第二任蘇丹時總是恭敬而節制。儘管跟我提起這點時面帶微笑，但母親明確地要我了解她為何認為這些美德很重要。

「如果不想成為建築師或找其他謀生方式，你將成為那些神經兮兮的土耳其窮畫家之一，只能看有錢有勢者的臉色過活，別無選擇。你懂嗎？你當然懂。這個國家沒有人能光靠畫畫過日子。你會絕望無助，人們會瞧不起你，你的內心將飽受種種情結、焦慮、憤恨的煎熬，直到死去。難道像你這樣聰明可愛、生氣勃勃的人想這麼做？」

這些閑談有時演變成激烈的爭論。事後，我回到我的房間，關上門，看書，在愧疚中掙扎，直到隔天早晨。有時和母親爭辯過後，我到外面去，步入伊斯坦布爾寒冷的夜晚，在塔克西姆和貝尤魯附近徘徊，在陰暗邪惡的後街不停地抽煙，直到感覺寒冷徹骨，在母親和城裡每個人都睡著后，我回到家裡。我養成凌晨四時上床睡覺、中午起床的習慣——我在接下來的二十年裡保持這個習慣。

我知道她這麼說的意思是「就像你一樣」，怒氣在我內心翻攪的同時，我努力讓自己冷靜下來，將她講的這些話當做是「為了我好」。但知道母親同樣表達出某種普遍持有的觀點，使我心碎。我的視線從電視轉向來回逡巡于博斯普魯斯的渡輪探照燈，暗自念叨著這種正統觀念，心想自己是多麼厭惡。

https://read.99csw.com「我不在乎你那些愚蠢的社交界朋友怎麼看我！」我吼道。即使知道她試圖激怒我，我卻仍走入她的圈套，讓自己從演戲墮入真正的狂怒。

她一面說，一面看著黑白電視機（在土耳其是新玩意兒）播放的老片或有關去年齋月的談論節目（當時僅有一個頻道，表達政府觀點），而後說：「我不看了，你想關就關了吧。」

「我不曉得，兒子。一個人如果很有天分，很努力，而且很幸運，或許可能在歐洲成名。但是在土耳其只會發瘋。請別生氣吧，我現在跟你說這些，將來你才不會遺憾。」

我慢慢興起一股衝動，想將這場爭辯推向極限，而後摔上門，獨自一人去貝尤魯後街走很長一段路，半醉半瘋，煙不離手，憎恨全世界。我在那些年走的路有時持續數個鐘頭，有時候長時間漫遊——凝視商店櫥窗、餐廳、半明半暗的咖啡館、橋、電影院正門、廣告、字母、髒亂、泥濘、掉落在人行道上黑色水坑的雨滴、霓虹燈、車燈、掀翻垃圾筒的流浪狗群——我便有另一股衝動，想回家將這些影像轉換成文字，用語言表達這種幽暗的心靈，這種疲倦而神秘的不安。這股衝動就像從前快樂的繪畫渴望一樣按捺不下，但我不知如何處置它。

很長一段時間，母親沒告訴任何人她看見的一切。幾個月後，某天夜晚在她玩單人紙牌、抽煙、眼角瞥著電視時，我從房間出來跟她說話，她才忽然說出這件事情。見我愁眉苦臉，她便長話短說。儘管如此，後來每次想到父親天天去另一棟房子，我便不由得毛骨悚然；彷彿他做的事正是我未能辦到的事情——他找到他的分身，他的孿生兄弟，他天天去另一棟房子不是為了會他的情人，而是為了跟這個傢伙在一起。這幻想只是更提醒我，我的生命、我的靈魂少了什麼東西。

「你很驕傲，兒子，」母親說，「但我喜歡你這點。因為生命中最重要的不是藝術這把戲，而是傲氣。歐洲有很多人之所以成為藝術家是因為他們驕傲可敬。在歐洲，他們不把藝術家看做商人或扒手，他們把藝術家當做特殊的人對待。但你真的以為在這個國家你可以當個藝術家，卻仍保有你的傲氣？讓不懂藝術的人接受你，讓這些人買你的畫，你就得討好政府，討好有錢人，最糟的是，你還得討好半文盲的新聞工作者。你認為你頂得住這些嗎？」

「你不會這麼做，」我母親說，「最後你會跟小時候一樣，拿起書包上學去。」

「我不想當畫家，」我說，「我要成為作家。」

「我不想當建築師，我很肯定。」

我並非從不曾公然表達的母親身上得知此一觀念，而是從怠惰的伊斯坦布爾中產階級和九*九*藏*書想法類似的專欄作家那裡，他們在深切而張狂的悲觀時刻斷言「好東西不會出自這種地方」。

「牆上那幅畫——奈兒敏和阿里送給我們的結婚禮物。他們結婚時，我們去拜訪同一位著名畫家，看能不能買他一幅畫回贈他們。兒子，假如你看到土耳其最有名的畫家看見終於有人過來買他的畫時那股激動勁兒，或是他為了隱藏心中喜悅而擺出的可笑架子，或是當我們拿著他的畫離開時，他一再鞠躬的樣子，或他跟我們道別時的假殷勤，你就不會希望這國家有人當畫家或藝術家。因此我不告訴任何人你要放棄學業當畫家。那些被你斥為愚蠢的人，有一天你得把畫賣給他們。當他們發現你放棄學業，自毀一生的前程，他們會買你一兩張畫，只是為了做善事，只是為了讓我和你父親難為情，或者他們會可憐你，想給你一點錢，但他們肯定不會把女兒嫁給你。你畫的那位可愛的姑娘，你想她父親為什麼把她送去瑞士？在我們這種貧困的國家，身邊這麼多虛弱、落魄、半文盲的人，若想過你該有的生活，不想一敗塗地，若想昂首闊步，你就得有錢。因此別放棄建築吧，兒子。否則你將痛苦至極。你看柯布西耶，他想當畫家，卻念了建築。」貝尤魯的街道，黑暗的街角，逃跑的渴望，我的內疚——這一切在我腦袋中有如霓虹燈閃爍不定。現在我知道，母親和我今晚不會吵架，再過一會兒，我將開門，奔向令人安慰的街道。漫步半個夜晚后，我將回家坐在桌前，以文字捕捉街頭氣氛。

在前往塔克西姆途中，我稍停片刻，觀看加拉塔半明半暗的燈光夜景，而後前往貝尤魯，在獨立大街起始處的書攤瀏覽幾分鐘的書。之後，在電視聲淹沒嘈雜人群聲的啤酒館喝啤酒和伏特加，抽根煙，像每個人一樣（我環顧四周有沒有哪個名詩人、作家或藝術家剛好坐在鄰座），如果覺得太受到身邊那些留鬍鬚的男人注意——因為我環顧四周，單獨一人，而且一副孩子長相——我便再次出去融入夜色。沿著大街走一會兒后，我向貝尤魯的後街走去，經過蘇庫爾庫瑪、加拉塔、奇哈格的時候，停下來凝望街燈的光暈，以及附近電視熒幕投射在潮濕人行道上忽明忽暗的燈光，我窺探舊貨店、雜貨商陳列在櫥窗中的電冰箱、仍擺著我兒時記憶中的假人模特兒的藥局，此時我才意識到我很快樂。聽母親說話而引發的怒火，在貝尤魯後街——或於斯屈達爾，或法蒂赫後街——漫遊一個小時后離我遠去，無論我去哪裡，越來越冷的同時，熊熊燃燒的美好前程卻溫暖了我。這時，啤酒和勞累使我頭暈目眩，哀戚的街道像在老電影中閃爍不定，此刻我想靜止不動，躲藏起來——就像從前我把一顆珍貴的種子或最愛的彈珠藏在嘴裏，一藏就是好幾個小時——同時又想離開空蕩的街頭，回家坐在桌前，拿起紙筆或寫或畫。

「所以你的小辭典是不是說每個藝術家都是瘋子？」

「你最後還是得想辦法念完大學，」母親一面發給自己另一手牌，一面說，「畫畫沒辦法謀生，你得找一份工作。畢竟我們不像從前那樣有錢。」

「要不要聽聽努席涵對九九藏書你放棄念建築怎麼說？」母親說道。我知道她試圖拿某個不重要的朋友表示的意見傷害我。「我跟你父親之間時常爭吵，他跟其他女人鬼混，所以才讓你苦惱不安——這是努席涵的想法。」

然而就母親的情況而言，這種她說了一輩子的具有破壞力的、謹慎的中產階級口頭禪有其根據。在我父母結婚後不久，生了哥哥和我之後，父親讓她傷透了心。他經常不在家，家庭逐漸陷入貧困，她結婚的時候一點也不曉得自己必須與這些事情搏鬥，我始終覺得這些不幸迫使她在面對社會時，擺出持續性的防衛姿態。我們小時候，她帶我們兄弟倆去貝尤魯逛街，去電影院或公園，每當發現男人在看她，從她戒備的表情，我看出她對我們家庭成員以外的任何人都格外謹慎。哥哥和我在街頭爭吵時，我看見她在生氣苦惱的同時，也急欲保護我們。

我的憤怒賦予我某種令人目眩的活力，將自己推了出去。我奇異地嚮往離開屋子，奔向街頭，這種嚮往如此巨大，以至於連我都感到驚異。但我還是忍住了，因為我知道倘若再多待一會兒，持續這場語言戰爭，盡我所能摧毀一切，使盡全力反抗，給予痛苦並接受痛苦，那麼，在我們都口出惡言之後，我仍能奪門而出，奔向黑夜裡的後街。我的腿將帶著我來往于凹凸不平的人行道上，經過燈光微弱或毫無燈光的街燈，前往憂傷的卵石窄巷，對自己屬於這個悲哀、骯髒、貧窮的地區感到某種反常的快樂。不斷地走，恕不可遏，想法與影像如劇中人物般列隊而過，夢想自己未來成就的大事。

「這可不是巴黎，你知道吧，這是伊斯坦布爾，」母親說道，語氣聽起來幾乎是開心的，「就算你是全世界最好的畫家，也沒有人會注意到你。你將一生孤獨。沒有人能理解你為何放棄大好前途去畫畫。如果我們是一個尊重藝術和繪畫的富裕社會，有何不可？但即使在歐洲，梵高和高更都發了瘋也是眾所周知的事情。」

「看看福樓拜，他一輩子跟母親住在一起！」母親仔細查看新發的牌，繼續以半慈悲半高傲的口吻說道，「但我不要你一輩子跟我在同一間屋子裡閑晃。那是法國，他們說某人是偉大的畫家，連水都會停止流動。但在這裏，輟學待在母親身邊一輩子的畫家，最後不是變成酒鬼就是住進瘋人院。」而後又轉過口氣說，「有一份上作，相信我，你會從畫畫中得到更多樂趣。」

「我年輕的時候像你一樣，」母親說道，僅僅為了惹惱我——我之後如此評斷，「我逃避生活，就像你一樣。你的姨媽們在大學里生活在知識分子當中，或在派對宴會上玩得很開心，我卻跟你一樣坐在家裡獃獃盯著你外祖父最喜歡的《插畫雜誌》（Illustration）。」她抽一口煙，注視我，看她的話是否產生任何作用。「當時的我很膽怯，對生命心存恐懼。」

「不。」

當時和母親爭辯的事情——有時直截了當，有時心九*九*藏*書照不宣——是我未卜的前途。1972年冬天，念建築系二年級期間，我幾乎完全不再去上課。除了上少數幾堂課，以免遭學校開除，塔斯奇斯拉的建築系館里幾乎看不見我。

穿越夜間的窮街僻巷，惟有我的夢伴我同行，在這些痛苦、憤怒、難過的時刻，我為何能從中找到樂趣？我為何捨棄觀光客熱愛的陽光下的伊斯坦布爾美景，而偏愛昏暗的後街，傍晚和寒冷的冬夜、幽魂般在蒼白街燈下走過的人、卵石路風光與寂寥的景緻？

「那你想做什麼？跟我一樣坐在家裡？」

「你從前也逃課的，」母親說道，把牌翻得越來越快，「你會說：『我生病了，我肚子疼，我發燒了。』我們住奇哈格的時候，這成了你的習慣。有天早上，你說：『我生病了，不去上學。』我衝著你喊，記不記得？我說：『管你生病沒生病，現在就去上學。不准你待在家裡。』」

「那我現在說吧！」我貿然說道，「我永遠不再踏入建築系館一步。」

我會看一會兒熒幕上播放的隨便什麼節目：一場足球賽，或是我童年時代的黑白街道。與其說我對播放的節目感興趣，不如說是讓我從內心深處劇烈的不安解脫出來，暫時離開房間稍事歇息，在客廳里，和每天晚上一樣，跟母親閑談。

我們兩人都停下來聽，卻聽不見任何讓人覺得是電梯的聲音。我父親並未在上樓途中。母親再次專心於紙牌上，精力充沛地翻開它們，我驚異地望著她。她的舉止動作小時候讓我覺得舒緩鎮靜，儘管在她收回她的愛時，見她這般舉止使我痛苦。現在我已經不知道如何解讀她。我感覺自己陷入困境，在無限的愛與憤怒之間左右為難。四個月前，母親在梅西迪耶廓伊查出父親會見情婦的地點。她從管家手中巧妙地取得鑰匙，去了沒有人的公寓，之後冷靜地跟我描述現場：父親在家穿的一套睡衣擺在這另一間卧室的枕頭上，床頭桌上放了一疊橋牌書，就像他在家裡的床頭放得一樣。

有時我怯懦地告訴自己：「就算永遠不當建築師，至少還有大學文憑。」對我產生一些影響的父親和朋友們一再重複這樣的評論，在我母親看來只會使我的狀況更不穩定。我眼見自己對繪畫的愛消退，僅留下空虛的感受，因此內心深處知道自己永遠當不成建築師。同時我也知道不能永遠看書看到凌晨，或徹夜在塔克西姆、貝尤魯和貝希克塔斯的街頭徘徊。有時我心急如焚，猛然自席間站起，試圖讓母親面對事實。由於不清楚自己為何如此，更不用說是要她接受什麼，有時我們彷彿是蒙住眼睛互相爭吵。

長久以來使城市一蹶不振的憂傷助長了此種悲觀。但倘若憂傷出自失落與貧窮，何以城裡的有錢人也擁抱它？或許他們只是僥倖有錢。也可能因為他們自己並未創造任何輝煌的事物，得以媲美他們希望模仿的西方文明。

但我現在覺得遺憾，想到她可以一面玩紙牌算命，一面說這些傷人的話就愈發遺憾。

她當然聽過父親談論他在1950年代非常喜愛的存在主義文學，有一本今已書頁泛黃、封面破爛的百科全書辭典，我母親經常參考它查證事實——此一習慣現在為我提供了冷嘲熱諷的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