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開始看卡的筆記本了，這裏面記載了他對自己在卡爾斯寫的詩的評論。他為什麼不告訴我他在卡爾斯的愛情和可怕的經歷呢？我從卡的抽屜里找到一個檔案袋，裏面有將近四十封情書，從這些情書里我找到了答案。這些信都是寫給伊珂的，可一封也沒有寄出去，所有信的開頭都是「親愛的，我考慮了很久要不要把這些寫下來告訴你」。在這些信中，卡都提到了自己記憶中的卡爾斯，提到了和伊珂做|愛時的另外一些讓人痛心、催人淚下的細節，提到了他在法蘭克福平凡、普通的生活（在給我的信里，他也曾提到過在范·貝特曼公園看到的一條瘸腿的狗，以及猶太人博物館里讓人難過的鋅制桌子）。這些信沒有一封有摺痕，從這一點可以看出，卡連把它們塞進信封的決心都沒有。

那個上了年紀、一直在咳嗽的警探看上去不像是在調查命案，倒更像是要讓人們忘掉這個案子。他約見了一些認識卡的人，可訊問的過程中，更多的是他自己在說。從這個和藹可親、對土耳其人抱有好感的警探這兒，塔爾庫特·厄爾欽得知，在去卡爾斯之前的八年裡，卡有過兩個女人，一個是土耳其人，一個是德國人。我認真地記下了她們的電話號碼。從卡爾斯回來后的四年裡，卡沒有和任何女人有過聯繫。

警察沒能找到目擊者。「節日烤肉店」的夥計聽到了槍聲，不過因為電視和客人的喧鬧聲，他沒能聽清開了幾槍。清真寺上面的這家啤酒館的玻璃上全是蒸汽，很難看清外面。卡要去的那家水果店的夥計說他什麼也不知道，這讓警察們很是懷疑，他們盯了這小子一個晚上，不過卻一無所獲。案發時，下面一條街上有個妓|女正抽著煙等客人，她看到一個人朝凱瑟斯特拉斯大街跑去。這傢伙個子不高，穿著黑色外套，皮膚很黑，長得像個土耳其人。不過她也沒能更詳細地描述這人的面貌。卡倒在人行道上之後，碰巧有一個德國人去了陽台，是他叫的救護車，不過他也沒看到兇手。第一顆子彈從卡的後腦射進，從他的左眼射出。另外兩顆子彈則打爛了卡心臟和肺周圍的血管，穿過了他的前胸和後背，他那件灰色大衣上滿是血。

離開嚮導回到房間后，我馬上翻起卡的東西來。可是為了擺脫卡給我帶來的巨大悲痛，我剛剛還暗下決心今晚要忘掉他呢！我先看了看那些色情錄像帶，旅館的房間里沒有錄像機，可從帶子上面卡親手寫的批註可以看出，他特別喜歡一個名叫「美琳達」的美國艷星。

我看著這些，可我看懂了嗎？

卡把他生命的最後四年中大部分的時間都花在了這種帶子上。我知道這樣說會激怒一些人，他們幻想著能在卡的身上看到一個完美、偉大的詩人的影子。為了找到美琳達其他的錄像帶，我在那些孤獨的男人中走來走去。突然間我有個想法：孤苦男人們惟一的共同點就是躲在角落裡帶著負罪感看色|情|電|影。我在紐約四十二號大街的電影院里，在法蘭克福的凱瑟斯特拉斯大街上或是貝伊奧盧後面巷子里的電影院里看到的，都證實了這一點：這些孤苦的男人在帶著羞愧、貧苦和迷失感欣賞電影時，電影間隙在電影院破舊的大廳里躲避別人的目光時，他們是如此地相似，這足以推翻那些民族論和人類學的理論。我手裡提著黑色塑料袋（裏面裝著美琳達主演的錄像帶），走出了「世界性中心」，冒著鵝毛大雪回到了旅館。

在卡的最後這幾年裡，他每天早上都去市圖書館。我們沿著他每天的路線朝車站廣場走去。卡喜歡走在行色匆匆的人群之中，我們也像他一樣，走進車站大樓，穿過地下市場，從凱瑟斯特拉斯大街上的性用品商店、賣旅行用品的商店、糕餅店和藥店的門前走過，沿著https://read.99csw.com電車的路線，我們一直走到了警察總局廣場。一路上，塔爾庫特·厄爾欽和烤肉店、果蔬店裡的土耳其人、庫爾德人打著招呼，他告訴我說，卡每天早上都會定點經過這兒到市圖書館去，而這些人每天都會對他說「早上好，教授」。他給我指了指廣場旁邊的一家大商場——卡夫霍夫，因為我曾向他打聽過這家商場。我告訴他，卡在卡爾斯穿的那件短大衣就是在這兒買的。他提議要帶我進去看看，不過我拒絕了。

因此，卡試圖找出詩集中的邏輯，並且按照這種邏輯來進行修改。在給我的最後一封信里，他告訴我，所有的工作都已經完成，他要到德國的一些城市通過朗誦來檢驗他的詩，等一切妥當之後他會把詩集列印出來，給我寄一本，給伊斯坦布爾的出版商寄一本。在信中他還問我，我能不能在書的封底上寫上一兩句話，給出版商、我們共同的好友法希爾寄去？

也許，我們已經觸及到小說的關鍵了。我們能否理解別人的愛和痛？對於比我們生活得更痛苦、貧窮和憂傷的人，我們能理解多少？如果理解只是把自己擺在他人的位置上的話，那麼世界上的有錢人和當權者能不能理解數以萬計在生活邊緣掙扎的可憐人呢？對於詩人朋友所忍受的煎熬，小說家奧爾罕又能看到多少呢？

「子彈是從後面射過來的，從這一點來看，應該是在後面跟蹤他的人乾的。」一位上了年紀、有點啰嗦的警探曾這樣說過。也許在漢堡他就開始跟蹤卡了。警察也想過其他的可能：情場糾葛或是土耳其人之間的政治報復……卡和火車站周圍的地下世界一點關係也沒有。那些店員看了卡的照片，告訴警察說卡偶爾會去性用品商店和那些放色|情|電|影的小影院。既沒有人提供線索，也沒有來自媒體或其他方面的任何壓力，所以過了段時間警察也就停止了調查。

帶著迷失和遺憾，我就像一隻受傷的動物，在痛苦中度過了一生。如果我不是如此愛你的話，我也不會讓你如此生氣，也就不會失去平衡（我花了十二年的時間才找到這種平衡）而回到了我最開始的地方，我感覺自己遍體鱗傷，我的心裏現在仍有那種迷失和被人遺棄的感覺。有時，我覺得自己的遺憾不僅僅是你，而是整個世界。

從烤肉店出來之後，我進了第一個地下通道快步走到了一幢大樓的後院。在塔爾庫特·厄爾欽的指引下，我們下了兩層樓，穿過一扇門，來到了一個車庫般大小、看起來曾做過儲藏室的地方。這個地下世界還挺嚇人的，從樓底一直通到街對面的人行道。從當中間的地毯和聚集在一起做晚禱告的五六十個人可以看出，他們把這兒當清真寺來用。周圍則和伊斯坦布爾的地下通道一樣，是一些髒兮兮、黑黢黢的小店，其中我看到了一個連櫥窗都不亮的首飾店、一個侏儒果蔬商和他旁邊忙碌的屠夫，還有就是一個賣香腸的雜貨店，它的夥計正全神貫注地盯著咖啡館里的電視機。頂頭處，有一個賣土耳其果汁、土耳其麵條和罐頭以及宗教報紙的小攤和一個比清真寺還要擁擠的咖啡館。一群疲憊的男人聚集在煙霧瀰漫的咖啡館里看著電視里放的土耳其電影，偶爾會有一兩個人出來，徑直朝門口塑料桶上的水龍頭走去，他們這是要去凈身。「節日和周五做禮拜的時候，這兒能有兩千人，」塔爾庫特先生說，「從樓梯那兒到後院都擠滿了人。」為了不白來一趟，我在書報攤上買了本《公報》雜誌。

卡的書桌正對著窗外那些被茫茫白雪和夜色吞噬的房頂。作為詩人，卡的書桌整齊得出人意料。桌上鋪著一層綠色的呢子布，右邊擺著筆記本，裏面記錄著卡對自己在卡爾斯的生活和在卡爾斯read•９９cｓw.ｃom寫的詩的評論，左邊放著他正在讀的書和雜誌，兩邊還對稱地放著一部電話和一盞銅製的檯燈。我緊張地朝抽屜里看去，朝著書和雜誌堆里看去，朝著卡收集的剪報（和很多土耳其人一樣，卡也喜歡收集剪報）里看去，朝著衣櫃里、床上、浴室和廚房的小櫃里，甚至是冰箱和小衣袋裡看去，總之屋裡頭所有能放下一本書的角落我都看了。我不相信這本詩集就會這麼不見了。塔爾庫特·厄爾欽一邊抽著煙一邊欣賞著法蘭克福的雪景，而我則把剛才找過的地方又重新找了一遍。如果不在漢堡之行他帶在身邊的手提包里，那他肯定把它放在了家裡。如果詩集沒有全部完成的話，卡是不會把其中任何一首詩列印出來的，他認為這是不吉利的，可他在信中說詩集已經完成了呀。

在其中的一封信里，卡寫道「只要你一句話，我就會回到你那兒去」，在另一封信里，他說他再也不回卡爾斯了，因為他不希望伊珂對他的誤會更深；他在一封信里提到他忘了一首詩，而另一封信在讀者看來就像是給伊珂的一封回信。在信里，卡寫道「太遺憾了，你連我的信也誤解了」。我確信這當中沒有伊珂寫給卡的信，因為我把袋子里所有的東西都倒出來，攤在旅館房間的地上和床上仔細地找過。幾周后當我在卡爾斯碰到伊珂的時候我問過她，她也說她沒給卡寫過信。寫這些信的時候，卡就已經知道自己不會把這些信給寄出去的，可他為什麼做得像是在給伊珂寫回信呢？

果蔬店裡的幾個庫爾德人則對凶殺案和警方的調查知道的更多一些，也許正是因為這個原因，他們並不是特別歡迎我們。「節日烤肉店」里有個好心的服務員手拿一塊臟抹布正在擦塑料桌布，案發當晚他拿著同一塊抹布一直工作到十二點，他聽到了槍聲，等了一會兒之後他才衝出去，成了卡活著時見到的最後一個人。

四十二天前，也就是新年第一個星期六的十一點半，卡參加完一個「詩歌之夜」活動從漢堡回來。六個小時的火車旅途之後，他出了車站的南門，但他並沒有直接回自己貧民街附近的住處，而是來到了相反方向的凱瑟斯特拉斯大街。他足足花了二十五分鐘才從單身男人、遊客和醉鬼叢中，從還在營業的性用品商店和招攬客人的妓|女堆里擠了出來。半個小時后他在「世界性中心」門口朝右拐，在慕尼黑人大街上剛到馬路對面時就被打死了。他很可能是想在回家前到前面隔兩家商店的那家名叫「美麗的安塔利亞」的水果店去買桔子。這是附近惟一一家營業到半夜的水果店，它的夥計還記得卡經常在夜裡到這兒來買桔子。

我獃獃地望著潮濕的人行道。這時，兩個孩子從果蔬店裡推推搡搡地沖了出來，其中一個踩在卡身中三槍之後倒下的地方，從我們面前走了過去。前面不遠處停著一輛卡車，紅色的車燈映在瀝青路面上。卡就是在這塊地上痛苦地掙扎了幾分鐘以後，在救護車還沒有趕來時就死去的。我抬起頭，看了看卡死去時看到的這片天空：在底層是土耳其轉烤肉店、旅行社、理髮店和啤酒屋的這些灰暗的老樓房和路燈電線之間，只能看到一片狹窄的天空。卡是晚上將近十二點時被殺的。塔爾庫特·厄爾欽告訴我說，那個時候這個地方已經沒有人了，就算有一兩個，也是妓|女在這兒來回溜達。實際上妓|女們都在上面的凱瑟斯特拉斯大街接客，只不過在熱鬧的夜晚、周末和開展覽會的時候，妓|女們也會到這兒來。他見我左顧右盼，就像是在找殘留的痕迹時，便說道：「他們什麼也沒有找到，德國警察和土耳其警察不一樣，他們做事很認真的。」

我馬上結束了這次讓我無限感傷的調查活動，和我read.99csw.com的嚮導一起沿著來時的路線靜靜地往回走。凱瑟斯特拉斯大街上有一個叫「世界性中心」的商店，我們在它的門前朝左拐去，往下走了一條街，來到了慕尼黑大街。在這兒，我看到了土耳其果蔬商店、烤肉店和一個空蕩蕩的理髮店。我早就知道他要給我看什麼了，我的心怦怦地跳著，可眼睛卻在注視著果蔬店裡的橙子和韭蔥、單腿的乞丐、照在艾登旅館櫥窗上的車燈和夜幕下閃閃發光的「K」字形粉紅色霓虹燈。

卡每天早上都去的法蘭克福市圖書館是一棟很現代的建築，不過看上去沒有什麼個性。經常來這兒的人都是些家庭主婦、消磨時間的老人、無業游民、一兩個阿拉伯人和土耳其人、一邊做作業一邊嬉笑的學生，當然了，還有這種地方的常客：超胖的人、殘疾人、瘋子和智障。有個流著口水在看圖畫書的年輕人抬起頭來沖我伸出了舌頭。塔爾庫特·厄爾欽在書堆里感覺很壓抑，把他安排到樓下的咖啡廳坐下以後，我來到放英文詩的書架跟前，開始在書封底上的借書卡片里找起我朋友的名字：奧登，勃朗寧，科勒里德格……每當我看到卡的簽名，想起這個在圖書館里耗費生命的朋友時，我的眼圈便禁不住濕潤了。

不過，當我開始在附近的那些商店進進出出的時候，他很熱心地給我提供了幫助。理髮店的女孩們認識塔爾庫特·厄爾欽，她們和他打著招呼。案發的時候，她們當然不在店裡，實際上她們根本就沒有聽說過這回事。「土耳其人只讓女孩學理髮，」從店裡出來后他對我說，「法蘭克福有好幾百個土耳其女理髮師。」

在前面，車站擁擠的人群中，有兩個上了年紀的土耳其人正在有說有笑地拖著地。我們一邊看著他們，一邊喝著咖啡。這時，塔爾庫特·厄爾欽對我說：「奧爾罕先生，您的朋友卡先生很孤獨。在法蘭克福，包括我在內，沒有人知道他在做什麼。」不過，他還是答應把他知道的都告訴我。

兩個小時后，我還沒找到卡的綠皮詩本，我無法接受這個事實，我告訴自己這個詩本，至少他的詩就在我的眼皮子底下，只不過因為著急我沒有發現罷了。房東敲門時，我把桌子上、抽屜里能找到的所有本子，上面有卡的筆跡的紙張統統裝進了手裡的塑料袋裡，此外，我把隨意擺在錄像機旁邊的色情帶子（這證明卡的家裡從來就沒有客人來過）也裝進了上面印有「卡夫霍夫」字樣的購物袋裡。我想找件卡的東西留作紀念，就像遊人在出遠門之前要把生活中某件普普通通的東西帶在身邊一樣。可我又和過去一樣不知道選什麼好了。最後桌子上的煙灰缸、煙盒、用來拆信封的小刀、床頭的鍾、已經爛成一條一條的破坎肩（在冬夜他總是把這件坎肩穿在睡衣外邊，所以上面至今還殘留著他身上的味道）、卡和他妹妹在多爾瑪巴赫切的碼頭上拍的照片，就連他的臟襪子、從未用過的手帕、廚房裡的叉子甚至於我從垃圾筐里揀出的煙盒，我統統把它們都塞到了袋子里。上一次，我們在伊斯坦布爾見面時，卡曾問過我要寫什麼樣的小說，我就把《無辜者博物館》中的故事情節講給了他聽，這些我從來沒有告訴過其他人。

我們冒著雪，靜靜地走回卡的住處，找到了身材魁梧、很可愛但有點愛發牢騷的女房東。這棟老樓的頂層陰涼而且滿是塵土味，房東一邊開門，一邊憤憤地說房子就要租出去了，如果我們不把裏面這些髒東西拿走的話，她就要把它們給扔掉了。打開門以後，房東就走了。卡在這個昏暗、低矮的小房間里住了八年。我一進去就聞到了卡身上的那股味道（我從小就非常熟悉這味道），頓時我便淚滿眼眶。這九-九-藏-書分明就是他母親親手給他織的毛衣的味道、他書包的味道、他家中自己房間里的味道，過去我還一直以為這是我不知道的、也沒想起來問的某種土耳其香皂的味道呢。

我在大廳的吧台又喝了兩杯威士忌，為了讓酒勁上來，我走到窗邊欣賞著窗外的雪。我想，要是回房間之前就能醉倒的話，今晚就不會再想美琳達或是卡的筆記本了。可一進房間，我不由自主地又隨手抓起了一本筆記本，連衣服都沒脫就倒在床上看了起來。翻了三四頁以後，我看到了這樣的一片雪花。

剛來德國的幾年，卡在集市裡扛過包，給人搬過家，給土耳其人教過英語，還干過漆匠之類的活兒。在申請成為「政治流亡者」，開始領「難民補貼」之後，卡就和「土耳其人之家」（他就是在這兒找到那些活兒的）的共產主義分子疏遠開來了。這些遭流放的土耳其共產主義分子覺得卡太內向，而且還有點中產階級的味道。最後的十二年裡，卡的另外一個收入來源就是在圖書館、文化館和土耳其人協會裡給大家朗誦他寫的詩。只有土耳其人才來聽他朗誦詩（人數偶爾也能超過二十人），如果一個月能有三次這樣的機會，他就能掙上五百馬克，再加上四百馬克的難民補貼，這樣他就能撐到月底了，不過這種情況很少。椅子和煙灰缸都是破破爛爛的，電爐也生了銹。起初，對於房東的責備我很氣憤，還打算把卡所有的東西統統塞到舊箱子和袋子裡帶走，包括他的枕頭（上面還殘留著他頭髮的味道）、腰帶和領帶（我印象里他高中時就開始用了）、「巴利」牌的鞋（他曾在給我的信上說過，儘管鞋尖已經被腳趾頂爛了，可他還是把它當作拖鞋在家裡穿）、牙刷和漱口杯、三百五十多本書、舊電視機和他從未對我提起過的錄像機、已經穿破了的夾克衫和襯衣，以及他從土耳其帶來而且已經穿了十八年的睡衣。不過我在寫字桌上並沒有找到我真正想要的東西，我急了，我可是為了它才來法蘭克福的。

塔爾庫特·厄爾欽是60年代初來法蘭克福的第一批移民，在土耳其人協會和慈善機構從事了多年的教師和顧問工作。他有兩個孩子，一男一女，都出生在德國，他很自豪把他們都送進了大學，他還給我看了他們的照片。在法蘭克福的土耳其人當中，他很受大家尊敬，可就在他的身上，我也看到了生活在德國的第一代土耳其人身上和政治流亡者身上的那種無與倫比的孤獨和挫敗感。

「就是這兒，」塔爾庫特·厄爾欽說，「他們就是在這兒發現卡的屍體的，對，就是這兒。」

距卡來卡爾斯時相隔四年，離他死的那天相隔四十二天，我去了法蘭克福，去了他在法蘭克福的住處，他就是在這裏度過了生命的最後八年。那是二月的一個雨雪天，還刮著風。我是早上坐飛機從伊斯坦布爾去的法蘭克福，這座城市，比卡給我寄了十六年的明信片上的還要無趣。除了從身邊疾馳而過的黑色轎車、像個幽靈似的時有時無的有軌電車、手拿雨傘快步前行的家庭主婦們之外，街上空蕩蕩的。天是那麼的陰，是那麼的暗，雖然是中午，可街上的路燈都亮著，發出黃色的光。

我們從車站背後那些已有百年歷史的廠房和廢棄的軍營中間穿過，來到了貧民街（卡在這兒度過了他生命中的最後八年）附近的一棟樓。這幢公寓樓面朝兒童公園和一個小廣場。不過，我們沒找到女房東給我們開大門和卡的房間。在卡寄給我的信里和我們為數不多的電話通話中（卡總是想當然地以為土耳其正是休息時間，所以不喜歡打電話回國），他給我講過這個無人照管的小公園，還有旁邊的雜貨店和前面賣酒和報紙的商店那昏暗的櫥窗。當我們在雨雪中等著來人給我們打開這扇已經九_九_藏_書掉了漆的大門時，我看著這個小公園、雜貨店和商店的櫥窗，彷彿這一切都是我自己的回憶。在炎熱的夏夜，卡總是和義大利、南斯拉夫的工人們一起，坐在公園裡鞦韆旁的長凳上喝啤酒，而現在長凳上已經積了厚厚的一層雪。

我從房間的迷你吧里拿出威士忌喝了起來。喝盡興了之後，我在深夜出了旅館，朝凱瑟斯特拉斯大街走去。我要調查一下「美琳達」是何許人。

她的眼睛很大，帶點橄欖綠，眼神很憂鬱，略微有點斜視。她的皮膚很白，腿很修長，嘴唇就像宮廷詩人們比喻的那樣，像櫻桃一樣小巧但很有肉感。她很有名，在「世界性中心」通宵營業的錄像帶租售處，二十分鐘里我就找到了六盤她的帶子。後來，我把這些帶子帶回伊斯坦布爾了。看了這些電影，我覺得美琳達有些地方已經沁入了卡的心裏。拜倒在她裙下的男人不管多醜，多粗魯，當他們興奮地呻|吟時，她那蒼白的臉上就會流露出只有母親才會有的那種真正的憐憫。她穿著衣服的時候（一個事業心很強的職業女性，一個抱怨丈夫陽痿的主婦，一個放蕩的女招待）和她赤身裸體的時候一樣讓人著迷。後來當我去卡爾斯的時候，我才明白，她的大眼睛、結實的身體和舉止都很像伊珂。

塔爾庫特·厄爾欽先給我看了看卡被殺時帶在身邊的小旅行袋，這是警察讓他簽了字之後交給他的。我立刻打開旅行袋，貪婪地翻了起來。裏面有卡十八年前在尼尚坦石買的睡衣、一件綠色的毛衣、刮鬍刀、牙刷、一雙襪子、乾淨的內衣，還有我從伊斯坦布爾給他寄來的文學雜誌，不過沒有他那本綠色的小本子。

隨後我們在清真寺正上方的一家老式慕尼黑風格的啤酒屋裡坐了下來。「這個清真寺里的人都是蘇萊曼的追隨者，」塔爾庫特·厄爾欽指著下面說道，「他們信奉伊斯蘭教，但他們不參与恐怖活動。和民族主義者、傑瑪萊亭·卡普朗的追隨者們不一樣，他們從不和土耳其政府發生矛盾。」不過，肯定是我眼中的疑惑以及亂翻雜誌的動作讓他心生不安，於是他把自己知道的、從警察和媒體那兒了解到的有關卡被殺的情況都告訴了我。

位於市中心的火車站周圍，人行道上滿是烤肉店、旅行社、賣冷飲和性用品的商店，我很高興這兒也有這些讓大都市充滿活力的東西。住進旅館后，我和一個愛好文學的土耳其裔德國青年通了電話，是他在我的請求之下邀請我來德國在「人民之家」發表演講的。和他通完電話之後，我就去了車站的一家義大利咖啡館，和塔爾庫特·厄爾欽見了面。我是在伊斯坦布爾從卡的妹妹那兒拿到他的電話號碼的。塔爾庫特·厄爾欽大概六十歲左右，心腸很好卻略顯疲憊，他是法蘭克福最熟悉卡的人了。在卡死後警方的調查過程中，他給警方提供了線索，他還打電話回伊斯坦布爾和卡的家人取得了聯繫，並幫著把卡的屍體運回了土耳其。卡曾經說過從卡爾斯回來四年後他才完成了詩集，那段日子，我一直在想詩集的草稿是不是在他德國的家中，我問過他的父親和妹妹他都留下了些什麼東西。那時，他們沒有心情去德國，於是他們請我代為收拾卡的遺物。

在從法蘭克福寫給我的最後幾封信里，卡曾高興地提到過，花了四年的時間他終於完成了一部新的詩集。詩集的名字叫「雪」，裏面大部分的詩都是他在卡爾斯靈感爆發時寫在綠皮本子上的。從卡爾斯回來后，他發現這些詩中間竟然存在一種「說不清道不明、深層次」的聯繫。在法蘭克福的四年他都用來修改這些詩了，這是個非常艱辛、折磨人的工作。因為在卡爾斯的時候，他很容易就會想到一些詩句，彷彿是有人伏在他的耳邊輕聲告訴他的一樣，而在法蘭克福時他從未有過這種感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