倘若不用要求「詩人」的尺度來要求他，這首詩也是頗有意思的。

《人民日報》引用《詩論》的作者荒蕪是贊同楊氏意見的，認為「這話頗有見地」。

楊振寧喜歡談中國古典文學，最近北京的《人民日報》有人引用了他的一段《詩論》。

楊說：「用中文寫詩極好，因為詩不需要精確，太精確的就不是好詩。舊體詩極少用介詞。譯文中加了介詞，便會改變原詩意境。」

撇開「晦澀」的詩不談，即使一些「明白九*九*藏*書如話」的詩，也會因為讀者背景不同，際遇不同，而有不同的感受，不同的理解。李後主《虞美人》詞中的兩句「小樓昨夜又東風，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本是抒發他對舊日繁華的懷念，失去帝王寶座的悲哀。但在抗戰期間，逃難到後方的人讀起來卻又是另有一番滋味在心頭了。本來是帝王末路的哀歌，在普誦的百姓心中也會引起共鳴。（五十年代初期，中國文藝界曾因「李後主的詞有沒有人民性」而引起一場大筆戰，參加筆戰的名家對李後主的詞的理解，就是眾說紛紜的）

當然我也只是猜度而已，我想，楊振寧的意思恐怕不是說詩的用字無需恰當，以及表達不出九*九*藏*書作者的胸臆也算好詩吧？

「即使李白，看起來『天馬行空』，不著邊際，然而用來表達他的胸臆，又怎能說不精確？屈原不那麼講究押韻，可以說是中國自由（分行）詩的始祖，但又有哪一個字，不是用在恰當的位置？因此，楊振寧是說錯了！詩怎麼能不要求精確？只有越精確才越是好詩。」

這段《詩論》引起頗多「議論」，那些議論也很有趣。

這段話也不能說是沒有見地，但依我看來，恐怕是由於雙方對「精確」的理解不同。

據說法文是最「精確」的文字，因此國際條約多是以法文為準。但法國象徵派大詩人保羅·梵樂希寫的《水仙辭》，據說卻是一百個人讀了ｒｅａd•9９csｗ•coｍ就有一百種不同的解釋。而《水仙辭》的誕生，是被法國的文藝評論家認為「是比歐戰更重大的事」的。嗚呼，詩的「精確」豈易言哉？

今年（一九八零年）一月五日，他在廣州「粒子物理理論討論會」閉幕式上的講話，引用了王勃的《藤王閣序》，他說：「王勃用美麗的詩句描述了當時的人力物力，有『物華天寶』『人傑地靈』兩句，很確恰地道出了初唐時代中國的潛力。以後一百年的歷史，中華民族發揮了這巨大的潛力，創建了盛唐的文化，為當時世界之冠。王勃這兩句詩，我認為也很確恰地道出了今天中國的巨大潛力。」

不知我的解釋是否符合楊振寧的原意。我倒另外有九*九*藏*書個感想，作為一個「美籍華人」的物理學家，楊振寧對中國古典文學的愛好是值得稱道的。至於你同不同意他的講法，那又是另一回事了。

他說「詩不需要精確」，說的恐怕是詩之所以有別於科學的一個「特點」。科學的「精確」，「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在十進位中，一加一隻能等於二，決不能等於三。詩恐怕不能「限」得這樣「死」的。「白髮三千丈」，你見過哪個人的頭髮真的有三千丈？詩的好處，往往只可意會，不能言傳，若是科學慨念上的精確，毫釐不差，又怎會不能言傳？

有句老話，「詩無達詁」。李商隱的一首《錦瑟》，不知有多少不同解釋。有人說是政治詩，有人說是愛情詩。龔九*九*藏*書自珍的「斗大明星爛無數，長天一月墜林梢」（《秋心三首》之一）這兩句詩，也有人在問：「這是抒寫個人、一輩人、一代人的感覺，還是概括了千古英雄的嘆息？」（萬尊疑《試論龔自珍詩的藝術特色》）。但「詩無達詁」，卻並非是因為那些詩的「每一個字不是用在恰當的位置」。

還有一個佳話，中國年青一代的著名物理學家、中山大學教授李華鍾（他以層子理論得到包括楊、李在內的國際物理學家的讚揚），他是這次物理學討論會的主持人，也是詩詞的愛好者。在從化開會期間，他曾寫了一首歡迎楊、李二人的詩：

不同的意見則主要是針對「詩不需要精確」這句話。舉一段見之於香港報紙的文字作為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