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中國文學作品中的「王昭君」，都是把她寫成哭哭啼啼「出塞」的，周總理一反前人見解，要曹禺從民族友誼、「匈漢一家」的角度寫王昭君，不是可憐的形相，而是抱著崇高理想去「和親」的勇敢女性。周總理這個見解，劉紹銘是極表贊同的。他說：「在曹禺這個劇本出現以前，昭君這個漢家女子出嫁匈奴，在國人的『想象』中是『和番』而不是『和親』。一字之差，就足以說明在曹禺以前我國『想象文學』作家對這一歷史人物『傳說』態度的不同了；那毫無疑問是『大國沙文主義』想象力之結晶。《變文》如是，《漢宮秋》、《青冢記》和《昭君出塞》亦如是，更不用說流行曲《昭君怨》所記『回旨望故園，河山總斷腸』那種情懷了，傳統的王昭君既與史實不符，因此我們不能說曹禺改史。事實上，他要昭君自請出塞，想是有根據的」。（下面他引了《琴操》的一段文字，說明曹禺之有「根據」。）

不錯，曹禺的《王昭君》是的確可以稱為「遵命文學」的遵誰之命呢？遵周總理之命。

《美國文學史》這段話，主要是對傑克·倫敦的人身攻擊，是批評他的品格壞的一面。但根據這段說話，似乎不能得出他的作品不是「替美國人民說話」的結論。或者這也是見仁見智的問題吧。

或許劉紹銘是因為他的文章稱讚曹禺太多，最後不能不「彈」他一下吧？但這一「彈」在讀者來看，恐怕是不能成立的。既然問題不在作品本身，作品本身是有了正面的評價，那麼寫作的動機和人物的構想是誰出的主意，那又有什麼關九_九_藏_書係？一個作家肯虛心接受別人的意見，不正是他的長處嗎？不過若把這段話，解釋為曹禺之所以能夠寫成《王昭君》，主要是由於得到周總理的幫助，那是可以成立的。

傑克·倫敦的《深淵中的人們》描寫倫敦貧民的悲慘生流，反映資本主義社會的腐朽；《鐵蹄》揭露美國資產階級民主真相；自傳性長篇小說《馬丁·伊登》描寫資本主義社會中一個青年作家個人奮鬥的悲劇。從他這些作品來看，說他「替美國人民說了話」，似乎也不能算是「笑話」吧？

劉紹銘在另一篇《解凍人》中，根據一篇曹禺的訪問記，批評了曹禺對西方文學的「無知」，以致在談話中「笑話百出」。

曹禺是怎樣想到要寫王昭君的呢？這個問題，他曾經和一個訪問他的記者談及：「那是一九六○年以前的事，周總理指示我們不要大漢族主義，不要妄自尊大，這是從蒙漢人聯婚問題談起的。周總理說，要提倡漢族婦女嫁給少數民族。說到有個王昭君，周總理就指著我說：『曹禺，你快寫！』要我寫個王昭君的劇本。」劉紹銘引用了曹禺的這段話，儘管他不以「遵命文學」為然，但他對周總理之「命」，則是甚表贊同的（雖然他是在台灣報紙寫文章，不敢明白使用「贊同」這個字眼，但讀了他的文章，誰都可以看出這個意思。這點以下再談）。而且他還替曹禺表示慶幸：「曹禺有幸，交給他任務的是周恩來，而不是江青。如果江娘娘要他寫一本替呂后翻案的劇本，想他不易應付司馬遷的史筆。」

劉紹銘認為這是曹九*九*藏*書禺在「向中國老百姓灌輸封建式的迷信思想」。不過，這似乎是個見仁見智的問題，假如用電影形式表現，合歡被被風吹走，接著天空出現金色大雁，白雲悠悠飛過。這樣的剪接，不正是甚富戲劇性的浪漫聯想嗎？文學中許可使用浪漫的筆觸、象徵的手法，若然扣上「灌輸封建式迷信」的帽子，這帽子似乎太大了。

因此他在討論了主題之後，得出的結論是：「正如我們在上面說過，曹禺雖然把我們心目中的王昭君『偶像』打破，我們卻不能責難他改史。但問題不在他把昭君刻畫成革命女性，而是寫作此劇的動機和以後的人物構想，不是他自己的，那是周恩來的。」

兩千年前的王昭君變成了台灣報紙的熱門人物。不過這個王昭君是要加上書名引號的，引起注意的是曹禺所寫的《王昭君》。

曹禺寫《王昭君》，由於曾受「四人幫」的干擾，經過了二十年方始寫成。他不但博覽有關王昭君的史料，並且去了內蒙古兩次，訪問了當地的馬頭琴大師巴傑和一些老一輩的族人，搜集了漢蒙兩族有關王昭君的傳說，寫作態度是非常認真的。劉紹銘論述曹禹的《王昭君》，不但介紹了曹禺的生平，也介紹了曹禺寫《王昭君》的經過，收集材料相九_九_藏_書當奉富。儘管他們所用的時間和精力不能相提並論，但寫作態度的認真，我認為都是值得稱讚的。

舉出的例子是他在保羅·安格爾（Paul EnZle，聶華苓的丈夫）面前，「冒充內行人，硬指傑克·倫敦的作品替美國人民說了話。」劉紹銘不同意這個說法；他根據《美國文學史》的說法，指出「傑克·倫敦是一位江湖星相家和女巫的私生子，好在其浪漫小說中宣揚當日的激進思想。其所寫的作品十六年來使他從籍籍無名，窮愁潦倒的生活中得到了名譽，財產以及浪遊、愛情和求學等種種補償。此外他也因此獲得他貪得無厭的身心所需的許多『身外物』。他也因此變得脾氣古怪，情緒陷於絕望和苦惱。他的死可能是自殺的行為。」因此而認為傑克·倫敦的作品，不是「替美國人民說了話」。

作品和作家品格雖有連帶關係，但不能混為一談。在資本主義那種複雜的社會裡，作家有複雜的品格（好的壞的都有），那也並不稀奇。——拜倫的私德曾受上流社會抨擊，脾氣也很古怪，也很喜歡享受，但誰能否認他作品的價值，否認他可以算得是他那個時代的進步作家？

「國策文學」據劉紹銘的解釋，是「遵命文學」的意思。曹禺在解放后寫了三部劇本，一是《明朗的天》（一九五四年），一是《膽劍篇》（一九六一年），最後一部就是《王昭君》。這三部劇作，劉紹銘認為都是配合「中國大陸」國策的「遵命文學」。

不錯，這段獨白豈僅只是具有「詩意」，本身九_九_藏_書就是音韻和諧的詩。

從今年開始，中國大陸的文藝刊物已在陸續介紹台灣作家的作品，現在又在台灣報紙上看到有關《王昭君》及其作者韻談池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可喜的現像，「民猶是也，國猶是也，何分南北？」統一的問題，目前雖然還有許多障礙，但海峽兩邊的中國人從文化交流開始，也算得是稍微「解凍」了吧。

從這段話可以看出，最少劉紹銘並不認為周總理的「命」是「亂命」，所以才說「曹禺有幸」（他對周總理的一份敬意想必讀者也能體會）。而他那個假設的問題也很容易答覆，如果是江青要曹禺寫給呂后翻案的劇本，以曹禺的為人，決不會寫。

另外劉紹銘還提到中國大陸作家對「性」的禁忌，譏諷曹禺迴避這個問題等等。中國大陸作家目前是還有許多禁區未能打破的，「性」是其中之一。不過中國和西方的社會環境不同，「性」雖然不必成為「禁忌」，但也無需像西方作家那樣當作「熱門題材」吧？至於曹禺的本意是否如此，那就非我所知了。

唯一令得劉紹銘不滿的地方，是曹禺在《王昭君》結尾時候所用的一個象徵手法：

談到寫作技巧，劉紹銘對曹禺的《王昭君》更https://read.99csw.com是「有贊有彈」了。他說：「在戲劇性經營方面，曹禺真是寶刀未老。他善於製造情節，賣弄關子。其得心應手處，一如四十多年前的《雷雨》《日出》和《原野》。對一般讀者和觀眾而言，最能防止他們『打瞌睡』的，莫如製造正派人物和反派人物衝突的氣氛。傳統的反派人物毛延壽既不在場，曹禺就用溫敦（呼韓邪的妹夫）來代替。這個陰謀家陷害單于、嫁禍昭君的種種措施，自自然然成了觀眾關心的對像。文字方面，曹禺一直是個中翹楚——流利漂亮而時見詩意。」他尤其欣賞曹禺在劇中用的「西方式的獨白」。例如下面那段獨白：

劉紹銘在舉了這個例子之後說：「是的，曹禺是中國『五四』以來最優秀的劇作家，也是在國際上最具名氣的中國大陸現代戲劇家。令人擔心的是，曹禺老了，而如今二三十歲的在大陸的青年，即使想象力比曹禺豐富，也不會有他駕馭文字的能力。」劉紹銘擔心中國文藝界的接班人問題，這也的確是值得注意的問題。

有「台灣超級民營報紙」之稱的《中國時報》接連兩天（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五、六日）刊出了有關《王昭君》及其作者的論述，第一篇的題目是：《王昭君——曹禺第三部「國策文學」》，第二篇的題目是：《解凍人》，另加副題「曹禺還能作什麼？」兩篇文章都是佔了副刊半版篇幅的洋洋大文。作者劉紹銘是台大出身的留美學人在台灣文藝界知名度頗高，可以作為在台灣的報刊上談論《王昭君》的代表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