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王奪鼎賽」期間，金應熙是文園的座上客，偶有缺場，亦必補錄。我曾見過他的手抄本。

這一回是寫高僧天蒙禪師對女弟子（葉繽）略示禪機、恩賜法名一事。書中寫道：「大師笑道：『你既虛心下問，可知殿外鐘聲共是多少聲音么？』葉繽躬身答道：『鐘聲百零八桿，只有一音。』大師又道：『鍾已停擺，此音仍在否？』葉繽又答道：『本未停歇，為何不在？如是不在，撞它則甚。』大師笑道：『你既明白，為何還來問我……』」葉繽因此得名「一音」。「一音」的取義出《維摩經》：「佛以一音演說法，眾生各個隨所解。」從這一回書看來，還珠的佛學是宗禪宗的。禪宗要義在於「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因此它的教學方法是「不立文字，教外別傳」，而常以簡潔突兀的問答為教學手段。

這真是堪稱石破天驚的議論，但令我「驚服」的還不止此。後來我又讀了陳寅恪的《論韓愈》一文。韓愈以諫迎佛骨獲罪，「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潮陽路八千」。「呵詆釋迦」在韓愈的詩文中屢見不鮮。給一般人的印象，好像韓愈和佛教是死對頭似的。但陳寅恪則指出，韓愈的「道統」說，表面雖受孟子啟發，「實際上乃因禪宗教外別傳之說所造成」，故嘆曰：「禪學于退之影響亦大矣哉！」在此文中，陳寅恪大讚六祖所創之新禪宗：「特提出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之旨，一掃僧徒繁瑣章句之學，摧陷廓清，發聾振聵，固我國佛教史上一大事也！」陳寅恪並不因六祖的傳法偈為「半通之文」而影響他對六祖所創之新禪宗的評價，真是值得讀者再思三思。我讀了這兩篇文章，心裏想的就是「做學問的就該這樣」。不因是權威說的就不敢議，亦不能因其有可議之處，就全盤否定。知人論世，亦不能單一化！例如對韓愈，既要看到他排斥佛教的一面，亦要看到他受佛教影響的一面。

關於金應熙的師門恩怨，我亦有一種「甚難評說的人生」之感。難以評說，只能略抒所感所思。

近代棋壇的盛衰，似乎是由北而南，自三十年代開始，港穗就雙翼齊飛，駸駸然有取代上海、揚州，而成為另一象棋中心的趨勢。在香港，一九三零年爆發的東南大戰掀起了象棋熱潮；一九三四年周德裕入《華字日報》主編象棋專欄，影響尤為巨大。他編印的四十八課《開局法》，得者視同秘笈。在廣州，一九三一年舉行的第一次全省象棋賽，就殺出了「華南四大天王」，棋風熾盛，比之香港，猶有過之。金應熙三十年代在香港讀書，四十年代在廣州教書，受了兩地棋風影響，自不待言。是故他不但對周德裕的開局法了如指掌，對「華南四大天王」的專長，更是如數家珍。象棋在民間十分流行，但棋譜卻並不易找，尤其在抗戰時期。像我，讀得比較熟的就只有《橘中秘》與《梅花譜》這兩本古譜，這是像《三字經》、《千字文》之類，只堪列為入門書的，比起金師差得遠了。

陳寅恪史學的特色就在於創見多、爭議大。其「大」者如李唐源流考、關隴集團說；其「小」者如李白是漢人還是胡人、楊貴妃是否以處|子入宮等等，都曾引起爭議。例如在李白的胡漢問題上，和他打筆戰的就是史學界的「頭號人物」郭沫若。郭認為李白確生於中亞細亞的碎葉城，但他肯定李白是漢人。

我這個總編輯其實也是名實不副的，縱然不能說是「挂名」，但金應熙做得比我更多。十篇社評，大約總有七篇是他寫的；副刊缺稿，也總是拉他來「頂檔」；編輯方針——促使嶺南人走出象牙之塔——是由我們共同商定的；反內戰反飢餓的文章則由他來寫。我是「當之有愧」的總編輯，金師才是真正的掌舵人。《周報》「左轉」，當然難免受到政治上的壓力，而我又恰好是個最不懂得應付政治的人，於是唯有請辭。

毛澤東有《滿江紅·和郭沫若同志》一詞，詞中有兩組對偶句，其一是「螞蟻緣槐誇大國，蚍蜉撼樹談何易」，對仗雖略欠工整，還算不錯。另一組「四海翻騰雲水怒，五洲震蕩風雷激」。「四海」「五洲」、「翻騰」「震蕩」都是同義詞；「雲水怒」「風雷激」也是一樣意思。雖雲可以加強語氣，究有「關門閉戶掩柴扉」之嫌。我當時正在研究龔自珍，又知道毛澤東也很喜愛龔自珍的詩，於是就把毛詞、龔詩，各取一句，集而為聯：「四海翻騰雲水怒，百年淬厲電光開。」並用作小說回目。

武俠小說屬於「俗文學」範疇。陳寅恪是不鄙薄俗文學的，他著有《論〈再生緣〉》一書，將這部清代才女陳端生著的彈詞小說，拿來與希臘、梵文諸史濤比較，對它的傳奇性和藝術性均表推崇。金應熙雖無涉及「俗文學」的著述，但他沒有「自設」的雅俗之「障」，則是和乃師一樣。四十年代，還珠樓主和白羽的武俠小說最為流行。這兩人都是多產作家，單說還珠樓主的《蜀山劍俠傳》就有五十集之多，而且是還未完成的。要不是後來禁止出版武俠小說，還不知要寫到多少集呢。金應熙可真是標準的武俠小說迷，還珠、白羽的新書一出，他必定買來看，並且借給與他有同好的學生看。我不但和他借書，且還經常和他談論武俠小說，談到廢寢忘餐。我們除了談論小說本身的特色和技法之外，也往往「旁及」其「附屬」的文學性，例如《蜀山劍俠傳》的回目。

金應熙和香港有緣，我和金應熙似乎也有點特別的緣份。

答案無須他說，就在《香港概論》中。這本書（指上卷，下同）的出版，倒是造成了一個香港罕見的現象，不管左、中、右報，都是一致贊好，儘管此書擔任主編的是香港新華社秘書長楊奇。著名評論家孫述憲在《信報》（以經濟為主的香港報紙）的文章，譽該書「為『香港學』的主流作品，是透過香港的自由市場角度，探索現代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理論的里程碑」。並擔心「由於該書對那從『香港現象』衍生的經濟奇迹近乎毫不保留的肯定和認同，它的修訂和續出下卷會不會有什麼麻煩或出現一些問題呢？」直到九三年《香港概論》下卷出版，他才放下心。那時金應熙已經去世，孫述憲在文章中深致悼念之情，並尊稱金應熙為「希望中國能從香港經濟的成就得到實惠的金師」。

上述一書，以大量的檔案文獻，寫出陳氏晚年悲劇。書中引述，「基本上」當屬可靠。縱有某些疑點，例如說金善於觀察風向，開會時往往準備兩份觀點截然相反的發言稿，便似難以入信。香港報紙已有讀者指出金不是「奸狡政客型」的學者。而且，即使是的，以金的聰明和特強的記憶力，又何須花此笨功夫耶？中學生的辯論比賽，往往都是臨時才抽籤決定正反兩方，中學生都可以即時發言，金應熙豈有不能之理。但枝節問題，無關宏旨。故我的所感所思，仍是以《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一書提供的材料為依據。

陳寅恪認為六祖的傳法偈，一、比喻不適當。「菩提樹為永久堅實之寶樹，決不能取以比喻變滅無常之肉身。」二、意義未完備。「細釋經文，其意在身心對舉。言身則如樹，分析皆空，心則如鏡，光明普照。今偈文關於心之方面，既已將比喻及其本體作用敘述詳參，詞顯而意賅。身之一方面，僅言及比喻。無論其取比不倫，即使比擬適當，亦缺少繼續之下文，僅得文意之一半。」故其結論認為六祖的傳法偈，只是「半通之文」，「其關於身之一半，以文法及文意言，俱不可通」。

但也並非全無定評，最少在「香港學」方面，他是當之無愧的開創者與奠基人之一。縱然說到「成家」，言之尚早，整個「香港學」都還是「新生事物」呢。這裏順便說說「香港史」和「香港學」這兩個名詞。「香港史」是總稱，包含有研究香港的各門專史在內（經濟史、社會史、政治史、法律史、宗教史、文化史、教育史等等）。這些多元化的發展，構成了今天的「香港現象」。「香港學」是研究「香港現象」的一門學問，它和香港史的研究範圍一致。這是依據「歷史編纂學」所作的註釋。若就一般人的觀念來說，把「史」只限於「歷史事件」的話，前者的範圍就要窄得多了。不過對金應熙來說，不管「通史」也好，「專史」也好，每一方面，他大概都可以應付裕如，尤其在香港經濟史方面。這有《香港概論》可以作證。

我和金師最後一次見面在九一年三月，那年六月他就與世長辭了。最後一次見面時，我們也曾談到凱恩斯。那是從當前的經濟學趨勢談起的，他說目前西方的經濟學又回復到亞當·斯密的古典學派了，不主張政府干預（凱恩斯則是主張干預的），由市場經濟決定，主張放任政策（Laissez-faire）。當然所謂「回復」並非完全一樣，多少有點否定之否定的意味吧。他說凱恩斯的學說是未必適合今天的資本主義，但不能否定它過去的成就。又說，其實某些常見的經濟現象，例如信用咭和分期付款的流行等等，其「創意」都是從提倡「先使未來錢」這一觀念來的。儘管那些用家根本不知凱恩斯是什麼人，卻也受到了他的影響。

一晃四十多年，一九九一年《香港概論》上卷出版。時間作證：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凱恩斯的理論是漸漸不適合了，被其他學派的理論替代了；但資本主義也沒有如馬克思預言那樣崩潰。沉痾難起終須起，不管是「自我完善」也好，是吸收了社會主義的因素也好，總之它的生命還沒走到盡頭，很可能另有一番景象。

從批判資本主義、批判凱思斯到對資本主義的再認識，對凱恩斯的全面評價，這其間想也包含了金應熙的迷惘與反思吧。最後那次見面，最後他不無感喟地說：「我們都是理想主義者。」

陳寅恪的「詩文證史」是兼攝中西的手法，雖非陳氏首創，然其遠邁乾嘉（樸學），直入西儒堂奧（主要是二十世紀初，流行於德國史學界的「詮釋學」），已足以為中國之史學開一新境界矣！「陳學」家李玉梅女士在其近著《陳寅恪之史學》一書中，對陳氏之「詩文證史」有頗為全面、精闢的論述。「陳門」老一輩弟子、著名史學家周一良譽之為「有關寅恪先生之小型辭典」，「前修未逮，后出轉精」，此之謂歟。有興趣的讀者可自行檢閱，這裏就不多說了。https://read.99csw.com

其實陳寅恪本身的「取向」，其爭議性恐亦不亞於那些學術問題。一九二七年王國維投水殉清，陳寅恪的輓詩中有「越甲未應君獨恥」句，對與王相約同死而又爽約的另外兩位名人，其貶斥之意躍然紙上；結句「贏得大清乾淨水，年年嗚咽向靈均」，其懷舊拒新心態亦昭然若揭。於是引出了陳寅恪的「效忠」（或曰「認同」）問題。一說認為他確有「遺老思想」（按年紀應是「遺少」，但兒輩亦可有父輩思想），在北伐后他仍宣稱自己是「思想困於咸豐同治之世，議論近於湘鄉（曾國藩）南皮（張之洞）之間」可以佐證。一說認為他認同的是文化，而不是政權。在輓詞的序文中已說得清楚：「蓋今日之赤縣神州值數千年未有之巨劫奇變，劫盡變窮，則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與之若命而同盡。」我比較傾向「文化」說。其實，即使他有「遺老思想」，那也並不影響他大學問家的地位。

我未讀過（根本也沒機會看到）金應熙「揭批」陳寅恪的文章，從《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中所引用的一段材料來看：「金應熙在談到陳寅恪對歷史與現實的感情傾向時，有意識地引用了陳寅恪的一些身世背景，陳先生長於封建大地主的所謂『書香世家』，又為名父之子，是在中國封建文化的傳統中培養起來的。他的祖父曾贊成新政（羽生按：其實不止是贊成，而是推行。幫陳寶箴推行新政的兩個主要人物，一是當時任湖南按察使的黃遵憲，另一就是他的兒子三立），陳先生以『元祜黨家』之子，弱冠遠赴異國求學，接受了一套資產階級的史學方法。」若剔除當時慣用的那些「標籤」，只就其揭批的「實質內容」來說，那也是眾所周知的，並非只是至親友好才得與聞的私隱。論者若據此雲是「出賣」或「踐踏信賴與私誼」，則似乎有點「言重」了。

這個見解和中共曾一度提倡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倒頗有相通之處。如果只把馬列主義作為百家中的一家，並非「獨尊馬列」的話，我想應是無背于陳寅恪的治學精神的（他本人縱貶馬列，但不是非認為馬列毫無價值，否則他不會花那麼大的功夫去讀《資本論》原文）。可惜的是「雙百方針」，到了反右期間，變成了「百花凋謝，一家獨鳴」的局面。共產黨員金應熙，屈從領導旨意，貼乃師大字報。唐篔抄下來，回家哭著念給丈夫聽。陳寅恪勃然大怒說：「永遠不讓金應熙進家門。」師生決裂，遂一發不可收拾。

我不覺潸然淚下。雖然在我大學畢業之後，和金師見面的機會不多，四十多年，大概也只有十來次吧（「文革」期間，更是根本未曾一見），卻也沒有疏離之感。金應熙在我的心目中，始終是一位「亦師亦兄亦友」的良師。

他在香港大學讀書的時候（一九三八年至一九四一年），就是著名的棋迷了。有個關於他迷上象棋而失掉留學機會的趣事。三十年代的港大學生，是比較崇尚英國的「紳士風度」的，只有金應熙不修邊幅，經常和街邊「擺棋」的職業棋手下棋。有一次他下得迷迷懵懵，忘了回校的時間。他是寄宿的，回到學校已是深夜，宿舍門已關。他在校園隨便找個地方躺下，沒想到那正是某一洋教授的寓所的門前。第二天一早，洋教授出來，要不是發現得早，幾乎踢著他。教授大不高興。本來他在港大是年年考第一的，按規定應有得到校方保送留學英國的資格，由於該教授的反對，遂作罷論。

在象棋方面，他雖然熟讀兵書，卻和國手總有一先以上的距離，恐怕也是由於不敢創新之故。我所認識的金應熙，並非教條主義者，但要說他已擺脫了「定於一尊」的思想影響，恐怕亦非事實。只就象棋與詩詞而言，他就未能衝破自己所造的繭。

但畢竟是會少離多，許多有關他的事情，都未能向他求證。八七年底他回港工作，我已移居雪梨，如參与商，相見無從。最後一次見面在九一年三月，由於我是匆匆來去，亦無深談機會。見面后不到三個月，他就去世了。所以我所寫的只能是我所認識的金師（主要是在嶺大這段期間）。治史者重視第一手資料。對於他的身後是非，我是沒有資格發言的，有的只是所感所思。而這些感思，也只是憑過去的認識得來。錯否不自知，只能求教於對金師認識更深的智者。金師友朋弟子遍天下，這樣的智者當不難求。

梁啟超則是因為佩服康有為的維新思想，在中了舉人後才拜康為師的。他曾協助康有為編撰《新學偽經考》、《孔子改制考》等重要著作，是「萬木草堂」弟子中最傑出的一個。但辛亥革命后，康、梁政見不同，一個佐張勳復辟，一個則助段祺瑞討伐張勳。師弟對立，康因此斥粱為「梟獍」，把粱逐出師門。但梁啟超則始終尊敬老師。一九二七年康有為病逝青島，梁啟超的輓聯中有「西狩獲麟，微言遽絕」等句，把老師康有為比作孔子。

金應熙的天資和勤奮也真令人驚佩，就以經濟學來說，當我嶺大畢業之前，他亦足以做我的老師了。畢業前我曾寫過一篇有關南北朝莊園經濟的論文，在四九年《南大經濟》（經濟系的學報。嶺南大學一般簡稱「嶺大」，學校則稱「南大」）發表，這篇論文就是在金師的指導下完成的。他自己也寫了一篇《古羅馬帝國經濟史》，另外還用筆名寫了一篇批判凱恩斯理論的文章。《南大經濟》主編黃標熊告訴我，金師這篇文章，是應他所請而寫的。因為他收到一位研究生寫的大捧凱思斯的文章，他決定刊載，但又覺得有點不妥，商之金師。金師說：「是該為他消消毒」，於是執筆就寫，根本不用翻查參考資料，就在編輯室完成這篇論文。

而這個時期的金應熙，也好像開始把自己研究的重點從學術而轉向政治了。他應學生要求，舉行不定期的時事報告，他是綜合外國通訊社加上新華社所發的英文稿的，資料詳實，分析全面，很受學生歡迎，每次都有「爆棚」之盛。

和金應熙關係更深的是藝文社，社長黎鏗是三十年代的童星，在嶺大鋒頭甚勁，金師從成立到解散（那已是我在嶺大畢業之後的事了），始終參与社務，可說是藝文社的靈魂。藝文社本來就是「進步學生」的組合，在當年，「進步」的意義就是左，到解放戰爭後期，越來越左，左得驚人。一九四九年一月，在藝文社主辦的一個晚會上，有一個節目是《黃河大合唱》，也不知怎的，臨時加插了一個《我們要渡過長江》。當時正是國共醞釀和談，共方揚言，和談不成，就要渡江之際。唱這首歌，其敏感性可想而知。而金應熙當年的顯得「天真」、「激|情」，亦可想而知。

二、他們的詩，都「不容易懂」。藍于說，義山詩之所以難懂，「一是因為他愛用典，而且有的到現在已成為僻典；一是他的不少詩因為在當時有所關礙，不得不隱晦。」這個解釋，完全可以用在陳寅恪身上。「古典」「今典」，有如「暗碼」（用余英時的說法）。目前出現的注家已有餘英時、馮衣北兩位，立足點不同，「各自各精采」（港人慣用語）。陳寅恪的詩有如今之西昆體，如果由金應熙來作「鄭箋」，可能更加精采。金應熙晚年對「陳學」甚有貢獻，收在《中國史學家評傳》中的《陳寅恪》就是金應熙寫的。

記得一九七九年秋天，我與華羅庚教授在英國伯明翰初會，那時他剛讀完我的《雲海玉弓緣》，覺得很有趣，認為武俠小說是成年人的童話。我真想告訴他，在我的童年時代，我看的武俠小說並不比別的孩子多，甚至可能更少。因為父親是孔孟之徒，從小就要我念《古文觀止》，唐詩宋詞。他雖無明令禁止，但卻是不喜歡家裡的孩子讀無益的「雜書」，尤其是他認為「荒唐」的武俠小說（關於我的「家庭教育」，我在《與武俠小說的不解緣》一文已有敘述，此處不贅）。

我從金應熙的學生「升級」成為他的棋友，說來也有一段趣事。一九四七年，我獲得嶺大象棋比賽冠軍，有一盤棋是我以後手屏風馬打敗勁敵的，甚為得意，遂填了一首詠屏風馬調寄《鷓鴣天》的詞：

餘生也晚，並沒受到胡適影響，在「左傾」方面影響我的，首先是抗戰時期的《救亡日報》，後來方是金應熙和嶺大一班「進步同學」。

至於受教於金應熙，則又是另一番機緣巧合了。我在嶺大讀的是經濟系，金應熙則是歷史系的講師，經濟系允許學生選讀一科文科課程，我就選了金應熙開的「中國通史」。何以選他，一來因為興趣，二來亦多少有點偶像崇拜的心理也。他是嶺大最年輕的講師，在當時一班要求「進步」的學生群中，又年輕、又左傾的老師是最具吸引力的。

金應熙似乎是一位頗有爭議性的學者。比如說他是否「背叛師門」，又比如說他在學術上的「定位」等等。

時局的惡化，是直接促使百姓思變、青年左傾的主因。同時也造成了嶺大風氣的改變。嶺大是教會大學，校園環境優美，有如世外桃源，學生一向不大理會政治的。但到了四十年代後期，已不由你不理了。早在陳寅恪作《哀金圓》之前的兩年左右，國民黨的「大廈」已經有了「將傾」的跡象。表現得最明顯的是軍事的逆轉。本是國優共劣的，漸漸轉為國共相持、互有進退。踏入一九四八年，劉（伯承）鄧（小平）野戰軍千里躍進大別山，揭開共軍戰略進攻的序幕；陳（賡）謝（富治）兵團渡過黃河、挺進豫陝鄂邊；陳（毅）粟（裕）野戰軍攻入豫皖蘇：三路大軍，互相配合，馳騁于江河淮漢之間，與國民黨互爭先手，逐鹿中原了。

甚至在「十月革命」前，就已經有文化名人在寫「新俄萬歲」詞了。這首詞調寄《沁園春》，發表於一九一七年六月一日出版的《新青年》月刊。如下：

不過在這四十多年當中，有關他迷於棋的趣事倒時有傳來。例如下面一個：

（一九九七年七月寫于雪梨）

這兩個案例和「金案」都有相似之處，亦有相異之處。相同之處，一、都是受到政治環境的影響。二、其實質的表現則為「新」「舊」思想的衝突。這不是簡單的是非題。新的未必好，舊的也未必壞（反過來亦如是，並非一切舊的都應該堅持）。《史學家陳寅恪傳》的作者汪榮祖就有這樣的見解：「前清維新健將如康有為、嚴復等都被視作頑固人物。其實，這是很不公平的論斷。維新家的思想不一定比革命家舊。」他把陳寅恪的思想趨向歸結為「吸取新文化，折衷舊文化」。認為正是因此，陳氏的史學，「卒能自成系統，有所創穫」。相異之處，主要表現在師生關係上。現在只比較「逆徒」對老師的態度。章太炎是你不認我，我也不認你；粱啟超是你不認我，我照樣尊敬你。金應熙和梁啟超比較相似。（《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一書說金應熙在「大字報事件」過後，曾向老師長跪請罪。但據金師母說並無此事。）在金應熙的晚年，他是抱著「補過」的心情去「深研」義寧之學的。

金應熙的「熟讀兵書」，確實到了驚人地步。他喜歡搜羅棋譜，古今並集。且往往有第一手最新資料（現場抄錄的名局）。一九三九年，「六王奪鼎賽」在香港文園酒家舉行，參賽者既有本地棋王，亦有外來國手，隱隱含有「對抗」意味，更加引入注意。結果由早已擁有「七省棋王」銜頭的周德裕奪魁，董文淵第二，盧輝第三。六王賽不僅轟動一時，對往後棋壇亦有深遠影響。中國象棋史家徐驥在他的專著有紀事詩云：https://read.99csw.com

四十年過去，金應熙又怎麼樣了？許多朋友對他的「轉行」「去搞經濟」感到意外，我則只想知道，他對資本主義的認識如今又是如何。

首先是輩份不同。簡又文和金應熙的老師陳寅恪是同輩。我拜他為師的時候（一九四四年），他早已是名滿全國的太平天國史學者。而金應熙在嶺大歷史系開始當上講師之時（一九四六年），還只能算是「初出茅廬」的年輕學者；雖然這位年輕學者，已足以令老一輩學人刮目相看（簡又文和冼玉清都曾向我提過他）。老一輩的學人頗重輩份，所以當後來（一九四九年）冼玉清為我引見陳寅恪時，她只介紹我是簡又文的學生，卻沒提及我上過金應熙的課。

左傾、迷惘、反思，大概是理想主義者的三部曲，至於每一「曲」的時間長短，那就要看每個人的遭遇和「悟性」如何了。需要補記一筆的是，金應熙在感喟「我們都是理想主義者」時，是在說了許多當前不合理的社會現象之後說的，不過他還是說：「一個人總是要有理想的，不可從一個極端走到另一個極端。」

此願落空，令人傷感！而於我，更有特別的感受。一九八一年五月，褚石、徐驥編著的《廣州棋壇六十年史》卷一在香港上海書局出版，序文中有一篇是我寫的。我說：「中國象棋源遠流長（有史可考的唐代寶應象棋已具現代中國象棋雛形），上至公卿大夫，下至販夫走卒，喜歡下象棋的不計其數。可以說是最普遍的民間娛樂。但時至今日，仍未見有一本完整的《中國盤棋史》出現，思之能不令人興嘆！」金應熙是廣州棋會顧問，也曾為《廣州棋壇六十年史》題字，相信當會看過我這篇文字。他的「夙願」急於在晚年實現，不知是否因此而受觸動。但我則更加「興嘆」了。

想不到吧，反對「革命的變革」，宣揚「要一點一滴的改良、進化」，主張「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的胡適，當年竟是如此的充滿激|情，向俄國革命高呼萬歲。胡適尚且如此，何況一班不滿現實的少年。左傾成風，良有以也。有人認為，毛澤東那首《沁園春》也是受到胡適這首《沁園春》的影響的。

但有一點我想不通的是，金應熙能夠背誦那麼多詩詞，我卻從未見過他的詩詞作品。不知是否正由於他懂得太多（只唐詩就有二萬多首），而他又太過追求完美，總覺得難以勝過前人，因而擱筆。

我在學術上毫無成就，但平生有幸，倒也曾遇到過不少明師。對我影響最深的兩位，一是簡又文，另一就是金應熙（為了行文簡潔，請恕我省去「先生」二字）。

金應熙引導我接觸馬列思想，然而我始終沒有成為馬列主義者。我個人傾向於「多元史觀」。決定歷史的因素，因時間、地點而別。某個時代，某個國家可能是經濟因素；換了一個時代、一個國家可能是政治，可能是文化，也可能是軍事、宗教或其他。（例如《萬曆十五年》的作者黃仁宇就是從「財政與稅收」入手來研究明史的。書成，寄往劍橋。李約瑟博士寫信給他說：「哎呀，一切靠抽稅而轉移！」傳為趣談。）

這個回目是寫「峨嵋開府」（《蜀山劍俠傳》中的重頭戲）的神仙境界的。仙家景物本來純屬幻想，在他筆下卻是極具「動感」，令人有如現場目睹此一「開府工程」。

我寫了整整三十年武俠小說，但在二十歲之前，我讀的武俠小說其實不多，成為「迷」是在進入大學之後。我何以會寫武俠小說？「近因」自是由於羅孚的「催生」，「遠因」則是金應熙的影響（雖然他自己不寫）。「近因」早已有人寫過，「遠因」就讓我自己寫吧。

唐代詩人中，他似乎特別喜歡李商隱的詩。李商隱的詩著名難懂，「望帝春心托杜鵑，佳人錦瑟怨華年。詩家總愛西昆好，獨恨無人作鄭箋」（元好問《論詩絕句》）。一首《錦瑟》（以起句「錦瑟無端五十弦」的開頭二字作為詩題，實質亦等於是「無題詩」），就不知引起多少注家的爭議，有的說是「愛情詩」，有的說是「政治詩」，有的說只是李商隱發牢騷的「自傷之詩」……陳寅恪治史，甚重歷史人物的婚姻關係，晚唐有「牛（牛僧儒）李（李德裕）黨爭」，李商隱曾得牛黨的令狐楚提拔，後來又娶了李黨王茂元的女兒，在當時的黨爭中是去牛投李，為人非議。陳寅恪在他的《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中是這樣說的：「至於李商隱之出自新興階級，本應始終屬於牛黨，方合當時社會階級之道德，乃忽結婚李黨之王氏，以圖仕進。不僅牛黨目以放利背恩，恐李黨亦鄙其輕薄無操。斯義山所以雖秉負絕代之才，復經出入李、牛之黨，而終於錦瑟年華，惘然夢覺者歟。此五十載詞人之凄涼身世，固極可哀傷，而數百年社會之壓迫氣流尤為可畏者也！」這段話亦可作為陳寅恪對此詩的註釋。不僅如此，對後來發生的所謂「金叛師門」一案，亦可提拱不同角度的理解。

除了這兩點最大的不同之外，我和他們的師生關係也有很大的不同。簡又文是先父的好友，抗戰後期（一九四三年），他避難赴桂，曾在我的家中住了一年多。我是以中國傳統的方式，在先父主持下行拜師禮的。簡又文在他的回憶錄中記有此事。抗戰一勝利，我就跟隨他到廣州求學。兩代交情，他視我有如子侄。

六十年代的某一年，我和他在香港相遇，他說：「你對李義山詩還有興趣嗎，我給你看一首寅老寫的《讀義山馬嵬詩有感》。」

兩位對我影響最大的老師，相同之處不是沒有，但相異之處，卻更大更多。

章回小說的回目是講究平仄對仗的，還珠樓主的回目往往就是一副非常精彩的佳聯。限於篇幅，試舉幾例。

我于義寧（陳寅恪）之學，直到今日，恐怕還只能說是略窺藩籬。引導我接觸義寧之學的人正是金應熙。那時我對佛學著迷，喜歡談禪說偈，有一天談及六祖傳法偈（按：此偈之流行本為「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台；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敦煌本壇經則作兩偈，字句與流行本略有分別，但意義則相同）。金師問：「此偈如何？」我說：「古今傳誦，絕妙好辭，尚有何可議？」金師說：「就是還有可議。」介紹我讀陳寅恪寫的一篇文章《禪宗六祖傳法偈之分析》。

金應熙在人生的旅途中本來可以有許多選擇，作為史學大師陳寅恪的接班人就是其中一個。如果在學術界作民意調查，相信大多數人會認為這應是金應熙的最佳選擇；雖然創建香港學的價值是否就遜於「陳學」的繼承，見仁見智，也是難說得很。不過，價值縱難言，心愿終未了。或許金應熙本人也會興起一點「人生無奈」的感覺吧。

「百年」句出龔自珍的《己亥雜詩》第七首：「廉鍔非關上帝才，百年淬厲電光開。先生宦后雄談減，悄向龍泉祝一回。」「百年淬厲」在原詩是指家學淵源，我則用來比喻新中國興起。中國有如一把寶劍，經過近百年（從鴉片戰爭到新中國成立。百年，取其約數）水火（苦難）的淬厲，終於大放光芒。有位朋友和我說：「把毛主席的詞句，拿來做武俠小說的回目，不大好吧。」幸好那時「文革」尚未開始，否則恐怕還會給人入以「大不敬」之罪。

陳寅恪佛學之精深，世人皆知。金應熙通梵文，且曾身受其另一業師許地山之薰染，有志於在宗教史上有所建樹，是故對於談禪說偈，自是優為。雖然他是站在馬列主義者的立場來談佛學，但絕非左傾幼稚之輩，對佛學全盤否定。我在少年時代對佛學亦曾略有涉獵，且在「新」「舊」之間，亦正是處於「彷徨求索」的階段，所以我們才可以暢言無忌，取得共鳴。武俠小說涉及的方面甚多，金應熙在每一方面的知識都足以做我的老師，我和他談武俠小說，比我在課室中聽他的課獲益還多。

「水晶盤」典出《太真外傳》：「成帝獲飛燕，身輕欲不勝風，恐其飄翥，帝為造水晶盤，令官人掌之而歌舞。」我聽了忍俊不禁，因為盤同學體態豐盈，和漢代那位能作「掌上舞」的趙飛燕，恐怕正好是個對比。

凱恩斯是四十年代風頭最勁的經濟學家，他認為前人研究的是靜態經濟學，他研究的是動態經濟學，研究如何在不安定的社會中，施行有效的經濟政策，達到充分就業的目的。根據他的理論，如果在經濟衰退時期，大火燒了倫敦城，反而是件好事，因為在大興土木重建名城的過程中，可造就全民就業的機會，令衰退變為興旺。根據他的理論，浪費是值得鼓勵的，若只知道節儉（量入為出），則不論對政府或對個人而言，都是最笨的理財手段。他的理論精華，可歸納為一句婦孺皆知的大白話，即「先使未來錢」是也。西方國家（主要是英美），採用他所擬的政策，曾紓解起自三十年代初的經濟危機。但左派學者，則認為凱恩斯只不過是個治標不治本的庸醫，一旦藥石無靈，便將沉痾難起。故此金應熙說要「為他消消毒」。

從反右到「文革」，左浪一浪高於一浪。巴金在「文革」后所寫的《隨想錄》中，對當時的知識分子心態有深刻的描划。許多人在初期真的認為自己有罪，於是紛紛挖思想根源，甚至有完全否定自己過去所學，要火焚自己所著之書的。批人批己，自辱辱人。當然這些人十九都會醒悟，但造成的損害，亦已難以挽回了。那是一個人性扭曲的時代，而「左浪」也正是有如陳寅恪在論李義山時所說的那種「尤為可畏」的「社會之壓迫氣流」。

我想，梁啟超說的「李義山的詩好就好在不容易懂」，大概也就是這個意思吧。唯其不易懂，就給讀者提供了「想象的空間」，得以享受「再創作」的樂趣。

追求失敗后，還有下文。原來這位盤同學是早就有了男友的，在外省大學讀書，那年暑假，來到嶺大探望女友。金應熙給他安排住所，對他照顧得無微不至。他自稱對盤同學的感情也早已「升華」了。和金師接近的一班學生，有的說這是「詩人氣質」，有的說這是「馬列主義者的風格」，有的說這是「戇居」。多年後，我把類似金師的戀愛故事寫入小說中，亦受到評家的指責：「拔高人物，不真實！」

純文學派可以梁啟超為代表。粱氏認為「李商隱的詩，好就好在不容易懂……」藍于的《李商隱詩論稿》說：「當時並不一定想要傳之後世……李商隱詩之不好懂，在很大程度上是後來那些腐儒故弄玄虛，不肯從字面中求解，而一定要為了自己的目的而加以曲解，越解越玄，使上了他們當的人，如墜入五里霧中。」對於李商隱人品的論斷，藍于亦有不同的見解。他說：「我在談無題詩時，也多少受到傳說的影響，以為李商隱娶王氏，多少摻雜著在仕途上能夠得到王茂元奧援的希望。但是越多讀李商隱的詩，對他的生平知道越多，也就越覺得這種傳說缺乏根據。」藍于分析了李商隱的一些詩篇，認為是「……不時透露出兩人相互愛慕之情。在封建時代，夫妻之間有這樣真摯的感情，即使在詩人之中也是少見的。從這一點上，也多少可以看到李商隱的為人。儘管王茂元未能提攜李商隱，而李與王氏的感情始終如一」。藍于這本書寫於七三年，當時的李義山正被捲入「儒法鬥爭」之中。

但金應熙未完的「夙願」又豈只象棋史，連香港通史，他都尚未完成呢！

我倒寧願相信這是上帝的安排。金應熙的「師門恩怨」，不論是對做老師的陳寅恪，或是對做弟子的金應熙，都是非常之有代表性的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的悲劇。那就讓它的悲劇性加強吧。縱然陳學失傳（我相信不會），若能令人們更加警惕，免使悲劇重演，那也是值得的。

「文革」結束之後，我拿這個回目給金應熙看。他說：「四海翻騰雲水怒，百年淬厲電光開」，上句寫空間的壯闊，下句寫歷史的突變，意義完備。賦龔詩以新意，也是一個再創作。我放了心，看來金師還是我所認識的金師，最少，文學觀點上仍是一如往昔。

金師看了笑道：「這首詩用典較多，有些還是僻典。怪不得不如語淺意深的『嶺南非復趙家莊』之『搶手』。」我也笑道：「可見還是通俗的好，最少容易被人接受。」當時我已寫了將近十年的武俠小說了。金師也曾和我討論過章詩所用的「古典」「今典」，後來我寫成了《章士釗的南遊詩》，《章士釗贈陳寅恪詩》等篇，其中部分意見，就是得自金師的。

我說陳寅恪的詩和李義山的風格接近，主要表現在兩個地方。

金應熙並非教條主義者，但無可置疑，馬列主義一直在他的思想中佔著主導地位。這種情況，直到他的晚年，才好像有所轉變，但也未曾破繭而出。陳、金之間，除了價值觀的不同（一個視馬列為俗諦，一個則奉之為真理）之外，在道德觀方面，恐怕亦有分別。例如陳寅恪認為李商隱出自「新興階級」，並得牛黨提拔，就應「始終屬於牛黨，方合當時社會階級之道德」。這一觀點，金應熙就未必會贊同了。且莫說共產黨要求從舊社會過來的知識分子「脫胎換骨」，即用梁啟超的說法——提倡「以今日之我打倒昨日之我」，亦是並不贊同「從一而終」的。

是為正文前的閑話。

心理學家說，童年、少年時代所欠缺的東西，往往在長大后要求取「補償」。我在大學時期，大量的閱讀近代武俠小說，或許就是基於這種「逆反」心理。

陳寅恪是把「世局激蕩」置於「外緣薰習」之上的，對我（相信對金應熙也是一樣）而言，確是如此。抗戰勝利，大家以為可以鬆一口氣，誰知內戰繼之而起，越來越劇；「國統區」內的貪污腐化，亦是與日俱增，物價飛漲，民怨沸騰。到了金圓券出籠（一九四八年八月），政府嚴令有黃金外幣者必須兌換此券，而此券瞬息即成「廢柴」（無用之物），一時「反內戰、反飢餓」呼聲四起。「中國大地已經容不下一張書桌」！一向潛心治學的大學問家陳寅恪也禁不住而有《哀金圓》之作。這也是在《陳寅恪詩集》中最長的一首七言古詩，開頭四句，即點出了金圓券之購物與「廢柴」等。「趙莊金圓如山堆，路人指目為濕柴。濕柴待干尚可爨，金圓棄擲頭不回。」中段寫搶購風潮、民生疾苦種種慘狀：「米肆門前萬蟻動，顛仆叟媼啼童孩。屠門不殺菜擔匿，即煮粥啜仍無煤。人心惶惶大禍至，誰恤商販論贏虧。百年互市殷盛地，怪狀似此殊堪駭。有嫠作苦逾半世，儲蓄銀餅才百枚。豈期死後買棺葬，但欲易米支殘骸。悉數獻納換束紙，猶恐被竊藏襟懷。黃金倏與土同價，齊高弘願果不乖。」搶購起風潮，人人只要貨物，不要金圓券。搶購米糧最為厲害，力弱的老翁老婦只有「碌地」的份兒。最後弄到屠夫不肯殺豬牛，賣菜的小販也藏匿起來，想煮粥吃也沒煤炭。又通過一個寡婦的「棺材本」被吞沒的事情做例子，具體說明金圓券之災。最後點出亂源所在：「金圓數月便廢罷，可恨可嘆還可咍。黨家專政二十載，大廈一旦梁棟摧。亂源雖多主因一，民怨所致非兵災。」陳寅恪在這裏鄭重指出，國民黨失敗的主因，並非是由於打不過共產黨，而是因為失了民心所致。

這是內行人的話。金應熙在學術領域中涉獵之廣，收穫之多，單以史學而言，正如「金門」大弟子陳華（暨南大學退休歷史系主任）所說：「幾十年來，他在中國古代史、中國近現代史，中國哲學史、印度哲學史、中俄關係史、東南亞史、華僑史、菲律賓史、香港史等許多領域都寫下大量論著，作出了重大貢獻。」且還有外文專著《中國古代史綱》《國外關於中國古代史的研究》等等。但方面雖廣，卻又似乎都未達到「成家」的地步。

但不論怎樣，有理也好，沒理也好，金應熙當年（一九五八年）用大字報的方式批評老師，總是不應該的。而且據說他在一篇批陳的文章中，說陳寅恪的史學方法是「唯心主義」和「形而上學」，認為是一種「反動」，這就更加接近於先扣「帽子」的「打手文章」了。

詞的起句和結句都和馬的運用有關，「天馬行空」是局法名稱，「雙馬飲泉」是象棋的基本殺法之一。「銀河浪涌小龍駒」、「控弦並轡雙雙出」兩句則是描寫河頭馬和連環馬。歷來有關象棋的吟詠，都是偏於當頭炮的，專題屏風馬的則難得一見（我孤陋寡聞，尚未見過）。我並不是覺得自己的這首詞寫得好，但似乎還算得是「內行人語」，於是投到校刊發表。金師見了和我說：「原來你也欣賞屏風馬。看過李慶全的對局沒有，他雖然位居華南四大天王之末，但屏風馬用得極好，值得研究。」那天恰巧他有空，我們就下了兩盤棋。

簡又文視我如子侄，金應熙則自始至終把我當作朋友。他不但絲毫不以師長自居，甚至完全泯滅了師生的界限，例如可以互相作對方的戀愛參謀。

抗戰初期，國共合作，《救亡日報》應運而生。郭沫若挂名社長，夏衍主持。創刊于上海，隨戰火而南遷，一遷廣州，再遷桂林。桂林時代的《救亡日報》已經從「國共合作」的報紙，變為從頭（頭版評論）到尾（報屁股副刊）完完全全的「左報」以至「共報」了。因此之故，新四軍事件（一九四一年一月）后被迫停刊。

由於李商隱詩對金應熙有一點特殊意義，故此不辭詞費。首先要說的是金應熙的文學觀點。

《香港概論》分為上下卷，上卷集中在經濟方面，主要的編撰員就是金應熙。下卷（政治、文化，社會等方面）出版時金應熙已去世。「編後記」最後一段說：「在本書下卷編撰完成的時候，我們特別懷念為《香港概論》編撰工程鞠躬盡瘁的金應熙教授。金教授是我國和國際知名歷史學家，也是學識淵博的香港學專家。作為本書的一位主要編撰員，他為本書編撰工作作出了重要貢獻。他以古稀之年，不計名利，不避艱苦，夜以繼日，默默耕耘，務求高質量地完成極其繁重的任務，不幸因急性心肌梗塞於一九九一年六月與世長辭。」《香港概論》的編撰，可以說是香港學的奠基工程。

提到梁啟超，我倒想起另外兩個師生決裂的「案例」。兩對師生，都是一流的大學者、大名人。一對是俞曲園和章太炎，另一對就是康有為和梁啟超。

在他去世后，我在《嶺南校友》讀到一班相識的老同學給他的輓聯：

其實金應熙也不是不認識「四裔學」的價值，否則他不會在戰火紛飛的日子還放不下。他受乃師的影響致力「四裔學」，受時勢的影響放下「四裔學」，原因固明明白白，感喟亦自自然然。是誠所謂剪不斷理還亂也。

最後一件有關他與象棋之事可用廣東社科院悼金文中的這一句話來作說明：「他（金應熙）曾表示在晚年實現《中國象棋史》一書寫作的夙願。」

一、他們的詩都有一種遲暮的感傷情調。李義山的：「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干」「遠路應悲春晼晚，殘宵猶得夢依稀」；「秋陰不散霜飛晚，留得枯荷聽雨聲」「客散酒醒深夜后，更持紅燭賞殘花」。陳寅恪的：「萬里乾坤迷去住，詞人終古泣天涯」「德功坡老吾寧及，贏得殘花濺淚開」「江淹老去才難盡，杜牧春歸意未平」「白日黃雞思往夢，青天碧海負來生」等等。遲暮情懷，如出一轍。細審之，則李義山多了幾分纖柔，陳寅恪多了幾分愁苦。這類詩篇，也是陳寅恪更多。

對於李義山一些著名的無題詩，應當如何理解，我在嶺大的時候，也曾請教過金師。金師說：「我只能告訴你其人其詩的歷史背景。怎樣理解，那就是你自己的事了。詩詞欣賞，本來就含有再創作的成分。」

但有一點應無異議，他是地道的「港產」學者。中學讀的是「名牌」英皇書院，在香港高中會考中名列榜首；大學讀的更是港人公認為最高學府的香港大學，年年都考第一，獲獎學金。用「港話」來說，即Madenongong，貨真價實。

這話不錯，最少年輕時代的我是。往往把理想所託的事物想得太美好，卻不知它也有醜惡、也有殘缺、也有污泥濁水與膿瘡。一九四八年，我擔任《嶺南周報》總編輯，《嶺南周報》是嶺南總會（包括大學、中學、小學的學生會）的刊物，我一「上任」；就在副刊上用馮顯華筆名寫了一首題為《迎春曲》的新詩，有一段這樣說：「不待燕子南歸帶來了一天春色／不待塞外駝鈴報告冰雪的消失／從千萬人的面上／（這些自由了的奴隸的笑啊！）／刻劃著春天的腳步」。多麼「美」，多麼浪漫。其實，都是從當時的流行歌曲《解放區的天是明朗的天》得來的「靈感」，一切純屬想象。

對局終結，他果然就問道：「因何你不用屏風馬？你那首詞——」我這才有機會向他解釋：「金師，你有所不知，我最弱的一環正是屏風馬。我喜歡用進攻代替防禦，所以不論先行、後走，我都是動炮（順手炮或列手炮）。只因那天和我比賽的某君，實在是個九_九_藏_書勁敵，他熟悉我的順手炮走法，我不得已才使出我從未用過的屏風馬。勝了他，我都覺得僥倖呢，怎敢用來對你這位屏風馬的大行家。」金師哈哈笑道：「我也上了你的當了。我本來準備和你斗屏風馬的，準備好了的那套，結果白費功夫。」我說：「你熟讀兵書，再下我是下不過你的。」

這兩句是義山詩《碧城三首》之一，全詩是：「碧城十二露周桿，犀辟塵埃玉辟寒。閬苑有書多附鶴，女床無樹不棲鸞。星沉海底當窗見，雨過河源隔座看。若是曉珠明又定，一生長對水晶盤。」李義山的《碧城》詩（共三首）據說是送給女道士的，亦都屬於「難懂」一類。但見老師心情如此，我也不敢索解了。

「俗諦」恐怕亦不只限於三民主義與馬列主義。俗諦，佛家語。大乘佛法可分為勝義諦（真諦）與世俗諦（俗諦）。「諦」，是梵文Satya的意譯，指真實無謬的道理。依二諦中道的義理，價值判斷、道德進路等等，均屬「世俗諦」。佛教把主張「有常恆不變之事物」的見解，叫做「常見」，把主張「現象滅了就不再生起」的見解，叫做「斷見」，都是錯誤的。對任何有關價值判斷的任何答案，都容易使人誤入歧途。依此理念，三民主義、馬列主義固然是俗諦，孔孟之道亦是俗諦。一切足以造成思想桎梏的無不是俗諦。陳氏精通佛學，我想他說的俗諦當是指大乘佛教所言的「世俗諦」。他特別提出三民主義和馬列主義，只系針對「時弊」而已。他對科學院說：「（我）在宣統三年時就在瑞士讀過《資本論》原文。但我認為不能先存馬列主義的見解再研究學術。」陳氏認為「研究學術，最主要的是具有自由的主意和獨立的精神」。

不論「遺老」說也好，「文化」說也好，都與他的身世背景有關。而且，也唯有在明了其身世背景之後，方能對陳寅恪之史學有較深了解。他的祖父陳寶箴是戊戌維新時期的湖南巡撫（相當於省長）；父親陳三立（散原老人）是自成宗派的大詩人；長兄衡恪是大畫家；本人又是第一流的史學家。陳氏一門，三代英才，世人艷稱。陳家的「婚姻關係網」亦為人所樂道。網之所及，浙江俞家（俞明震、俞大維）、湖南曾家（曾國藩）、廣西唐家（唐景崧），無一不是名門望族。陳寅恪的文化史觀——「胡漢之分，在文化而不在種族」；治史甚重歷史人物的婚姻關係，這些恐怕多少都和他的身世背景有關。

這首詩是在一九四九年（己丑）夏天寫的，推前幾個月，廣州口傳的一副春聯（是否曾公開張貼，不得而知）亦已有同樣的抒發。聯曰：「金圓今完，完了晦氣歸舊歲；己丑已有，有些希望接新春。」陳寅恪之詩可作上聯解釋；下聯「希望」云云，則因在那年春節前，國共和談開始作「試探性」的接觸也。

「香港為何這樣香？」自從鄧小平提出「一國兩制」以來，許多學者都在探討「香港起飛的奧秘」（借用中國早期的「香港學」學者黃標熊、梁秩森編著的一本書名）。香港在戰後的經濟發展很快，經過五十年代的恢復期，六十年代的工業大發展，到了七十年代，就幾乎全面起飛了（多元化和現代化），種種「奇迹」令人目為之眩。一般人對「香港現象」的著重點，也在經濟發展方面。

有一天我看見他在校園散步，口中念念有辭，好像失魂落魄的樣子。好奇心起，走近前去，聽清楚了，念的是李義山的兩句詩：「若是曉珠明又定，一生長對水晶盤。」原來當時他正在追一個姓盤的女學生。不過那次追求是以失敗告終的。

詩詞方面，金應熙當然不是「只愛古人」，連「不薄今人愛古人」，於他都不算貼切。他是古人今人同樣對待。只要是好詩，他都愛。魯迅和郁達夫的詩，他幾乎都能夠背誦，雖然這兩個人的風格很不一樣。當然還有他的老師陳寅恪的詩，他熟悉得不僅止於背誦。

在廣東社科院的悼金文中，對《金七十論》這個書名，是並無註釋的。有位朋友笑道：「要不是你給我解釋，我還以為是金應熙七十歲之時所寫的論文呢。他書未成，身先死。這樣巧合，莫非『經讖』？」我說：「詩讖常聞，『經讖』前所未聞也。」朋友說：「那就算是我的杜撰，或者算是天意吧。」

《金七十論》（書名），數論師自在黑（人名）作，有七十行偈頌，國王賞之以金。自在黑引以為榮，故將他的七十行偈頌，名為《金七十論》。「數論」為印度六大學派中的重要一派，禪宗的「自性空寂」、「自性變化」就是受到「數論」的影響的。此書似乎較僻，雖有陳真諦的譯本，若無詳細註釋，恐亦難懂。但若詳註，那就非精通梵文不可了。「佛教翻譯文學」是構成義寧之學的一部分，《金七十論》由精通梵文的金應熙註釋，正是最好不過。

我在大學時代和金應熙比較接近，有許多原因，「氣味相投」是其中之一。我們有幾樣共同的愛好。第一樣是象棋。我最初是學圍棋的，後來因為圍棋對手難覓，改下象棋，經常廢寢忘餐，自己和自己下棋（擺棋譜）。但迷的程度還不及他。

考證、欣賞，是互相關連的兩面，不可偏廢。甚至連藍于說的那些「腐儒」，亦有其存在價值。他們所索之隱，即使百分之九十九穿鑿附會，只要有一分真的，于歷史研究亦有裨益。

對我而言，令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是，他有一位同窗好友，名叫容慶和。容慶和當時在香港《大公報》工作，金應熙則正在致力於「四裔學」的研究。「四裔學」是研究古代中國邊疆少數民族的一門學問，要涉及死去的文字（Deadanguage），人名地名都拗口得很，我一聽就頭痛。有一天他和我談起容慶和，說容是他朋友之中對解放戰爭的進展最為關心也最為熟悉的人，各個戰場的變化，雙方的兵力部署、番號等等他都有研究，比當時上海一家知名雜誌（《觀察》）的軍事記者有過之而無不及。說后微帶感喟地笑道：「我熟悉的是古代『死去了』的東西，他熟悉的是現代的活事物，有意思多了。」更「有意思」的是，過了不到兩年光景，我也入了《大公報》，和容慶和（筆名沙楓）成為同事，沒多久更從同事而成為好友。他聽了我轉述金應熙的這段話，也是微喟笑道：「他怎麼倒羡慕起我來了。我做的資料工作，誰都能夠做。他研究的『四裔學』，卻有幾人能夠？那才更有意思呢。」沙楓在《大公報》，是「左派」眼中的「右派」，他只是個腳踏實地的新聞從業員。

所以我始終尊敬金師，因為人不可能永遠正確。而且，陳寅恪的晚年遭遇，固然是個悲劇，金應熙的一生又何嘗不是一個悲劇？香港有個構成「控罪」的律例，叫做「官職與收入不相稱」，仿此，金應熙的「學問與成就不相稱」，又去向誰控告、詛咒？有人說，悲劇在於身分的矛盾，有兩個金應熙，一個是黨員幹部金應熙，一個是學者金應熙。更確切的說，把身分矛盾和思想矛盾都包括在內的說法應是：陳門弟子和馬列信徒的矛盾。有時義寧之學佔上風，有時馬列主義佔上風。但在他的晚年，這個矛盾卻似有所緩和。因為他致力的香港學和義寧之學並無直接衝突，不像在反右和「文革」時期那樣。根據我所能見到的資料，舉幾個例。一九八五年寫的《陳寅恪》評傳，八八年寫的《略論東漢之宦官》，都是很有分量的文章。金應熙是從籍貫入手研究宦官問題的，這正是受到陳寅恪獨特的「區域性分析法」治史的影響。今年出版的《陳寅恪之史學》，其作者李玉梅亦提及她曾得到金應熙的從旁指引。

不過還有一件金應熙念李義山詩的妙事，不可不說。

和寅恪六七初度，謝曉瑩置酒之作。曉瑩，寅恪夫人唐女士字，女士維卿先生（景崧）孫女也。

其次是信仰不同。簡又文是基督徒，金應熙是馬列主義者。簡又文曾在馮玉祥的西北軍中傳教，人所共知，金應熙在嶺南大學，亦早已以「左傾」聞名。他們都有「包容」精神，或多或少則是另一個問題。

研究轉向的例子不只一個，另一個更為顯著、也對金應熙更具深遠影響的是經濟學。他不但自修，還上經濟系的課程，旁聽一位劉先生講的「經濟史」。這是經濟系學生必修的課程。大學課程，除非特別標明是「中國經濟史」，否則單說「經濟史」的話，就一定是西方的，也差不多是等於「資本主義」的發展史。劉先生和金應熙同是講師（可能級別略高），年齡只比金應熙大幾歲。我曾問金師，為何來旁聽劉先生的課，他答：「因為他對資本主義懂得比我多。」馬克思的唯物史觀是強調「經濟基礎」的，把經濟作為壓倒一切的因素。金應熙對經濟學發生濃厚興趣，原因可能在此，特別選修劉先生的課，則可能是為了「知己知彼」。當然，這隻是我的猜想。但這一下可妙了，我一下子又「升級」和金應熙做同學了。但不妙的是，這位劉先生是用英文授課的，我的英文不靈光，大約只聽得懂一半，於是我這個本科學生，就非向他這個的外派「旁聽生」請教不可了。這位劉先生的課也講得真好，從亞當·斯密（Adammith）講到凱恩斯（J.M.Kynes），經濟學說方面也都有頗為詳盡的論述。

他生前有許多銜頭，最後一個銜頭是《香港概論》的編撰員。

如果把《救亡日報》比作「開窗者」，則金應熙堪比「指路人」。我認識他的時候，在他身邊圍繞著一班進步同學（差不多都是嶺南「藝文社」社員）。我們偷偷傳閱毛澤東的著作，有不明白的地方，就向金應熙請教。陳寅恪有論中國近代之學術思想的名言曰：「以世局激蕩及外緣薰習之故，咸有顯著之變遷。」「外緣薰習」，佛家語。「薰習」亦作「薰染」。「外緣」則與「內因」對稱，例如種子是「內因」，必須有適當的土壤、水分、陽光這些「外緣」，種子才能發芽生長。此即「因緣和合」之悅也。「薰染」則與「共業」有連帶關係。生在地球上的人緣由「共業」。同是地球人，香港人和「大陸人」又有很大不同。是故大圈圈內有小圈圈，大「共業」中有小「共業」。各個圈圈的種種現象，均由有「共業」者的「薰染」而成。更縮而小之，在我們那個時代，同在康樂園（嶺大校園）而又以金應熙為核心的那個小圈子亦是「共業」；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師友間交互影響等等構成「外緣薰習」。我覺得陳寅恪此論，同樣可以適用於個人的思想變化。

或曰：「貨真」我無異議，他確是「香港製造」的「好嘢」！但說到「價實」呢——尚無「定價」，「價實」又從何說起？

初時我還以為他是對我特別客氣，因為我是「帶藝投師」的。後來發現他對比較接近的同學都是如此，而且對任何人亦都是毫無架子。

而更重要也更令人惋惜的，據廣東社會科學院悼金文的透露，金應熙已完成《金七十論註釋》一書的資料搜集工作，正要動筆的時候，不幸就與世長辭。reａｄ•９9ｃｓｗ.com

簡又文和香港關係之深，恐怕還在金應熙之上。雖雲「宦海飄流二十年」，最後還是在其香港老家——九龍施他佛道的「寅圃」，完成其名山事業。在學術成就上，他是應無遺憾的。

《救亡日報》好似為我們打開了一面窗戶，它報道共區的「新貌」，報道共軍的抗敵事迹。年輕人求知慾強，好奇心重，《救亡日報》的評論和報道正好可以滿足我們的需要。當然，還有副刊，特別是那些短小精悍的雜文，我們都很愛看。許多左翼作家，也是在《救亡日報》開始認識的。

又過了四十年光景，我才知道金應熙當年何以曾有志於「四裔學」的研究，又何以感喟頓興之故。雖然這個原因並不是從金應熙口中說出來的，卻見之於他的筆底。在金應熙晚年為陳寅恪所寫的評傳中，談及陳寅恪在德國留學期中的所得，「二十世紀前期的東方學者研究曾以我國周邊各族歷史和佛學翻譯文學為重點之一。陳寅恪求學德國時的教師也大都有這方面的專長……他回國后深入繼續這方面的研究，多所著述，開設『佛教翻譯文學』和『蒙古源流研究』等課程。」「我國周邊各族歷史」的研究，即金應熙曾有志於此的「四裔學」也。陳寅恪任教清華時，對研究生的指導包括五個方面（請恕此處不詳述。有興趣者請看金著，或李玉梅著之《陳寅恪之史學》），其中頗有與「四裔學」相關，或可划入「四裔學」範圍者，如「蒙古文、滿文之書籍及碑誌與歷史有關者之研究」等。金應熙盛讚：「（以上各門）都是陳寅恪在留學時研究有素而在我國當時還幾乎是全新的學術領域。」「新領域」「死東西」可以構成一副妙聯，而四十年前後，對「四裔學」認識的差異，亦構成了巨大的反諷。

但如果沒有碰上金應熙，這種「逆反心理」可能還是止於慾望，最少不會這樣快就成為武俠迷。

我說：「章士釗的《南遊吟草》你可曾見到，其中有兩首章士釗贈陳寅恪的詩。」章士釗的《南遊吟草》是他的香港友人劉伯端為他輯印的，非賣品。他說：「在香港報紙上見過一首。」我說：「是否起句為『嶺南非復趙家莊』那首？」他說：「是。」又說：「我好像也聽說過有兩首，我不便去問寅老。你記得最好。」我不知他們師弟之間已有嫌隙，聽他說未曾見過，便道：「第一首傳抄者甚多，第二首在香港也是很少人知道的。」一面說一面寫出來（此詩前有題記，當時記不齊全。題記部分，是後來補抄的）。

談到現代詩詞，當然少不了毛澤東的。解放前，我們所能見到的毛澤東詩詞，只有《沁園春·雪》一首。只此一首，已足以令我們傾倒。後來讀得多了，我覺得毛澤東（詩詞方面的毛澤東），有如一個天分極高的業餘棋手，水平亦極不穩定。

我不是他的「本門弟子」，若用禪宗的說法，或勉強可稱「教外別傳」。因此我不想正兒八經的談學術，而是談一些可能被人目為「不務正業」的玩藝。

你猜作者是誰，如果不是詞中有「老胡」二字，你猜得著是胡適嗎？

但無論如何，這位Madenoneong的學者，得以為香港而終其一生，也總算是和香港有特別的緣份了。

第一盤我先行，以當頭炮猛攻他的屏風馬。他果然名不虛傳，著法綿密，防守得滴水不漏，幾乎給他反先，只好急急兌子成和。第二盤他先行，還以當頭炮。我不上馬而用順手炮對付，他似乎有點詫意，我知道他想問什麼，也不先說，一心專註繼續下棋。中局我試用自創的變著，或許有點出乎金師意料之外，此盤則是我後手反先，不過結果還是成和。

李商隱（義山）、章士釗、陳寅恪，一古二今，相隔千年，風格有異。雖然陳寅恪並不認為李商隱的詩是上品，但他們的詩風卻是比較接近的。章士釗詩則有宋詩的哲學性，論理性，另樹一振。

嶺大畢業之後，和金師下棋的機會更少了。「四十年來幾局棋？」真是屈指可數。但另一方面，我和象棋卻有了更多的接觸，完全是由於工作的關係。

金應熙在學術界以「博」著名，對他的看法可能有所不同，對他的博學則是眾口|交譽。

我和金應熙共同的愛好，象棋武俠之外，還有詩詞。

「熟悉金應熙的人都認為金其實是個大好人，無架子，心地很好」。這麼一個大好人，怎麼反而會對老師如此粗暴（文字上的）？我最初讀到「金叛師門」的報道時，也感到震驚，難以理解。但冷靜下來細思，也就覺得不難理解。

據說「一九五八年曾有人問金應熙懂得多少首唐詩，金回答：『大概兩萬多首。』聞者無人懷疑回答的真實性」《全唐詩》總數也不過四萬余首，若然，則可能是超過《全唐詩》的半數了（要看「兩萬多首」的「多」字「上限」何在）。不過，我對此說，亦無懷疑。因為每有學生（包括我自己在內）問他某句詩詞的出處，他都可以把整首念出來，並解釋其中僻典。「懂得」加上「記得」，尤其「難得」。

金應熙是非常重視老師的創見的，他講中國通史，講到隋唐部分，就是用陳寅恪所創的「關隴集團」一詞，來分析初唐政治。講到李商隱的婚姻關係，也同樣將他牽入牛李黨爭。但在文學觀點上，他卻不是「索隱派」，而是比較傾向於純文學的。

在「文革」期間，和左派朋友們的想象相反，我和簡又文的接觸不是少了，而是多了。簡師在為學和信仰方面都是非常專一的，只磨一劍——太平天國史，只治一「經」——「聖經」。我則對任何宗教，都是抱著非信非不信的態度。基督教尤其是我的「弱項」，讀了四年教會大學，對聖經還未真正用心從頭到尾念過一遍。簡師也知我的態度，並不勉強我受洗禮。「文革」期間，我採取的對策是「躲進小樓成一統，管他冬夏與春秋」。但最苦悶的時候也正是最需要朋友的時候。左派朋友，我已是敬而遠之；右派朋友，又找不到真正知己。可以與談心事的就只有視我如子侄的簡師了。簡師給我看一段聖經：「立志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來由不得我。故此我所願意的善，我反不作，我所不願的惡，我反去作。……我真是苦啊！」讀了這段聖經，我受到很大震撼。「文革」期間，許多值得人們敬佩的學者作家，包括巴金和金應熙在內，不也正是如此么？

據《胡適雜憶》一書的「附錄」所記，胡適此詞作於一九一七年四月十七夜。原來在「十月革命」之前，那年三月俄京已經爆發過一次規模頗大的暴動，史稱「三月革命」，作為「十月革命」的先驅了。「烏衣藍帽」是當時俄京參加三月革命的大學生的服色。「獨夫『沙』」即沙皇。

我們那個年代（三四十年代），正是左傾成風的年代。左的思潮，來得更早，早在金應熙出生之前兩年，隨著「十月革命」（一九一七年）的一聲炮響，就挾馬列主義以俱來，衝破了中國閉關自守的門戶。

我在香港《大公報》工作，初時做翻譯，不久就調到副刊部門，擔任《大公園》編輯。《大公園》是個綜合性的副刊，設有象棋專欄，由我兼任主持，負責組稿與審閱。楊官璘的《棋國爭雄錄》就是在這個專欄發表的。另外我還替《新晚報》寫棋評，並以該報象棋記者名義採訪重大賽事，包括全國棋賽、亞洲棋賽在內。由於工作關係，許多象棋大師的對局，我都是在第一時間取得的。當我研究這些對局時，我常在想：要是金師在這裏，那該多好！我也曾與許多一流高手楸枰對弈，當然是我勝少敗多。對高手中的高手楊官璘，更是輸得一塌糊塗，從沒勝過他一局。而這時的我，大概可以比金師略高半先。我真想和金師探討為什麼我們和這些高手，總好像有個不能逾越的差距，恐怕不僅僅是業餘與專業之分（近年有個陶漢明，就是以業餘棋手的身分獲得全國冠軍的），也不僅僅是限於天分吧。可惜最後一次和他見面時，沒時間問這「無關重要」的問題，永遠得不到他的回答了。

思想分歧，俗諦桎梏，造成了師生的分裂。而這桎梏也的確影響了金應熙的學術成就。

其實，從陳寅恪的詩文，也可看出師生決裂的根源。裂痕恐怕是從金應熙一成為共產黨員就開始了的。陳有詩云：「縱有名山藏史稿，傳人難遇又如何。」這是他平生最大遺憾。陳寅恪的史學是「文化史觀」，馬列主義的是「唯物史觀」，難以調和。陳氏有言：「士之讀書治學，蓋將以脫心志於俗諦之桎梏。」並加說明：「俗諦在解放前指三民主義，在解放后指馬列主義。」作為共產黨員的金應熙，如何能夠擺脫馬列「俗諦」的桎梏。

俞曲園是從顧炎武、戴震、王念孫父子一脈相承的樸學大師，治學深邃，對弟子要求十分嚴格。章太炎二十二歲那年拜他為師，在俞家建於西湖邊上的「詁經精舍」住了七年，得傳衣缽，自己也成了國學大師。後來，俞曲園因他提倡排滿、革命，十分不滿，聲言「曲園無是弟子」。章太炎回「詁經精舍」探望老師，俞曲園一見他就嚴辭呵斥，說他從事革命是「不忠不孝，非人類也」！叫眾弟子鳴鼓而攻之。章不能忍受，反唇相稽，並寫《謝本師》一文，從此「拜別」師門，自立門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