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蔡先生所開的選修課是近代會黨史，在決定報考研究生后，我選修了這門課。記得蔡先生每次在課上都會分發複印的論文和史料，這與我上的其他選修課很不相同，令人感到新鮮。多年後，當我到日本東京大學留學時，才知道外國大學教師給高年級本科生、研究生開選修課時，都這樣做，這對培養學生儘快進入學術領域有著潤物無聲的作用。蔡先生上課時每每旁徵博引，漂亮的板書總是寫滿了一黑板；下課後，對學生噓寒問暖，鼓勵學生從事研究。久而久之，我對秘密社會史研究產生了一點興趣。但是，我知道，秘密社會史研究不是一門簡單的學問，不說別的，單是尋覓可信的史料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即使埋首故紙堆，耗費時日，很可能如披沙撿石，一無所獲，因此我並沒有想過要研究這個課題。臨近報名考試的前夕，有一天蔡先生突然告訴我說不招收啟蒙思想史方面的研究生了，希望我改考會黨史方面的研究生，這樣我才報考了蔡先生的會黨史研究生。

在《中國近代會黨史研究》一書中，蔡先生第一次對近代中國的秘密社會及其歷史演變作了整體概說。他認為所謂秘密社會「就是一種從事特殊的宗教、社會或政治活動的，具有秘密宗旨和禮儀的，抗衡于政府的秘密團體」。對名目眾多的各類結社，蔡先生採用了把中國秘密社會分成兩大系統的說法，即一個是以天地會、哥老會為主體的會黨系統，一個是以白蓮教為主體的教門系統，比較了兩類系統的異同。《中國近代會黨史研究》一書特別把會黨分為城市型和農村型兩個類型，對其功能、性質和歷史作用分別加以詳細論述。根據秘密社會在近世以來中國社會政治的演變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蔡先生把秘密社會分為七個時期——在既有的近代通史研究框架里把握秘密社會的軌跡。

（六）第六個時期（1912—1921）是會黨和資產階級革命黨人關係破裂時期。在這一時期里，引人注目的事件是各地革命黨政權對會党進行的鎮壓。與此同時，會黨的動向也呈現出多樣化趨向，有的表現出遊民無產者的落後性，有的在政治上亮出守舊復辟的面貌。

蔡先生十分強調對史料的佔有和理論學習的重要性。還在我做大學畢業論文的時候，蔡先生就指定我詳細閱讀一本關於東南亞華人秘密社會的英文專著，並以這本書為中心評述國外對秘密社會的研究。

作為中國學者寫作的第一本會黨史專著，《中國近代會黨史研究》在秘密社會史研究上奠定了一塊重要的基石，此後問世的好幾部研究秘密社會的著作大都沿襲了蔡先生的秘密社會研究體系。由於有了這些研究，秘密社會不再僅僅屬於販夫走卒、下里巴人的歷史，用已故的陳旭麓先生的話說，會黨組織是鄉村的宗族組織和城鎮的行會組織之外中國社會的第三民間組織。

（一）第一個時期（1761—1795）是天地會的初創期。在這部分里，考察了早期天地會的早期活動，詳細研究了1786—1788年台灣林爽文起義，指出清朝為了鎮壓這次起事，調動了七省十余萬兵力。

蔡先生的秘密社會研究促成了整個中國學界對秘密社會重要性的認知，也對國際中國學的發展有所貢獻。蔡先生關於天地會起源於民眾「生活互助」的觀點在20世紀80年代後半葉美國中國學興起的民眾文化（popular culture）研究熱衷得到了呼應。在王大為（D.Ownby）編纂的有關華南和東南亞地區的天地會、三合會和公司的論文集里，學者們普遍傾向於反對簡單地視這類結社為反體制的民間組織。王大為認為，異姓結拜、會、秘密結社、公司等是一種文化現象，其複雜的儀式和所持有的政治姿態是非精英社會的一個表象。這一認識可以說標志著西文著述捨棄了以往的秘密社會敘述，從而有著極其重要的話語轉換的意義。遺憾的是，由於作者將秘密結社定位為非精英社會的存在，從而忽視了秘密結社作為中國社會人際關係網中的紐結作用。我在自己的一系列日語論著中，本著把圍繞秘密社會的諸話語放到具體的歷史情境中來研究的精神，進一步提出了自己關於秘密社會的粗淺看法。read.99csw.com

最後，該書還有一個重要的研究，即對東南亞華人社會裡的秘密社會之研究，這也是中國學者第一次對該專題展開的研究。需要附加指出的是，近年蔡先生很關注海外華人社會的秘密社會關係網，他的研究從東南亞擴大到澳大利亞，最近他在《江海學刊》上發表的論文就是一個嶄新的開始。

19世紀後半葉，日文著述里開始出現「秘密結社」這一日語詞彙，其意思和西文里的「scret society」相差不多。明治時期的日本人平山周、宗方小太郎等人對中國秘密社會進行了考察，且留下了比較詳細的文字，他們和著名的宮崎滔天等一樣，都曾參与了孫中山打倒清朝統治的革命鬥爭。1903年平山周以筆名發表了《哥老會》一文，認為哥老會是一種反體制的「秘密會」其傳統可以追溯到漢代。1911年平山周發表的《支那的革命黨及秘密結社》（中文名即著名的《中國秘密社會史》商務印書館，1912年版）指出哥老會和天地會一樣是「反清復明」的組織。1907年，曾經與聞唐才常自力軍起義的宗方小太郎在《支那的秘密結社》一文里，除對哥老會、白蓮教、連莊會、鹽梟、安清道友會等多種秘密結社加以介紹之外，還提到哥老會，認為「其宗旨旨在反清復明，打倒清朝，恢復明室」。平山和宗方的認識代表了當時日本人對中國秘密社會認識的主流，對後來日語里的天地會、哥老會等秘密社會敘述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

1992年，我離開南京大學到日本留學，在東京大學並木賴壽教授的門下繼續學習。一年之後，我正式進入了博士課程。記得圍繞博士論文的選題，並木賴壽教授和我有過一次談話。在聽完了我關於進行中日韓三國近代對基督教的受容過程進行比較的研究計劃后，並木教授溫和地對我說：你長期在蔡少卿教授門下學習，有很好的關於會黨史的知識基礎，選擇這方面的題目怎麼樣?和並木教授的談話過後，我開始閱讀日文秘密社會研究方面的著作，其後我漸漸體會到並木九_九_藏_書教授的話的分量：一個留學生要想在短時間做出一篇為學界主流認可的高水平的論文絕非易事，並木老師委婉地勸我研究秘密社會問題乃是有深意的，即希望我揚長避短，把在蔡先生處學到的東西發揮出來。

（二）第二個時期（1796—1840）是天地會廣泛傳播時期。天地會的組織形式已經由福建和台灣傳遍南方數省和東南亞，而且出現了多達數十種之多的名目，形成了完整的結盟儀式、傳會制度、組織機構和隱語暗號。大規模的會黨起事雖然很少見，但數百人規模的會黨起事不斷。

以上，皆是我親身所聞所見。那麼，蔡先生在秘密社會研究上到底有哪些建樹呢？對於蔡先生在秘密社會研究上所做的貢獻，人們都不會有任何疑義。但是，如何進行評價？則是人言言殊，各有各的標準，即使同是蔡先生的學生，認識也未必統一。從我個人的角度來看，蔡先生在秘密社會研究上的貢獻，大而言之，是開啟了一種新的秘密社會敘述方式。在蔡先生關於秘密社會的眾多著述中，影響最大的是發表於1962年的《關於天地會的起源問題》的論文。有關天地會的歷史起源的說法，長期以來受天地會會書和近代政治話語的糾纏，人們普遍將天地會的起源定位在「反清復明」上，並由此形成了天地會民族革命的敘述。在蔡先生的論文發表前，這一觀點統治了學界達一個半世紀之久。

（七）第七個時期（1921—1949）是中國共產黨根據革命任務的變化，對秘密社會採取動員和鎮壓的策略的時期。蔡先生第一次系統地探討了二者的複雜關係，對於揭示中國革命的起源問題具有很大的助益。

蔡先生的論文的意義在於，第一次大量使用原始檔案資料，而不僅僅是天地會會書來考證天地會的起源，據此提出了天地會非「反清復明」的組織，而是民眾「生活互助」的組織的觀點，這就提出了一種與此前歐美、日本和中國語境里的關於秘密社會的定說截然不同的另一種觀點。雖然，至今仍有不少學者不同意蔡先生的觀點，但蔡先生的首倡得到中國人民大學秦寶琦教授的呼應和補證，秦教授的一篇篇勞作使得這一觀點得到了越來越多的學人的支持。站在今天的立場，反觀天地會起源的爭論，我個人覺得蔡先生《關於天地會的起源問題》一文的重要意義，不在於試圖回答天地會是什麼的問題——天地會由洪二和尚于乾隆二十六年在福建漳浦縣創立，而是在方法論上導入了另一種天地會敘述方式，即把圍繞天地會／秘密社會的諸話語放到具體的歷史情境里來研究，從而把對天地會／秘密社會的歷史敘述建構在可以捕捉的歷史時空上。

在我展開自己的研究計劃的時候，為了儘力網羅資料，我走訪了好幾位日本中國秘密社會研究專家。已90歲出頭的酒井忠夫教授就是其中的一個。1996年初夏，蔡先生訪問日本的時候，行走不便的酒井教授特地趕來看望蔡先生，兩位大家聚首，連續暢談近5個小時。酒井教授以後每給我打電話，必問及蔡先生的近況，很關心蔡先生有沒有新的著述問世。1998年酒井教授將其以往的研究匯成多卷本的《酒井忠夫著作集》出版時，特地要我請蔡先生為其著作寫出版推薦辭。酒井忠夫教授是日本中國秘密社會研究第一人，他的幫會、善書研究在國際中國學界具有很高的地位，至今筆耕不輟，他要求比自己小20多歲的蔡先生執筆寫出版推薦辭，可見他對蔡先生的秘密社會研究評價之一斑。

該書關於哥老會源流的考辨、太平天國和天地會的關係的研究、太平天國與齋教的關係的研究等反映了這一時期會黨的活動特點和政治風貌。在揭示了會黨的政治作用的同時，蔡先生還特別指出該時期隨著地域政治和社會的變動，出現了會黨和教門互相融合和滲透的現象。

蔡先生的研究以中華書局版《中國近代會黨史研究》為代表，受到了學界的高度評價。我從1985年上碩士研究生正式師從蔡先生，迄至1992年離開南京大學到日本東京大學留學，約有7年時間在蔡先生門下做研究生和助教。在蔡先生眾多的研究生之中，我是最早畢業的一個，雖然每每https://read.99csw.com受到先生的關心，但因為心有旁騖，在秘密社會史研究上遲遲沒有入門，開始真正從事這一研究是到日本之後的事。至今，我雖然窮十年之功浸漬於此領域，但要全面評介蔡先生的秘密社會研究，則是力小而任重，難堪其責，這裏僅就個人的一孔之見，舉其三二點，略加妄評。

我長期關注美國和日本的中國研究，有一種感覺，即美國的中國學鼓勵知識冒險，充滿活力，薄積而厚發；日本的中國學提倡學術承續，老氣橫秋，厚積而薄發。蔡先生的秘密社會研究很為歐美和日本學界所知。我翻閱過英文、法文和日文絕大部分秘密社會研究論著，發現蔡先生的論著被引用率一直很高。我到日本留學后，在書本上得到的對蔡先生的印象，又以親身經歷得到了驗證。1993年12月，日本神奈川大學人文研究所請我作了一次關於中國秘密社會史研究的報告，其時我到日本才一年多，日語說得語無倫次不算，對秘密社會也所知不多，之所以該研究所的教授好意請我作報告，大概是他們先入為主，認為名師出高徒，蔡先生的學生必是秘密社會研究的高手。

林起義不僅是清代會黨在其歷史上發動的一次大規模起義，也是促成清朝統治由盛而衰轉變的一個重要因素。

最先使用「秘密社會」（secret association、secret socity）一詞的是19世紀初的歐洲人。傳教士米憐（Dr.Milne）最早對東南亞華僑中的天地會進行了研究。1822年米憐死後，其研究成果由另一位著名的傳教士馬里遜（Dr.Morrison）整理後於1826年公佈於世。這篇文章對此後歐美語言里的天地會敘述具有重大意義：第一，以會書為據敘述三合會（天地會）／秘密社會起源史；第二，把天地會和歐洲的共濟會作比附，帶有明顯的東方學（orientarism）色彩。可以說，19世紀中葉以後的西文著作都是循著這一運思路徑的，以此構架的秘密社會的歷史敘述一直影響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歐美中國研究。

中文「秘密社會」一語，最早見之於歐榘甲1901年在日本發表的《新廣東》一文，文中將具有反體制傾向的兄弟結拜和民間宗教教派稱為「秘密社會」、「私會」。1905年，孫中山在海外致公堂改組之際起草的《致公堂新章要義》里有「秘密社會因之日盛」語。在民族主義敘述中，秘密結社被描繪為民族革命的承擔者。反清革命者通過地域話語和儒家革命話語，巧妙地把近代革命和秘密社會整合在同一政治語境中。1931年日本關東軍發動侵略中國東北的事變后，出於抗日民族主義的現實需要，有關秘密社會系「反清復明」的民間結社的說辭，再度為世人所關注，有關秘密社會民族主義的歷史敘述被重新提起。歷史學家蕭一山和羅爾綱的著述肯定和讚揚了秘密社會天地會反對異族入侵的民族主義。二人都是歷史學家，所言自然都有一定的文本依據。另一方面，他們都強烈地意識到中國正在遭受異族日本侵略的事實，希望通過以天地會「反清復明」來激勵國人高揚反日民族主義，這種含有現實目的的著述無疑帶有非歷史的傾向。1957年，蕭一山在繼續堅持天地會起源於「反清復明」說的同時，居然引述天地會之故事來比喻國共分處台灣和大陸的處境，試圖以天地會「反清復明」來激勵國民黨反攻大陸。reaｄ•99csｗ•cｏｍ

人是時代的產物。在現代主義的文化氛圍里，除非有很高的思想自覺和定力，很難靜心關注民間社會和文化。說實在，考上碩士研究生后，我對研究會黨史／秘密社會史不但信心不足，而且心存偏見，認為研究精英社會文化更有價值。於是，在1986—1987年蔡先生去美國做訪問學者期間，我擅自改動了碩士論文的題目，將本來預定要做的哥老會研究的題目改換為反映近代中西文化衝突的教案研究。一年後，蔡先生回國，我將寫好的碩士論文呈在蔡先生的面前，等待蔡先生的批評，沒有想到蔡先生對於我的「越軌」行為十分寬容，他說教案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既然你有心研究這個課題，不妨深入做下去。要做好這個題目，光看中文資料不行，還需要閱讀大量的外文資料。這樣，這篇論文略經修改，成了我的碩士研究生論文，蔡先生還允准我提前答辯和畢業，這在當時是很少見的事情。

（五）第五個時期（1894—1911）是會黨與革命黨勢力發生聯繫，會党參與反清起義的時期。該書通過唐才常的自立軍起義和辛亥革命兩個個案，剖析了革命黨人與會黨的關係，指出二者的關係極其脆弱，革命黨人既不能有效聯絡和改造會黨，又不能在奪取政權后滿足會黨的要求，這樣二者的關係只能走向破裂。

長期以來，秘密社會研究是中國研究里的「旁門左道」中國學者對自己歷史的無知和偏見導致了該學科的發育不全。相反，在歐美和日本，許多學者知難而進，競相研究秘密社會問題，究其原因，第一，在他們看來，中國的秘密社會現象是歐美和日本歷史上極其罕見的現象，中國為什麼會產生如此眾多的秘密社會組織呢?他們試圖要借研究秘密社會來解開中國社會結構之謎。第二，戰後基於對中國共產主義革命的勝利原因的探討，學者們試圖從秘密社會的「反叛—革命」的關係鏈中尋找中國革命的社會基礎，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這個問題就一直是令施拉姆（Schram）等西方學者為之困惑不解的問題。因此，當秘密社會研究在中國學界還是「灰姑娘」的時候，蔡先生的研究就受到了海外學界的廣泛關注。

20世紀80年代正是現代主義思潮在中國大地高漲的時代，「文化熱」幾乎席捲了整個學界，我知道，蔡先生曾經和歷史系其他教師共同編纂了長達5冊的《嚴復集》對中國近代啟蒙思想也頗多心得和研究，所以決定報考蔡先生招收的近代啟九九藏書蒙思想史方面的研究生。

意味深長的是，時間進入20世紀90年代末，蔡先生成了國內媒體的關注焦點，一篇《掃黑必先反腐》的文章，使蔡先生的研究走出了象牙之塔，蔡先生成了一位公眾人物，是人所關注的中國當代黑社會問題專家。憑我不時瀏覽的網際網路上刊載的媒體對蔡先生的報道，我覺得國內媒體對蔡先生的研究的認識有很大偏頗之處。前文已經稍稍涉及秘密社會話語的起源問題，我覺得蔡先生關於天地會起源的考證等研究，其實是要把作為歷史現象的秘密社會和作為歷史敘述的秘密社會區別開來。被稱為秘密社會的民間結社，其形式和性質各異，它們之所以廣泛地存在於中國社會，是由中國社會的多樣性所決定的，歷史敘述中的秘密社會，無論它是出現在正與邪（正統和異端）還是科學與迷信、近代與傳統、革命與反革命的語境里，可以說無一不是意識形態的產物。當我們使用「秘密社會」一語時，應當把「黑社會」和「秘密社會」區別開來，秘密社會在過去的中國歷史上雖然有干舊政府的禁令，但未必就是犯罪組織，而黑社會在今天的中國就是違法犯罪的組織。蔡先生既是秘密社會問題的專家，又是黑社會問題的專家，二者有關聯，但並不完全是一回事，歷史和現實更不是沒有曲折和斷裂的線性關係。有些媒體將二者混為一談，則不但有損於蔡先生在中國秘密社會研究上的地位，而且是給眾多的中國民間秘密社會組織、進而是給中國歷史抹黑。作為研究中國秘密社會歷史的後學，對於媒體的片面炒作，我深以為懼。

（四）第四個時期（1874—1894）是長江流域哥老會反「洋教」時期。對這一時期哥老會與教案的關係，蔡先生考察了1891年的長江教案和四川余棟臣的反教活動，會党參與和發動教案是民眾對半殖民地化進程的反彈，透顯出會黨群眾民族意識的覺醒。

秘密社會研究是中國社會史研究領域里的一朵奇葩。蔡少卿先生長期從事中國秘密社會史研究，是蜚聲海內外的中國秘密社會和黑社會研究專家。

1984年9月，也就是我剛剛進入大學四年級的時候，我決定報考研究生。在南京大學歷史系眾多的著名學者之中，我選擇了報考蔡先生的研究生。當我把這個想法告訴了一位已經上研究生的同學時，這位同學對我說，蔡先生是著名的會黨史專家，每年從世界各地和全國各地來到蔡先生門下學習的學生和學者為數眾多，如果進入蔡先生的門下，必定會有很大的收穫。然而，我選擇報考蔡先生的研究生並不是要研究會黨史／秘密社會史，而是要研究近代啟蒙思想史。

20世紀70年代末，繼「文化大革命」結束、中國學界開始「撥亂反正」后，蔡先生迎來了自己的學術春天。蔡先生連續發表了大量秘密社會方面的論著，在繼承和創新的基礎上，構建了其關於秘密社會研究的體系。這個體系以第一本中國會黨史專著《中國近代會黨史研究》為起點，以《中國秘密社會》（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為補充，對秘密社會研究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力。

（三）第三個時期（1840—1874）是會黨紛紛揭竿而起的時期。

畢業論文我做得很苦，很不成功，但是我從中受益匪淺，首先養成了閱讀英文專著和資料的習慣，其次開始關注國際中國學的動態。20世紀80年代中期，在中國近代史研究領域里，能夠閱讀外文資料的教師很少，指定學生閱讀外文資料的教師更少，這方面蔡先生堪稱楷模。現在我的學術論著雖然大多是以日語寫作的，但是我仍然保持著大量閱讀英文專著和資料的習慣。

《中國近代會黨史研究》主要是研究秘密會黨的歷史，對於秘密宗教問題沒有做專題研究。如果不寫秘密宗教，單單寫會黨，還不能構建中國秘密社會的整體像。有鑒於此，蔡先生又完成了一部《中國秘密社會》的著作，更全面、更深入淺出地介紹了整個中國秘密社會的全貌，至此，學界又有了一部完整的秘密社會專著。通過這兩部專著，蔡先生構建了自己關於秘密社會的研究體系。這一研究體系在他主編的、由江蘇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國秘密社會叢書」中又進一步得到了鋪展和體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