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主持該項研究時，先生年事漸高，雖然事必躬親，但畢竟無法面面俱到，所以，該書系分工合作完成，有些地區的土匪未能兼顧；有些專題內容未能涉及；有些學術成果（如台灣方面）未能加以吸收；因為客觀條件的限制，在資料收集上還有欠缺；人力不齊造成出版延誤。尤其是前幾種因素，在該書將來有機會重版時，很有必要改正。指出這些，也是為他人深入研究提供借鑒。

20世紀80年代，中國開始撥亂反正，在史學界，社會史研究勃然興起，人們也開始注意到素被忽視的土匪問題。貝思飛的著作以民國土匪為對象，無疑給了我們更直觀的借鑒。

「土匪」是一個很籠統的稱謂，不同的時代或同一時代不同的階級和階層所指的土匪的內涵不盡相同。不過，在一般人的心目中，總是將「土匪」與「盜賊」相提並論，凡強行劫掠或竊取他人財物、為非作歹的人，依其情節之輕重，或稱其為匪盜，或稱其為竊賊。匪者，非人之謂，在匪字之前冠以「土」字而稱土匪，意指本地之匪，或在本地活動的盜匪。其實，土匪並不限於本地人，他們的活動常常也不限於本鄉本土。

三、幾點評說土匪是民國時期的一個嚴重社會問題。它不僅人數眾多，分佈面廣，而且還擁有自己的武裝和根據地；在許多地方，它還左右著當地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生活，形成「官匪分治」的格局。土匪之中雖不乏劫富濟貧、伸張正義的綠林好漢，但多數匪幫紀律鬆弛，所過之處洗劫一空，給人民帶來無窮的災難。

2000年，我在與先生合作的一篇關於中國工人運動與幫會的關係問題的文章中，就有關研究的可行性提出：（1）文獻資料不斷結集出版，研究力量漸趨成熟；（2）國外的研究為我們提供了借鑒；（3）可以將幫會史的研究成果引入工運史研究；（4）我們已經具備了學術研究的大環境。這幾點意見也可成為推動民國土匪研究的參考。當然，有些基礎工作如資料的整理還需要投入相當的人力物力去做。

1969年，英國歷史學家、農民學家埃里克·霍布斯鮑姆出版了一本題為《土匪》的專著，這是以他的早期著作《原始造反者》（1959年出版）中的一章的主題擴充而成的。儘管該書篇幅不大，但其開拓性的研究確立了土匪問題研究的角度、方法、範圍和體系，成為後來研究土匪活動的學者的指南。

2．深入研究的可行性。多年來已發表的關於民國土匪的論著，可謂寥若晨星，而且令人感到不滿的是，近十余年來，一些書商為了牟利，拼湊土匪、娼妓、黑社會等地攤小書，嚴重干擾了學術研究——有些關於土匪問題的書甚至直接抄襲蔡著。這種狀況當然是需要著力加以改變的。不僅是限於政策與機制層面，學者們也應該做出自己的努力。

3．蔡著《民國時期的土匪》存在的缺憾。蔡著的開拓意義與成就自不待言，由於主觀客觀方面的原因，其中還存在一些不足，本著「不為尊者諱」的史訓，在這裏採擷二三。

這裏以「土匪」的定義為例。

今日，先生福臨高壽，學術生命長青，作為弟子，撫今追昔，鋪陳一二。在先生涉及的諸多研究領域中，土匪問題不能忽略；在先生諸多傑出的研究成果中，1993年由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的《民國時期的土匪》一書不能不細說一番。

為了了解這三本著作前後相沿、不斷創新的脈絡，下面先列出三書的目錄。

年輕人為越南人民的行動所激勵，他們懷疑現狀，開始尋找審視世界的新方法。隨之在西方學術界也出現了一種新氣象，他們不再帶著「男性偏見」只關心歷史競爭中的成功者，他們也開始平等地注意失敗者，以及那些對「正統」社會不適應的人們。他們不僅注意研究運動，而且關注個體；既研究成功者，也不放棄失敗者。正因為如此，貝氏認為，雖然土匪在中國歷史上常被視為「壞分子」但土匪活動往往是他們面臨險惡環境所作出的一種合理反應，恰恰是那些「可敬的人們」逼迫這些「壞分子」為匪的。正是從這種意義上，他把土匪放入歷史長河進行考察，認為土匪反抗獨裁統治的傳統源遠流長，土匪既創造英雄業績，又干出醜陋勾當。這種客觀認識恰恰是一種唯物史觀。https://read.99csw.com

1．研究民國土匪的必要性。社會歷史是一個整體發展的過程，歷史的發展變化是由各種力量造成的。社會上層與社會下層，統治者與被統治者，正義行為與非正義行為，進步因素與落後因素，都在社會發展過程中表現了各自的作用，各種因素相互作用，形成一種合力，對歷史的進步、倒退與停滯產生了直接的影響。先生認為，著手對民國土匪的研究，是民國史、社會史研究的一個重要課題，對於開拓史學研究領域，從多方面揭示民國社會的本來面貌，更全面地說明民國歷史進程和發展規律，具有積極的作用。西方史學界在早期也只是注重研究政治史、軍事史和領袖人物，在20世紀20年代法國年鑒學派產生以後，才開始注意對經濟史和文化史的研究，到20世紀60年代以後，又把視線轉移到普通民眾、下層社會與社會運動，一步一步地深入到社會的各個層面。

20世紀80年代，中國社會充滿了活力。在史學界，文化史和社會史研究異軍突起，中國秘密社會史研究于中也成為一座引人注目的重鎮。先生早年的天地會起源研究及當時的多項開創性研究，在國內外學術界引起了廣泛回應。正是在這樣的氛圍中，我在先生的教導指引之下，開始了對秘密會黨、秘密宗教、社會反抗、盜匪問題、械鬥問題和江湖問題等重大社會現象的研究。

就民國土匪而言，他們本身的內涵色彩斑斕，光怪陸離，實為民國社會的一個縮影；其外延觸角繁多，與民國政治、經濟、軍事、社會等方面的聯繫十分緊密。比如，土匪與各種政治軍事勢力的關係，在相當程度上影響了民國史的進程。當時在各類性質的軍隊中，有相當一部分將領是從匪首起家的（如張作霖、張宗昌、陸榮廷、劉鎮華、孫殿英、王天縱等）軍閥軍隊的士兵來源，很多來自匪股。因時因地，軍隊與土匪是一對孿生兄弟，很多人時而為兵，時而為匪，兵匪相通，兵匪不分。匪股又是現成的武裝載體，各種政治勢力都在不擇手段地利用土匪武裝。這是民國軍事的重要特徵。因此，研究民國土匪，有助於更深入、全面地了解民國的軍事史。

在了解西方學術動態的過程中，值得一提的是先生對美國裴宜理教授《華北的叛亂者與革命者，1845—1945》一書的推介。裴宜理曾在南京大學訪學，與先生有師生情誼，目前甫從哈佛大學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主任一職卸任，《華北的叛亂者與革命者，1845—1945》一書是她的成名作，在國外學術界有很大的影響。裴著從地理學、人口學、人類學等學科的角度、方法對捻黨、紅槍會和共產黨領導農民鬧革命三大問題進行論述，給人以耳目一新之感。事實上，在後來貝思飛、蔡少卿各自的《民國時期的土匪》書中都引用了裴宜理關於土匪群體的三種基本類型的劃分模式：暫時性匪股（又稱「簡單的匪股」往往呈季節性，在小範圍活動；半永久性匪股（又稱「複雜的匪股」人數較多，持續時間較長，活動範圍較大；土匪軍隊，有成千上萬人的規模，往往控制一個相當大的地區，在一定的條件下可能釀成大規模叛亂。read.99csw.com

英國學者貝思飛1988年出版的著作《民國時期的土匪》被西方學者推介為「關於民國土匪活動的第一部綜合專著」著名民國史專家易勞逸（Lloyd Eastman）教授評價道：「該書最精彩的部分表現在描繪土匪日常生活那部分：匪幫的組織構造、形式多樣的冒險活動、富有特色的黑話……貝思飛好像將我們引入了土匪的營寨，使我們不但看到了土匪這一社會現象，而且看到了土匪本身。」20世紀60年代末，在西方國家出現了一種新的治史態度，許多年輕的學者開始反對傳統的史學家僅僅留意大人物的做法，他們提出歷史學家主要應該關心普通民眾，因為正是他們構成了人口的絕大部分。當時還有一場運動風起雲湧，那就是越南人民的抗美衛國戰爭。

到底什麼是土匪？霍布斯鮑姆在《土匪》中開宗明義地寫道：「從法律上說，任何一群以暴力從事搶掠和襲擊活動的人就是土匪。從那些在城區街道拐角處搶奪錢財者，到有組織的、尚未被官方認定的起義者和游擊隊員，均屬此列。」

1949年以後的中國史學界研究農民反抗問題時持兩種態度，一是忽視或曰故意迴避，一是如美國學者穆黛安（Dian H.Murray）指出的：「在過去的幾十年中，中國學者對於幾乎所有的國內動亂一直都抱著一種僵化的觀點，即視之為『正義性質的農民起義』和導致1949年共產主義勝利的原始革命傳統的真正動力。這一習慣導致了一種將各類動亂的政治性質戲劇化的傾向，甚至將最原始形式的騷動也視為不同程度的自覺反抗清政府的起義先聲」。

下面說三個問題：一、問題的切入；二、取得的成就；三、幾點評說。

1987年和1988年，歐美學界出版了兩部關於盜匪問題的優秀著作，一部是美國穆黛安的《華南海盜，1790—1810》，另一部是英國貝思飛的《民國時期的土匪》，這兩部著作的開拓性價值自不待言，即便是其中的研究角度、研究方法、對研究對象的評價，都是很值得人們重視的。當時，先生要求我組織各位同學把貝氏著作逐章翻譯出來，放在課堂中加以討論，穆氏著作則由我獨https://read.99csw.com立翻譯。

概括起來，土匪就是超越法律範圍進行活動而又無明確政治目的，並以搶劫、勒贖為生的人。

我至今仍然清楚記得當時的讀書情景——每周由我將霍氏《土匪》中的一章翻譯出來，上課時大致介紹，其他同學展開討論，最後由先生加以點評。課堂氛圍之熱烈、融洽，至今回想猶如昨日。

一、問題的切入土匪問題是近代中國一個無可迴避的事實，其影響從鄉村蔓延到城市，從下層推演至上層。土匪活動不僅是社會矛盾的一個焦點，而且土匪成了各派政治勢力競爭的對象，反動勢力利用過他們，進步勢力也爭取過他們。對於這樣一個重要的社會問題，以往人們只是注視它和議論它，很少有人能透徹地了解它和科學地解釋它。因此，有關土匪的一些基本問題，諸如究竟如何給土匪下定義？什麼人充當土匪？土匪組織的內幕如何？土匪猖獗的原因是什麼？土匪活動的規律、特點和結局如何？土匪的文化內涵有哪些？土匪與民主革命又是什麼關係？等等。針對如此撲朔迷離的史學難題，20世紀80年代中期，先生在會黨研究告一段落時，決心以民國時期的土匪為對象展開研究。

這一歸納可謂簡明扼要。

從目錄上就可看出，這三本書在視角、理論、方法上是不斷推陳出新的。由於蔡著與貝著題目、對象一致，這裏重點談談兩者的異同。

（3）他們的行為雖然是對現實的抗議，在客觀上具有反社會性，但他們又缺乏明確的政治目的；

（4）他們脫離生產，暴力搶劫和勒贖是他們生活的主要來源。

（1）他們來自農業社會，是農村社會周期性饑饉和嚴重的天災、戰爭等的直接產物，為了不被餓死，他們結夥武裝起來，為所欲為；

1988年，我從蘇州一家飯店的服務員崗位考取了蔡少卿先生的研究生，1999年，我在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獲得博士學位后，又到先生門下做博士后研究，至2002年出站，其間，絕大部分時間都在南京，親沐先生教澤，前後凡14年矣。這些年來，如果說我本人從一個史學研究的門外漢到粗粗領略史學三昧，在中國秘密社會史、中國社會史研究領域取得了一點成就的話，那麼，與先生領我進門、時時耳提面命是分不開的。

這是一個比較寬泛的定義，霍氏認為歷史學家和社會學家在進行土匪問題的具體研究時，是不能用如此粗略的定義的。因此，他在《土匪》一書里，又對社會土匪、羅賓漢式的俠盜、原始反抗者和具有恐怖色彩的復讎者等各類土匪作了具體的考察和概括。繼霍氏之後，安東·布洛克（Anton Blok）、安東尼奧·西爾維諾（Antonio Silvino）、貝思飛（Phil Billingsley）等也發表論著，各抒己見。其中，貝思飛的觀點與霍氏大致相同。他認為，真正的土匪是「越出法律範圍活動而又不反對制度」的人。

參照以上各家之論，先生結合中國土匪活動的實際情況，認為土匪是這樣一群人：

同樣，研究北洋軍閥、西南軍閥和國民黨新軍閥，研究偽滿政權、偽蒙政權和汪偽政權的歷史，也都離不開對土匪的研究。更不用說，對土匪這一社會現象的研究，對於審視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國社會的內在矛盾，剖析其深層的社會危機、經濟危機和政治危機，揭示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統治必然崩潰的趨勢，有著更深遠的意義。

20世紀80年代初，先生髮表了題為《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會黨問題概述》的長篇論文，後來收入其代表作《中國近代會黨史研究》（中華書局，1987年版）中。該文雖然是以會黨問題為研究對象，但在其中已hｔtｐｓ://rｅad.９９csｗ•com經多方面地提到了土匪問題。1985年至1986年，先生利用在歐美講學訪問之機，系統閱讀了當時國內尚不易見到的《時報》、《順天時報》和《北華捷報》（North China Herald）等報刊資料，並做了大量的摘錄和複印工作。1988年我考取研究生時，先生正在著手對民國時期的土匪進行系統研究。當時我親身參与了其中的幾件事，一是收集整理國外有關土匪研究的學術論著，了解學術動態與觀點（當時國內的研究幾近闕如）；二是以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為重點，全面收集有關資料；三是對相關地區的土匪展開研究。這裏集中談第一點。

我本人作為參与蔡著的一名主要寫作者，在十余年以後，回顧當年的研究，覺得總結正反兩方面的經驗很有必要——這些年來國內學界存在的弊端可謂多多，每出一書，作者不免自得，旁人也總少不了溢美之辭。先生對於學術研究，一向嚴謹求實，即使是對天地會起源的研究，他也從來不故步自封。先生在《民國時期的土匪》一書出版后，曾多次與我談起研究這一課題的必要性、可行性和該書存在的缺憾。這裏不揣冒昧，略加記敘，以為後來研究者借鑒。

霍氏《土匪》最富有意義的是提出了「社會土匪」（social banditsor social banditry）的概念。這一概念的內涵和外延十分豐富，比如，我們時常認為，革命者利用土匪是因為他們身上含有濃厚的革命色彩，但霍氏認為，社會土匪活動的內在的局限使它的革命性變得很小：「作為個體，他們算不上政治的或社會的叛逆者，更不要說是革命者了；作為農民他們拒絕服從……一般說來，他們只不過是他們所身處社會的危機和矛盾的象徵……因此土匪活動本身並非是一種改善農民社會的進程，而是在特殊環境下逃避社會的一種自救形式。」對這種觀點，同學們互相辯難，先生則結合資產階級革命黨、共產黨與會黨、土匪的關係作了生動的解說。

貝著與蔡著均以民國土匪為研究對象。貝著的特點在於繼承霍著的觀點、方法，對民國土匪做了開創性研究，其成就已如眾多書評所指出。後來者是全盤繼承還是獨闢蹊徑，這顯然是一個不得不考慮的問題。先生認為，在觀點、方法、理論等方面應該對霍著、貝著有所批判繼承，在體系、結構、內容等方面則必須有所創新，而且，由於我們掌握的資料豐富，可以對各個地區的土匪活動特點加以比較完整的歸納整理。實際上，從現在面世的蔡著中也可看出，民國時期各個地區具有代表意義的土匪活動已經被基本勾勒出來。不僅如此，先生在由他親自撰寫的前面幾章中，對民國土匪的基本內涵和外延提出了獨到的見解。

簡言之，蔡少卿先生對土匪問題的研究在當代中國史學研究中佔有重要的一席。

蔡著面世后，在史學界得到了廣泛好評。儘管後來國內也陸續出版了一些類似著作，有的也有一定價值，但蔡著與貝著一樣，其開創性價值與學術意義是不言而喻的。

正是在先生這種認識的鼓勵下，我後來對清代以至民國的土匪問題展開了多方位的研究。

上述學術著作以及有關論文對於開闊我們的視野，借鑒國外史學研究的方法，起了很大的作用。先生一生的學術研究，正是在紮實的理論根底、豐富的文獻資料基礎上，充分了解、吸取國內外學術信息，運用縝密的邏輯論證展開的，所以他取得的成就往往具有國際意義——2001年8月，先生榮獲著名的「弗雷德里克·密爾頓·特雷什高級研究獎」。九-九-藏-書

二、取得的成就蔡少卿先生主編的《民國時期的土匪》由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在1993年出版，至此，蔡著與英國霍布斯鮑姆（Eris Hobsbawm）的《士匪》、貝思飛（Phil Billingsley）的《民國時期的土匪》三足鼎立，構成了一道獨特的學術風景線。

先生為我們開的第一門專業選修課是「外國學術名著選讀」當時，先生選了四本書，即英國霍布斯鮑姆（Eric Hobsbawm）的《土匪》、貝思飛（Phil Billingsley）的《民國時期的土匪》、美國穆黛安（Dian H.Murray）的《華南海盜，1790—1810》和裴宜理（ElizabethJ.Perry）的《華北的叛亂者與革命者，1845—1945》其中以霍氏的《土匪》為重點。

民國時期的土匪問題，也是新民主主義革命中面臨的一個實際問題和政策問題。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人民軍隊，為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最大限度地孤立和分化敵人，奪取反帝反封建革命的勝利，曾經對土匪、幫會問題做過系統的研究，併為正確處理這類問題做過堅持不懈的努力。對民國時期土匪的研究，也有助於人們更全面和深入地去研究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歷史，探討和總結革命運動在認識和處理土匪一類遊民階層問題上的經驗教訓。

貝著：一、導論；二、民國時期土匪活動概況；三、河南土匪個案研究；四、誰會當土匪？五、匪股的生成；六、土匪的生活和期望；七、土匪、政權與老百姓；八、中國成為土匪世界；九、土匪與革命；十、結論。

蔡著：一、什麼是土匪；二、什麼人充當土匪；三、土匪組織的內幕；四、東北馬賊；五、蘇魯豫皖地區的土匪；六、湘鄂贛地區的土匪；七、雲貴川地區的土匪與袍哥；八、閩浙兩廣地區的土匪與海盜；九、太湖運河地區的土匪與鹽梟；十、西北邊疆的土匪；十一、土匪與革命。

（2）他們的存在和活動不為國家的法律所允許；

眾所周知，土匪並不是中國特有的社會現象，差不多在世界各國都是存在的。在新中國成立以前的中國，也不是在民國時期才有土匪，而是古已有之。但是，民國時期的土匪以其人數之眾多、影響之廣大、分佈之普遍、組織程度和武裝水準之高，為其他時代所未有，而且它的存在和發展又同民國相始終。這一切都成為一種頗為特殊的社會現象。這是清末民初以來一個十分嚴重的社會問題，從一個方面反映了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國的社會危機的嚴重化程度。以往，半個多世紀以來，我國對民國土匪的歷史有過不少記載，但史學界對此卻沒有做過深入的研究，寫出一本較為系統、完整的專著。

研究民國時期土匪的主要目標，在於揭示土匪這一社會群體在民國史上的生存、發展、演變及其在歷史進程中的作用，探索產生這一社會現象的內因、外因及內在規律，使人們科學地認識這種社會病態和社會弊端以及消除這一現象的正確方向。

霍著：一、什麼是社會土匪?二、誰會當土匪?三、俠盜；四、復讎者；五、海杜克；六、土匪的經濟與政治；七、土匪與革命；八、剝奪者；九、作為標誌的土匪；附錄、女人與土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