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們的友誼中，蔡教授當然沒有忽略學術方面。他給我介紹了許多關於中國秘密社會及其與農民運動關係的有用資料。他將自己從第一歷史檔案館手抄來的資料與我分享。從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他為我找來了一套關於民國時期白朗起義的資料，當時這套資料還未公開出版。他還為我解釋中國學者之間的一些爭論，比如關於天地會的起源和性質、哥老會、白蓮教，以及晚清和民國時期其他秘密結社和秘密教門。

在南京大學訪學一年，留下了許多強烈而有趣的記憶，其中最令人難忘的，恐怕還是1980年春，我與蔡教授同去安徽淮北的那次田野旅行。1978年我在密歇根大學通過答辯的博士論文，做的就是淮北的農民起義及其與共產主義革命的關係。但在我寫博士論文的時候，美國學生還不可能訪問中國大陸，因而我九*九*藏*書的研究是在台北（利用明清檔案、國民黨檔案和調查統計局檔案）和東京（東洋文庫和東京大學）進行的。幾年來，我一直夢想著有機會訪問自己論文所關注的皖北地區。這一夢想在1980年變成了現實，因為蔡教授非常慷慨，同意陪我去淮北做一次實地調查。那次訪問的地方當中，蚌埠、渦陽和蒙城還未正式對外國人開放。在蚌埠，我們訪問了治淮委員會的官員，了解水利給皖北鄉村帶來的變遷。在蒙城和渦陽，我們訪問了農民和當地的史學工作者，了解有關該地區自19世紀中葉捻軍起義直至民國時期的農民叛亂的民俗傳統。我們還欣賞了地方戲劇演出，以獲得對該地區大眾文化的更清晰的感覺。由於當地大多數農民以前從未見過外國人，我們那次訪問引起了當地人極大的興趣。ｈttｐｓ://reａｄ.９9csw•ｃｏm有好幾次，我和蔡教授不得不從眾多圍觀者中奪路而「逃」。

在整個行程中，蔡教授都是研究和旅行方面的極好搭檔。我無法向當地人表達自己的意思時，他便接過話頭，將我的意思表達得更明白。有時候，當地的被訪者不願意回答我的問題，蔡教授便鼓勵他們，使他們的態度變得更友好。他盡量使我弄懂所討論的內容，為我指點許多有趣的沿途景點。我簡直想象不出，還有哪位老師比他更細心、更周到了。幾年以後，蔡教授再度陪我去皖北時，這種感覺依然一樣——這是一次難忘的旅行，去的是鳳陽縣，調查當地新近實施的農業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對於我來說，能夠觀察中國鄉村的局部地區，這是非常難得的機會，因為外國人還無法輕易訪問這些地區，它們也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這些地區確htｔｐs://reaｄ•99cｓｗ.ｃoｍ實非常貧困，但它們非常自豪于以往的歷史——作為改革開放的破曉階段，併為自己未來的可能性而激動。

那時候在中國，外國人還較少被邀請到私人家裡去，因而南京大學的外國留學生和訪問學者，都非常羡慕我有這種機會，能在這些愉快的場合與蔡教授及其家人進行非正式的交往。

我與蔡教授的友誼基礎，不僅僅是我們在中國的許多討論和旅行，還包括他在魯氏基金會資助下，在華盛頓大學度過的一年時光（當時我還在該校任教）這一年裡，蔡教授選修了幾門課程（包括我開設的一門關於農民政治的課程）努力提高英語水平，藉助圖書館進行研究工作。他還周遊美國，在各個中國研究中心發表演講，並且——或許也是他最難忘的——品味了一陣美國田園生活。通過這次以及隨後對美國、日本、澳大利亞和歐洲的多九九藏書次訪問，蔡教授為他在南京大學的學生們帶回來了許多信息，使他們得以了解國際學術界最新的研究方法和路徑。他將中國和外國學術傳統中的精華結合起來，把南京大學的社會史學科建成了著名的研究生培養基地，出版了一系列傑出的成果，在國際學術界贏得了高度聲望。

他和他的夫人潘女士，多次邀請我到他們家裡，在無拘無束的聊天中度過了許多個美妙的傍晚。

剛到南京不久，蔡教授就成了我的良師益友。

蔡教授自己的研究，由於開創性地運用了原始檔案和其他檔案材料，視野開闊（跨越了幾個世紀，涉及秘密會社、民間宗教、農民叛亂、勞工運動、土匪以及中國近代社會史上的其他許多重大問題）分析熟練而富有新意，自然聞名於國內外。但與一些閉門造車式的學者不同，他非常樂於與別人分享自己的知識。這些年來，我自己（關於中九*九*藏*書國勞工運動和農民叛亂）的研究取得了很大進步，離不開他在資料和闡釋上耐心而睿智的指導。蔡教授的鼓勵，不斷燃起我對中國社會史的研究熱情。有蔡教授這樣一位良師和老友，是我莫大的幸運。

我認識蔡少卿教授，已經23年了。第一次相識是在1979年秋，其時我剛到南京大學，做為期一年的訪問學者。那是改革開放以後中美兩國恢復學術交流的第一年，並且令人高興的是，作為華盛頓大學一名年輕的助理教授，我有機會在太平天國運動及其與秘密社會的關係這一領域開展研究工作。南京大學周到地為我安排了兩位博學而得力的導師：一位是蔡少卿教授，指導我研究秘密社會；另一位是茅家琦教授，指導我研究太平天國運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