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歷史學界，先生是一個視野開闊的學者。1985年9月下旬，先生應邀赴美國華盛頓州立大學講學並研究。10月5日，先生來信說：「從各方面的感觸，使我認識到，中國必鬚髮奮圖強，急起直追。我們的科學事業要飛速發展，我們的知識面要擴大。」

先生對學生學習方法、態度的要求也是非常嚴肅的。1986年5月1日，先生來信，要我轉告諸位研究生，「要及早注意論文範圍，收集資料，不要脫離實際空想研究方法」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先生是「文革」以後較早注意國際學術動態，較早主張學術精品的學者之一。先生的這些學術觀念還貫穿在對學生的日常培養之中。有一次，他和孫江、李子龍、何練生、杜景珍、朱槿諸同學討論問題，我也在場。有同學不接受其他同學的意見，當場頂撞起來。先生非常生氣，毫不客氣地給予嚴厲批評。事後，他對我說：做學問切忌目中無人，年輕人有這樣的苗頭抓一下是有好處的。先生的嚴厲態度可能有讓年輕人一時難以接受的地方，不過如果吃過了做學問的甘苦，真正知道了山外有山、天外有天的道理以後，才會體會到先生的用心。先生不僅要求學生誠實做人，在他的為文為學之中，也非常注意以身作則。在他的《中國近代會黨史研究》一書中，有一段引自《知新報》的史料，為中山大學歷史系譚棣華同志代為抄自廣州中山圖書館。他特地在註釋中如實地加以說明並致謝意。這是一件很細小的事情，本來不值得說什麼，但是面對時下文抄公滿天飛的現實，似乎小處所見者也甚大。

20世紀80年代後期以來，先生除了繼續致力於秘密社會史的研究和教學以外，還花費了相當精力推動近代社會史的研究。

在先生的耳提面命之下，我走到了今天的境地。我追隨先生讀書，先生給了我長見識、長學問、長才幹的機遇。先生對我的垂愛，是我生命中的一種緣分。只可惜由於我天生笨拙，不能深刻領略人生的真諦，不經意的地方甚至可能有辜負先生厚望之處。作為他的學生，我本當為先生做更多的事情，但是限於周圍的環境和風氣，無論先生自己還是我，都不免疲於招架之感。這種狀況下，就我個人而言，內心總還感到非常有愧。趁著先生七十華誕的機會，我衷心祝願先生和師母健康長壽，我相信先生的學術精神必將隨著他的學生的代代相傳而永葆青春。

社會史研究是先生一貫致力於研究秘密社會的一個自然的延伸和擴大。80年代中後期，先生在美國的時候，就系統地閱讀了《時報》、《順天時報》、《北華捷報》等報紙，複印了許多資料，這是他主編《民國時期的土匪》一書的起因。這本書最早列入浙江人民出版社的社會史從書，後來由於種種原因——大約涉及當時認為有點敏感而實際純屬學術範圍的問題，出版社支付了一半稿費，改由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今天，它仍然是該領域的必讀書。1986年以後，社會史研究正式展開。1987年3月27日，先生主持召開了本校中國社會史研究論證會。副校長余紹裔、學報負責人蔣廣學、哲學系宋林飛及本系師生23人出席。先生在會上介紹了西方學者關於社會史定義和研究對象的認識。他指出，研究社會史，不僅要運用歷史學的研究方法，還要借鑒社會學、人類學、民俗學、民族學等多種學科的理論與方法。會議一致認九*九*藏*書為，開展社會史研究可以促進史學改革，推動社會科學邊緣學科的發展，揭示歷史演變的真實過程和發展規律，還有助於我們準確認識國情、民情，為現代化建設提供借鑒。會議建議成立社會史研究室，開設社會史課程，作好規劃，與其他高校相關研究機構建立聯繫，進行合作。余紹裔副校長表示學校將給予大力支持。

直到會議即將開幕，他還在為多籌集一點錢而找人。除了繁重的事務，他還無微不至地關心著陳旭麓教授的生活。會議期間，為了保證陳教授的休息，減少他的活動，只安排他作了一次講話，其餘時間在賓館里看一點材料，以保證一種輕鬆和休閑的狀態。先生每天都去陪陳教授坐坐，聊聊天。他仔細記錄了陳先生的報告，後來又將其收入在會議論文集。在這些事情上，體現出先生是一個非常重情義的人。

無錫會議得到了省社聯副主席胡立鋒先生和無錫市社聯主席華祖春先生的大力支持。無錫會議與會代表60多人，討論了江蘇省的民俗、傳統學術、社會團體、地方史、外國傳教士、當代社會經濟等問題。我和徐梁伯教授於3月份專程赴錫落實了有關問題，但會前卻生病住進了醫院，未能參加。

《文匯報》、《新華日報》、《南京日報》、《揚子晚報》等媒體作了報道，認為會議「基本上反映了目前國內和國際中國秘密社會史的研究水平」會後校外事辦公室的同志說，你們的經費如此緊張，但會議卻辦得如此有水平，真正出乎我們意料。多年以後，省社科聯學會部還有同志對我說，當年的會議給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是一個成功的典範。1995年，社會史學會被評為江蘇省社科聯先進學會。

我認真推敲，竟直接在他的稿子上改了一句。文稿說，希望與會學者本著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精神開展學術爭論，在有關問題上通過爭論求得一個統一的結論。我主張通過爭論求得學術進步而不必強調取得統一的結論。先生欣然同意。對一個晚輩也許並不正確的意見，先生是如此從善如流。另外，先生還將一些研究生的論文初稿讓我先看，而我從來都是直接在稿子上批語、修改、刪節。先生對於類似批改，從來十分支持。先生至今，培養了那麼多碩士、博士，許多人在學術界已成棟樑之才，博士論文出版發行者有幾十部之眾，先生的德行哪裡是言語可以表達的？我和先生相處十多年來，他在學生面前商量事情提到我，從來都稱李老師而不稱小李或者直呼名字。多次有同學告訴我，說蔡老師常誇你是一個十分聰明、能幹的人。不光私下談話，先生在1996年6月19日的一份材料中，還寫了「是我的同事，也是我的助手，有很強的科學研究能力和組織才幹」這樣的薦辭。說來非常慚愧，大約也只有我自己才明白我的愚鈍。先生對我的誇獎，除了鼓勵的意思以外，也是在同學面前表示對我的信任。在這裏，還要提到師母潘先生。她是「文革」前北京大學法律系的研究生，後來長期在江蘇省法律界工作，是一個專家型的法律界前輩，一個正直、細緻、很有水平和事業心很強的長者。無論當面還是電話里，她從來都稱我李老師，我曾經要她喊我小李，但她未肯改口。先生夫婦對我的格外尊重，是他們平等、厚道的高尚人格的體現。由於先生的注意，我和他的許多碩士、博士，例如孫江、朱槿、杜景九_九_藏_書珍、李子龍、劉平、吳東生、朱同友、蔡勤禹、黃建遠、彭邦富、劉才賦、張寶明、朱俊強、孔祥濤等人，多年來始終保持著良好的師生加朋友的關係，甚至朋友的成分還要多一些。先生對我現在的碩士、博士生也一樣關心有加。我的學生孫先偉，由於他的推薦得以去公安大學任教。先生不僅有德於我，而且惠及我的學生，這是我永生難忘的。

在我和先生18年的師生關係中，最讓我難以忘懷的是先生的誠懇和寬容。記得1989年我想申報副教授，他親自來到二號新村我的家中，如實地對我說，今年的名額非常緊張。我是評委，但是不能投你的票，希望你理解。1990年冬天，先生因病住進了省人民醫院，但是對我的職稱問題仍然非常關心，我的問題得以順利解決，凝聚著先生的關懷。先生在許多情況下都為我考慮，為我說話，甚至後來在我的博士論文答辯的時間問題上都費盡心機，這些恩德都是永遠無法報答的。我是一個率性的人，過去為先生做事從來不拘小節，而他從來都非常大度。大約是1990前後，先生決定組織研究生們撰寫《民國時期的土匪》一書，因為他身體有病，要我為他做一些組織和全書的統稿工作。經過仔細考慮以後，我提出了三條建議：第一，所有作者都署名；第二，稿費按實際寫作數量分配；第三，我統稿時無論刪誰的初稿均不得有異議。沒想到先生馬上非常高興地表示贊成。之所以要提這些條件，是因為集體寫作必須妥善處理好署名和稿費問題，尤其是在內容上必須有統一的觀念、構思和文風。我的第三條原意只是針對研究生和年輕教師，在我的思想深處從來也不敢想改先生的文稿，所以認為刪改稿件自然不包括先生本人的文稿。先生的謙虛和博大令人難以想象。後來這本書的處理完全遵守這些原則。書的出版時間是1993年5月，實際拿到書和稿費更晚一些。作者之一的孫江於1992年3月赴日留學，當我和先生商定預支稿費並託人轉交孫江同學之後，孫江十分感動。稿費數量不大，但是對於90年代初的貧窮知識分子，尤其是年輕知識分子來說，倒還真有點雪中送炭的味道。

先生的這一席話使我終生難忘。從1977年留系教書至此時已有8年，我是一個害怕無謂糾紛也不願浪費時間的人，從來不想在把精力過多地花費在人際攻關方面，更不肯無原則地和什麼人攪和在一起，以什麼拉幫結夥的手段取勝。在我們這個時代的大學里，這樣的行為方式需要付出代價，多半可能會使自己成為一個自生自滅的邊緣人。但是我堅信應該一心一意地走自己的路，做自己想做的事。在一個比較長的時間里，我真的不曾希望會有人欣賞自己。先生屈尊來我家、對我的誠摯的關懷與愛護鼓舞了我的信心，使我意識到過去的選擇是有意義的。先生離開之後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靜，我也把先生的器重看做可遇而不可求的知遇。

我在教學中常常以此為例，告誡學生學問必須出之以誠，來不得半點虛假。有一次，某市的一位資深官員，拿一篇沒有發表過的講解詞申報研究員。第一次交給先生通信評審，當然無法過關。第二次有關部門主動來打招呼，被斷然拒絕。先生回答說，寫一份講解詞就能當研究員，我沒有聽說過。我想，由於對學術的執著，先生才顯得如此不通融。今天，人們對類似情況已九-九-藏-書經習以為常、見怪不怪，報載某大學膳食科科長也申報博導，先生的做法無論當時或者今天，可能都無濟於事，但是恰恰顯示了他的正直。在當下的知識界，尤其在我們周圍的環境中，這種正直是有還是沒有、是多還是少恐怕不是我的這篇文章可以說清楚的。

1984年10月，先生帶我去上海，出席上海師範大學歷史系承辦的第一屆中國近代秘密社會史學術研討會。這次會議上有機會結識了許多前輩學者和同輩的朋友。上海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魏建猷先生高大魁梧，豪邁而又平易近人。周育民、邵雍先生與我差不多同齡，他們誠懇而又能幹，現在是秘密社會史研究方面的中堅人物。我的朋友宋亞平當時是武漢大學歷史系王承仁教授的研究生，自此之後一直保持著很好的友情。他後來到湖北省政府當過秘書，也到廣州下過海，90年代讀了章開源教授的博士，如今在湖北做一個市的書記。這次會議讓我真正認識了先生的研究成果在學術界的地位。中國近代秘密社會史研究開始於20世紀五六十年代，「文革」中斷，這次會議實際上是「文革」后的第一次盛會。先生關於天地會起源於乾隆二十六年即1761年的觀點是1964年提出來的，會上成為爭論的熱點。先生似乎比較寬容地看待大家的不同意見，很少發表看法。但是後來繼續挖掘檔案、繼續爭論的結果，卻更加堅實地證明了先生當年的學術觀點是正確的。先生應邀在大會上做了一場關於中國近代秘密社會史分期問題的學術報告，報告的內容就是他後來出版的名著《中國近代會黨史研究》一書中「關於會黨史的分期」報告在與會學者中引起了強烈反響，普遍認為第一次把近代秘密社會的發展線索做了清晰的劃分，有令人耳目一新之感。會議期間，先生還應上海市歷史學會之邀作了一次學術講演。先生後來被推舉為中國會黨史研究會會長，真正是眾望所歸的結果。從先生的身上，我知道了一個學者必須以學問立身的道理。

在整個寫作過程中，先生每寫完一章，就立即讓人送給我。先生的本意，是像其他作者一樣交給我修改定稿。先生流暢簡潔的文筆，秀麗端正的字體，正確無誤的標點令人賞心悅目。我總是以此為例，告誡同學們讀書做文章應當努力追求如同先生一般的爐火純青。先生的文稿當然無須一絲一毫改動，但他的身為典範，卻是全書順利統稿的重要因素。這是一次成功的合作。1993年在南京召開第一屆中國近代秘密社會史國際學術研討會，會前一天，先生突擊寫他在開幕式上的講話，寫好后也是專門送給我徵求意見。先生是國內外知名的學者，他所寫的開幕詞高瞻遠矚、綱舉目張，固然沒有什麼大的地方可改。

說起我和導師蔡少卿先生的關係，應該不止18年。我於1973年進入南京大學讀書，記得先生也是這一年從江蘇鹽城市的一家工廠調來南大歷史系任教，如此算來已有30年。在我人生的道路上，30年的師生關係是生活不可或缺的內容。這裏，我只截取了1984年以來先生對我的教誨和我們之間的相處，因為這一段先生更直接也更深地影響著我的為人為學。

學報社會史專欄的推出、中國社會史叢書的出版和第二屆社會史研討會的召開，是我校社會史形成學科特色的重要標誌。先生為此付出了辛勤的勞動。學報推出專欄很大程度上是衝著他九九藏書的學術聲望而來的，而年輕人通過專欄得以嶄露頭角。叢書的基本思路、選題和作者，他也都認真考慮，決不馬虎。20世紀80年代的大學，經費來源單一，科學研究的投入相當有限，舉辦大型學術會議必須到處化緣。

大約1986年底或1987年初，先生要我去他家。他拿出了南開大學馮爾康教授的一封來信給我看。信中有對先生素仰其名之類的客氣話，主要內容是邀請我們共同推動社會史研究，建議我們承辦第二屆社會史討論會。馮爾康教授是一位卓越的學者，也有很強的活動能力。早在1986年，他們就發起並組織在南開大學召開了國內第一屆社會史討論會，從此固定地每2年召開一次會議，彙集了各個學科的專家，成為歷史學各領域中人氣極旺、備受關注的學術亮點之一。經過籌劃，在先生的主持和胡立鋒、萬仁元、馮爾康、儲鏡明、喬志強、趙清、王家范、餘明俠等知名學者的通力支持下，第二屆中國社會史學術研討會於1988年10月25日至29日在南京舉行，與會學者120多人。會議就社會史的定義、中國知識分子、近代城市的結構與管理、商人及其社團、秘密會黨、社會風俗等問題展開的熱烈討論，給所有與會人員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後來，《歷史研究》1989年第4期發表了先生在會上的主題報告和我寫的長篇綜述。會議期間，江蘇省社會史學會成立，先生擔任會長。著名學者陳旭麓教授就是在這次會議上讚揚社會史研究形成了「南蔡北馮」的局而，這既是對先生和馮爾康教授的肯定，也是對這次會議的肯定。

繼1988年的會議之後，先生又先後主持了1992年5月在無錫舉行的江蘇省社會史年會和1993年6月在本校舉行的第一屆中國近代秘密社會史國際學術研討會。

從80年代後期到90年代後期的大約十多年時間里，先生在社會史研究方面組織的這些活動，對於推動當代社會史研究，對於提高南京大學在這個領域的地位，對於培養年輕一代學者，具有不可估量的意義。

本文所以強調我和先生18年的關係，是因為1984年先生正式收我作他的入門弟子。大約是1983年下半年，我準備考研，為了照顧家庭，打算考本教研室中國近現代史專業。時隔不久，忽然傳說本專業已決定停招一年。聽到這個說法，我不免有些感到意外。在我思想上有些彷徨苦悶的時候，有一天，先生忽然來敲我家的門，他很懇切地跟我們夫婦說：「幾年來我反覆觀察，小李是一個讀書做學問有前途的年輕人。現在，我歡迎你來作研究生。」

「現在任何學科都帶國際性的，都要通信息，比水平高低，要吸收國外的成果。」

受先生之託，我有幸參与了有關活動的籌劃和落實，在專欄的組稿、叢書的組織和會議的會務方面做了不少工作，也受到了鍛煉。

在1984年以前，我與先生沒有很多交往。先生第一次給我留下比較深的印象大約是在1974年。有一次，先生在全系師生大會上作了關於嚴復的學術報告。事後不久，好像《新華日報》發表了先生這次報告的全文。1974年前後正是中國的高等教育和學術界處境艱難的時刻，極「左」思潮甚囂塵上，而先生的報告論點鮮明，分析中肯，說理透徹，同學們反響十分reａd.９９ｃsw•cｏｍ強烈。1975年初，我們參加江蘇省委工作組，到江都縣開展農業學大寨運動，先生也參加了，和胡守軍、姜元德等同學在一個組。他們和先生朝夕相處，親密無間。

學報表示將在次年開闢社會史專欄。這裏還要強調，學報蔣廣學教授、朱劍教授對我們的研究給予了重大支持。學報在1988年第1期、1989年第2期、1990年第3期連續3年發表社會史專欄文章。在1988年的專欄中，還發表了學報編輯部《要重視和加強社會史的研究》一文。文章介紹說，本期發表的一組論文，是歷史系社會史研究室幾位同志「根據他們正在撰寫的幾本中國社會史叢書的主題構思或某些章節改寫出來的」文章呼籲「有更多的同志來關心和從事社會史的研究」學報的這3期專欄，是在先生的號召之下，在蔣廣學、朱劍教授的大力支持、直接關心和組織下出版的。專欄的這些論文，在學術界引起了廣泛的注意，有比較高的轉載率，成為學報80年代後期至90年代初期具有競爭性的重要特色之一。這一點，不僅顯示了先生的高遠的學術眼光，也表現了蔣廣學、朱劍教授不同凡響的編輯素養。比學報社會史專欄更早一些的是中國社會史大型叢書的啟動。大約是在1987年，浙江人民出版社編輯汪維玲同志找到先生，商談合作出版社會史叢書的問題。汪維玲同志是一位非常在行、非常有責任心、也非常誠實講信用的優秀編輯。在她的支持下，先生主編的《再現過去——社會史的理論視野》一書於1988年10月出版。此書所翻譯的18篇論文，反映了西方學者關於社會史的理論思考和史學實踐，介紹了某些西方學者的成就，闡述了社會史與其他學科的學術方法的關係，是該領域的重要理論工具書。為了提交給1988年的第二屆社會史研討會，汪維玲同志以最快的速度完成出版，受到與會人員的熱烈歡迎，並對以後的中國社會史研究起到了重要啟示和推動作用。從1989年起，先生主編的中國社會史叢書陸續出版，一共20本。叢書比較完整地反映了中國社會史的歷史面貌，從制度、思想、法律、宗教、宗法、倫理、風俗、階層等各個方面分析了中國的歷史與社會結構。在八九十年代以來的叢書中，它的系統性、學術風格的統一性和作者水平，也都堪稱一流。

會議的組織也非常周密，重要事情先生和我商量解決，具體事務由我安排。與會學者的學術熱情、論文的高質量、爭論的熱烈程度，使會議的開放性、學術性達到了相當高的水平，獲得了輿論的廣泛好評。

中國近代秘密社會史國際學術討論會所以能報批成功，是由於先生過去在該領域積累了相當的學術成果，是我校學術研究的重要特色。會議於1993年6月1日至3日舉行，來自全國各地及日本、美國、澳大利亞、德國、韓國的專家學者近百人出席，其中國內學者近80人，國外學者18人，共收到論文60多篇。討論的問題涉及秘密社會的產生、發展及其活動規律；天地會、羅教、一貫道、紅槍會、青幫研究；秘密社會的作用；秘密社會與清末以來的統治政權的關係；秘密社會與國際黑社會的聯繫和區別等。由於先生在學術界的極大影響，由於與會的秦寶琦、赫治清、饒懷民、周育民、邵雍、馬西沙、韓秉方等學術界中堅學者的鼎力支持，會議的成功是有保障的。

這期間我和先生沒有接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