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少卿先生不僅是一個治學嚴謹的優秀學者，在日常生活中也是一個慈祥的父輩。留學生活是緊張繁忙的，當我感冒卧床、沒有胃口的時候，先生就親自給我熬米粥，勉勵我早日康復；在我感到疲乏、孤獨的時候，先生總是給我以關心指導，還常常親自下廚，給我做可口的中國飯菜。師母也經常特地為我炒制我非常喜愛的美味可口的炒花生，另外還有那些應時的新鮮菜蔬。回想起來，所有這一切如在眼前。在先生家用餐之後，我們一邊品嘗先生親手沖泡的中國名茶——西湖龍井、碧螺春，一邊進行著題材多樣的討論。先生有一個非常可愛、聰明的小孫子，長得很像先生自己，整天追隨在先生左右，我們也常常逗他玩，他天真的言行，平添了很多活躍的氣氛，大家都說他是我們的「開心果」總之，如果沒有先生這些無微不至的關懷與照顧，我真不知道要受多少挫折。

蔡先生同很多世界知名學者有著很深的友誼，這些學者經常拜訪先生，相互進行學術切磋。每當這個時候，先生總是儘可能地給我引見，讓我向這些大學者學習，同他們交流心得。同這些來自美國、加拿九_九_藏_書大、歐洲、日本等地研究中國近現代史的世界知名學者的交流，啟迪了我的思路，拓寬了我的視野，使我避免了故步自封與夜郎自大，也使我懂得了為學之理與為人之道。

1993年，我作為首批正式的韓國籍的中國留學生，開始了在南京大學的學習生活，直到1996年畢業。我之所以能夠順利地完成學習任務，離不開指導老師蔡少卿先生的悉心指教與幫助。由於蔡少卿先生高估了我的研究能力，給我提供了一個自由研究的機會，所以在攻讀博士學位期間，他先後推薦我到中國東北、日本等考察研究，廣泛收集第一手資料，接觸各方面的專家學者，了解學術動態，集思廣益，從而提高了我學位論文的水準。此外，蔡先生還鼓勵我關注與中國現代社會史密切相關的其他課題，對於我的有關在華朝鮮人慰安婦的研究給予了很多幫助。他認為對於在戰爭當中劫後餘生的慰安婦，用文字反映她們的痛苦，採集她們的證言，史料價值是很高的。

另外我還訪問了一批居住在武漢的朝鮮人慰安婦。通過這些活動，我不僅能夠整理收集了https://read.99csw.com大量活生生的訪談資料，還進一步地了解到因為日本的侵略對東亞造成的傷害，另外這些活動也使我對現代中國社會有了比較透徹的理解。

在我撰寫這篇紀念先生榮退短文之際，欣聞一則喜訊，國際學術界鑒於先生多年來在黑社會犯罪研究方面所做出的傑出貢獻，授予先生弗雷德里克·密爾頓·特雷什高級研究獎（Tth Frederic MiltonThrasher Award）在此我對先生表示誠摯的祝賀。作為先生的門生，我感到非常自豪，這是國際間對於先生研究能力與研究業績的肯定。

同時我也感到巨大的壓力，擔心自己不才，會損及師門的聲譽。為此我一定要百倍努力，力爭不負師門。

1992年，在韓國同中國尚未建立正式外交關係以前，我有幸訪問中國，當時兩國間還沒有直航班機，我是繞道香港前往中國的。我的碩士研究生學位是在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攻讀的，由於我的學位論文被評選為中國近現代史的優秀論文，我得到了一份數額較大的獎學金，由此得以前往美國、日本、中國大陸等地自由地從事學ｈttｐs://rｅad•９９ｃｓw•cｏm術訪問與研究。我認為要想研究好中國現代史，了解中國大陸的研究成果，收集相關的原始史料，是極其重要的。同時我還有一個目的，就是考察一下中國大陸的研究環境。南京大學是中國現代史研究的中心，我在這兒拜訪了世界公認的中國現代社會史研究的權威學者——蔡少卿先生，這次會面，成為我後來在南京大學攻讀博士學位的契機。

通過上述考察研究，我寫了幾本專著，分別在中國與韓國出版，另外有關慰安婦的調查也陸續為中國、韓國、日本的各種新聞媒體廣泛報道。對於日本人而言，通過上述報道，可以使他們了解歷史的真相，了解日本帝國主義發動的侵略戰爭給東亞人民所帶來的痛苦，從而使他們早日覺醒，以儘快解決歷史遺留問題。對於上述活動，蔡少卿先生總是竭盡所能地給予積極的支持，同時還教導我結合中國近現代社會，注意相互間的互動關係。如果沒有蔡先生的支持指導，我是很難在很短的留學期間完成上述工作的。

有時候，先生也給我們講他的過去，從他謙遜的言談中，我們知道了先生的人生歷程。先生在北京大學畢業之後不久https://read.99csw.com，就被下放到一個工廠勞動，儘管環境異常艱難，但先生並沒有向困難屈服低頭，頑強地堅持自己的信念，繼續從事學術研究，最終成為一代宗師。先生的言傳身教，使我受益匪淺，他使我明白了做學問的方法，同時也明白了怎樣做人的道理，另外也更深刻地認識了現代中國社會。

3年的留學生涯很快就結束了。在進行博士學位論文答辯的時候，先生不僅聘請了很多中國、也聘請了很多世界知名的相關學者對我的論文進行指導修改。在進行最後答辯的過程中，有很多權威學者參加，他們中肯的建議，使我順利完成了學位論文的答辯，同時對於我今後的學術道路也深有教益。我的學位論文在中國出版的時候，先生還親自給我撰寫了序文，講了很多勉勵、期望的話語。

這樣，在先生的關愛下，我結束了3年的留學生活，於1996年回到了韓國。當時在韓國的大學里謀一個正式的教職可以說比登天還難，但是我仗師門的關愛與栽培，回國后，很快就幸運地在韓九*九*藏*書國一所著名的高校獲得了正式的教職。

回國后，在信件與電話聯繫中，先生對我的關心一如既往。他親切的話語，溫暖的微笑，增添了我戰勝一切困難的信心。作為傑出學者的弟子，我一定要不辜負先生的期望，沿著先生開闢的道路不斷耕耘。不管未來遇到多少困難，一定要像先生那樣，保持一個學者的高風亮節，一心一意，埋頭苦幹，爭取取得更多的成果，以報答恩師的厚愛。

在中國的時節，對於我這樣一個從事東亞現代史研究的人員而言，有了很多從現實的角度接觸歷史懸案的機會。1993年初冬，我到中國后不久，因為一個偶然的機會，我接觸到一位在中國的朝鮮人慰安婦，儘管當時我對中國的實際情況的了解尚屬有限，一切都是陌生的。這名慰安婦在14歲花季少女時，被日本軍隊抓到中國充當慰安婦，在中國生活了56年。因為這個調查，我開始研究中國、韓國、日本等地的日軍慰安婦問題，同時為改善她們今天的處境進行努力。

今天，回首當年的留學生活，我非常感慨，同時也非常遺憾。當時應該多花些時間同先生在一起，向先生討教，但是當我意識到這個問題時，相互已經是遠隔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