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共爭取教育改造秘密社會的政策與策略各地武裝起義和秋收暴動后，鑒於敵強我弱的總態勢和敵人佔據中心城市的形勢特點，中共開始有計劃地先後向敵人力量相對薄弱的農村轉移，以保存和積蓄革命力量，開展土地革命，創建農村革命根據地，最後走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與此同時，農村中十分嚴重的遊民會黨土匪問題深深困擾著根據地的開闢、鞏固與發展，影響著黨的建設和軍隊建設。因此，如何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勢力（包括會黨土匪的力量）使弱小的力量在四周白色恐怖的嚴峻環境中生存和發展下來，這是黨在農村游擊戰爭環境下必須解決的一項長期的、複雜的、艱巨的任務。對此，1928年中共「六大」根據新的形勢和以往鬥爭的經驗教訓，對會黨土匪等問題作了較為詳盡的分析，並作出了專門的決議。在關於民團土匪策略的決議中規定：「黨應在民團土匪中宣傳土地政綱，建立幹部，吸收他們的群眾。」

。流氓的階級地位和社會職業決定流氓無產者具有以下一些特性：（1）反組織（反紀律的反團結的、個人自由的）；（2）個人享樂主義（大嫖、大賭、大吃、大著）；（3）雇傭性重；（4）破壞性重；（5）階級意識模糊；（6）反群眾；（7）反社會主義；（8）盲動主義（大燒、大殺、大搶）；（9）流寇主義（沒有政權觀念）據此，「可以斷定流氓是沒有積極的革命性的，反之，一般說來他們具有充足的反革命性。他們在不得已時，可以投機加入革命隊伍，但他們始終是動搖的，隨時有叛變做反革命走狗的可能」因此，黨對流氓的總策略應該是：「把流氓從統治階級底下奪取過來，給以土地和工作，強迫其勞動，改變其社會條件，使之由流氓變為非流氓。」

對會黨流氓分子不講原則，一味遷就，不注意政治思想教育改造。「讓他們到蘇維埃機關內，甚至於到黨內、游擊隊內專權亂鬧，壓迫窮人，以為勾結土匪，工作上好一些，或對於假紅軍共產黨名義，架票的土匪不敢公開用工農群眾革命的力量去制裁他，不堅決消滅他們的領袖，不領導他們的下層群眾，找正確的階級出路，甚或和他們一樣的行動。」

9月12日《中央通訊》發表的《中共中央關於兩湖暴動計劃決議案》進一步規定：「對於土匪的政策，應當以我們的口號去宣傳他們，組織他們於農民協會之下，或革命委員會之下，使他們在暴動時成為一部分重要的副的力量，在暴動成功之後予以改編。對於反唐的雜色軍隊（許克祥除外）如能對暴動取中立的態度，則可利用其中立，以便迅速發展暴動，並須設法與其士兵接近，宣傳他們，暴動成功后，對於此種部隊斟量以解散或改編。但這決不是說要犧牲我們的根本主張以換取他們的中立。在暴動中對於有反暴動傾向的雜色軍隊和土匪，雖然他們是反唐的，也要立刻解決他們。」

一、中共聯合秘密社會發動武裝暴動的指導思想大革命失敗后，目睹買辦大資產階級和豪紳地主階級利用秘密社會勢力鎮壓革命的事實，黨痛感研究秘密社會問題的必要性和緊迫性。特別是隨著革命重心由城市轉入農村，從理論上和政策策略上正確回答秘密社會問題更是一個重大課題。因為首先無產階級要向農村進軍，實行「工農武裝割據」一個重要問題就是要和會黨土匪打交道，處理好同它們的關係，否則就不易站住腳。在敵人統治比較薄弱的廣大農村，由於政府干預力量有限，且迴旋餘地大，所以歷來是會黨土匪最活躍的地方。1929年5月，鄧乾元在《湘贛邊界工作報告》中認為，危害邊界政權的「第一勢力就是土匪」「因為土匪的頭子是很多的，無論如何，我們在此時要將他們一網而盡收之是不可能的事。邊界天然的形勢是利於藏匪的地方，要是不能肅清土匪，則土匪必將與我們為敵。國民黨若因其有益而利導之，以夾攻我們，則我們亦危矣」。這段話足以說明共產黨要搞工農武裝割據，不解決會黨土匪問題是不現實的。其次是因為在反革命勢力重重包圍中的紅軍和根據地，要獲得發展壯大，也難以排除會黨土匪綠林武裝的加入。

8月25日中央在致安徽臨委的信中再次強調：「土匪流氓都是失業的農民，並且他們都是土地革命積極的農民，他們打出的『劫富濟貧』的口號，實帶有土地革命的精神，但我們對於他們不可抱一種『利用』的心理，而應將他們看做我們的弟兄，然後才能真正引導他們參加土地革命，農協應容納會黨土匪，我們的黨也應當容許極革命的會匪分子加入。」

在關於大刀會、紅槍會等槍會組織的策略中又指出：「許多地方紅槍會、大刀會等在農民群眾中佔有偉大的勢力，其領導權大半握在豪紳地主富農手裡，但是這些團體的確有群眾的性質與反軍閥的客觀革命作用，黨必須繼續加緊下層群眾中的工作，以便在這些組織中奪取領導權，並須在這些組織中的貧農中農群眾中宣傳黨的主要的口號，使成為黨在這些組織中的中心力量，並漸次改變其組織。」

大革命失敗后，隨著遊民階層的膨脹，中國秘密社會的基礎更加擴大，並在激烈的階級鬥爭中發生劇烈分化，有的甚至為帝國主義和國民黨新軍九九藏書閥所收買，成為壓迫人民的工具。但是，國民革命后新建立的南京國民政府，對外投靠帝國主義，對內殘酷壓迫勞動人民，實行法西斯獨裁統治，這表明全國民眾沒有得到絲毫的政治經濟解放，這就決定了國民黨新軍閥和地主豪紳階級不可能收買全部的秘密社會組織，他們所能收買利用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或者很小的一部分，而大部分仍然處於非法的反抗政府和社會的地位。因此，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秘密社會組織仍然是一支不可忽視的力量，與他們之間的關係是中共從理論上和政治上亟待解決的一個問題。對此，中共從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出發，在農村一方面對秘密社會採取聯合的政策，設法取得其實力，以壯大工農紅軍和革命武裝；另一方面尋找機會打入秘密社會內部，用爭取教育改造和分化瓦解的辦法，奪取其領導權或消滅之。這些正確的政策策略使紅軍隊伍迅速擴大，根據地黨政軍建設不斷得到鞏固，革命形勢迅速好轉。但這一時期中共黨內連續出現的三次「左」傾錯誤，直接影響了黨對待秘密社會的態度和政策，給革命帶來諸多不利。

具體地說，一是在政治上，「在特殊環境之下可以臨時利用他們，使之脫離統治階級的地位，然後再對他們加以適當處置，或臨時利用他們的力量去破壞統治階級」但無論怎樣，不能對其「有絲毫讓步」二是在軍事上，「在流氓其有反革命陰謀時，或有反革命可能時」「都必須毫不猶豫地消滅他們，不但消滅他們的首領，必要時還須消滅他們群眾的一部以至全部」三是在思想上，對於流氓組織成分產生的諸如流寇主義、單純軍事觀點、逃跑主義、燒殺政策、肉刑制度、懲辦制度、個人享樂主義、個人英雄主義、極端民主化等錯誤觀念，「一定要用大力去排除，同時對於那些流氓習慣還少的人應該加以適當的教育」四是在組織上，「要認清與流氓意識爭取領導權，是現在紅軍中最嚴重的任務」只有在黨內刷洗流氓成分，克服流氓意識，「才能保障紅軍這個工具為工農階級所用，而不致被流氓領導了去走入歧路，使革命走向失敗」。

當時，有人認為中國遊民階層同歐洲資本主義國家的流氓無產階級一樣，完全是反革命的一幫，沒有任何革命的可能性。他們認為不能和流氓土匪有任何聯繫，否則就不成為「科學的革命黨」因此，主張打流氓土匪如同打國民黨反動派一樣。這種不分青紅皂白一味排斥會黨土匪的政策，其執行的後果使會黨工作從過分強調會黨革命性的極端走到完全否定其革命可能的另一端，以致在黨內和紅軍根據地內部，反「AB團」、「大刀會」、「兄弟會」的鬥爭接連不斷，肅反嚴重擴大化，給黨和紅軍的發展造成了極大的危害。如1928年2月，閩西上杭地區發動武裝鬥爭，竟把土匪也和國民黨一樣打，結果招致土匪夥同反動地主武裝聯合進攻蘇區。在井岡山，1930年春當毛澤東率領紅四軍主力出擊贛南時，由於「左」傾思想干擾和寧岡一帶土客籍矛盾帶到黨和紅軍內，致使王佐、袁文才兩位早期曾為建立井岡山根據地出過力的有影響人物竟被自己的同志所殺害，結果把其手下一大批人推向敵人，聯合反動派向根據地進攻，使寧岡全縣組織遭到破壞。第三次「左」傾路線在根據地全面推行后，這種情況在根據地更為嚴重，致使紅軍和赤衛隊不得不用相當的力量同流氓會匪作戰，或避開其鋒芒，形成了革命勢力被孤立的被動局面。

這些「流氓群眾為了爭取他們的社會生存地位，有各種秘密結社，如長江沿岸的青幫和紅幫，閩粵贛桂南洋的三點會，雲貴川湘鄂陝甘的哥老會，閩粵南洋的致公黨，福建的符子會，蘇皖魯豫的大刀會，順直一帶的在理會，東三省的胡匪，北方各省的紅槍會及其同類團體，南方各省的三合會及天地會，洞庭湖沿岸的漢留會，上海的三K黨，南昌的蘭花會，湖南的青龍會，長沙的蝴蝶採花團等，名目不一，到處都有，但組織很散漫不統一，又多帶封建性」

三、中共對農村秘密社會工作中的「左」傾錯誤的糾正農村秘密社會工作雖然在武裝暴動和開闢革命根據地的過程中，都取得了程度不同的成績，但由於各級黨組織和紅軍對會黨土匪缺乏正確的估計，在爭取教育改造秘密社會時仍存在一些錯誤的觀點，從一定程度上干擾了黨從理論上和政策上正確處置會黨土匪遊民問題。

江蘇是當時全國土地較集中的地區之一，階級矛盾十分尖銳，因而各地會黨林立。對此，早在大革命時期中共就明確指示，對農民中各種秘密團體應該「（甲）竭力與他們的首領發|生|關|系，利用這種關係，去和他們的群眾接近而進行工作，以冀奪取他們的群眾，幫助農會的發展；（乙）暫不反對他們團體中的迷信教條，但須設法改變其信條的內容，使之成為革命的助力」同時還應「派人加入青紅幫及『理門』中去活動組織」。因此，在中共的引導下，一些秘密社會組織捲入了農民運動。1926年7月浦東、塘橋等地的農民在青紅幫等秘密結社的組織下掀起了反對苛捐的風潮；泰興少數青紅幫首領加入了國共合作的國民黨。大革命失敗后，這些會黨組織依然存在，而且在宿遷、淮安、泗陽、漣水、溧陽、鎮江、丹陽、金壇等地活動頻繁，對此，中共江蘇省委在制定農民暴動計劃時作了具體分析，指出江北地區「土匪集中，會黨林立」那裡的農民暴動應「與土匪運動相呼應」；而徐海一帶的槍會組織由於領導權「大都落在地主豪紳之手，或小地主手中。他們對於反對捐稅、反對潰兵土匪，甚至有時反對豪紳，是革命的。但在農民中的經濟鬥爭上，實行抗租及『耕者有其田』，便會被這般領袖所拒絕」因此，「我們應一面促進其革命方面的行動，一面設法奪取其群眾，不可專與首領敷衍」。這一分析是符合當時實際情況的，對會黨策略也是正確的。read.99csw.com

另一種錯誤傾向是對會黨土匪遊民不加分析完全持否定的態度，「對凡加入或做過青紅幫、流氓、土匪的就捉或殺」，迫使他們完全走入豪紳營壘。1927年10月，中央強調，對參加農運的土匪流氓應努力「促成其分化和崩潰」對雜色武裝「未暴動之先可利用他們中立，但暴動一經發動必須要立刻解決他們」。黨的「六大」更進一步地發展了這一思想，指出：「與土匪或類似的團體聯盟僅在武裝起義前可以適用，武裝起義之後宜解除其武裝，並嚴厲地鎮壓他們，這是保持地方秩序和避免反革命的頭領死灰復燃。他們的首領應當做反革命的首領看待，即令他們幫助武裝起義亦應如此。這類首領均應完全清除，讓土匪深入革命軍隊或政府中，是危險異常的。這些分子必須從革命軍隊和政府機關中驅逐出去，即其最可靠的一部分，亦只能利用他們在敵人後方工作，絕不能位置他們于蘇維埃政府範圍之內。」

為糾正上述錯誤傾向，發展紅軍武裝和開展土地革命，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在從理論上解決中國革命道路的同時，也極重視從理論和政策上解決會黨土匪問題。1930年5月，毛澤東在《前委給安、于、會、贛四縣邊界特區委的信》中，集中分析了會黨土匪的基本成員——遊民無產者（習慣上叫流氓）的社會地位及其作用，精闢地闡明了黨對遊民無產者的理論和政策原則。信中指出：「你們那些地方的黨，不僅要防止富農侵入，還要防止流氓侵入。我們不是站在資產階級地位反對流氓，那些富農得權的地方他們是反對流氓的，他們是把打流氓如同打土豪一樣地打的。我們的觀點完全與富農相反，我們是同情于流氓的階級地位的。我們是承認流氓有革命性的，在農村鬥爭初起時，流氓還是革命的先驅者。我們所反對的是流氓的思想——流氓的政治主張，他們是大燒大賭大吃大喝的。他們是流寇主義的游擊政策，他們忙的不是建設政權和分配土地，而是扯起紅旗子到處亂跑。這些主張和行動，都是與我們的主張和行動不對的，所以我們要堅決的反對這些主張和行動。我們要准許流氓分得田地，要准許流氓參加適當的工作，要准許他們有蘇維埃的選舉權被選舉權……我們對流氓的策略是積極爭取他們，把他們的力量用於對統治階級的鬥爭。」

（2）對槍會的政策策略：在平時，主要是應以土地革命的政綱消滅他們反動的組織綱領，在鬥爭中分化其群眾，奪取其領導。具體方法：一是利用各種社會職業和社會關係，派人打入槍會組織做群眾工作，並領導群眾反對豪紳地主老師的鬥爭，使其不為豪紳地主老師所利用；二是在槍會所在地組織農民委員會，號召槍會群眾參加，以接受革命的領導，脫離封建的影響，從而瓦解槍會組織；三是擴大政治影響到槍會中去，在槍會中間深入土地革命與蘇維埃政權的宣傳，用傳單、標語、宣傳、布告、寫信及其他各種有效方法向下層群眾做宣傳，使其分化，鼓動群眾參加紅軍；四是利用在反動區域出來的群眾做宣傳工作，不可殺戮；五是利用爭取過來的槍會領袖到反動區域做工作；六是在打開槍會鄉村時，須用撫慰隊，撫慰槍會的家屬，絕對禁止燒殺，並注意其組織；七是在白色鄉村我們的政治影響到成熟時期，須斟酌客觀情形，即改變槍會組織為赤色組織或灰色組織；八是對於有群眾的反動槍會首領不能即時殺戮，必須向槍會群眾宣布其罪狀后才能鎮壓；九是對赤白對立的地方槍會，應用武裝鎮壓與政治宣傳雙管齊下，但以不用武裝解決為原則；十是最根本的，是黨對土地革命一般策略運用的正確，擴大土地革命與蘇維埃的影響，更容易分化槍會群眾。對槍會政治宣傳的要點是：一是豪紳地主成立槍會，是為他們自己保家，窮人出錢加入槍會並沒有一點好處；二是窮人入了槍會以後，還出門站崗，出發打仗，稍觸學東的怒，還要被打罰，甚至送掉性命；三是學東對學生幾乎有生殺予奪之權，窮人入槍會以後，不但要受豪紳地主的一層剝削，並且加上一種壓迫；四是打破學生視槍彈不入身的心理，並揭穿老師一切騙人的鬼話；五是說明共產黨的主張、蘇維埃的政綱法令、紅軍游擊隊的行動綱領，揭破豪紳地主的一切造謠污衊；六是派游擊隊、特務隊、襲擊隊等，襲擊槍會的中心，解決其首領，解散其組織，並盡量吸收其群眾到革命方面來。在戰時，主要是要瓦解槍會的組織，解決槍會的武裝和首領，奪取槍會的群眾。由於槍會聲稱「刀槍不入」作戰初往往來勢兇猛，但只要擊倒一個，便會嚇倒一群，他們回頭就跑，此時應給以猛烈的追擊。因此，紅軍的戰術應該是：一是作戰部隊必須配合刀矛，最好是長柄紅槍和腳魚叉，並宜多帶手榴彈，如有機關槍和手提式更妙；二是瞄準要精確，射擊要沉著，火力要集中，務使射擊一開始就要能打倒他們幾個；三是避免過早發槍，等他們進到我們槍火最有力的地界內再開始射擊；四是在山地作戰時，兵力的部署在可能範圍內要有倒側擊或包圍的布置，但不要過早暴露目標；五是在他們有險可憑時，紅軍要特別注意技術，如攻城破塞時，可用挖地洞城牆的方法，攻水圍子可用車干壕水的方法；六是在對戰時，要運用宣傳要點和各種有效方法，對槍會群眾盡量施以文字的和口頭的宣傳鼓動，促使起其內部分化；七是在戰場上要集中火力射擊他們的首領（老師作戰時，往往在最前頭，拿把短刀，手執令旗，學東、隊長等多佩盒子土槍督戰）如果發現他們動搖或退卻，即須給以猛烈的追擊，但要集中兵力，有預備隊，防其反攻；八是俘虜來的槍會，只宜解決其首領及著名的反動分子，對其群眾在加以深入的宣傳、給以好的影響后，便可以釋放回去。所有這些政策策略和經驗，都大大豐富了黨的統一戰線的理論寶庫。read.99csw.com

1928年11月25日，毛澤東在給中共中央的報告中談到紅軍來源時說，經過一年多的戰鬥，原葉賀舊部、前武昌國民政府警衛團、平瀏和湘南的農民只剩下三分之一。「設無此項補充，則兵員大成問題。」

省臨委及時批複了六霍縣委的報告，表示同意對大刀會所採取的策略，並強調指出：「不要使農協與刀會成為對立的團體。我們一方面要使刀會內部群眾對農協表示同情（農協是為大家謀利益的，刀會亦應如此）另一方面以農協的所作所為影響刀會，在不違背上述的原則及奪取群眾的必要上，我們可以設香堂收徒弟。」

在安徽，中共六霍縣委遵照中央指示精神，在發展農民協會、發動農民舉行武裝起義的過程中，對當地的大刀會組織也採取了聯合的政策。1928年4月26日，六霍縣委就如何對待大刀會問題向中共安徽臨時省委作了報告。報告稱：「在縣委未改以前，曾派幾個同志到夏部工作，他們都沒有方法打到夏部的群眾里去，不能起作用，不久都各退出來。最近又派同志去調查。以我們的觀察，我們要影響大刀會的群眾，除非我們去裏面工作並採取與他們一樣的形式，否則他們就難接受我們的宣傳。」

南陽會議關於流氓問題的決議雖仍有某些「左」的影響，但總的政策原則是對的，這為爭取和改造會黨土匪組織，純潔黨的隊伍，建設紅軍起了積極的作用。此後，各根據地和紅軍在鬥爭實踐中進一步探索對遊民無產者的政策，指出：「在緊靠暴動前，工人農民及其他民眾，被地主資產階級壓迫剝削因而失去職業和土地，連續依靠不正當方法為主要生活來源滿三年者，叫做遊民無產者。」

儘管這些人的加入影響紅軍的政治素質，但紅軍「因天天在戰鬥，傷亡又大，遊民分子卻有戰鬥力，能找到遊民補充已屬不易」。

根據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各地在組織武裝起義和秋收暴動時都相當重視聯合會黨勢力。在湘贛邊界毛澤東發動秋收暴動並向農村退卻的過程中，就聯合了會黨群眾，並「有兩三股土匪自動的要求和工農軍合作」。同時，湖南省委也明確指示：「對土匪及會黨——我們應密切的與會黨合作。我們所活動之處均須與會黨接頭，向他們宣傳士地革命，邀他們共同工作，我們所沒收土豪劣紳之財產可分給他們。農協可准他們辦，但不可使他們破壞我們的組織。」

但是，「不要他們在紅軍赤衛隊及蘇維埃中占多數；不要他們在一切地方居領導地位，除非他們是在鬥爭中洗刷了錯誤的觀點的人。至於黨內要堅決防止流氓成分的增加如同堅決的防止富農一樣」。毛澤東的這一精闢論述為黨解決遊民問題奠定了思想依據。

因此，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在開闢中國革命新道路的過程中，十分重視從理論上和政策上解決秘密社會問題。早在1927年7月20日中共中央在發布中央通告農字第九號《目前農民運動總策略》時，就初步總結了黨對北方紅槍會、大刀會等武裝團體做工作的經驗教訓，指出：「黨要派適當同志打入其下層群眾，領導他們為他們的利益而爭鬥，以取得他們的信仰——讓他們漸次脫離反動領袖成為革命的武裝，萬不可一開始便去攻擊其反動領袖或提議改變其組織形式，破除迷信，這種機械的性急的手段是不能取得群眾擁護的。同時如過去只知聯絡其領袖或借軍事領袖的招牌去號召也是不能收效的。」

對於這些人，黨的政策是「爭取其群眾，反對其首領及其他依附剝削階級積极參加反革命的分子」而爭取其群眾的主要辦法是「使他們回到生產上來，照一般革命民眾的例，分配土地和工作，並給予選舉權」。這一規定正確劃分了遊民無產者的成分，使黨對遊民無產者的政策建立在更加符合實際的基礎上，從而為黨和紅軍在游擊戰爭的艱苦環境下，正確處置會黨土匪分子提供了科學依據，雄辯地說明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路線和政策的正https://read.99csw.com確。

總之，「在宗教迷信的農民武裝組織里（紅槍會等等）我們應在民主化的口號下進行工作，並奪取其群眾。同時應揭破其首領的行為，使與群眾分離，陷入孤立地位。我們須堅持改編這類軍隊的辦法，把他們改編到常備的紅軍內。如果他們在戰鬥中確能表現紀律化，並忠實于新政權，始可全部保留」。

同時，認為「流氓會打仗，我們不應該排除他」「三教九流都可收容，犯法的辦他就是」「只要官長領導得好，士兵的組織成分是不要緊的」「現在不要打擊流氓，總暴動時打擊流氓不遲」等。在這種錯誤思想的指導下，各種流氓無產階級的政治觀念和思想意識一個時期在紅軍內泛濫，也嚴重地妨礙了紅軍任務的完成。1928年2月中共安徽臨委恢復后，沉溺於土匪刀會運動，而忽視暴動群眾的組織和宣傳工作，未能取得預期的效果。6月5日任弼時代表中共臨時中央寫信指示安徽省臨委，指出大刀會及土匪，不能幻想「整個成為我們的武裝」；7月底任弼時又當面告誡安徽省臨委的同志，要將基礎轉到工農方面來。同年4月，中共滿洲臨時省委在「左」傾盲動主義的影響下，忽視發動工農基本群眾的工作，幻想利用大刀會、土匪武裝，組織暴動，致使東北的工農運動在一段時間內沒有恢復和發展起來。因此，「過去少數地方黨部聯合刀會土匪的領袖，以及幻想整個刀會土匪的組織轉變到革命方面來，都是機會主義的策略」。

「設法專派好些的同志去實行，參加其中起分化作用，引起他們的階級覺悟，發動階級鬥爭，深入土地革命宣傳。」

因此，「六大」以後，紅軍雖然先後發表過《告全國士兵弟兄書》和《告綠林弟兄書》號召他們參加紅軍和土地革命，但收效卻不大。

總之，大革命失敗后，中國共產黨在開闢和建設農村革命根據地的過程中，為了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最大可能地發展自己的力量，對遊離于社會的遊民會黨土匪分子採取了積極靈活的方針政策，從而爭取了一切可能爭取的會黨土匪武裝，不僅掃除了創建根據地過程中實際存在的一大社會障礙，而且壯大了革命力量，使根據地更加鞏固，並且在這一過程中，中共對會黨組織還形成了「奪取其群眾，反對其首領，破壞其組織」的策略總方針，積累了許多爭取改造會黨土匪工作的經驗。主要有：

1930年6月，紅四軍第三次入閩。中旬，毛澤東在長汀南陽主持召開了紅四軍前委和閩西特委聯席會議，即「南陽會議」會議討論了政治、軍事和經濟問題，特別就流氓問題作了重要決議案——《流氓問題》這個決議首先分析了流氓的來源、社會地位及其作用，指出：「半殖民地中國因帝國主義的殘酷剝削，使得農民手工業者大為破產造成巨大的失業群眾，又不能有大規模民族工業吸收他們，這個失業群眾沒有出路，因此造成大批的流氓。」

在中原華北地區，中共還針對大革命時期槍會活躍的特點，派大批同志回原籍，利用槍會組織工農舉行武裝暴動。1928年3月中共河南省委在發動固始大荒坡起義時，共產黨員張相舟、徐智雨就以辦紅槍會為名，組織了七處農民協會，會員達二百餘人。1929年12月中共鄂豫邊第一次全區代表大會通過的《政治任務決議案》中，要求地方黨組織在農運工作中「注意槍會、仁義會、光蛋會、青紅幫……工作」；在「肅反條例」中強調「凡參加反動團體（如鏟共會、聯庄會……的群眾，中途覺悟者一律免刑」；在《群眾問題決議案》中指出：「就槍會的性質和過去槍會運動的經驗來證明，假使忽視了槍會運動或是策略的錯誤，就可能影響到全部的工作，甚至可以影響到當地黨的生命。」

根據省臨委的復示，六霍縣委派了一批精幹的共產黨員，打入大刀會內部，利用當地農民容易接受的「結拜兄弟」等方式，聯絡感情，向會眾進行革命宣傳，揭發會首的欺騙，爭取下層會眾站到革命方面來。經過幾個月的艱苦工作，六安縣的獨山、麻埠，霍山縣的燕子河、黃粟杪等地的大刀會，其內部很快起了分化，會眾日益傾向革命。到10月間，六安縣已建立區委5個，六、霍兩縣有黨支部28個，共產黨員207人，農民協會會員達1500人。金家寨、獨山、兩河口等地已成為農民運動發展的中心地區，並在發動農民抗租、抗債、抗稅的鬥爭中，組成了秘密的農民武裝，懲辦了一批罪大惡極的豪紳地主。

指出：「民團土匪的社會成分，這與貧苦農民有聯繫，有些地方的農民因無法為生而去當土匪，民團更多是農民被雇傭為團丁的，所以應當加緊在裏面的工作，宣傳土地政綱，成立秘密的組織如黨的支部等，吸收些武裝群眾，從豪紳地主領導之下分化過來。」

黨員可加入土匪隊伍，而土匪也可加入黨組織特支。read.99csw.com

（1）對青紅幫、小馬子、流氓、土匪的政策策略：一是在政治上擴大宣傳，應使我們的政治影響擴大和深入到他們的群眾中去，奪取其群眾，使其群眾反對其首領。為此，黨必須用土地政綱及革命群眾反豪紳國民黨反動統治階級的各種鬥爭去爭取他們到革命方面來。二是務必變統治階級利用他們進行壓迫工農的可能為反對統治的力量。三是黨要積極向秘密結社的群眾宣傳，只有推翻統治階級，參加工農革命，才是他們自己正確的出路。四是對於堅決不改造致侵害窮苦民眾利益，不接受革命政綱的土匪首領，黨必須用工農群眾的力量，堅決消滅之，絕不準其亂拿紅軍、共產黨名義架票（即綁票）搶窮人的東西。五是要告訴他們的群眾，紅軍是窮苦群眾的軍隊，共產黨是為工農群眾謀利益的黨，他們反對豪紳、地主、國民黨、帝國主義壓迫工農、欺騙工農，以此引起其內部的分化，使窮苦工農轉到工農方面來，自己剷除同豪紳、地主、國民黨一樣壓迫自己的土匪首領。六是真心改變的土匪、青紅幫、流氓下層群眾，在生活上應指示他們正當的出路，他們一樣須有分田的權利，做蘇維埃的公民或工農會的會員。七是應盡量設法使土匪停止燒殺行為，從而使他們堅決實行土地革命。八是在軍事上不能隨便收編，具有下列條件（土匪願受紅軍改編、革命勢力能克服土匪勢力、土匪與統治階級沒有勾結、不是失掉階級性的老土匪）時，可用別種名義指揮他們與紅軍一致行動，絕對不準土匪隨便扯紅旗，應使其扯有革命意義的紅旗（如人民自衛軍）做剷除豪紳地主等工作。同時派同志到土匪中去，奪取其群眾，改變其質量。九是對於現在已經在工會、農會或蘇維埃機關內，以至黨內的青紅幫、流氓、土匪分子，要考查他們原來出身什麼階級，要考查群眾對他們過去行為的意見和他們現在是不是堅決執行革命的政綱，站在工農利益方面或豪紳、地主、國民黨方面而決定是否可以留他們在工會、農會或蘇維埃及黨內，當然這些分子加入黨或工會農會的條件要比其他的僱農、貧農分子審慎嚴格些。

根據中共「六大」關於秘密社會的方針政策，各地黨組織在實行工作重心轉移、開闢農村根據地和鞏固根據地的過程中，對具有不同歷史淵源、性質和特點的會黨土匪綠林武裝，採取了不同的途徑和方法進行爭取教育改造，正確處理了與會黨土匪綠林武裝的關係，把許多地區的洪會、三點會、槍會等會黨群眾爭取到革命隊伍中來，並成功地對一些綠林土匪武裝進行了改造和整編，從而為根據地的黨建、政建、軍建掃除了障礙。這主要表現在：一是對歷史上與中共有一定聯繫且傾向於革命的會黨綠林武裝進行爭取教育改造。以毛澤東在湘贛邊界開闢和鞏固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過程中，成功地爭取教育和改造了以袁文才、王佐為首的綠林武裝，使其最終成為人民軍隊的一個組成部分為最具代表性。二是對缺乏明確政治目標，具有很大封建性和破壞性的會黨組織的爭取改造。以爭取改造吉安縣東固三點會慣匪段起鳳部為代表。三是對不堪忍受壓迫長期堅持與封建軍閥、國民黨反動派以及地主反動勢力作鬥爭的會黨武裝組織的改造。以中共湘鄂西前委爭取、改造和收編湘鄂川黔邊的神兵武裝為代表。四是對受國民黨反動派、地主豪紳控制利用的會匪武裝實行分化瓦解與必要的打擊相結合。以中共打擊鄂豫皖邊界的紅槍會和洪湖地區的北極會為代表。

當時一種錯誤傾向是誇大會黨分子的革命性，無條件地拉攏土匪，收編土匪，認為「土匪主義（Tufeism）亦是革命中的一種有力的動源」流氓會黨「客觀上是革命勢力之一，不可輕視」甚至斷言：「誰在中國怕『土匪流氓』玷污了『科學的革命黨』，誰便不是革命黨人，而是改良主義的市儈。」

而對南方以「劫富濟貧」為標榜的會黨土匪，「假使能領他們上正確的革命軌道，一定可以成為土地革命之有力的幫助者」但這些會黨土匪的「領袖多半是帶有候補軍閥的性質」因此，我們既要懂得會黨土匪「在農民革命中的積極作用」「又要明白他們走向反動的可能性，我們的目的便是要增進他們革命性和革命訓練，使之在農民協會的領導之下而成為土地革命的有力的幫助者」。8月3日，中央命令湘鄂粵贛四省「以農會為中心，號召一切接近農民的社會力量（如土匪會黨）于其周圍，實行暴動」。8月7日中共中央緊急會議通過的《最近農民鬥爭的決議案》中進一步指出：「農民暴動之中應當以貧農為主力，聯合一般失業的貧民會黨等勢力。」

由於中共對會黨和土匪採取了比較明確的聯合政策，所以大革命失敗后各地黨組織在發動武裝起義和秋收暴動時，較為有效地聯合和團結了樂意參加革命暴動的會黨群眾和綠林部隊，從而在不同程度上打擊了國民黨反動派，擴大了革命陣營，為各地紅軍和農村革命根據地的建立創造了有利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