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解釋都指出了黑社會犯罪的共同特徵，即有組織性。但這些解釋都有不完善之處：第一種觀點忽視了黑社會犯罪組織的結構性和制度性。第二種觀點實際上未解釋什麼是有組織犯罪，什麼是黑社會性質犯罪，以及黑社會犯罪與有組織犯罪的關係問題。第三種觀點雖然注意到了黑社會犯罪的結構性和組織性，但卻忽視了黑社會組織的社會性和犯罪目的的經濟性。筆者認為，黑社會犯罪應該這樣界定：黑社會組織是社會化的犯罪組織，是一種亞社會結構。黑社會組織從其名詞來說，它是一種社會組織，與一般有組織犯罪不同，它有自己的嚴密的組織結構，有科層制的制度體系，有自己的犯罪亞文化和行為規範，有較為獨立的經濟來源（合法經濟與黑色經濟的收入）有自己的嚴密紀律和生活保障體系。因此典型的黑社會組織就是一個功能齊全的社會結構，是社會系統中的一個子系統。但是我們也應該看到，黑社會只有依存於主體社會的資源和營養才能生存，它是主體社會的病變的一部分，是病態的社會結構，因而它是一種亞社會結構。

四、社會控制原則如何控制和打擊中國的黑社會犯罪，眾多的專家學者提出了許多對策，但對社會控制原則卻少有論述，筆者認為控制和打擊中國的黑社會犯罪應遵循五大原則：（一）下層社會群體利益和社會機會的最大化原則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社會結構不應是傳統的計劃經濟條件下的超穩定性的金字塔形結構，而應是一個豎立的橄欖球形結構，即處於頂尖的上層社會群體非常小，處於底部的下層群體也非常小，但中間階層的社會群體卻非常的大。在這種社會結構中，要上升到社會的頂層非常困難，因而這個階層的人數非常少；但同時，下降到社會的底層也不容易，因而社會底層的人數也非常少。由於社會結構中的絕大多數人都處於社會的中間階層，生活穩定，有成功的機會和成就感，因而就能阻止社會中的絕大多數人落向社會的邊緣群體，有利於保證社會的穩定和安全。而對那些已經落入社會下層的邊緣群體的人們來說，社會提供生活的保障和機會的保障，以利益最大化和機會最大化的原則來處理這個群體的利益，使他們有生活的保障和成功的機會，最大限度地滿足他們的合理要求，這樣就能有效地控制社會次生集團的產生和發展，從根本上遏制黑社會犯罪的危害。

3．在文化上，中國的黑社會犯罪組織已經插手和控制文化娛樂業，瘋狂進行色情經營活動。

（三）犯罪組織結構已明顯地趨向嚴密化和科層化雖然港澳台和海外的華人黑社會組織由於受中國傳統幫會文化的影響，其內部組織結構帶有濃厚的幫會色彩，但它們已不是一般意義上的犯罪團伙，而是組織嚴密的黑社會犯罪組織。而大陸地區的黑社會犯罪組織雖然處於中國傳統幫會文化的發源地，但其犯罪組織的嚴密程度卻遠低於港澳台和海外華人的黑社會犯罪組織，處於低層次的初級發展階段，大多數為一般性的鬆散型的犯罪團伙。原因是大陸地區雖然是中國幫會文化的發源地，幫會文化有著深厚的社會基礎和心理基礎，但是，由於中國共產黨的幾十年的革命教育，特別是由於中國政府長期以來堅持對反動會道門的嚴厲打擊，中國的幫會文化和幫會意識一直處於被遏制的狀態。因此，儘管改革開放后，由於中國傳統犯罪幫會文化死灰復燃，特別是由於港澳台和海外華人幫會文化的影響和衝擊，中國黑社會犯罪組織幫會化的程度有了一定的發展，但它始終難以組成像海外三合會那樣組織程度非常嚴密的黑社會幫會組織。這就決定了中國大陸的幫會性的黑社會犯罪組織的粗放型、鬆散型狀況，其犯罪組織的生存能力遠遠低於海外的華人黑幫組織。也正是因為如此，中國的黑社會組織尚處於一個過渡期或轉型時期，即絕大多數的黑社會犯罪組織尚處於結構鬆散的犯罪團伙、犯罪結夥階段。但是，我們也應該看到，由於犯罪市場的擴大和犯罪業務的增多，鬆散型的黑社會犯罪團伙難以組織起風險大、利潤高、行動有效率的犯罪活動，在利益的驅動下，少數有實力的犯罪組織已開始向高度科層化的犯罪集團的方向發展、轉變，有的甚至已經發展成組織結構嚴密的典型黑社會犯罪組織，形成了犯罪公司和犯罪企業。如瀋陽以劉涌為首的黑社會犯罪集團，不僅擁有數十名的武裝打手做後盾，有市人民法院和人民檢察院的領導和其他的一些官員做保護傘，而且其所創辦的嘉陽集團，經營範圍涉及商貿、服裝、娛樂、房地產等行業，擁有下屬公司26家，員工2500人，資產7億元人民幣，形成了以合法企業為外衣的黑社會犯罪組織。這一案例深刻反映了當代中國的一些黑社會組織，其組織程度之高、組織結構之嚴密、犯罪領域之廣泛和深入，都堪與國外典型的黑社會犯罪組織相比。但是，我們應該看到，中國的黑社會組織畢竟還是以鬆散的犯罪團伙為主要結構，真正意義上的黑社會組織尚屬少見。也正是因為如此，才為中國警方打擊黑社會犯罪提供了極為有利的時機和便利，使中國的大多數黑社會犯罪難成大的氣候，一般的團伙組織成活的時間是極為短暫的，能夠延續幾年以上的黑社會團伙組織極為少見。因此，在打黑除霸的過程中，只要各級權力部門不腐敗，中國的九九藏書黑社會組織儘管已經明顯出現了向高度科層化發展的趨勢，但絕大多數的黑社會犯罪團伙仍難以發展成典型意義上的黑社會犯罪組織。當然，如果打擊不力，控制無方，中國的黑社會犯罪就會在短期內迅速完成它的轉型期，成為中國社會的一個難以除掉的毒瘤。

（二）公共安全最大化原則公共安全最大化原則主要包括兩方面：一方面是犯罪率被降低到最低的程度，社會為控制犯罪所付出的成本被降低到最低值，社會安全真正達到良性狀態；另一方面是公眾的安全感指數得到提高，即公眾對犯罪的承受能力得到增強。隨著社會現代化的進程的加快，社會的價值體系和控制體系出現了多元化和層次化的發展趨勢。隨著主體價值體系的失落和社會控制手段的柔化，犯罪率必然有一個高速發展的過程。為了降低控制犯罪的成本，同時為了集中有限的社會控制資源，對付對社會秩序造成極大危害的社會犯罪，社會控制機構就必須在控制犯罪的過程中體現公共安全最大化的原則。這就要把社會犯罪率降低到最低值。把犯罪率降低到最低值主要通過兩條途徑：一是通過立法的手段，把大量屬於道德層次的社會犯罪進行非犯罪化處理，進行第一層次的降低犯罪率；二是集中控制資源嚴厲打擊重大的刑事犯罪，以求從實質上降低犯罪率，從而進一步降低公眾對犯罪的恐懼感，使公眾的安全感切實得到提高。公共安全從其內容來說包括公眾自身的人身安全、財產安全和獲得社會成功機會的安全；從其社會公眾的承受度來說包括絕對安全和相對安全。絕對安全就是犯罪率真正處於低值的狀態，犯罪率在其所處的社會環境中，已被壓制到最低值。相對安全就是雖然隨著社會的發展，犯罪率有了很大的提高，尤其與傳統社會相比，已達到了一個新的峰值，但是與其他相同類型的國家相比、與本社會所能容納的犯罪容量相比，仍然處於一個較低值，社會仍處於一個相對穩定的狀態，而公眾對之也未達到不能容忍的程度，這種狀況就是相對安全。國家的社會控制機構，只有在打擊犯罪的同時，極大地保障公眾的人身安全、財產安全和獲得成功機會的安全，同時切實提高公眾的犯罪承受能力，這樣才有利於控制包括黑社會犯罪在內的各種刑事犯罪的蔓延和發展。

當然，黑社會組織向政治權力領域滲透，主要是為了逃避打擊，擴大生存空間，但是，如果黑社會組織和政治權力機構發生較大面積結合，形成所謂「官匪一家」、「警匪一家」的反社會的亞社會結構，其打黑力度和打黑效果，就會被腐敗的力量所消耗和瓦解，打擊將難以達到預定的目的。

（五）經濟發展與非道德化的矛盾經濟的發展理應促進人們的道德感的進步，中國人自古以來就明白這個道理，所謂「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就是這個道理的真實寫照。但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人們心目中原有的誠信原則、守法原則、本分原則和生財有道原則有所失落，而非理性的道德觀與非主流社會的亞文化，卻成為一部分國民和一些官員所信奉的道德原則，特別是一些官員已經處於道德失范的狀態。而失去道德的控制，就意味著對犯罪的默許和認同；這些官員在非理性道德感的制約下，可以利用手中的權力與犯罪組織進行錢權交易；而部分民眾在非道德感的制約下，可以毫無顧忌地去結成犯罪組織，以獲取最大的犯罪利潤。在某種程度上可以這麼說，非道德化在某種程度上的發展，已經成為中國黑社會犯罪發展的一個重要原因。

由於中國權力部門對這部分勞動力缺乏有序的管理，同時也由於這部分人口擺脫了原有的鄉村的血緣和地緣控制，擺脫了原有的傳統的道德控制，而在陌生的城市中缺乏安全感和由於缺乏社會保障而產生的強烈的生存危機感，這部分流入城市的人口往往容易由於相同的社會地位和文化認同感，在鄉緣和血緣的基礎上結成反社會的犯罪組織或犯罪團伙。而留在農村本土的人口，由於貧富懸殊的出現和犯罪機遇的高頻化，以及鄉村公權的旁落化，也往往容易驅使貧窮群體中的一些人結成鄉土惡霸勢力，進行反社會的犯罪活動。在某種程度上可以這麼說，農村社會經濟、文化的相對落後和絕對落後造就了黑社會犯罪後備軍。

當代中國正處於社會急劇轉型時期，黑社會犯罪已成為一個十分嚴重的社會問題。據資料統計，中國黑社會犯罪的人數已不少於100萬，這一龐大的特殊罪群的存在，已經嚴重影響了中國社會的安全和穩定，因此，認真地研究中國的黑社會犯罪不僅僅是一個理論問題，而且是一個十分有價值的現實課題。

（五）警察利益最大化原則警察作為一個有生命的個體也有正當的利益要求。這個要求的滿足程度如何，直接影響到警察的工作效率和職務的廉潔。因此，在現有的社會條件下，如何滿足警察群體的生存需要和安全需要，如何最大限度地保護警察群體的社會利益，是有力打擊黑社會犯罪的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雖然現代中國的社會犯罪，包括黑社會犯罪的產生和發展，主要是由於社會利益的分配不平衡和政權控制軟化的結果；雖然中國警察中的極少數腐敗分子已經實施了與黑社會犯罪組織的權錢交易的犯罪活動，但是在有效地控制警察濫用權力的時候，如ｈtｔｐs://ｒeａｄ.99ｃｓｗ•ｃｏm何發揮警察在抗制犯罪包括黑社會犯罪的不可替代的主導作用，仍然是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筆者認為，要有效地控制警察的腐敗，發揮警察在抗制犯罪中的不可替代的作用，警察利益的最大化是一個不能不考慮的原則。何謂警察利益的最大化？所謂警察利益的最大化，就是在現有的社會經濟文化條件下，充分滿足警察作為一個特殊的社會群體的各種合理合法的利益要求，簡單地說，警察利益最大化應該包括警察自身經濟利益的最大化、警察自身安全利益的最大化、警察控制能力的最大化（警察控制的國土面積比值的合理化、警察裝備的最優化、警察自身素質的最高化）以及警察犯罪成本的最大化。只有在這一原則的制約下，才能使警察不敢腐敗、不能腐敗、不願腐敗，從法律和行政制度上加大警察犯罪的成本，提高警察抗制犯罪的能力和效率。

「是因為：犯罪與刑罰之間的時間隔得越短，在人們心中，犯罪與刑罰這兩個概念的聯繫就越突出、越持續，因而，人們就越自然地把犯罪看做是起因，把刑罰看做不可缺少的必然結果。」

儘管中國當前的黑社會犯罪主流是暴力型的犯罪，但是高額的利益驅動，已使一些犯罪組織開始向合法經濟領域滲透，利用合法的門面來拓展自己的黑色事業。這些組織往往有合法的組織形式、經濟實體，表面上有正當的合法收入和較為體面的社會地位。如廈門賴昌星的走私集團、瀋陽的劉涌黑社會犯罪集團都是如此。這些黑社會犯罪組織一般不明顯地進行暴力犯罪活動，而是利用非法獲得的巨額利潤，再進行合法的經營活動。他們雖然瘋狂地進行非法的經濟犯罪活動，但非法的經濟活動只是他們完成其資本原始積累的一種必要手段，一旦其有了一定的資金和機會，他們就會涉足合法經濟活動，如石油業、房地產業和文體娛樂業，甚至涉足金融領域，如蘭州、秦皇島等地的一些證券市場曾部分被黑社會所控制。在蘭州，以「華信」公司為代表的證券黑市有20家左右。在汕頭，黑社會所控制的錢莊通過洗黑錢，每年為各種各樣的黑社會犯罪所得的犯罪利潤進行漂洗的黑錢就達2000多億元人民幣。這些組織性極強的黑社會犯罪組織，目前在中國雖然尚為少數，但是已成為中國黑社會犯罪發展的一個十分明顯的趨勢。隨著中國現代化進程的加速和中國警方打擊力度的加大，特別是中國加入WTO后，傳統的走私犯罪和一般的暴力犯罪將會付出更高的犯罪成本，而獲得的犯罪利潤將會逐漸減少，傳統的鬆散型的、以暴力為主要手段的黑社會組織將面臨更艱難的生存壓力，黑社會犯罪會採取更加隱蔽、更加合法化的手段向合法經濟領域滲透，以減少犯罪風險，提高犯罪利潤。中國加入WTO后，大規模的商機，除了對傳統的黑社會帶來很大的壓力，同時也為黑社會組織向合法的經濟領域滲透，提供了一定的機會。

「特別是在一些校園裡，黑勢力的滲透已日漸顯露。有些學生有組織地搞地下幫會，按期交納會費，有的組織還有會徽。他們一同盜竊、搶劫學生們的財物，甚至模仿電影里的黑社會手段綁架同學。」

2．在政治上，中國的黑社會犯罪組織已經開始滲入政治權力領域。

（四）控制及時性最大化原則早在1764年，貝卡利亞在其所著的《論犯罪與刑罰》中就明確指出：「懲罰犯罪的刑罰越是迅速和及時，就越是公正和有益。」

4．在人員結構上，中國黑社會組織已經向低齡化方向發展。

（四）社會控制力量的軟化與社會流動無序狀態的矛盾市場經濟首先是有組織的經濟，是社會組織有序的經濟，而不是放任無序的經濟。市場經濟要健康發展，必須有現代化的法制和強有力的社會控制組織。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國家和由國家控制下的社會代替了各個分散的社會法人組織對其成員的控制和管理，國家和社會不僅要保證它的公民遵紀守法，服從道德規範和法律規範，同時要在儘可能高的程度上為它的成員提供生存需要和安全需要的保障。在市場經濟的條件下，只有加強國家和社會的控制和管理能力，才能保證在國家和社會的範圍內而不是在個別社會法人組織的範圍內有效地控制和管理公民的正常流動，以動態的控制、動態的管理模式保證社會的穩定和安全。而中國現有的社會控制模式仍然是計劃經濟體制下的以戶籍為其身份的、以人事檔案為其手段的、以地域為其中心的、城鄉脫節、社會法人組織之間脫節的靜態分割的模式。社會控制和社會管理九_九_藏_書的塊模結構，難以遏制城鄉包括黑社會犯罪組織在內的非法組織化的社會力量的發展蔓延，這就是中國黑社會組織之所以能夠在短期內迅速發展蔓延的社會管理模式方面的原因。

在目前中國的犯罪活動中，青少年的犯罪活動也開始出現上升趨勢，尤其令人擔憂的是，少年黑社會犯罪在某些地方已經露出苗頭。

根據刑法及時性原則，犯罪與刑罰之間的時間間隔得越短，就越有利於打擊和抗制犯罪，就越能發揮出刑罰的效率，就越強化人們心中的強制感，使刑罰的威懾作用得到充分的發揮。因此對黑社會的犯罪必須及時打擊，必須把黑社會犯罪遏制在萌芽狀態，才能在一定程度上延緩黑社會組織犯罪像滾雪球一樣的發展。而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充分發揮警察的控製作用，提高警察的防控能力，加強對警察和官員群體的制約，防止權力的腐敗化，提高警察和其他權力部門的工作效率。只有這樣才能做到及時有效地打擊和控制中國的黑社會犯罪，把中國的黑社會犯罪控制在社會轉型的階段。

（三）道德控制和職務廉潔的最大化原則中國當代黑社會犯罪的產生和蔓延發展，主要原因不僅僅是犯罪機會的增多和社會財富的極大增長，而且主要是公眾道德感某種程度的下降。少數官員和部分公眾，處於自私自利的追逐財富的慾望之中，處於一種社會的失范狀態。因此在當代控制黑社會犯罪的過程中，從道德上和法律上控制公眾和官員的行為規範，使之不願犯罪、不想犯罪，從而保持職務廉潔的最大化，才有利於擺脫官匪勾結、警匪勾結的腐敗陷阱。在當代社會控制中，道德控制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這是一個淺顯的道理。任何犯罪行為都是犯罪人的邪惡慾望衝破犯罪人意志控制的表現。從犯罪心理學的角度來看，任何犯罪行為都是行為人錯誤社會化，背離了社會對一個理性人的期望，形成了犯罪心理結構，這種犯罪心理結構在一定的情景之下，外化為犯罪行為的結果。刑罰的嚴厲性雖然會對人們的內心產生心理強制，但是這種強制是外在的力量內化為內心的恐懼的結果，它只能控制人們的不敢為，而不能控制人們的犯罪慾望，這種控制是消極的、被動的，對社會的控制也是最低限度的，它只能抑制人們的犯罪慾望的外化，而不能抑制人們心中的犯罪慾望的產生，因而這種控制的效率是極其有限的。而道德控制卻是對人們心理的深層次的控制，是一種內心的倫理控制，是一種使人不願為，也厭惡為，而成為一種高尚的人的社會控制手段。因此遵照黨中央提出的「以德治國」重要思想，通過道德來控制社會，使社會秩序處於一種良性運行狀態，是其他任何社會控制手段所不能比擬的。大凡犯罪率低的國家，其主體社會的價值觀總是牢牢地深入到社會生活的各個層面，和社會中的絕大多數公民的內心價值觀保持和諧一致，內化為人們的自覺遵守的行為規範，因而人們的榮譽感、羞辱感、痛苦感就特彆強烈，犯罪率自然就會低。改革開放以來，我們著重抓了法制建設，但還應當著重抓法治實施，而且應更重道德建設。在今天的打黑除惡鬥爭中，在建立完善的法治控制網路的同時，道德控制同樣是一個不可替代的社會控制手段，在某種意義上可以這麼說，沒有德治內涵的法治，是沒有效率、沒有生命力的法治，它不可避免地最終要失敗。

20世紀80年代初至90年代中期，中國的黑社會犯罪一般表現為暴力加經濟型的犯罪活動特徵，較少向政治權力領域滲透。90年代中期以後，中國黑社會犯罪開始較明顯地向政治權力領域滲透和發展。這主要表現為黑社會組織拉攏、腐蝕地方各級政權的實權人物為他們編織保護傘，尋找和培植自己在政權機構的代理人，有的甚至插手地方的人事安排。像廈門的黑社會走私犯罪不僅主要以勾結地方實權派為主，而且已開始走上前台，插手政治領域，賴昌星除了利用自己的金錢和社會關係，把一些重要的實權人物網羅到自己的周圍，還直接或間接把一些願為自己服務的人員安排到一些重要的權力位置。

三、中國黑社會犯罪的制衡因素（一）經濟的現代化與農村社會的發展滯后的矛盾中國的現代化是從農村經濟體制改革開始的。改革開放初期，由於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全面推行，中國的農村經濟得到極大的發展，農村改革的成功，為城市的經濟體制改革提供了強大的驅動力。

（二）犯罪組織形式帶有濃厚的中國傳統鄉土幫會特徵中國是一個幫會犯罪亞文化影響極深的國家，特別是近代以來，活躍在中國各地的幫會組織更是對中國的社會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如三合會、哥老會、青紅幫、袍哥等著名幫會組織，對中國社會的穩定造成了極大的危害。由於幫會亞文化的影響，自近代以來，中國的黑社會組織的組織形式，無不帶有濃厚的幫會特徵，即使在今天中國的黑社會犯罪組織也同樣如此。就筆者所掌握的資料統計來看，也能說明這一問題。在筆者從近幾年的《讀報參考》、《青年報》、《深圳法制報》、《工人日報》、《華西都市報》、《黑龍江晨報》、《服務導報》、《中國礦業報》、《齊魯晚報》、《浙江青年報》、《中華建築報》、《人民公安報》、《三湘都市報》、《江南時報》、《文摘周報》、《21世紀經濟報道》、《法律九九藏書與生活》、《社會》等報章雜誌以及康樹華主編的《當代有組織犯罪與防治對策》（中國方正出版社，1998）、高一飛著的《有組織犯罪問題專論》（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0）、莫洪憲著的《有組織犯罪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1998）、趙國玲等主編的《當代中國的犯罪與治理》（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曹鳳著的《中國問題報告：第五次高峰——當代中國犯罪問題》（今日中國出版社，1997）、趙永葆主編的《跨國犯罪對策》（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葉高峰主編的《集團犯罪對策研究》（中國檢察出版社，2001）上所收集的有關黑社會犯罪的349個案例來看，以幫會為組織形式的有339個，佔97.7％。這一統計數字，雖然不能完全準確地反映黑社會犯罪組織的幫會構成，但大體上反映了中國黑社會組織的幫會特徵，這是中國黑社會組織的組織形式不同於發達國家的黑社會組織的科層制組織形式的地方。也正是由於這一幫會特徵，使中國的黑社會犯罪組織的犯罪手段多以暴力的財產型犯罪為主。崇尚暴力，講江湖義氣，行為的非理性化和衝動性，是這一群體的文化底蘊和心理特質。也正是由於這一幫會特質決定了中國黑社會犯罪的傳統性，即現代中國大多數黑社會犯罪都以暴力為手段進行粗暴野蠻的經濟掠奪活動，暴力成為他們攫取社會財富的依賴性手段，這一特徵決定了中國黑社會犯罪手段特別殘忍，犯罪的社會危害性特別嚴重。他們往往拉幫結夥，組成鬆散型的犯罪組織，進行瘋狂的反社會的暴力活動，如以暴力為手段設關堵卡、欺行霸市、收取保護費、設立討債公司，以完成自身的原始積累，給社會造成極大的破壞。但是，我們也應該看到，正是由於中國黑社會犯罪的特別粗野殘暴，決定了其組織的存續時間是十分短暫的。因為其明顯的暴力手段，極大地破壞了公眾的普遍道德感情，引起了強烈的社會反應，其嚴重的犯罪行為必然遭到主體社會的嚴厲制裁，而這種高壓的環境，又決定了中國黑社會犯罪組織難以度過資本的原始積累期，完成自身的轉型。這也說明了，至少在相當長的時期內，中國的黑社會犯罪，還將大量地表現為低層次的、團伙性的、幫會型的、鄉土型的以非法收入為其主要經濟來源的犯罪特徵。中國黑社會犯罪組織雖然人數眾多，但力量分散，猶如麻袋裡的土豆，互不關聯，未形成全國性的或跨大區域的黑社會組織。這是中國的黑社會組織的犯罪不同於西方黑社會組織犯罪的一個顯著的特點。因此，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暴力犯罪仍然是中國黑社會犯罪的一個最顯著的特點。

可是進入20世紀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由於城市經濟的市場化和現代化，農村的經濟和社會發展水平迅速落後于城市，特別是由於農村勞動力的極大過剩，刺|激了我國農業勞動力向城市的大規模轉移。

在廣東的廣州、深圳、茂名、陸豐等地，學校的少年黑幫的暴力犯罪已成為一個相當嚴重的社會問題，除了在學校對學生犯罪，有的學校中的少年黑社會犯罪集團已經把犯罪活動擴展到社會上，公然在社會上進行暴力犯罪活動，如雲南省西疇縣的「跨世集團」就是由100多名在校中學生組成的黑社會犯罪組織，這個集團在其年僅17歲的「老大」王大越的領導下，成立了一支地下學生武裝，瘋狂進行殺人、搶劫、盜竊、故意傷害、強|奸、聚眾鬥毆等犯罪活動，給社會秩序的穩定帶來了十分嚴重的危害。黑社會犯罪低齡化的發展，加劇了中國社會治安形勢的嚴峻程度。

而遼寧瀋陽劉涌集團，不僅拉攏了一批普通的社會人員加入到黑社會組織，而且把瀋陽市人民檢察院檢察長劉賓，和平區勞動局副局長高明賢，市中級人民法院院長、市政協副主席焦玫瑰等一批實權人物網羅到自己的周圍，為自己撐起了一面安全的保護傘。而劉涌本人也有一道道政治光環，他本人是瀋陽市致公黨支部的副主委、瀋陽市人民代表大會的代表。除了像賴昌星、劉涌這樣典型的都市型的黑社會犯罪集團，在一些偏僻的村鎮，某種程度上也存在黑社會組織滲透到政治權力領域的現象。一些地方的鄉鎮領導不僅與黑社會犯罪組織相互勾結，充當黑社會犯罪組織的保護傘和代言人，有的甚至本身就是黑社會組織的大哥。正是在這些敗類的保護縱容下，一些鄉鎮的黑社會犯罪組織的犯罪活動非常猖獗，有的犯罪組織甚至凌駕于當地的黨政機關之上，成為獨霸一方的土皇帝。據《檢察日報》報道，河南省泌陽縣由於有關政府部門的縱容、支持，黑社會勢力已經在一定程度上代替政府行使管理權力，直接插手承包「客運」和煤炭市場管理，壓榨勒索百姓，形成了霸佔某一領域的亞社會結構。據近幾年的報章雜誌的報道，在涉黑的案件中read.99csw.com，幾乎都有少數地方官員和公安幹警做其後台老闆，這說明在中國，黑社會犯罪涉及政治權力領域的現象已十分嚴重。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第三產業得到了極大的發展，但是，各種娛樂業在發展的同時，一些黃色毒潮也沉渣泛起，如一些地方的夜總會、髮廊、桑拿按摩廳和一些賓館、飯店，甚至一些路邊店，都有從事與性|服|務有關的經營的現象。這些與色|情|服|務有關的娛樂業大都與黑社會組織有很深的關係，為黑社會組織或犯罪團伙所控制，如廣西柳州市的部分娛樂業不僅為黑社會組織所控制，而且黑社會組織還有很深的政治背景和靠山，該市公安局的原局長和5個原副局長都是黑道的保護傘。色情業和賭博業，不僅為黑社會組織聚斂了巨額的錢財，為黑社會組織提供了活動舞台，而且也毒化了社會空氣，腐蝕了中國的官員群體，為權錢交易、權色交易提供了溫床。

二、中國黑社會犯罪的基本態勢當前中國黑社會犯罪的發展態勢是：（一）犯罪活動全面發展、到處滲透1．在經濟上，中國黑社會犯罪組織已開始涉足合法的經濟領域。

（二）經濟結構的轉型與城市邊緣群體的失落的矛盾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開始了由農業的、鄉村的、封閉的傳統社會向工業的、城鎮的、開放的社會轉型；由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轉型。特別是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後，中國社會的轉型急劇加快，國有企業的結構性調整，社會保障體系的不完善，使得一大批在改革開放初期受益的城市勞工承擔了社會轉型的成本，生活困難，落入了無正常生活來源的境地。這些人往往容易在失落效應的影響下，結成追逐財富的黑社會犯罪組織，走上破壞社會秩序的道路。因此，可以這麼說，一些城市失業人口是城市集團性犯罪的一個十分重要的因素。

（三）社會財富急劇增長與財富不合理集中的矛盾改革開放的過程是中國社會財富的急劇增長的過程，但同時也是社會財富迅速集中的過程。社會財富的集中有利於中國的非公有制經濟的迅速發展，有利於中國社會財富總量的增加。但是社會財富的集中也有極大的社會負效應，即它容易造成極少數人的暴富和絕大多數人的貧窮。因此在社會財富的分配過程中，有一個均衡度的問題，這個度就是社會公平和社會公正的問題，也就是形式公正和實質公正的問題，這個問題的具體表現就是財富的集中與財富的再分配問題。在社會財富的分配結構中，合理的財富分配機制，可以促進經濟的發展和社會的穩定，而不合理的社會財富分配機制，卻只能造成經濟發展與社會穩定的失調，讓社會的發展進步付出高額的成本代價，因此，社會財富的分配必須有個合理的均衡度。但是據統計，1995年佔中國人口總數10％的貧困人口只佔有存款總額的3％；而10％的最高收入者卻佔有存款總額的40％。行內資深人士預測，這種差距還在擴大。據此推斷和其他的一些數據證實，中國現今的社會財富的分配狀況是，80％的財富集中在不足20％的人口手中，而80％的人口卻佔有不到20％的財富，這種社會財富分配懸殊的狀況，強化了一些社會公眾的相對被剝奪感，滋生了人們對財富的追求的極度的非理性心理，而這種非理性的心理極易使一些人為了經濟利益而結成反社會的黑社會組織，破壞中國社會的安全和穩定。

一、黑社會犯罪概念的界定何謂黑社會犯罪？這是中國黑社會犯罪研究中尚未完全解決的問題。在我國刑法中，雖有黑社會犯罪的罪名，但何為黑社會犯罪，何為黑社會犯罪組織，刑法中沒有這樣的定義，也沒有這方面的司法解釋。從犯罪學的角度來說，目前我國關於黑社會犯罪的定義有如下幾種解釋：1．認為黑社會是一種在犯罪活動中自發組織起來的，以抗衡社會為目的的、具有犯罪性質的團體和幫派。黑社會犯罪就是這些團體和幫派所實施的犯罪。2．認為黑社會犯罪就是黑社會有組織犯罪，而黑社會有組織犯罪就是指有組織團伙犯罪和黑社會性質犯罪。3．認為黑社會通常是指由故意犯罪者操縱、控制或者直接指揮和參与，組織嚴密、等級森嚴或者組織成員相對穩定，有特定行為規範和有逃避法律制裁的防護體系的犯罪組織和犯罪聯合體。黑社會犯罪就是這些犯罪組織和犯罪聯合體所實施的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