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日，金庸發表社評《毛蔣二先生，年紀都老了！》：「今年中國人慶祝辛亥革命六十周年，我們願意見到毛先生和蔣先生都把權力交給較年青的政治家，讓中國有更迅速的改革和進步，讓廣大的中國人民能共享這六十年來由於全世界科學技術的發展、人類心智的開明，因而達成的物質和精神上的文明。」

蔣經國微笑著沉思，然後解釋：「你的意見很對。只不過我求好的心太切，總想一切事情推進得快些。看到工作不如理想，心裏就很焦急，我親自去督促推動，總希望大家都加一把勁。」

至於中國大陸與台灣在政治、經濟、社會各方面的改革演變，香港人基本上無力予以影響，我們只欣賞與讚揚他們積極地努力，或許偶爾提一些善意的批評建議，真誠地希望雙方在各方面不斷進步，相信每一方面任何進步都有利於國家民族，有利於和平統一。因為當中國大陸和台灣各方面都充分現代化之時，雙方思想與制度上的差距自然會縮小，疑忌會減少，和平統一也不是難事了。

1973年春天，金庸第一次踏上台灣時，他的武俠小說在那裡仍是禁書。1960年2月15日、16日，台北市警察局出動大批警察，到市區和郊區大大小小書店、租書店搜查，查禁97種武俠小說，包括他的《射鵰英雄傳》《碧血劍》，這些小說有許多是從香港運到台灣后翻印的。台灣當局認為，「毒素頗深」，是「統戰書本」，「影響讀者心理，危害讀者安全」。從此，他的武俠小說在台灣長期遭到查禁的命運，但一直不乏讀者。

查先生與《明報》對兩岸執政者一向抱持和而不流，乃至《中庸》所謂「中立而不倚，強哉矯；國有道，不變塞焉，強哉矯」之態度。1973年查先生訪問台灣后所撰長文《在台所見·所聞·所思》，對台灣偏安與圖強之各種現象作深入生動之勾勒，傳誦一時。

從1977年開始，沈登恩不斷向國民黨當局提出「解禁」金庸作品的要求，幾經周折，1979年9月，情況出現轉機。他得到一紙公文，稱「金庸的小說尚未發現不妥之處」，同意遠景出版公司在台灣出版，沈登恩大喜過望。台灣兩大報紙《中國時報》和《聯合報》則為了金庸小說的連載權展開了一場激烈的爭奪戰。

毛澤東的詞中其實沒有「射鵰」兩字連用，只有一句「只識彎弓射大雕」。中國文字人人都有權用，不能因為毛澤東寫過用過，就此獨佔，別人就不能再用。

我年輕識淺，不敢對國家大事亂髮議論，但愛國之心，和蔣先生並無二致，盼望蔣先生保重健康、適當節勞，學一學諸葛亮，偏安一隅，建設台灣，發展經濟和社會，千載之後，遺愛在人，不要學諸葛亮六齣祁山，大耗資源和民力兵力。

胡適的「武俠小說實在是最下流的」一語大大刺傷了金庸，憤怒所致，毫無節制。這大概是金庸社評中最輕佻、大失水準的一篇。1962年2月12日，《明報》有一條「本報訊」《胡適公開逼蔣下台》，後面還有一條嘲諷胡適的編者按語：

蔣經國客氣地請金庸對台灣多提些批評，因為已談得很久了，他只提了一點：「聽說台灣的軍事、政治、經濟、社會各方面，事無巨細，都要由蔣先生親自決定。我以為你應當只掌握政策，一般實際事務交由部屬分層負責。在一個民主政體中，應當職權分明，同時你也可以節省些精力。」

台灣有地方選舉，雖有賄選，但他聽說，國民黨對地方選舉一般極少干預，候選人大都是當地的紳士名流或富商，基本上都是支持國民黨的，不論誰當選，對於國民黨中央並無多大分別。只是由此產生一個弊病，候選人都拚命花錢。落選的不但失面子，還往往耗去了大半家財，對政府不免極度不滿。當選的設法翻本，貪污舞弊因此而生。雖然台灣當局嚴格禁止賄選，事實上卻在所難免。他在報紙上就看到有人因賄選被判刑的新聞。

1973年金庸首次訪台時，看到台灣幾家大報規模都很大，業務上有很高水準。台灣並非完全沒有新聞自由與言論自由，可是相當有限度。政府事先並不檢查報紙內容，但各報不敢正面批評蔣氏父子，在新聞的採用上顧忌很大。當然他也發現，有些尺度正在放寬。

1986年台灣解除「戒嚴」，先後開放報禁、黨禁，《明報》對此沒有表現出任何驚訝。1987年2月14日的社評《台北當局將開放報禁》，標題是楷體，不一定是金庸執筆，但可以代表他與《明報》的意見。台北不久前解除戒嚴令，開放黨禁——

嚴家淦做到「副總統」，主要是因為經濟建設上的貢獻。他們在「總統府」見面，從大門起踏著紅地毯一直到會客室，兩邊衛兵持槍敬禮，嚴肅之至，聽嚴氏談話卻感覺是在聽一位經濟學教授講經濟理論。嚴家淦的平易近人金庸早就聽說了，並不意外，令他印象深刻的是，從頭到尾，嚴只談台灣經濟上的缺點，而不談優點，如對外貿易占整個經濟的比重太大，有些工業品質量還不很好，等等。嚴家淦談到軍事費用負擔很重，不無擔憂，「但我們要儘快提高人民的生活水準。…九九藏書…我們要使老百姓的真正收入增加得更快」。嚴還說起，有一次他去美國遇到幾個美國朋友，他們一見到他就吃驚地問：「你怎麼還在這裏？我以為台灣早完蛋了。」嚴家淦心平氣和地笑笑說：「如果我們勤勤懇懇地為老百姓做事，我們是不會完蛋的。」

出於對兩岸統一的心愿，金庸始終想在兩岸之間尋找平衡，力圖做到不偏不倚，他不僅是台灣的常客，也曾三度成為中南海的座上客，「在海峽兩岸吃得開」。1993年12月31日，《明報》董事局啟事說：

然而，好友周榆瑞當年在《新晚報》寫《金陵舊事》《侍衛官雜記》，對蔣介石和國民黨要人極盡諷刺之能事，幾乎不留餘地，金庸則有不同看法。周氏出走英國后，1963年2月25日，他在《明報》的「明窗小札」專欄發表《讀周榆瑞兄近況有感》說，「我讀榆瑞兄過去的文章，對國民黨人員挖苦得太刻薄了些，有傷忠厚之旨」。

台灣人對蔣經國的口碑一般相當不差，都說他當「行政院長」後有許多革新，對他寄以重大期望。「小蔣」出任「行政院長」一年，台灣各方面都有顯著進步，只在外交上有重大挫折。金庸表示，如果自己在台灣居住，也會給蔣經國投一信任票。1998年，他接受香港電台採訪，回憶當年的情景，說蔣經國和他說上海話，「他是浙江人，我不把他看成是政治家，他一開口講話我就覺得他是同鄉，覺得好親切」。

1971年5月31日，金庸發表《蔣先生何不安享清福？》：「蔣先生已年逾八十高齡，實在不必再去過問實際政務，若於此時宣布全面退休安享清福，於他老先生身體健康固有益處，對於台灣處境的解決，也大大地增加了靈活性。人們不必再為了顧忌他老先生，以致吞吞吐吐，委委婉婉，什麼意見都不敢暢所欲言。」

1984年1月10日，在論及香港問題的社評中，金庸再度談到兩岸統一：

訪台結束，金庸寫下三萬字的《在台所見·所聞·所思》，開篇就說：「有關國家人民的事，做記者的應當忠於職責和良心，向讀者忠實報道，如果只講好話，有失報人的品格。台北當局和我在台灣的親友看到這篇雜感時，也希望他們能諒解。」他說自己也做不到絕對客觀，只是根據十多年來在《明報》寫社評的態度來看問題，多多少少以《明報》大多數讀者的態度來看問題。對於海峽兩岸，他私人都無所企求，希望整個國家好，全國同胞的生活幸福。他畢生最大的願望，就是能寒眼看到兩岸統一：

金庸還獲准訪問了金門，那是台灣的前哨，離大陸最近也是最敏感的地方。登上金門島，他親眼看到地底的坑道縱橫全島，大卡車和坦克車通行無阻，地面上和地底下，到處都是炮位和機關槍陣地。聞名已久的金門事實上是一個大要塞，而且是個全民皆兵的地方。島上六萬多老百姓，無論男女，年滿18周歲，一律參加軍事訓練，人人發槍發子彈，男子滿45歲、女子出嫁后，槍械收回。金門青年人人枕頭底下有一支槍，儘管當時兩岸關係已不是50年代炮轟金門時的劍拔弩張。金庸認為金門是全世界最清潔的地方之一。

在與台灣高層政要的接觸中，金庸發現他們沒有「唱高調」，沒有「浮夸吹噓」，而是「逐漸地腳踏實地」，他對他們普遍存在的這種務實態度深有感觸，從中看到了台灣的希望。首次台灣之行給他最深的印象，「不是經濟繁榮，也不是治安良好，而是台北領導層正視現實的心理狀態，大多數設計和措施，顯然都著眼于當前的具體環境」。

柏楊第一次來香港，他們為秦始皇發生了激烈的辯論，柏楊認為秦始皇很好，金庸認為秦始皇壞到透頂，幾個好朋友張徹、董千里「圍攻」柏楊一個人。他說柏楊：「你是受到毛澤東洗腦。」但觀點的不同並沒有損害他們的友誼，後來他們也是蠻要好的。柏楊生病時，金庸曾去看望。

1965年，金庸小說披著「司馬翎」的外衣在台灣登陸。1970年以後，他的小說開始通過非正常渠道悄悄流行。他的許多作品改頭換面出現在台灣，不僅改書名，而且安到其他作者的名下：《倚天屠龍記》改名為《至尊刀》，署名「歐陽生」；《俠客行》改名《漂泊英雄傳》，署名「古龍」；《笑傲江湖》改名《獨孤九劍》（或《一劍光寒十四州》），署名「司馬翎」。

射鵰是中國北方民族一種由來已久的武勇行為。《史記·李將軍列傳》中，李廣曾說：「是必射鵰者也！」王維有詩：「回看射鵰處，千里暮雲平。」又有詩：「暮雲空磧時驅馬，秋日平原好射鵰。」楊巨源詩：「射鵰天更碧，吹角塞仍黃。」溫庭筠詩：「塞塵牧馬去，烽火射鵰歸。」黃庭堅詩：「安得萬里沙，霜晴看射鵰。」中國描寫塞外生活的文學作品，往往提到射鵰，「一箭雙鵰」的成語更是普通得很。

高中以來的經歷都讓金庸對國民黨、蔣介石沒有好感。他年輕時讀過《曾國藩家書》，那時對曾國藩卻是否定的，把他看成漢奸。因為蔣介石很捧曾國藩，他就堅決反對，後來才改變看法。國民黨的腐敗令金庸刻骨銘心，他認為金圓券政策是無信，因此相信陳伯達對「四大家族」的指控，認為他們「猛刮龍」，不是孔子所說的「節用而愛人」。「一個政權長期地失民心，即使有槍杆子，這政權還是維持不了，當年國民黨政府失卻大陸，便是最近的例子。」蔣介石去世，金庸的評價是，蔣一生有功有過，「大功是領導中國全國人民（包括中共在內）堅持抗日，大過是在大陸時期所領導的國民黨政府十分腐敗」。所以，1949年政權轉換之時，金庸在《大公報》發表文章，直呼「國民黨反動派」。這一立場以後慢慢有了變化。ｒｅａｄ.９９ｃsｗ•cｏｍ

這次見面安排在「行政院」會客室，金庸發現正中掛著一幅大油畫，畫中蔣經國陪父親在山溪邊觀賞風景。另外一幅書法寫著格言，大致內容是成大事者必先苦其心志，動心忍性，忍人所不能忍。人們在背後還稱蔣經國為「小蔣」，其實他已是六十多歲的人了，身材胖胖的，精神很好，似乎不過五十多歲的樣子。

主演過《一簾幽夢》等電視連續劇的台灣明星、金庸「心目中的女神」蕭薔見了他，也叫他「幫主」。15歲開始讀金庸小說的蕭薔自稱「金庸迷」，在台灣一見面，就對他說：「幫主的書陪伴我度過了充滿聯考壓力的青春歲月。」

希望大陸和台灣將來終於能夠和平統一，組成一個獨立、民主、中立、人民享有宗教自由、信仰自由、言論出版自由、企業自由、居住自由、行動自由、集會結社自由，財產權、人民權利獲得充分保障的民族和睦政府。

金庸跟沈君山則因圍棋結緣，成為很好的朋友。

海峽東西兩個政權，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劍拔弩張、兵戎相見；到近年對峙形勢逐漸緩和，怨毒敵意漸漸消減。雖然雙方立場仍舊大有距離，但至少已共同肯定「和平統一」為全國人民願望，也就是雙方所要共同致力的目標。這已經與一兩年前大不相同，更比一二十年前的對抗情勢好得多了。

「不驚」反襯「不寧」，句中殺氣騰騰。此事足可證明，雞鳴狗盜之徒在台灣大有人在，而此輩後面蓋有使花旗銀紙之假孟嘗君作老闆耳。

這是蔣經國全面主政的時代，「行政院長」孫運璇這年6月10日說，只要雙方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各方面的差距不斷縮小，中國和平統一的條件就會漸趨成熟。金庸對此評論，雖然雙方對於「條件成熟」的看法不同，但「條件成熟」為事所必需，那是大家都同意的。他當面對蔣經國說：

使民間反對派有權正式組党參政，這是國民黨促進民主政治的一個重大步驟，大得人心。又解除維持了二十多年的報禁，事實上並不威脅到國民黨的領導地位，只不過逐漸改變其「領導方式」，因而使其領導地位可以由「專政」的基礎轉移到「民主」的基礎，因而有機會更加鞏固。

金庸觀察到，台灣的政治氣氛比以前開明，只是出於當政者主動的開明，既不是源於人民大眾，也不是輿論的推動。本質上還是中國數千年來的政治形式，遇到一個好皇帝、好宰相，那是百姓的運氣好；不幸遇到了腐敗的統治者，人民就大吃苦頭。

「雞犬不驚」，反面就是「雞犬不寧」。換言之，胡適以此威脅老蔣：如不交出「政權」，今日台灣就會雞飛狗走。

當時蔣介石身體不是很健康，在家休養。「副總統」嚴家淦、國民黨中央黨部秘書長張寶樹等政要先後與他會面，特別是「行政院長」、未來的「接班人」蔣經國和金庸有過一席長談。早在1972年6月7日，金庸即發表社評《蔣經國當「行政院長」》，稱蔣內閣起用了不少台灣本省人，應當說是一種新氣象，值得讚揚。但他對蔣氏子承父職的做法並不認同。在6月9日的社評中，他認為蔣經國個人的生活倒比較有些民主作風，不大擺官架子。聽一位朋友說，某晚看電影出來，見蔣經國在戲院門外買了兩個茶葉蛋，剝開殼來就在街上吃，也沒帶衛兵，相當自由散漫。

台灣政要中不乏「金庸迷」。嚴家淦曾專門派侍衛去出版社幫他找《射鵰英雄傳》。蔣經國就任「行政院長」后，在一次年末記者遊園會中，與海外記者說起《射鵰英雄傳》中人物如話家常。台灣政壇的明日之星、時任「新聞局長」的宋楚瑜私下向遠景出版公司發行人沈登恩借閱《射鵰英雄傳》。1965年回台灣定居的孫科生病住院時，念念不忘金庸的武俠小說。在普通老百姓中，「金庸迷」更是無法統計。

1959年12月8日，胡適在台北木柵的世界新聞學校演講，主題為「新聞記者的修養」，他說，記者要多看偵探小說，「我們中國文學的唯一的缺點，就是沒有翻譯的最好的偵探小說。現在有許多報紙都刊武俠小說，許多人也看武俠小說，其實武俠小說實在是最下流的」。「偵探小說是提倡科學精神的，沒有一篇偵探小說，不是用一種科學的方法去求證一件事實的真相的。」胡適當然不知道金庸何許人，但他夫人喜歡看金庸的武俠小說，他家書架上就有。所以他這樣說，或許不無針對性。唐德剛回憶，江冬秀找不到麻將「搭子」時，「就讀武俠小說，金庸巨著，胡老太太如數家珍。金君有幸，在胡家的書架上，竟亦施施然與戴東原、崔東壁諸公揖讓進退焉」。read.99csw.com

短短十天的行程，他的腳步是匆忙的，在桃園、新竹，他隨意去看了幾戶農家，房屋很簡陋，傢具也有些破爛，但一家有電視機、摩托車，另一家有電冰箱。他感到，台灣人很有禮貌，不管是商店職員、餐廳服務員、計程車司機，還是開電梯的，幾乎個個笑臉相迎。這樣的禮貌中有一種溫暖的親切。開汽車的遇到交通阻塞，極少有說粗話罵人的。金庸對台灣也有批評，比如什麼都講情面，買一張有座位的火車票、訂一個酒店房間，往往要找關係、托熟人。一些在政府基層部門工作的公務員很愛擺架子、打官腔，事情辦不好，卻把責任推到別人頭上。一般人不大守秩序，馬路上的汽車交通更是混亂，司機對馬路中心的白線視若無睹。金庸在英國治下的香港生活了二十幾年，自然感到陌生、不習慣。

這種心情金庸表示理解，但他認為這還是家長式的領導，還是繼承「老先生」（台灣人背後這樣稱呼蔣介石）的傳統來辦事，仍舊是「人治」而不是「法治」。「在目前處變的非常時期，或許暫時有這樣的需要，但長期來說，這不是真正民主的工作方式。」

1959年7月3日，《明報》創刊不久，金庸即在《蔣介石是否連任》社評中說，「不民主固然不妙，但比這更不妙的是，要由外國人來決定他是否連任。我們反對獨裁、反對不民主，但最最反對的，是中國人的事要由外國人來代勞」。7月6日，他在社評《君子動口不動手》中說：「我們根本反對中國人自己打來打去……大陸與台灣問題最後終於要統一，作為中國人，問題的解決，我們希望這日子越早來越好，最好是用君子辦法，俗語有云，『君子動口不動手』。」

金庸得知作品解禁的消息，寫信給沈登恩：

他站在一個觀察者的中立立場，就事論事，既不向著大陸，也不向著台灣。「中立」不是無原則、不分青紅皂白地和稀泥，「中立」也有自己的觀點、看法，就是獨立、客觀、公正。1963年12月27日，針對蔣介石說憲法是台灣的「犀利武器」，他在社評《台灣的「犀利武器」》中尖銳地指出：「雷震目前尚在獄中，日前且有遭受虐待之說，單是這件事，便足以說明憲法的本質。」1964年10月22日，他在社評《總統向小民致訓詞》中批評蔣一副居高臨下的模樣：「在今日世界中，每個人民都是堂堂大丈夫，你做總統、主席、總理、將軍，不過是擔任一種公共職務，我做文員、賣貨員、工人、農民，也各盡自己的責任。你有什麼資格來向我訓話？」他公開表示，「不贊成台灣的一黨專政（事實上是蔣氏一家集權）制度」，「我們絕不贊成蔣介石再參加競選……本報專欄中有人主張他繼續當下去，這並不代表本報的意見」。「我們向來以為，民主自由的主要精義，是容忍異己。報紙上應當容許發表不同意見。」他對終身制也有尖銳的批評。

金門之行有軍中將校陪同，一路聊天，金庸對台灣軍人有了不少了解。台灣是個海島，一切軍事行動都與海洋有關，陸軍指揮官也要懂氣象學和海洋科學；台灣時有地震，軍官還應懂地質學。有些軍官讀《比較憲法》，知道真正的民主和人權是什麼，軍人應當是民權的保護者，而不是去侵犯老百姓的人權。也有些軍官讀哲學、邏輯、外國歷史、中國歷史，「全軍上下要充分明白為什麼打仗，為什麼一旦有戰爭時甘願犧牲自己的生命」。

此文從6月7日到6月23日在《明報》連載十天，轟動一時，還出了單行本，仍供不應求。在讀者的要求下，《明報月刊》從當年9月起分三期再次刊出，大有洛陽紙貴之勢。

1981年10月1日，金庸發表社評《和平統一是共同願望》。1982年中秋節，他在《明報》發表社評《和平統一與條件成熟》說：

1979年9月，遠景出版金庸正式授權的《金庸作品集》，在台灣引起熱烈反響，報紙不斷連載，評論界聞風而至，影視界磨刀霍霍，要把金庸作品搬上銀幕、熒屏。但最受大家歡迎的《射鵰英雄傳》並沒有解禁，在台灣警備總部的眼裡，《射鵰英雄傳》的書名有「政治色彩」，還是要查禁，出版時只能改名《大漠英雄傳》。台灣電視公司立即著手準備開拍電視連續劇，交由陳明華導演。由於陳導演的《倚天屠龍記》贏得極高的收視率，《射鵰英雄傳》開拍消息一傳出，立刻震驚其他兩家電視台。但是，送審之後即被「警總」封殺。原因read.99csw.com是毛澤東《沁園春·雪》里有一句「成吉思汗，只識彎弓射大雕」，有人一直認為，這是嘲諷蔣介石不過一介武夫。金庸為此撰文辯護：

《中國時報》與《聯合報》是台灣兩大輿論重鎮，《中國時報》創辦人余紀忠、《聯合報》創辦人王惕吾常與金庸一同去外國出席報界的國際會議，因此很熟識。60年代初金庸和比他年長十多歲的余紀忠相識，一見面便言談投機。他們都是報紙的創辦人、投資人，並且全面負責報紙的內容和言論。當時，《明報》的規模小得多，職工人數、版面數目、銷量、廣告、影響力、盈利都遠不及《中國時報》。但他們對辦報的理想，對新聞工作者的職責有共同的想法。每次見面，余紀忠總是毫不吝嗇地給他讚譽和勉勵。當時台灣新聞界比現在有更多限制，新聞工作者曾因為工作和言論而失去人身自由，受到懲罰。金庸總是表示，自己處所的環境比余紀忠好得多，辦報比較容易，如果再向壓力低頭，簡直不配辦報了。在金庸遇到困難的時候，心中常會浮起一些人的影子，其中就包括余先生。他會想：「這次倘若我投降妥協，余紀忠先生，還有某某人、某某人，他們會瞧我不起的。」余在無形之中，多次幫了他做一個正直的報人。每次到台灣，他一定去拜訪，余紀忠也一定約他餐敘。2002年4月9日，93歲的余紀忠去世，他寫悼文時，想到數十年來相交的點滴，想到余先生的微笑的面容，溫文爾雅的表情，禁不住眼淚涔涔而下。

不管怎樣，金庸對台灣一直抱有希望。1966年9月25日，他在《台灣拘捕三名「立委」》中說，「我們一方面慨嘆台灣政界貪污風氣之盛，一方面卻也覺得，每一件貪污案的揭發和懲辦，總有助於政治逐步走向清明的途徑。」1971年7月20日，台北在聯合國的席位不保，島上人心不安，他在社評中說：「外交上的劣勢已不是任何外交行動所能逆轉。自存之道，是在政治清明，經濟繁榮，與其竭力爭取外國的『友誼』而不可得，不如民主開明，善待百姓，以爭取國人的歸心。」此前他在5月16日的社評就說過，台灣是否能維持現狀主要決定於三個因素，首先是，「台灣是否政治清明、經濟安定，是否能得到大多數人民的擁護」？

當月，胡適在台北去世，《明報》只是在2月25日第四版中間位置刊登一篇不大不小的報道：《一代學人歸道山，胡適博士猝逝世》。金庸沒有表達個人的哀悼。

看到「中央社」12月8日電有關胡適演講的內容，金庸生氣了。12月10日，他在《明報》發表社評《最下流之胡適之》稱，翻閱胡適從前文章，這一觀念數十年來一直不變，胡適認為《水滸》是「誨盜之作，粗暴下流」，京戲內容無聊，毫無價值，中國人懶惰骯髒，不可救藥。他諷刺胡適，既認中國人如此混賬，「胡適之博士胡適之乎？……何以又適台灣也？原來在胡博士眼中，台灣非中國地也，乃美國地也。胡適之適台灣，非履中土，乃處於我祖宗老爺美國之偉大土地也。於是美國人送『我的朋友胡適之』以博士銜，有骨氣之中國人卻稱之為『最下流之胡適之』焉」！

1960年2月21日，他在《明報》社評《民族·民權·民生》中說：「我們不是共產主義者，也不是反共人士，對於蔣介石應不應該連任，事實上不很關心。我們很崇拜孫中山先生，認為他生前所主張的民族、民權、民生這三民主義如果能得到重視，那麼對於全體中國人都是很有好處的。……台灣想反攻大陸，那根本是不可能的。大陸要想攻取台灣，短時期內也難以辦到。」他呼籲，「雙方各自努力，在民族、民權、民生這三點上力求進步。哪一面的做法對一般老百姓真正有利，人心所向，最後必定勝利」。3月3日，他又在《明報》社評中說：

1975年4月5日，87歲的蔣介石病故。4月7日、8日，金庸接連在《明報》社評中判斷，台灣政局不會因蔣的逝世發生重大變化，兩年多來，軍政大權已掌握在蔣經國手裡。他1972年訪台時就充分感覺到，「不論是軍隊、政府人員，以及一般人民，都已接受蔣經國的領導，極少有人對新一代的能力表示懷疑」。所以，他判斷「台灣局勢不致因蔣逝世而有所變動，但當然不是說永遠不變，任何事情都會有變化的，但台局之變，當是出於其他的因素」。他還樂觀地預期：「對於台灣今後最大的影響，我們相信在於各種革新和現代化的措施，將以遠為迅速的步調推行。」

1966年12月3日，台灣針對大陸的「文革」，號召開展「文化復興運動」。金庸在社評《台灣搞「文化復興運動」》中說：「提倡中國文化復興，用意甚善，方法也甚簡單，只是『自由』二字，只須政治上對文化學術不加任何干擾，讓其自由發展，文化學術自然會慢慢地滋長繁榮。孔孟之道並非不好，但若要大家又都鑽進這個圈子中去，漢武帝在兩千多年前早就做過了，又有什麼好處？」

老蔣在世，受元老們的保守影響，小蔣放不開手腳。金庸的預測是準確的，他目睹了老蔣去世之後一步步的變化。1979年12月「美麗島」事件發生，軍法大審，《明報》ｒｅad•9９ｃsw.ｃoｍ社評的基調是節制、溫和的，批評並不尖銳。他對蔣經國有好感，也敏銳地感受到了台灣一步步的變化。

1973年4月18日至28日，金庸接受台灣當局邀請，第一次登上台灣島，進行了十天的訪問。此前他與國民黨從無公開來往，他的武俠小說長期以來在台灣也是禁書，這次訪問標志著他和台灣的關係開始了一個新時期。那時兩岸關係十分敏感，深諳中國傳統政治的金庸自然明白個中利害，他一再表示自己只是以普通記者身份訪台。不管台灣方面邀請他的動機如何，有機會到台灣走走、看看，與台灣高層見面，是他期待已久的心愿。

問起台灣有沒有製造核武器的打算，嚴家淦回答：「我們絕對不造，我們在軍事上唯一要防備的只是中共，他們也是中國人。我們不能對中國人投原子彈，相信他們也不會對我們投。發展核子武器要耗費巨大的財力物力。……我們的錢主要用來發展經濟，提高人民的生活水準。我們在大陸上打不過他們，現在就跟他們比賽，誰能使大多數老百姓吃得更好，穿得更好，住得更好，受更好的教育，生活得更加自由而快樂。這要很多錢，很多很多的錢。花錢去造原子彈，老百姓就要勒緊褲帶了。辦政治和辦經濟，每一件事都是選擇，每一塊錢都要發揮最高效用。」台灣在原子科學的研究上已有很多進展，主要是和平用途，金庸在新竹的「清華大學」參觀，看到一座原子爐。

我的小說能在台灣出版，我當然也很高興。台灣讀書風氣盛，文化水準很高，任何作者都希望他的作品能接觸文化水準很高的讀者群，能受到欣賞，得到高層次的反應，希望有更多的人了解，我的小說並非只是打打殺殺而已。

他認定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自那時以來，一直注意台灣的情況。他的《明報》社評對台灣既有肯定，也有否定，大致上在兩岸之間保持了一種平衡。他多次發表文章，反對「兩個中國」，更反對「台灣獨立」，他在1964年3月30日的社評《堅決反對「台灣獨立」》中說：「中國人不論左派右派，均反對『台灣獨立』，決不容許有兩個中國出現。」這個態度一直沒有改變。1972年3月19日，他發表題為《台灣住的也是中國同胞》的社評。

早在1973年訪台時金庸就察覺，台灣力圖成為中國的模範省。他希望台灣的各種設施都能成為全中國的榜樣，最重要的榜樣，「是要確立一種長期性的制度，使得人民有權選擇政治領袖，有權力監督政府」。「應當由人民叫政府做什麼不做什麼，而不是由政府叫人民做什麼不做什麼。」他說，在這方面，台灣還有一條漫長的道路要走，當時還說不上已經起步。島上後來的變化與他的思路吻合。

我們是在香港的中國人，對於大陸或台灣的同胞，都不可存在一種輕視之心。我們雖不認為「大陸就是天堂」，或「在台灣生活自由而幸福」，或「香港人醉生夢死」，但我們承認，生活在大陸或台灣的同胞，往往比香港人更加勇敢而堅強，極大多數是堂堂的中國人。

「國大」開鑼在即，胡適卻公開要求蔣介石以「雞犬不驚」的方式將「政權移交」出來。

台灣經濟保持了多年的高增長，自1965年美國對台的經濟援助計劃終止以來，一直維持每年10%以上的平均實際增長率，是世界上最高的增長率之一。1972年的增長率是11%，國民平均收入超過370美元，在亞洲僅次子日本、香港和新加坡。「行政院」致力於發展經濟，因此被稱為「經濟內閣」。

金庸與台灣的許多武俠作家如古龍、諸葛青雲、卧龍生等都有交情。他說：「我個人最喜歡的武俠作家，第一就是古龍，第二是上官鼎（劉兆玄），然後是司馬翎、卧龍生、慕容美。」劉兆玄後來從政，做過「行政院長」。每當金庸去台灣或台灣的武俠小說家來香港，他們經常聚會吃飯、打牌聊天，金庸是主要的請客者，被大家一致稱為「幫主」。他說，這個幫大概就是胡鬧幫，幫中成員除了台灣的武俠作家，還有香港的倪匡、項莊、張徹、王羽等。

1975年初，沈登恩創辦遠景出版公司不久，有朋友從香港來，送了他一套舊版的《射鵰英雄傳》。不到一天一夜，他就看完了，整個腦海中都是洪七公、郭靖、黃藥師、黃蓉、周伯通、歐陽鋒的影子。當時，他心中有個疑問：「怎麼世上有這麼好看的小說，台灣竟然沒有出版？」他大惑不解，找出了「查禁目錄」，結果發現金庸的所有小說都在查禁之列，明令禁止出版。

金庸與台灣的新聞界同行早就有來往，在國際新聞協會參加活動，常有碰面。他說，台北的同業一直認為他們有新聞自由，而國際新聞界對此頗有懷疑。按國際新聞協會會員資格的規定，只有具備新聞自由、言論自由的地區中的報紙和其他大眾傳播事業機構，才可以參加這個協會。所以台灣的報業同行一度不能參加，幾經努力，才得獲准。1971年在芬蘭開會時，因為于長城、于長庚兄弟事件，台灣是否有新聞自由一事又受到嚴重挑戰，大會要求台灣分會暫停活動。他說：「國際間對於新聞自由與言論自由的標準，簡單地說，是能不能在報上批評政府、攻擊政府、反對政府，能不能自由刊載對政府不利的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