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分子也很興奮，主要是沒有政治運動，沒有整肅、鬥爭、清算那一套，可以自由研究，當局鼓勵讀書。」

對中國內地樂觀，對台灣樂觀，對香港樂觀，也就是對整個中國樂觀。我覺得中國內地目前發展經濟的基本政策是對的，但應當逐步讓人民有更多自由，更多的機會。……

1976年9月9日毛澤東去世，金庸預料內地局勢將變，發表了《巨大變動，勢不可免》《將有漸變，而非突變》《軍心所向，決定成敗》《各地態度，更趨重要》等一系列社評。

胡耀邦是成功的，他贏得了海內外無數中國人的感佩和敬仰。

談話結束，鄧小平對金庸說：「以後可以時常回來，到處去看看，最好每年來一次。」一直送到大廳外，又站著談了一會兒。

《明報》以前對中共的政策猛烈抨擊，近年來卻讚揚多而抨擊少，這並不是我們自律了，而是根據理性的判斷，以前中共專制橫蠻的政策必須予以抨擊，目前中共開放改革的政策值得讚揚鼓勵。……近來我們對中共的批評比較溫和而婉轉，主要是對事而不對人。這是事實。因為，我們認為這是在支持開明改革路線，在反對保守頑固路線。

金庸問及：「海外人士擔心，推行藏富於民的政策，不可避免會發生有人錢多有人錢少，一部分人富，一部分人窮，社會上不免會有矛盾。中央對此有什麼考慮？」胡耀邦讓胡啟立做了回答之後又補充說：

8月初，我帶著兩個孩子到了杭州。三十三年了啊！見面時，我們都是撲向對方的，那種骨肉相見的激動，真是無法用言語來表達的，我與小阿哥擁在一起，久久沒有分開。在杭州那幾天，我和小阿哥總像有說不完的話。……我們的談話常常持續到深夜……

故鄉無時不在金庸的心中，50年代他在《大公報》工作，對新政權的肯定沒有因父親被殺而改變。《三劍樓隨筆》中有《舞蹈雜談》一文，他說，「我國自漢唐以後，直到今日才真正再有泱泱大國之風（宋明都是太弱、氣派太小）」。《馬援見漢光武》一文也有借古頌今之意。

馬老先生做不做北大校長，這件事關係並不很大，但內地每年增加一千二百萬到一千五百萬人口，卻是一件頭等的大事。

我們並不完全同意中共一切對內對外的政策，認為有些措施大有可資批評之處，但近來它採取對外國政府友好合作的態度，有利於世界和平，有利於中國人民，也有利於本港局面的安定。在這一點上，我們表示讚揚。

我們不是無原則地批評，例如共產黨不可以說它一無是處，要是它做什麼也是錯的話，這個政權兩三天已垮台了，不會發展至今。它也有合理的地方，不可單憑一己偏見反對它。我們只是秉持實事求是、公正客觀的原則辦事。

胡耀邦是鄧小平之外，金庸最心儀的中國領導人。三年後，胡耀邦去世時，他寫下充滿感情的社評《致力改革、正直誠懇、深得人心》：

1973年4月13日，《明報》報道鄧小平復出的消息。次日他發表社評《鄧小平又做副總理》。1976年，鄧再次下台，挨批，《明報》大量報道，閱情他的遭遇。

在北京，金庸登上萬里長城，炎炎夏日沒有擋住他的興緻。他還去過西安、成都、重慶，坐船經三峽到宜昌，又從武漢到上海、杭州，先後到過十三個城市。他曾在重慶求學，也飽嘗過失學的痛苦。他在杭州《東南日報》開始一生的報業生涯，上海《大公報》是他生命中重要的轉折點。這些舊遊之地三十年後重來，早已物是人非。在登山臨水之際，他沒有失去職業性的敏感。每到一地，他就與當地的人民接觸，和他們談話，了解他們的生活和願望，他們對國家、對領導人的期望。

內地三十三天的行程歸來，《明報月刊》記者問及此行印象最深的是什麼時，他「發覺中共從上到下，不再浮夸吹牛，多講自己的缺點，很少講成績」。1973年他第一次到台灣，印象比較深刻的也是這一點。

胡耀邦透露「四人幫」還活著，每天看電視、看報紙，國慶節在電視上看了閱兵遊行。「江青看了電視，她說鄧小平那麼健康，真沒想到。她說她和鄧小平本來沒有什麼大的分歧，只是小問題上有分歧（眾大笑）。她是顧左右而言他。」說到華國鋒、汪東興，「他們不同，他們打倒『四人幫』有功，不過錯誤也不少」。「他們還是堅持那一套，想搞第二次英明領袖。華國鋒現在的待遇比我高……我們總結了歷史經驗，對犯了錯誤的同志，生活待遇不降低，子女不受影響。」

7月底的一天，小阿哥給我發來電報：小毛弟，×日在杭州一聚。接著，我就收到了小阿哥寄來的路費。

我們不信局勢會變得很糟。中共目前務實派的路線，對中國國家人民有利，長期來說，對香港也有利。……但世事往往有出於意料之外的不幸變故。萬一中共極左派復辟，香港人失卻自由與法治，《明報》怎樣？　《明報》當然停刊不出，我們辦報的人走得掉的就溜之大吉，走不掉就沉默偷生，活一天算一天。在此以前，我們出版一天，就一天為維護香港人的自由與法治而努力。

1984年9月26日，中、英兩國就香港前途問題，在北京草簽《中英聯合聲明》。兩個多星期後，金庸再次應邀訪問北京，這一次安排他與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會面。10月19日，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即將舉行，主持會議的胡耀邦抽空在中南海與金庸會面，在座的還有中央書記處書記胡啟立、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王兆國等。胡耀邦一見到他，便熱情地說：「很歡迎你到北京來！……香港的朋友們以前見過幾次，個別會見談話的，你是第一位。」胡耀邦將55歲的胡啟立、42歲的王兆國介紹給他。

那天金庸穿著西裝，打著領帶，鄧小平只穿著白色的短袖夏威夷衫，對他說：「今年北京天氣很熱，你除了外衣吧。我是粗人，就穿這樣的衣服見客，咱read.99csw.com們不用拘禮。」所以金庸把外衣脫下了。

自1959年5月20日創辦以來，言論態度始終是一貫的，對中共和台灣，有時客氣些，有時批評得嚴峻些，那決不是我們的立場有什麼改變，而是兩岸的政策有所改變之故。在「文革」之前、「文革」時期、「文革」之後，本報的態度有所不同，因政策大不相同，我們基本上只不過反映了廣大讀者的看法而已。

人口多少，有關整個國家的國運隆替，是極重要的百年大計。

這天將到傍晚，行到了一座大山之側，那少女一抬頭，忽然驚叫起來。陳家洛依著她目光望去，只見半山腰裡峭壁之上，生著兩朵海碗般大的奇花，花瓣碧綠，四周都是積雪，白中映碧，加上夕陽金光映照，嬌艷華美，奇麗萬狀。那少女道：「這是最難遇上的雪中蓮啊，你聞聞那香氣。」陳家洛果然聞到幽幽甜香，從峭壁上飄將下來，那花離地約有二十余丈，仍然如此芬芳馥郁，足見花香之濃。那少女望著那兩朵花，戀戀不捨地不願便走。

1984年，他又解釋：

他重視實際，不相信教條，這應當是克服各種困難的關鍵。他的「白貓黑貓論」是眾所周知的。

談起不久前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上的人事變動，金庸說：「鄧副主席本來可以當主席，但你堅持自己不做，這樣不重視個人名位的事，在中國歷史以及世界歷史上，都是十分罕有的。這令人十分敬佩。」鄧回答：

胡耀邦談到當天上午在民主黨派人士會上講的話：

金庸意識到這篇小小的報道中大有文章，10月23日發表社評《廖承志？中國新聞社？》：

我們擔任領導的人，也不能太忙，往往越忙越壞事。

金庸的內地之行，與鄧小平的會面，打開了與大陸關係的新局面，最明顯的變化是，《明報》社評的批評字眼越來越少。也是從這時起，他對整個中國充滿了一種樂觀的情緒：

金庸說：「中國傳統政治哲學，是盼望國家領導人『清靜無為』。共產黨人當然不能『無為』，要『有為』。但領導人心境清靜一些、工作清靜一些，還是好的。」鄧回答：

1978年12月《明報月刊》推出「鄧小平與中國政局」專頁，共有五篇文章。1979年3月，又有「鄧小平訪美特輯」。

1973年，金庸訪問台灣之後，北望神州，更是鄉愁縈迴：

我身體還不錯，沒有什麼病，但畢竟年紀大了，現在每天只能工作八小時，再長了就會疲倦。……

1983年5月20日，金庸以社評形式發表聲明《自由客觀，決不改變——<明报>出版廿四周年》，一再承諾「自由客觀的風格決不改變」：

然而中國成千上萬老百姓，尤其是知識分子，對他著實有一份敬愛和親厚的感情。與其說他是作出了巨大的貢獻和功績，因而使人愛戴，不如說由於他對開放和改革的熱誠與堅持，坦率性格之可親可愛，感動了千千萬萬中國普通人民的心。……

他感覺到的變化，「最主要是人們的恐懼感大大減少，在日常談話中，人們對不滿的事情毫無顧忌地說出口來。其次是各種令人討厭的提防猜忌和政治措施極少存在。飛機場和火車站上不再見到荷槍實彈的解放軍來回巡視。拍照毫無限制，也不必先沖印了才能帶出來。在火車上，廣播中不再長篇累牘地誦讀《人民日報》社論或毛主席文章，而是播放輕音樂，包括台灣的《阿里山的姑娘》《橄欖樹》等，甚至有『Jinglebells，jinglebells』的聖誕音樂」。

但那時，他回內地的可能性幾乎沒有。

金庸是鄧小平在人民大會堂正式單獨會見的第一位香港同胞，當晚中央電視台的新聞節目播放了這一消息，新華社、中國新聞社都作了報道，世界各地的新聞媒體也都報道了這件事，港澳報紙更是作為頭條新聞進行報道，轟動一時。他說：「鄧小平說的話，我全部都贊成，發自內心地贊成。」

在我們所處的環境里，有條件在報刊內容上兼收並蓄，在意見上盡量欣賞任何一面的好處，盡量「與人為善」，可以有條件獨立生存，無求於人。……總之是設法做到無愧於心，盡一個報人的責任就是了。

當年金庸與左派圈子交惡之後，老同事只有羅孚有膽量與他保持聯繫。在雙方陣營視若敵國的年代里，仍維持了「人的交往」。以後，當羅家遇到困難時，他也伸出過友誼之手。

時值中英談判解決香港問題前夕，談起香港的前途，廖承志說，保持香港的繁榮穩定，對中國經濟的發展是非常有利的。中國政府一旦收回香港，會尊重港人的選擇，由香港人自己治理香港，中國政府要收回的只是香港的主權。雖然金庸多次在《明報》評論過香港前途問題，但與中共高層官員面對面討論這個問題，還是第一次，想不到廖的一席話與他的想法不謀而合。當廖承志希望他回港能充分發揮《明報》的影響力，多反映中國政府對香港的政策、立場，穩定港人情緒，為將來香港回歸作貢獻時，他當即明確表示，自己有責任和義務通過《明報》為香港的平穩過渡盡一份力。

距離上一次回上海、杭州已有二十八年，親人紛紛從全國各地趕到杭州和金庸見面。7月18日晚上，人們已在中央電視台的新聞節目中看到鄧小平與他會面的鏡頭。兄弟姐妹在歷盡滄桑之後重聚，這是多少年來查家最大的喜事。儘管「文革」期間，不少親人受過苦，一個弟弟在工廠里被綁毒打了好幾天。一個朋友的女兒13歲時被紅衛兵打得死去活來，成了白痴，現在已經28歲。世事無常，重逢的喜悅弭平了一切傷痕，痛苦的往事轉眼間化為雲煙。弟弟查良鈺這樣回憶這次「三十三年後的兄弟相見」：

20世紀80年代，中國新聞佔了《明報》的三分之二篇幅，「特約通訊」欄經常刊出徐鑄成等名家的文章。經高層批准，《明報》可以在中國境內限量發行，雖只限於黨政機關、宣傳文化機構訂閱，但《明報》畢竟悄悄地進入了內地，幾年後發行量突破一萬份。1989年6月11日，金庸在社評中稱：「過去幾年中，《明報》能有限度地不公開進口，高層和中級幹部、大學教授講師和研究生，報刊的編輯人員有機會天天看到。九_九_藏_書我們希望能帶進外界的訊息，幫助能影響中國前途的人士多了解世界真相，把中國帶上富強康樂的道路。儘管我們的作用很小，總覺得是努力在為國家民族盡一己之力。」

鄧小平在會談中客氣地問金庸：「查先生做新聞工作，接觸到的人很多，大家對我們有什麼意見？」他坦言：「主要的意見是，希望目前的政策能長期推行，不要改變。大家有些擔心，不要目前的政策執行了一段時期，將來忽然又變了。因為過去的變動實在太多，令人不能放心。」鄧表示：「那是對的。國內人民的主要意見也是這樣。」

金庸對內地充滿了美好的期待。1986年1月，《明報月刊》二十周年，他在《丙丁之歲》一文中說：

1981年6月16日，他在《中共歷史展開新頁》社評中斷言，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將標志著打倒「四人幫」以來的過渡時期正式結束。一個月後，他應邀訪問內地，行程由國務院港澳辦、新華社香港分社、中國旅行社安排。相隔二十年，金庸終於踏上了這片魂牽夢縈的土地。

「文革」時期，金庸更是每天關注內地時局，寫下了大量社評，多有尖銳的批評。

從10月13日起，「四人幫」被捕的消息得到證實前後，他接連發表《北京發生的重大事件》《未來變化，仍然很多》等社評。18日，他在《打垮江青，普天同慶》社評中說：「廿七年來，中國內地很少有哪一件政治變動得到群眾這樣普遍的真誠擁戴。甚至在世界上，也沒有哪一個國家會對此事不喜。」

果然，10月29日就傳出廖承志受批判的消息，《明報》在11月1日頭條用大字標題作了報道。廖承志被指控的罪名之一就是離間周恩來、林彪的關係，慰問華僑時故意不提林。主管僑務工作的廖承志有機會看到《明報》，不知有沒有注意到這篇社評。1981年廖在北京設宴款待金庸一家，席間談到：「查先生的社評寫得不錯，時常有一些獨特的見解，不過有些觀點，我們並不認同。」金庸答，「我寫社評的時候並沒有想到要符合誰的標準，我只是按照我自己的原則和立場寫出我對事情的看法，所以在有些問題上存在分歧是難免的。」

金庸很欽佩鄧小平的硬骨頭，認為這樣剛強不屈的性格，就像是他武俠小說中的英雄人物。「單是剛強，當然不夠……必須不顧自身的榮辱安危而堅持正確的主張，這才令人佩服。」他當面對鄧說：「我一直對你很是仰慕，今天能夠見到你，很感榮幸。」這不是虛假的客套，而是金庸內心的真實想法。

這次到北京，金庸還想看望羅孚，羅於1981年以「間諜罪」判刑，當即假釋安排在北雙榆樹的一套住宅。金庸向接待他的中國圍棋協會主席、國家體委主任李夢華提出這個要求，被婉辭推掉了。

二十四年過去了，故鄉山水風物依然，人事卻已全非。或許是變得更加好了，或許我們不喜歡這樣的改變，但午夜夢回，總是會有鄉愁罷。這種心情，我們從大陸來到香港的人也是一樣。飄零海外的，自不免有故鄉之思。

1972年1月29日，他在社評《作讀者的耳目和喉舌》中說：

我們有一個斬釘截鐵的志願：決不會對不起《明報》的老讀者。如果環境變遷、條件變動，《明報》不可能再維持自由客觀的風格，我們立即關門收檔。……

談話結束，胡耀邦說：「查先生明天不走吧？明天中午簡單廣播，後天早上可以拿到我們三中全會決議全文。歡迎你下次再來，全國沒有去過的地方，可以到處去看一看。」

談及內地老百姓的生活，「總的說來，內地人民的生活條件還相當艱苦，尤其是居住條件。我去了七八個老朋友和親戚的家，他們都住得很差，令人心中很不安」。「食品供應是大大地改善了，糧票的作用已不大，多數食物都可以在自由市場上買到。國營菜場中買菜買肉還是要排隊。衣著不成問題，交通大家都騎自行車，最大的困難似乎是住屋。」

金庸說：「是的。許多年前，在『文革』時期，我寫過幾篇社評，希望周恩來總理節省精力，注重健康，例如西哈努克到北京來，周總理總是去機場歡迎，舉行宴會，敬酒，就不大必要。」1972年8月19日他的社評《人民第一，外賓第二》稱：「周恩來已是七十多歲的老人，雖然精力過人，但這樣的消耗體力和精力，長期如此，總會支持不住的。……不應當讓外國客人佔去他太多的時間和精神。……他就是自己休息娛樂，什麼事都不做，也勝於日夜不休地接見外國客人。」

1980年10月起，廣州的《武林》雜誌連載《射鵰英雄傳》，標志著金庸的武俠小說登陸，第一天發行就賣出四萬多冊，趕緊加印。《武林》成了廣州最暢銷的雜誌。不過只連載到第四回就停止了，因為盜版書已出來。1981年7月26日，《明報》報道了《廣州首先解禁武俠小說》。

此行金庸與家人的足跡遍及長城內外、大江南北，遠到新疆，到了許多他長期以來心嚮往之的地方。神奇而美麗的天山、遼闊的蒙古草原、黃沙瀰漫的大漠……都曾出現在他小說中，但那只是紙上的神遊和想象，這些地方他並沒有去過。《書劍恩仇錄》中的長城、新疆、天池、蘭州，《白馬嘯西風》中的高昌古城，《射鵰英雄傳》中郭靖長大的蒙古那一望無際的草原、悠閑自得的羊群、一個個蘑菇般浮起的蒙古包……這一切似曾相識，如夢似幻，如今真實地出現在他的眼前，郭靖的面目依然是那樣清晰。

《明報月刊》1981年9月號

他在當月20日的社評中為鄧小平鳴不平，說罷免鄧黨的副主席和副總理職位，「是政治局通過的決議，這是不符黨章與憲法的」。1977年7月6日，《明報》報道鄧小平將復出的消息。7月中旬到下旬，他連續發表了《鄧系人物紛任要職》《鄧小平位居第二》等社評：「鄧小平恢復了黨政軍的七個職務，而聲望之隆，更是他生平所未有，隱隱有凌駕于華國鋒之勢。他有才幹，有聲望，在黨內，政府內，軍隊內，地方上布滿了親信舊部……」

1977年7月25日，鄧復出不久，他稱譽鄧，「能幹而剛強，堅韌的性格，當然是不會改的」。鄧一生起起落落，沉而復起，是金庸最仰慕的九九藏書兩個當世人物之一，當年內地批鄧很激烈的時候，他曾聽人說，鄧對批判的反應是：「聾子不怕天雷打，死狗不怕滾水淋。」

但外界依然議論紛紛，香港一家雜誌發表文章，說金庸辦報成功，在港置了不少房地產，資產大了，捨不得放棄，又害怕將來共產黨收回香港后收回這些財產，故改變立場討好某些方面，以備局勢一旦有變，可以保住身家。金庸反駁：「那真是門縫裡瞧人，把人看扁了。如果局勢真的有變，難道『討好』一下，就能保住身家嗎？如果連這樣簡單的道理也不明白，我怎麼還有資格來評論世事時局？」

那年4月22日金庸的社評又說，「胡耀邦的作風和主張，令他成為青年人心目中的愛戴人物」。

《明報月刊》9月號因刊載《中國之旅——查良鏞先生訪問記》、鄧小平與金庸的談話記錄，出版三天就全部賣完，9月9日加印，過不了幾天又售罄，9月13日第三次加印。金庸多年來寫的社評、小說以及其他體裁的文章都很受重視，很受歡迎，這次他去中國各地旅行回來，大家當然希望聽聽他的所見、所聞、所思，再版三版，並不奇怪。「《中國之旅》搶購一空，也證明大家實在關心中國，更想知道熟悉中外政治形勢的知識分子怎麼看中國的今天和明天。」

金庸第一次訪問台灣時，他的小說在海峽兩岸都是「禁書」，只有兩岸高層領導人才有「特權」可以享受。「你猜鄧小平和蔣經國的共同讀物是什麼？……答案是金庸小說。」當他複述這個聽回來的「秘密」時，臉上掛著格外燦爛的笑容。

初次見面，胡耀邦坦率、熱誠、開朗的個性，給金庸留下了難忘的印象。

1959年《明報》創刊以後，金庸強調不左不右，絕對中立，但他的社評對「大躍進」、人民公社、批馬寅初人口論等，多持批評立場，如1959年8月9日的《人定勝天，天定勝人》、8月26日的《中共已解散人民公社？》、8月31日的《大躍進還是大躍退？》。1960年4月18日，他在社評《馬寅初與中國人口》中說：

我們在兩岸政治力量管轄不到的地方，有機會暢所欲言，代表數十萬讀者一泄心中的感想。如果當政者認為海外這一部分中國人完全是胡說八道，那也盡可置之不理，如能由此得悉一部分中國人的意見，說不定愚者一得，也有些參考價值。至少我們這數十萬人的意見是發表過了。批評的意見儘管聽來甚為逆耳，儘管其中錯誤可能很多，總是比一味歌功頌德有價值些。

1971年以後，金庸對內地政局的看法漸漸有了變化。這年10月，北京進入聯合國，1972年，中、日建交，同年美國總統尼克鬆訪問北京，內地形勢開始發生變化。《明報》社評對內地的肯定逐漸增多。1971年4月17日的《一求安定，二求自由》社評中說：

當時，世界著名的義大利電影導演安東尼奧尼拍攝了一部記錄片《中國》，全片充滿漠不關心、毫無興奮的隔膜感，片頭有一句話，這是一個「沒有憂慮與急迫的國家」。6月5日，金庸在《明報》發表社評《「沒有憂慮與急迫的心情」》說，在近年訪問內地的外國人、外籍華人的遊記或談話中，我們明顯地體會到，他們對於中國的前途，對於中國老百姓的歡樂憂患，幾乎絕無例外地表示了「沒有憂慮與急迫的心情」。他認為：「最值得重視的是本國人民的意見，因為他們對自己的生活了解得最清楚，對自己國家的前途最為關心。其次值得重視的是住在海外的中國人的意見，就像我們這些人，我們多多少少總還存著一些希望，將來或許回內地去居住生活，對於中國的一切，懷抱著『憂慮與急迫的感覺』。」「憂慮與急迫」的心情，是從「愛」與「關懷」的感情中產生的。

1993年3月18日，金庸應國務院新聞辦、港澳辦、新華社香港分社的邀請，再次來到北京。第二天下午，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軍委主席江澤民在中南海與他見面時說：「我們年紀都差不多，也都是在勝利（引者注：指抗戰）前後和解放前上的大學，都經歷過民族和國家的艱危困苦，有許多思想感情是共通的。我讀你的政論文章，有些地方能起共鳴。」臨別時，江澤民送了十七本書給他，包括《浙江文化史》《浙江地名簡志》《浙江方誌源流》《浙江民俗研究》等，都與他家鄉有關，其中有一本《兩浙軼事》，江澤民笑著說：「這裏面有一篇關於你中學時代的事，很有趣，說到你在中學時給訓導主任開除的經過。」

金庸對內地開始充滿期待。

因為遲到了幾分鐘，鄧小平已在門口迎接金庸和家人，金庸隨鄧從大門走進大廳時，鄧稱讚他的武俠小說：「好得很，我也很愛看，每天都看這麼幾頁！」他回答：「那沒有什麼價值，當作娛樂消遣吧！」鄧說：「講中國人的英雄豪傑，好得很啊！」在他聽來，即使在鄧隨後的談話之中，也不乏英雄豪氣。鄧說：「我右耳有點聾，請你坐在我左邊。」坐下之後，鄧說：「對查先生，是知名已久了。《明報》時常有獨特的見解，不過其中有一部分，是我們所不能同意的。」他回答：「是。有些看法並不相同。」

從前中共和台灣的政策都不大好，甚至不好，我就兩面不贊成，人家說我「左右不討好」。現在我覺得雙方的政策都在進步，有人就說我是「左右逢源」。其實男子漢大丈夫，既無求於人，又需要討好什麼、逢迎什麼？

胡耀邦的音容笑貌長留在他的記憶當中，離京之後，金庸到山東東臨渤海的最尖端「天盡頭」遊覽，見到兩塊胡耀邦題字的碑，一塊是「天盡頭」三字，另一塊是「心潮澎湃」四字。風景管理處要他題字留念。他想起當年胡耀邦豪爽而毫無保留的談話，想起胡對國家所作的貢獻以及正直的性格，寫下這幾句話：

自60年代以來，《明報》的中國報道就具有權威性及影響力。金庸與鄧小平會面后，《明報》進一步加強了對大陸的報道，並享有北京官方給予的特權，中新九*九*藏*書社每天都向《明報》提供中國方面的消息，《明報》有選擇權，不是每篇稿子都用，如果採用，則可以「本報專訊」名義報道。這一特權，連左派《文匯報》《大公報》都沒有。因此引來各方面的揣測，《明報》與北京官方是否有什麼不尋常的關係？是否已改變一貫中立的立場？在這種情況下，金庸重申「有容乃大，無欲則剛」的辦報信條：

在金庸眼中，鄧小平始終是「高瞻遠矚、俯仰百世的大才」。鄧百年誕辰時，香港有人質疑、批評鄧的「治港遠見」。自二十三年前與鄧見面以來，他心中對鄧有一份深厚的感情，情不自禁地崇拜、欽佩鄧，覺得有義務為鄧說明事實真相，證明鄧「見解的偉大」，他以讚賞的口吻說：「鄧小平先生在香港創『一國兩制』，涉及經濟及社會制度，規模非漢唐所及。而和平轉政，揖讓換朝，策劃周詳，垂之長久，更遠勝前人了。」

1980年，他在台灣談到大陸在文藝創作上的趨勢放寬了。「中國是大的！大中國怎麼能任少數人意向所使、翻雲覆雨呢？形勢是自然而然與人的心靈相啟發、相印證，從文學藝術或是哲思玄理之間，我們可以管窺出一些歷史發展的端倪，人們必然一步一步走向自由、開明、寬容而民主的理想。據我個人三年來的觀察，大陸上人民的一般心理，正有以上的傾向和趨勢，至少已經公開承認台灣三十年來經濟上的成就。這從某方面來說，稱得上是進步的基礎。」

名氣嘛，已經有了，還要什麼更多的名？一切要看得遠些，看近了不好。

這是金庸與鄧小平唯一的單獨見面，鄧始終是他「真正崇拜的大英雄、大豪傑」。1992年，他在倫敦對蔣一樵（陶傑）說，「鄧小平雖是共產黨人，但卻從來不是教條主義者，且一向具有中國人的實用態度」。「鄧小平的為人，甚諳人情世故。所謂人情，無非是中國社會中各樣複雜的關係；世故，亦不外種種歷史經驗的總結。」1997年，鄧小平去世，他回想當年鄧微微含笑、成竹在胸的表情，禁不住淚水涔涔而下，心中充滿了悲痛之情。他說：「鄧小平先生肯定是中國歷史上、世界歷史上一位偉大的人物，在我心目中，他是一位極可尊敬的大英雄、政治家，是中國歷史上罕有的偉人。」

金庸在北京見到了畫家黃胄和黃永玉，本來還想見見白樺，因去了承德沒見著。黃永玉在《大公報》做美編時與他同事，1953年回內地，在中央美術學院教版畫，「文革」期間遭到全國性的大批判，談起分別二十八年來的不同遭遇，他不禁感慨萬千。

這是他筆下的天山雪蓮，陳家洛初遇香香公主，采雪蓮給她。二十幾年後，他第一次來到天池，幾個維吾爾族小孩手裡捧著真的天山雪蓮，他笑道：「呀，原來是這樣的。」他用一元人民幣買了兩朵，這是幹了的雪蓮，遠沒有他小說中那樣美麗。

金庸認為，如果廖承志根本沒有提林彪的名字，那麼廖承志不免有點「牛氣」（牛鬼蛇神氣息也）了。如果他提了林彪之名而中國新聞社故意漏去，那麼中國新聞社是犯了「滔天大罪」了（中共若干省份的宣傳人員因未及時傳達林彪的指示，均被控犯了「滔天大罪」），或者是廖承志，或者是中國新聞社（或其主要負責人），兩者之一不久必被清算，立此存照，且看驗與不驗。

金庸這次內地之行第一個目的就是見見鄧小平，促成會面的廖承志是國民黨左派領袖廖仲愷的兒子。1966年10月，時任國務院僑務工作委員會主任的廖承志到廣東湛江看望歸國難僑，新華社、中新社都作了報道，但香港左派報紙報道的內容卻頗有不同。《大公報》10月18日載「中國新聞社湛江17日電」，題為「廖承志抵湛江面告歸國難僑：『毛主席周總理慰問你們』」。報道引述廖承志的話說：「周總理要我來看望你們，告訴你們，毛主席對你們非常關心，毛主席和周總理問候你們。」同一天，《文匯報》關於這件事的報道，三行大標題、六行小標題中都沒有提及周恩來。《新晚報》的報道用的是新華社的稿子，引用廖承志的話：「我們偉大的領袖毛主席和他的親密戰友林彪副主席，以及周恩來總理讓我把問候的話帶給你們。你們辛苦了！」更蹊蹺的是，第二天《文匯報》《大公報》同時刊出一則「訂正啟事」，稱前一天的電訊稿「毛主席和周總理」之間必須加進「他的親密戰友林彪副主席」。

記者問：「你認為鄧小平留前所推行的政策，是解決中國各種問題的唯一道路？」他回答：

中華民族在經歷了苦難的「文化大革命」之後，眼見正在逐步走上治平的正軌，希望在今明兩年之中奠定不易之基，從此興旺發達，永無變亂——「變」當然是要不斷地變，然而是越變越好，變而不亂。

甚至海峽兩岸政治上對立得很厲害的人，國共兩黨人士，平時談不攏，對金庸小說都很一致，都愛讀。中國最高領導人鄧小平先生，可能是內地最早接觸金庸作品的讀者之一，據他夫人卓琳女士說，鄧先生在七十年代後期自江西返回北京，就託人從境外買到一套金庸小說，很喜歡讀。……而據台灣新聞界人士透露：海峽對岸的領導人——國民黨中央前主席蔣經國先生，生前也很愛讀金庸作品，他的床頭也經常放著一套金庸小說。

值得注意的是，中共的兩個國家通訊社，于同一日報道同一件事情，為什麼內容竟有重大不同？到底廖承志提了林彪之名沒有？

7月18日上午，鄧小平在人民大會堂福建廳接見金庸。在中共領導人中，金庸最想見的就是鄧。「文革」時，鄧小平被打倒，《明報》的報道、評論和其他文章常常流露出不平。1966年9月27日，頭條報道鄧受批判：10月22日，ｈｔｔｐｓ://ｒｅａｄ.99ｃｓw.ｃoｍ報道紅衛兵大字報公開指名要求劉、鄧下台；25日報道劉、鄧被斗達高潮，有小冊子攻擊劉、鄧和彭真為「三家村」。12月10日，金庸在《若審彭真，意在劉鄧》社評中指出：「彭真早已被搞倒、搞垮了，公審只是一種『搞臭』行為。真正目的甚至不在搞臭彭真，而是公審彭真，意在劉鄧。殺雞儆猴，叫那些『被蒙蔽的糊塗同志』趕快向左派投降，不可再附從劉鄧派。」10月26日「自由談」副刊刊登《我希望劉鄧派獲勝》，這也是他的心愿。

擔任領導的人，不能出太多的主意。如果考慮沒有成熟，不斷有新的主意出來，往往要全國大亂。政治家主意太多是要壞事的。領導人寧靜和平，對國家有好處，對人民有好處。

一個是三落三起、飽經憂患的中共領導人，一個是二十多年來常常執筆論政的報人，兩人的交談是坦誠的，不用外交辭令，沒有什麼拐彎抹角，儘管也有不同的意見。講到「文革」，鄧說：「中共過去犯了重大錯誤，現在我們自我批評，自己糾正錯誤。自己承認錯誤，糾正錯誤，是非常重要的事。」「『文革』之前，黨有很大威信，大家相信黨，聽黨的話，很守紀律。那時也搞經濟調整，下放兩千多萬名青年下鄉，根本沒有問題……但十年『文革』，不但沒有黨的領導，甚至沒有了黨。」金庸卻不這樣認為：「我想這件事中，多多少少會有強迫的成分。」「黨雖然有威，卻未必令人敬服愛戴。最好用物質鼓勵、優惠條件等來使人心甘情願去做任何事。」不過他當面沒有說出來。

他根據記憶將那天的談話整理成文，以《中共中央副主席鄧小平的談話記錄》為題刊登在8月25日的《明報》及《明報月刊》9月號，《明報月刊》同期還發表了《中國之旅——查良鏞先生訪問記》，記者問及他對鄧的主張與政策有什麼看法，他回答：

此行金庸最大的感慨之一是，中國不再把階級成分作為任用幹部的決定性條件，上大學、分配工作、婚姻、考核等許多方面，也已不再計入階級成分的因素。「這個幹部政策的大改革，是在胡耀邦手裡完成的。中共對此一直不作什麼宣傳，其實這件事重要之極。」他想到自己的家庭出身，外交官之夢因此破碎，認為一個人因出身不好而受歧視，終生不能與別人平等，那是最大的違反人權。「中共取消階級成分制度，是十年來在人權問題上所作的最大改進，歐美國家對此全然缺乏了解。」

這裡有一個引導的問題，也有政策問題，不著急。中國還有貧困地區，我們還給予補助和救濟。憲法規定，勞動力不是商品，可以付給一定的報酬，保持較好的待遇，但勞動力不能買賣，不能變成人身依附關係。這就根本不存在勞動力的剝削問題。「生產致富」與「剝削別人勞力」是兩回事。我們社會主義的經濟體系是不會受到衝擊的。

後來，《明報》開闢「自由論壇」版，「哈公怪論」又有了一席之地。1987年2月因一篇怪論被壓，哈公第三次罷寫，「哈公怪論」最後消失。

天盡頭，地盡頭，東望滄海水悠悠。追憶胡耀邦，心潮澎湃不能休。

他接著說，「我們開創這個局面不外靠小平同志說的三條，一靠正確的政策，二靠集體，三靠有遠見，有長遠打算，要提拔年輕幹部，關心下一代」。

若說哪一個人「無比英明」，我說言過其實。你說我們比較「開明」，可以。開明是開，開放是開，廣開言路是開，開誠布公是開，開創局面也是開。英明還加上無比，就不那麼合適了。

這一連串表態一度平息了輿論對他的批評，卻因《明報》專欄「哈公怪論」突然腰斬而再起波瀾。哈公原名許國、許子賓，福建泉州人，1933年生於菲律賓，1951年來香港。70年代後期開始在《明報》副刊開設「哈公怪論」專欄，以冷嘲熱諷、嬉笑怒罵的文字，吸引了不少讀者。1984年5月25日，香港電視播出鄧小平怒斥耿飆、黃華「不在香港駐軍是胡說八道」的新聞后，哈公寫了一篇《八道胡說》的怪論，《明報》壓下不發，於是他罷寫九天。1985年9月1日，「哈公怪論」再次出問題，有媒體披露金庸有短簡致哈公，示意「哈公怪論」不能再寫了，而哈公稱，「不是示意不能再寫，而是示意要『炒魷魚』。」10月4日，金庸親自執筆，以「明報編輯部」名義在原來「哈公怪論」位置刊出《關於<哈公怪论>》逐一辯駁，哈公對此則有八處親筆批註。《明報》副刊的「哈公怪論」從此沒有恢復。1986年1月28日，金庸在《什麼是言論自由？》社評中辯稱：

你們《明報》要我當國家主席。當國家主席，資格嘛，不是沒有。不過我還想多活幾年，多為國家人民辦點事，一當國家主席，恐怕要縮短壽命。現在和中國建立外交關係的國家有一百二十多國，每年有許多國家的元首到中國訪問，國家主席就要迎送、接待、設宴，這許多應酬要花很多時間和精力，搞得多了就很累。

1950年北上求職失敗后，金庸於1953年去過上海、杭州，在西湖六公園與同學朱幗英、沈德緒和胞妹查良璇留下了合影。他還短期地去過廣東幾次，到過深圳、廣州、佛山、從化、新會等地，最後一次是1962年，其間他一共到過內地八次。

這要從各種實際條件來看問題。第一，我相信出國內地目前沒有別的政治力量可以取代中共的領導地位。第二，我相信中國在幾十年內不可能實行西方式的民主，即使可能，也未必對國家人民有利。第三，我個人贊成中國實行開明的社會主義，總的來說，這比之香港式的完全放任的資本主義社會中的極度貧富不均，更加公平合理。不過內地個人自由大大不夠，共產黨搞經濟缺乏效率，不能盡量解放人民的生產力，過去所積累的左傾思想與作風太嚴重。我個人贊成一步一步地不斷改革，不相信天翻地覆的大革命能解決問題。在這些具體條件之下，鄧小平的政策比之中共過去任何時期都好得多，比之蘇聯、波蘭、東德、北韓這些共產國家都好得多。我衷心盼望，依著目前這條道路走下去，中國終於能將馬列主義教條、無產階級專政、毛澤東的各種各樣的恐怖政治運動全部拋諸腦後，以中國人務實的方式，建設中國人自己的社會主義，使中國人民幸福而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