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前途》封面

次日，他發表社評《關於香港未來的一個建議》，建議中英兩國經磋商研究，訂立一個有關香港的條約或協議，或由兩國外長發表聯合公報。內容主要為三點：一、香港是中國的領土；二、香港現狀不變；三、中國如決定收回香港，應在十五年之前通知英國。

中國對於香港的政策，可以說是「現狀不變，長期利用」八個字，再加上八字：「民族大義，利於國家。」香港現狀的維持下去可以加以充分利用。

彭定康的政改方案鬧得滿城風雨之際，金庸雖還擔任明報集團董事長，但平時已不上班，這次因不滿末代港督的「歐美式民主化方案」，他才再次提筆上陣。10月19日，他在《明報》發表社評《保持現狀，充分利用》。第二天接著刊出《從京官治港到精英治港》，他認為：「中共對政治權力牢牢掌握，經濟可以改革開放，政權卻絕對是共產黨專有，決不容許西方式民主。香港如想在短期內加速推行西方式民主，違反中共的根本政治決策。」這兩篇社評概括性地指出了香港的各種實際情況，只是冷靜地敘述事實，不包括他的好惡和是非判斷，「事實是這樣，你喜歡也好，不喜歡也好，這是必須面對的事實」。

金庸辦了一輩子報紙，年輕時的外交官之夢早已隨風遠去，而今年過花甲，第一次參与政治，他確乎傾注了極大的熱情。在首次草委會全體會議上，到處是他活躍的身影，他是發言最多的草委之一，他的觀點得到不少草委的贊同，一時風頭無兩。會議前，草委會秘書處通知各草委，會議消息只能在記者招待會上發布，草委不能私下透露。作為新聞工作者，他對這一規定表示不滿，第二天分組討論時，他要求改變這項規定，因為基本法起草工作只是一個立法過程，而按西方民主國家的習慣，每一項法案在通過前，都將進行公開辯論，全國人民可以知道各種贊成、反對、補充及修改的主張，輿論界也可提出任何意見。他的觀點得到大部分草委的支持。他的建議被接納，每位草委都可以透露自己的意見，甚至公開在會議上的發言內容，但絕不能透露其他草委的發言內容。

此時金庸已在香港生活了近二十年，早已以香港為安身立命之地。「五月風暴」前夕，他在4月9日的社評《香港人要求安定》似乎呼吸到了不安的空氣：

數十年來，金庸已融入香港社會，他的事業也與香港血肉相關。1959年《明報》初創，他就有意辦成一份「粵港報紙」，他的早期社評或新聞標題常會夾雜廣東話，宣傳廣告語也常用一些廣東話。他很重視香港新聞，讀者信箱、生活欄目及馬經版也是為港人而設。他有意學《成報》的定位，希望以香港為家，為港人服務，沒有「客居」香港的心態，與沈寶新始終將香港看作客居地的心態不大一樣。1959年12月16日，他在《至要生意興隆通四海》社評中說，「本報是在香港辦的報紙，是給香港的中國人看的報紙，因此社評的論點，自始至終幫助香港人說話」。《明報》堅持以香港為本位，直到80年代，90%以上的讀者是香港人，美洲版讀者大多數也是香港移民。

1989年1月9日，在廣州花園酒店舉行的草委會第八次全體會議審查表決各小組的草案，通過「主流方案」，並接受89歲的草委查濟民提出的修改提案，因此被稱為「雙查方案」。查濟民也是海寧查家的，他是金庸的叔祖。

新年伊始，金庸在社評《1968年元旦展望》中說：「逃到了世界各地的有錢人，其中至少有半數要回來，大嘆：『走遍全世界，還是香港好。』」他們到底喜歡香港什麼？

五年風風雨雨的草委生涯至此結束。

「民主」和「自由」這個字眼很是空洞，但實在是包含著極寶貴、極可愛的意義。如果這世界上真有什麼值得為之犧牲一切，包括犧牲自己的生命的東西，那便是「自由」。「不自由，毋寧死」，那是一句老話，但你越想會越加體會到這六個字所代表的種種寶貴事物。

12月4日，金庸意外地收到一份驚喜——一位普通香港市民送他一束紅玫瑰、一封支持他的信。信中表示，自己一直是「主流方案」的反對者，直到讀完他的十二篇《平心靜氣談政制》社評，才對他有所理解，送花給他以示支持。在千夫所指的那一刻，突然有一個人支持他，或許沒有比這一束紅玫瑰更令他欣慰的了。

一次金庸接受電視訪問，用廣東話回答主持人的問題，電視台播出時同時打出中文字幕，他看了很奇怪，問員工：「我講的廣東話，你們聽不懂嗎？」，大家都嘻嘻哈哈笑起來。歐陽碧問他，廣東話、上海話和普通話，除了上海話，更喜歡說哪一種？他爽快地回答：「當然是普通話了。」他的兩任妻子都是說廣東話的，所以他的「家庭語言」是廣東話。

香港是永遠會存在的，就算政治地位有了根本改變，這裏大多數居民當然也會生活下去，而且也不一定生活得不好，所謂香港的前途，只是指香港目前的政治、經濟、社會制度的前途。香港永遠會有前途，目前的制度卻不一定。

初到香港，查良鏞沒有想到以後的人生將在這裏展開，在這座陌生的城市結婚、生兒育女、寫小說、辦報紙，建立家庭和事業。當時他最明顯的感覺是天氣炎熱，以及一句也不懂的廣東話。他說話帶著濃厚的江浙口音，「你跟他們講不一樣的話，他們就會覺得你不一樣。這欺生的現象在動物界里都存在，不要緊的，以後就好了」。他與倪匡、王世瑜、董千里等之間都用江浙口音的上海話交談。雖然他學會了廣東話，還是有口音，有人說他說廣東話像說外文。1975年沈西城第一次在座談會上見到他，「那是我聽過的廣東話中，最最蹩腳的一種」，「金庸的廣東話，一定要仔細聽，才能聽得懂，否則還以為他在講英文呢」！ｈｔｔｐｓ://ｒeaｄ.99cｓw•ｃom

消息傳到香港，輿論一片嘩然，11月19日、20日，香港大部分報紙都批評他的「新協調方案」過於保守，有民主派人士甚至指責他出賣港人利益。香港的普遍反應，都不贊成「新協調方案」，包括一些向來親中央政府的團體也表示不滿，認為這一方案的民主進程太慢。會議最後三天仍以「新協調方案」作為討論基礎，香港的反對聲此起彼落。為了應對香港的民意，金庸將方案略作修改，行政長官的產生方式前三屆由間接選舉產生，在第三屆任內，由香港全體選民投票，決定第四屆是否普選產生。這個方案最後成了小組的「主流方案」，經12月初的草委主任擴大會議和1989年1月的草委全體會議討論通過，將成為香港未來政制的藍圖。

彭定康到任不足三個月，就於當年10月7日在立法局宣讀第一份施政報告《香港的未來：五年大計展新猷》，提出香港政制改革的方案。基本法沒有明確如何產生十席選舉委員會議席，該施政報告建議由民選的區議員產生；此外，新增九席功能組別，將法團投票改為個人投票，三十個功能組別的選民範圍擴大到兩百七十萬工作人口中符合資格之所有選民，功能組別的選舉變成職業界別的直接選舉。施政報告一出台，即遭中方嚴厲抨擊，港澳辦主任魯平直指彭定康是「香港的千古罪人」，中方高級官員拒絕進行任何形式的會談。

從5月18日起，金庸發表《中共是否即要收回香港》等一系列社評，判斷中共在目前並不想收回香港，「在目前的情況下，香港對中共有許多利用價值」，從外匯、科技資料、統戰工作等多方面來看，不收回香港的好處大得多。在5月19日的社評《英國的香港政策》中，他分析英國對香港的態度：「你來，我走，你不來，我在這裏。打仗，不打！叩頭，不叩！……中共並不堅持即要收回，英國也不會堅持死守。」金庸深知，對中、英面臨的各種重大問題相比，香港問題實在不重要，「然而對於我們住在香港，別無其他地方可去的香港人，這卻是個生死攸關的大問題」。他在20日發表的《每個香港人的責任》中指出，香港必須保持經濟上的繁榮，必須保持安定，維持法律和秩序，即使有任何意見衝突，也要盡量避免使用暴力。5月22日，金庸在《命運相同，同舟共濟》中說，香港的命運面臨二十二年來最大的難關，這是住在香港的人自己製造出來的。他相信左派人士也是需要和平安定的，與香港大多數人一樣，大家都不希望這條船沉了。5月23日，他在社評《香港居民在懇求》中說：「全世界的眼光在注視我們，看我們香港這四百萬人是以自己的愚蠢來毀滅了自己，還是以政治家的手腕和風度來安渡難關。」

1993年1月，《明報月刊》的「中港關係及香港政制」特輯，既有彭定康的文章，也有金庸的《功能選舉的突變》，他自稱「民主緩進派」（穩健派或保守派）。

在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的五個專題小組中，金庸負責的政制小組問題最多，爭論最多，自1986年4月成立以來，開會最多，工作進度卻最慢。到1987年8月，草委會第五次全體會議時，其他小組都提交了完整的方案，而政制小組仍爭議不休，尚未達成共識，只能在「徵求意見稿」中列出各種政制方案。

1966年9月18日，金庸發表社評《香港人的平均收入》，國際調查協會年初對東京、馬尼拉、香港、台北、曼谷、新加坡、首爾居民的經濟生活調查研究報告顯示，香港平均每年每人收入395美金，居亞洲第三，遠東第二。香港蕞爾小島，絕無自然資源，能有此成績，亦足自豪（1971年12月30日，他又發過一篇社評《本港工資亞洲第二》）。

1982年8月31日，金庸在社評中列舉了香港人目前享受到的一系列自由，包括遷居的自由、批評政府或任何公務員工作的自由、表達意見的自由、持有不同政治見解的自由、出版任何書報刊物的自由、信仰任何宗教而公開參加宗教儀式的自由、集會結社的自由、罷工怠工的自由等。11月1日，他發表社評《至少十五年，香港無大變》，當時香港企業界和許多市民擔心三四年內就會有重大改變，以至人心惶惶。11月25日，他在社評《三個照舊，兩個自由出入》中提議，收回香港主權三十年內，維持香港的自由和金融中心地位，香港居民可以自由出入，不必經過申請和批准，一切貨幣、黃金、有價證券、貨物等可以自由出入，不必經過申請和批准。其後，中國政府的承諾是「五十年不變」。

金庸以極大的熱情投入這場影響香港未來的討論，幾乎隔幾天就會發一篇有關社評。1981年7月18日鄧小平與他見面時即說：「我們要收回香港，我知道你是很贊成的。」金庸回答：「當然，當我還是個小孩子的時候，就一心一意想中國收回香港。」他在故鄉讀小學，歷史老師講到鴉片戰爭時「突然掩面痛哭」，全班小同學跟著放聲大哭。收回香港，他認為天經地義，「就算犧牲性命，也不要緊」。鄧連連點頭：「很好！在我們四川，也是這樣講的。」

還有，當政制小組爭論不下時，鄧小平對他們說過一句話：「不能照抄美國的民主制度！三權分立就絕對不行！」金庸清楚地知道北京的底線。

1981年2月19日，中、英就香港回歸進行試探性接觸，金庸發表社評《必須使三方面都充分滿意》，一切安排不能影響中國作為一個大國、社會主義革命政權的體面，不能稍有損害中國的榮譽和民族尊嚴；不能違反英國重視法治、自由、人權的原則，不至成為英國的負擔；不改變香港政治、社會與經濟現狀，香港各界人民的生活有長期性的健康發展。

當年6月18日，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正式成立，59個委員中有23人來自香港，金庸以個人身份擔任起草委員。第二天（6月19日），他在《明報》發表社評《目標是求「不變」》ｒeａd.99cｓw.ｃoｍ。十一天後（6月30日），又發表社評《對基本法的初步構想》，提出四點具體意見：「實際重於理想、經濟重於政治、自由重於民主、法治重於平等。」「將來寫成的『基本法』，如果內容比較偏於保守，我相信總體上對香港會較有好處。畢竟，大多數香港人是怕變，是希望不變。將來社會上如果真有改變的需要，大勢所趨，勢不可當，一部『基本法』也萬萬阻擋不了。」

9月26日，中、英兩國代表在北京草簽了關於香港問題的《中英聯合聲明》。12月9日，正式簽署《關於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1985年4月10日，全國人大第六屆第三次會議通過決議，成立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此前，中國政府已通過新華社香港分社邀請金庸參加基本法起草委員會。他最初不無顧慮，擔心讀者誤會《明報》和北京站在同一陣線，有損「作為一份獨立報紙的形象」。有關負責人勸他，起草委員中包玉剛、李嘉誠等都是中立人士，這方面應該不用擔憂。金庸考慮到自己隻身南來，「赤手空拳，一無所有，終於在香港成家立業，建立事業與名譽，有了一個幸福家庭和幸福生活」。「這一切雖有自己辛勤努力，但全是出於香港這一環境之所賜。」他說自己充分了解香港的一切，同時在大學里是學法律的，對國際法相當熟悉。他在香港有成千成萬讀者、朋友和親人，他們的苦樂憂喜不能不深切關懷，參加這委員會純粹是貢獻而不是尋求什麼利益。經過慎重考慮，他接受了邀請。

1986年4月18日至22日，基本法草委會第二次全體會議決定下分五個專題小組，每個小組設兩名負責人，分別代表港方、中央政府方，金庸被任命為「政治體制」小組的負責人，另一位負責人是北大法律系教授肖蔚雲。

對大部分老百姓來說，對從事經濟活動的人來說，對店東、銀行家、售貨員、經理、製造商、會計師、秘書、地產發展商、商人和投資者來說，無論他們是億萬巨富還是街頭小販，在1997年之後的香港，都可以生意照做，工作如常。由於香港的自由經濟符合中國的最佳利益，符合共產黨的最佳利益，符合中上層官員和他們子女的最佳利益，所以，他們在經濟上，會很樂意、很合作地讓香港人一切不變，以符合香港人的最佳利益。

對於我們香港人，最最迫切需要的，無過於一個安定的環境，任何動蕩都對香港不利。

1971年4月17日，他在《一求安定，二求自由》社評中說，「『二戰』結束以來，我們享受到令人十分滿意的安定和自由。中間雖然也遭遇過危機，有過動蕩的歲月，但我們的安定和自由並沒有受到基本上的重大損害」。11月27日，「香港節」開始了，他在《是鮮花，是愛，是溫情！》社評中說，香港人在東南亞各地代表著「現代化」「有辦法」「企業精神」「勤奮富裕」，他關心的是這城市目前的面貌是不是能長期地保持下去，事實上是誰也不知道。「但我們熱誠地愛這個城市，希望它一天比一天繁榮。或許因為它的前途不穩定，我們為它擔心，那只有更加愛它。」

金庸手中還有《明報》，面對洶湧的批評，像60年代遭左派報紙圍攻時用社評反擊一樣，這一次，他也通過《明報》社評為自己辯護。那時，他已不再每天寫社評，而是由他和吳靄儀、徐東濱等輪流執筆。儘管如此，涉及中英、中央政府與香港之類的敏感議題，仍要照顧金庸的立場。有時到了緊要關頭，社評員不敢下筆，非金庸親自出馬不可。他以後還下達過一張字條：有關民主要求、基本法等問題由他本人執筆。也有社評成員根據他平日的文稿修改，揣摩社評方向，甚至連語法筆法也盡量模仿他。資深執筆人董千里說：「我為《明報》撰寫社論，自始至終，沒有受到社方任何干預，但主要由於我的自律，而非他的寬容。」

11月18日，金庸從香港乘直通車到廣州，晚飯後和肖蔚雲、李后、魯平、毛鈞年先舉行了一個「預備會議」，達成一個意見，以金庸提出的「新協調方案」作為這次政制小組的討論基礎。他的新方案建議1997年後香港的政制發展分兩個階段。第一階段行政長官由千人的選舉委員會選出；立法機關直選議席比例，由25%增至50%。2011年下半年，舉行全民投票，以決定是否進入第二階段。如進入第二階段，行政長官將由選民一人一票產生，第一階段的千人委員會將改為提名委員會，推舉五名候選人參加普選。立法機關則按2011年的公民投票結果，以決定直選議席比例是50%、75%或100%。

金庸自稱是現實的人，「只希望在現實條件的許可之下，為香港人爭取到儘可能好的條款。提出崇高的理想很容易，但如根本無法實現，徒然造成混亂和損失」。

當天，他發表的《為保持自由法治而努力》說：「我們在這裏生活了幾十年，今後還想長期住下去，自當為此儘力。這和《明報》這張報紙、我們幾十萬讀者，以及全港市民的榮衰禍福有密切聯繫。」

12月17日，金庸接受香港電台「事事如棋」節目採訪：

1971年10月29日，金庸在《靜以觀變，不必憂慮》社評中表示，台北失去聯合國席位后，香港股市大幅度下跌，顯示人心動蕩，他對這個政局的演變不表示樂觀。但他預測，「五年內不會有任何變動，十年之內即使有變，也是逐漸地緩緩變化，不至於發生令人措手不及、無法適應的情況。長期來說，誰都無法預料，也不必預料」。11月22日，他在《北京無意改變香港現狀》社評中說，「中共對香港的態度，主要取決於香港對於中共的利用價值，而絕非決定於中英關係的好惡」。他在12月11日的社評《香港的戰略地位》中分析，北京要取台灣，目前是「不能也，非不為也」，至於取香港，則是「不為也，非不能也」。取香港不僅是經濟上的巨大損失，香港當時還是北京的一個安全通道，使它永遠不會遭受封鎖。一取香港，不過多了一個上海、天津，原來特殊的戰略意義便立刻消失read.99csw.com了。

「住下來了，不想走了！」正是他的想法。

1967年6月9日「五月風暴」期間，金庸在社評中說，他毫不否認香港政府的缺點，公務人員、警察工作上的缺點，「然而在香港，我們有自由」。1969年7月29日，他的《香港無寶，自由即寶》社評說得很清楚：

在廣州白天鵝賓館的政制小組會議上，金庸的方案一提出，草委廖瑤珠律師就反對以此為討論的基礎，認為這不是深思熟慮的，「他一夜可以想出來，一夜也可以改掉，我不相信一夜的天才」，不同意所謂「主流方案」的提法。金庸則說廖誤會了他，他沒有把香港人的方案踢走，這隻是他個人的新方案，代替原先的舊方案，沒有排斥別人抬高自己。結果仍以他的這個方案為討論基礎，廖表示保留和抗議。事後廖瑤珠對記者說，這是不合程序的，他如果只是與另一召集人肖蔚雲商量是沒問題的，「草委會從沒有聽說什麼預備會，小組只有召集人，其他都是普通委員，他為什麼要跟那幾位開預備會」？

當年4月，金庸從1980年以來發表的250多篇有關社評中選取128篇，結集出版《香港的前途——<明报>社評選之一》一書。這是他迄今為止公開出版的唯一一本社評集，黃色的封面上，他手書的「香港的前途」書名是紅色的，「<明报>社評選之一」是金色的，上下各有他喜歡的金、紅色線條裝飾，很扎眼，封面上特別印了兩行小字：自由＋法治＝穩定＋繁榮：－（自由＋法治）＝－（穩定＋繁榮）。當年5月20日，正值《明報》創刊二十五周年，他大擺筵席，請各界朋友一起歡慶，當晚席散之時，每人都得到這本新書，很多人圍住他要簽名，一下子簽幾百個名字，簽得他都手軟。

1980年2月2日，他在社評《一九九七？一九八二？》中說：

金庸的發言引來熱烈的掌聲。年邁的雷潔瓊拉住他的手，連連用英語說：「你的發言真是太精彩了！」參加會議的人中還有不少他的武俠小說迷，談政治之餘，也少不了談他的武俠小說。

也是在這篇文章中，金庸就香港政制安排上的選擇有一番坦誠的自白：

據我目前估計，未來十年之內，中國不會有大變，不會像蘇聯和其他東歐共產國家那樣，徹底改變國內政治架構和制度。由於中國早在1979年便開始推行重大經濟改革，中國經濟最近十多年來欣欣向榮，全國人民不分職業、種族、年齡、性別和社會階層，生活水準都不斷提高。……

不久，1993年3月19日，江澤民在北京與金庸見面時，指著茶几上的這一期《明報月刊》說：「比方說你這篇文章中談到民主的發展，各國國情不同，發展的方式和速度各有不同。英國自大憲章開始到婦女有選舉權，足足經過了七百年之久。這一點我很同意。英國人本來是尊重傳統的、喜歡切合實際而循序漸進的民族。他們到現在還有上議院，所有貴族議員全部是皇室任命的，並非民選。彭定康先生怎麼到香港來忽然搞這麼一套。你這篇文章的英文翻譯我也看過了。」江指指《明報月刊》旁邊放的幾頁英文複印本，有幾行底下還畫著紅線，金庸相信那是江閱讀時表示贊同的。

香港最寶貴的就是自由。無論評論還是新聞報道、副刊，《明報》完全站在香港普通人的立場。金庸愛香港這個自由港，1963年10月16日即在社評《自由乃民主之母》中指出，香港沒有民選的議會，完全談不上民主，「但一般人民享有充分自由，於是整個社會繁榮而安定」。

本港最寶貴的東西，不是工業，不是美麗的風景，不是繁盛的商業，而是充分保障個人權利和自由的制度。

1988年5月到9月，「基本法徵求意見稿」在香港居民中公開徵求意見，金庸風塵僕僕，多次往返于內地與香港，交匯意見，並構思他的「協調方案」，希望能化解分歧。「徵求意見稿」諮詢期結束，11月12日，以基本法咨委會程介南、陳子鈞為代表的中間派，在香港組織了一次會議，希望取得共識。包括「一九○人方案」「八十九人方案」「三十八人方案」等十個政制方案的社團都派出了代表，有七十多人與會，被稱為「武林大會」，金庸擔任大會主持，會上爭辯非常激烈，最後沒有舉行表決，只是個協調會議。他認為，單以方案內容而論，不計每個方案背後支持的人數，主張以大選舉團或選舉委員會方式產生行政長官的，明顯佔到多數。

1963年，有人向聯合國請願，認為香港人沒有公民權，要求香港自治。3月6日金庸在社評《香港自治，無益有害》中指出：「在現在的情況下，香港人享有充分的人身自由、言論自由，人權得到充分的保障，人人在法律面前平等，政府的行政效率很高。我們以為這一切已經足夠。香港如果目前實行自治，益處極少而害處甚多。」幾天後（3月10日），他在社評《香港人的精神和品質》中說：「在香港面臨各種各樣的困難的時候，我們從來不唉聲嘆氣，總是希望住在這個小島上的人民經常樂觀，經常勤奮。像古希臘時代的雅典，中世紀的威尼斯，香港雖小，也盡可成為舉世聞名的工商業都市，以至成為一個文化藝術的都市。」

撒切爾夫人赴京前經過香港，由港督麥理浩安排，單獨會見金庸四十五分鐘，就香港談判問題徵求他的意見。不久前，6月9日他剛獲得英國女王授予的英帝國軍官勳章，即OBE勳章。

正是這些因素決定了金庸的立場，他毫不迴避作為既得利益者，他不希望變動太大、太快、太多，至於未來，他老了，那是下一代的事。

預測香港的前途並不太難，因為主要的根據是中國領導當局的決策，而決策的內容與各種因素並無機密，基本上是可以了解的。

金庸憑著對香港和中國政治的了解而作出這樣的判斷。他從牛津回港，恰逢衛奕信離任，英國前保守黨主席彭定康（ChrisPatten）成為最後一任港督。他在英國和彭定康見過面，初步印象不錯。過去幾任港督（麥理浩、尤德、衛奕信等）都有長期的中國經驗，或是擔任過駐中國的外交官，能直接閱讀中文書報，甚至流利地說中國話。彭定康雖然在赴任前花大量時間研究香港問題，有備而來，但「對中國所知極少，對香港事務全然陌生，不了解中國的歷史文化，不明白中國人的心態和行為方式」。金庸和彭定康在倫敦和香港都曾會晤過，金庸懇切進言，希望彭放棄那套政治改革方案。他read.99csw.com直率地對彭定康說：這些方案不符合中國的既定政策，不符合香港的現實，所以是行不通的。

自八五年出任基本法政制小組港方召集人後，已不在自己報章上撰寫關於基本法的社評，並一直遵守著這諾言。但現在基本法差不多要提出來通過，卻有很多對我不公平的言論，所以我要將事實說清楚。……要為自己解釋辯護，是最沒趣的事，如是私人事務，你相信也罷，不信也罷，你懷疑我的人格，難道我的人格就會被你懷疑壞了？不過這是公眾事務，又牽涉到旁人，有必要澄清一下。

1985年7月1日，金庸赴京出席基本法起草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臨行前特地讓《明報》印刷了中英文對照的《中英關於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附有聯合國《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及其他相關文件，會上他將一百多本小冊子分發給與會者參考。7月4日，他作了題為《一國兩制與自由人權》的長篇發言，指出「一國兩制」構想是第一次獲得國際性認可，如果在香港試驗失敗，還可以在別的地區再作試驗。如果香港一試成功，中華民族的興旺發達便快速得多。他說，「保持香港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變」，「原有的」三個字值得注意，世界各國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並非完全相同，我們的主要目標是「保持原有的」制度和生活方式，不是大作改變而去搬抄別國的制度和生活方式。

1967年3月9日，金庸在社評《中共和香港現狀》中說，雖無法統計，但相信目前住在香港的人，絕大部分希望本港目前的局面不變。內地1965年在香港通過貿易賺到的外匯達三億四千九百萬美元，而全部外貿盈餘只有四億美元，香港保持現狀對內地有利。

香港是中國人的社會，中國人在這裏居住，說中國話，吃中國飯，沒有身在異鄉之苦……極大多數香港居民還是選擇留在這小小四百方里的土地之上。

5月10日，風暴初起，金庸發表社評《住下來了，不想走了！》：「就絕大多數香港人來說，除了一部分土生土長的本地人外，所以到這裏來，決不是為了什麼革命目標。……但我們終於還是從五湖四海來到這裏，住了下來，不願走了。香港儘管有它一千種不好，一萬種不是，但在目前的情況下，大多數居民總是希望像現在這樣住下去，居未必很安，業也未必很樂，但比較起來，還是喜歡這樣。」

金庸毫不諱言，在署名社評中說，「必須聲明一下，筆者原來設計的方案遠比目前通過的保守而穩健，是在內地幾位草委的勸說之下，修改成現在的形式」。他說，自己的方案每一條都可在港人所提的意見中找到根據，並非獨創，他所做的只是他的本行——編輯工作，編輯之時有所取捨。早在1984年1月9日，他就在社評《能不能實施民主政治？》中指出，香港有些人對真正的民主心嚮往之，將「港人治港」與「民主政治」之間畫上等號。「我們的看法卻頗為現實，認為在可以預見的將來，即今後三四十年之中，香港殊無可能實行真正的民主政治，因為條件不具備。」所以，他說實際上行得通的辦法是協商制，而不是普選，目標是儘可能長期地維持香港的穩定繁榮，維持現有的生活方式。

政制方案在香港掀起滿城風雨，英國政界人士也紛紛到香港了解情況。1989年4月，「基本法（草案）」諮詢期間，英國下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的五名議員專程赴港，金庸也被安排與他們會面。

當年5月20日，金庸分別寫信給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萬里、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主任委員姬鵬飛，辭去基本法草委的職務，同時寫信給香港基本法諮詢委員會主任安子介，辭去基本法諮詢委員會委員及執行委員，即日起不再擔任上述職務。第二天，《明報》在要聞版刊登「本報專訊」《查良鏞昨提辭呈，辭去基本法草委，並辭咨委會委員及執委》，他表示：「但是凡有利於香港順利過渡，有利於保持香港繁榮安定、自由法治者，今後仍當以新聞工作者之身份儘力。」他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說：

1971年5月4日的社評《香港人的生活方式》或許作出了回答：「對於大多數普通人來說，主要還不是思想上、政治上、經濟上，而是在生活方式上。」在不同制度下生活，不論在家庭、求學、選擇職業、交友、戀愛、婚姻、居住、行動、言論哪一方面，都有重大不同。「香港是殖民地，沒有充分的政治權利，決不能說這裡有健全的民主制度。但整個說來，我們在個人生活上所過的，是一種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人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享有充分的個人權利和個人自由。基本上說來，我們生活在一個自由社會之中。」

新界的租借到1997年6月底期滿，屆時中國政府依約收回還是另有安排，對香港的前途有決定性的影響。香港人對這個重要問題越來越關心。金庸主編的《明報月刊》1980年2月號訪問了香港最主要的五個工商界團體負責人，以及長期研究香港問題的夏斯理教授，這些訪問雖不能提供明確答案，但大致有一個結論：越早有明確答案，對香港及中國的經濟展望越有利，懸而不決地拖延下去，會產生不良影響。有人指出，最遲應該在1982年解決，以後中、英的會談果然是在1982年9月開始。

金庸幾乎成為眾矢之的，各種猜疑紛至沓來，「苦心太息少人知」，這句詩就是他當時孤立處境的真實寫照。有一天，歐陽碧在七樓見到他，有點擔心地跟他說：「查先生……您可千萬要小心，不要被人利用。」他笑眯眯地回答：「謝謝你，我知道的。」

金庸平時不大喜歡說話，在《明報》常常以字條發號施令，以筆代口是他的拿手戲。從11月28日起，一連十二天，他以《平心靜氣談政制》為題，以連載問答的形式發表系列評論，回應有些指責他的文章「頗有意氣」「情緒激動」。有人質疑他身為基本法政制小組召集人，對於基本法政制問題，當然應該避嫌，否則《明報》豈不成了基本法政制小組的「傳聲筒」？11月30日，金庸發表極為少見的署名社評《政制設計的目標和原則——力求積小九-九-藏-書變而成大變》，解釋他之所以親寫社評，主要是一些報章很不公平地攻擊他個人，他必須把事情說得清清楚楚。「我決不反對逐步發展民主政制，但堅決主張以保持穩定繁榮為必要前提，以不引進中共的干預或全面參与為主要前提。」1997年之後十五年的穩定，變得少，十五年後是下一代的事。「這篇社評是筆者的署名文章，以表示個人負責。」第二天，《明報》還刊登「本報專訊」《查良鏞撰文有因》解釋：

這可以看作是他對香港前途的一個重要預測，他的看法與1982年9月24日鄧小平會見撒切爾夫人時闡述的觀點極其接近。北京正式通知英國，決定收回香港主權和治權，距離1997年7月1日恰好提前了十五年。金庸說：

我寫這麼多武俠小說……遇到有必要時，就是要挺身而出，做些自己認為應該做的事。不同意見的人，誤解我，攻擊我，或許是我過分熱心，不夠圓滑吧！……我始終希望扮演一個協調者的角色。一直以來，我都希望在草委大會內部，或者政制小組內部，保持民主的聲音，希望這種聲音能在基本法中得到反映。再說，現在的政制主流方案，其實也不單是我個人的意見，而是經過政制小組通過的。

在香港，「人人呼吸著『怕老婆也不怕政府』的自由空氣」。這是立法局議員蘇國榮的一句話，1984年3月24日，金庸的社評《就算怕老婆，也不怕政府》以此為題，「香港人怕變，決不是對英國的殖民政府有什麼特殊喜愛，而是對『不必怕政府』的制度有特殊喜愛」。「『三個不變』是經濟制度、社會制度、生活方式三者不變。『不必怕政府』是這三者的骨幹。」

另一個原因，是我自信對於歷史（那是中國人民族性長期的集中表現）、政治規律，以及共產黨人的處事方式，比青年和學生們了解得較多、較深。

1964年10月5日，金庸在社評《我們歌頌「民主」與「自由」》中說：

金庸在香港已居住四十年，對香港有著深厚的感情，早已把它當作自己的家鄉。《明報月刊》1983年4月號專題「香港的價值」，封面是王司馬的畫「小心輕放，香港製造」。1959年12月4日的《明報》社評《香港人多用香港貨》，1966年11月29日的社評《香港應發展招牌貨》，1981年9月25日的社評《香港人用香港貨》，都可以看出他對香港的熱愛。但他又是從內地來的，內心深處還是一個飄零的遊子。12月2日，他再次發表署名社評《香港多數人的願望》：「我不斷在想香港千千萬萬根本不知道基本法，從來沒有看過基本法草案的人……我自覺有責任以大多數市民的基本要求為這份工作的唯一目標。雖然能力有限，做得不好，壓力很大，但當儘力而為。（他們生活穩定，越少改變越好。）筆者自覺已為香港大多數人盡心儘力，報答了香港人的好意，到此為止，也就問心無愧了。」他不無傷感地說，「在這工作上，任何人把我當敵人我都不在乎，最多不過兩手空空地離開香港，反正四十年代我也是兩手空空來到香港。」

1992年2月19日，金庸在牛津大學近代中國研究中心用英語做了一個講座，題為《香港和中國：1997年及其後五年》，作出這樣的預測：

金庸為《香港的前途》讀者簽名

我們大家之所以喜歡住在香港，相信主要的理由，便是由於這裏的的確確是個自由之地。因為自由是如此寶貴，所以任何使自由受到限制的決定或措施，都應極為鄭重地加以考慮。

這一年最後一天，金庸在家開香檳酒向倪匡夫婦、林燕妮等祝賀新年快樂。太太嘀咕他為基本法的事辛辛苦苦地做功課、開會，為什麼？他帶著些微的激動，用帶贛江南口音的廣東話說：「我兩手空空來到香港，一住幾十年，也可以說我在香港發達。我想為香港人做點事。」

5月25日，金庸發表社評《十二天來的噩夢》。5月22日宣布宵禁，千千萬萬人臉上沒有半點笑容，一片大難將至的光景。到了晚上，長街上無車無人，一片死寂，如同經過原子彈轟炸。5月26日他的《豈有他哉？避水火也！》說得更明白，人們到香港來，「豈有他哉？避水火也」！

一些《明報》員工也向金庸表達過顧慮，他解釋，在這裏過了幾十年自由自在的生活，香港給予他的實在極多，他常懷感激之情，有機會為所愛的香港花五年心力，真正做一件重要的事，然後退休，心中會感到安慰。《明報》的立場決不會因他擔任「草委會」委員而有絲毫改變。

這與我對北京當局和共產黨的觀感無關，只是從中、港的現實出發，認為民主緩進對香港最有利。另一原因則相信由於我的個性，我不論做什麼事，都是緩慢而堅持，相信恆心與毅力，不喜歡大躍進式的狂沖猛打。當然，不必否認，也有一部分原因是我屬於既得利益的建制派，滿意現狀，不想有太大、太多、太快的劇變。我不會再有二十五年壽命，但「五十年不變」的念頭畢竟想來挺美。

2月21日，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草委會提交的「基本法草案」，「雙查方案」將成為香港未來的政制方案。未來特區的首任行政長官會不會是金庸？這隨後成了香港的一個熱門話題。正當人們議論紛紛時，他公開反駁：「認識金庸這個名字的人，較認識衛奕信（時任港督）的人還多，我實在沒理由為出名而去做將來的特區首長。」「當行政首長有什麼好？金庸的名與利相信都不會差過港督。今日全世界知道金庸的，會多過知道不論哪一位港督呢！一百年之後，恐怕相差更遠吧？」「不要說我已六十多歲，就是現時只三十歲，也不當行政首長。你想想，目前單是一會兒英國的議員來，一會兒港澳辦的來，一迎一送就麻煩透頂。受到這麼多人管束，當行政首長有什麼好？」「九七之後，香港行政長官要受國務院領導。別說我決沒資格做，即使有資格，也萬萬不幹。我現在不受世界上任何人管束，除了聽太太的話，要給她買靚衫之外。」

何況，基本法草委中，有不少學識高明的能幹人士，少我一個沒有關係，而草案工作也已接近完成，只是在經過第二次諮詢后，參考香港人的意見，再作若干修改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