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金庸在《明報》發表《第三個和第四個理想》說：

1966年以來《明報》在北角度過了四分之一世紀，那是《明報》的黃金時代，也是查良鏞時代。1992年，《明報》從北角搬到柴灣，啟用新的大廈「明報工業中心」。那時，外人並不知道金庸將要完全退出《明報》，蔣一樵在倫敦訪問他時，還對未來寄予期望：「他辦報的原則，或許不應只依隨於難以恆常定義的所謂國家利益。……他若能以伏櫪之心，以更高層次的民主自由精神以勵新聞事業，並在『九七』后留守香港，為保衛神聖的言論自由再盡餘力，嘗試把報業提升到西方的第四權力，而不只是一部滾滾的印鈔機。」

1992年2月，金庸卸下明報企業的重擔不久，即登上了飛往英國的飛機。

三、賠償查先生的名譽損失；

那一刻，于品海成了他心目中最完美的接班人，年紀輕輕就有豐富的企業經營及投資經驗，而且對傳媒事業表現出異常的熱忱。還有另一層原因，有人說于品海長得像他死去的長子查傳俠。當記者問及此事，他坦然回答：「理性上我沒這樣想。但他跟我大兒子同年，都屬猴，相貌也的確有點像，潛意識上不知不覺有親近的感覺，可能有。」

他在倫敦說，「希望仍以香港為長居之所，能出門遊歷天下，以償多年的心愿」。「他之來牛津也是同樣的心情。他感嘆少年時正逢國事蜩螗，他求學的年月自浙江至重慶，亦因烽火而飽受顛沛無定之苦，如今得來此著名的學府，感到很開心，恨不得再裝點書篋，重為學子。」以後他到劍橋讀博，此時就埋下了伏筆。他對英國情有獨鍾，對美國則一輩子都很反感。他曾對陶傑說，「我看的英國書多。受那邊大學的影響也深……」

竹里坐消無事福，花間補讀未完書。

幾乎每一分鐘，都有電話打進報館來，或提供最新消息，或表示強烈的意見，在這樣的氣氛下，要保持理智客觀真是難得很了。但報紙在任何情況之下都必須保持理智客觀，應當像一面明亮的鏡子，將事實真相不加任何歪曲地反映出來。「由於當時局勢的混亂，真實消息的來源困難，採訪工作受到當局的嚴重限制，也由於工作人員個人的熱情和衝動，在新聞的發布和處理上，我們不能理智冷靜，也曾有不少錯誤。……我們的方針永遠是：尊重事實的神聖，那是不可歪曲的；保持意見的自由，那是應當獨立的。」

辭去《明報》社長之後，金庸已很少去《明報》，大部分時間在家讀書，研習佛經。對於出售《明報》一事，他一直放在心上，一有合適對象，就會約談，希望儘快實現退休計劃。他徵詢子女的意見，看他們是否有意接掌《明報》，二女一子都不從文，各有自己的生活理想，對接手《明報》也無興趣。有人說「兒子的死改變了他的一生」，早在1981年他談到接班人計劃時說：「我的兒子和兩個女兒中文不好，恐怕沒有管理才能，性情和我相差甚遠。」

早在1986年，金庸就在報社內部多次說過：「我希望報館現代化，我們長期家庭式經營，今後要制度化。」他曾說：「我想報館由一個人控制，一個人死了，報紙就不能生存。要是制度化了，即使個人被暗殺，報紙還是可以營運下去，所以我提出要制度化。」其實他也是為「九七」作準備。

自信佛以來，金庸自認看透世界事物都有始有終，人的生命也是一樣，每個階段都有終結，在適當的時候完成自己的任務，便是最滿意的。辦了幾十年《明報》，他相信他和《明報》的關係到最後仍要分開。在精力還好時離開，對自己、對報館都比較有益。他假設自己突然死了，報館沒有人領導的話，同事都會很彷徨。

多年後金庸還說：「我在牛津大學做高級研究員，講講學，跟其他教授一談，覺得自己有些不足。……做新聞工作的人與專家學者有很大不同，做新聞工作每樣東西都知道一點點，但懂得不全面。」

四、負責支付查先生的所有律師費。（他請了最昂貴的律師）

從1959年起，《明報》將近三十五年的「查良鏞時代」徹底結束。他心裏不無難過，當天他對記者說：「我剛翻看一些《明報》的舊照片，眼淚都流出來了，有些舊同事已經去世了，真是捨不得。對於《明報》的舊同事，我有很深的感情。」一位明報人回憶：「我至今難以忘掉那一天的情景，偌大的辦公室，查先生將自己的日用品裝進紙盒。《明報》不再是查良鏞的《明報》了……」

金庸一生最佩服的人物是范蠡，《射鵰英雄傳》中就借黃蓉之口有過很高的評價，范蠡還成為他短篇小說《越女劍》的主角。他筆下的范蠡為人倜儻，不拘小節，所作所為往往出人意料，其一生臨大事、決大疑，不知經歷過多少風險，最後攜西施泛舟太湖。他的朋友沈君山1998年在台灣「金庸小說國際研討會」開幕式致辭說，范蠡曾為「帝王師」，輔助勾踐「十年生聚，十年教訓」，完成吞吳復越的大業，然後擁絕代佳人西施歸隱江湖，還聚財無算。可惜金庸只實現了范蠡的后兩個理想，卻沒有機會像范蠡那樣為「帝王師」。他一生沒有功業，想做個外交官都鎩羽而歸。寫武俠、辦報是他不經意撞上的，甚至帶有一點無奈。《大公報》的同事、畫家黃永玉也覺得，「他應該干別的事，他怎麼會寫起武俠小說來了呢」？「以他的才能和智慧，怎麼去寫武俠小說呢？他應該做比這個重要得多的事情。……他是很可愛的人，很溫和的人，而且那種神奇的力量你都很難想象。」他完全是無心插柳，既然沒有機會做「帝王師」，他便將滿腔的抱負寄托在報紙和小說中。rｅａd•９9csｗ•cｏｍ

80年代後期香港未來政制方案引起的風波，讓金庸心力交瘁。「九七」之後的不確定因素，他也不會完全無動於衷。1989年初，他對記者說：「希望能把大部分報社工作托出去，讓自己進入半退休狀態，過些自己喜歡的生活，比如：弈棋、讀書、旅行，或者再寫點小說。……如果要寫，就寫哲理性小說，以哲學為內容，希望新的東西能有新突破。」

金庸忘不了《明報》初創的艱難，三十多年來，他們以10萬元的資本起家，創造了一個龐大的明報集團。1948年他離開內地時，尚有《大公報》《新民報》《世界日報》這些民間報紙，等他在香港辦報，內地已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他和《明報》都是香港的產物，是香港造就了他。他多次說，《大公報》原來是派另一個同事來的，如果當初他留在上海，在上海《大公報》幹下去，以他的出身和中央政治學校學習的經歷，就算逃得過反右，也很難逃過「文革」。即使都安然無恙，也沒有機會寫武俠小說，更不可能辦報。

「《明報》的成功，可歸功於查良鏞個人的遠見。由早期以武俠小說的金庸作號召，邁向60年代以政論聞名的查良鏞年代，以至目前上市以企業手法經營《明報》，查良鏞成功地將《明報》塑造成了一份備受知識分子尊敬的報紙，可見他的高瞻遠矚。」此時，王世瑜還沒意識到，金庸已在著手賣掉《明報》。

沒想到在英國國家檔案館研究過幾年機密外交文件的黃康顯不買賬，先回復律師信一封，表示已收到他的律師函，限期到了請另外一律師再復一信，稱其指控不能成立。同時繼續在報紙上批查，說1988年3月香港《文匯報》就有羅孚的文章說他在得到博士學位前送給港大100萬，支票由他親自交給港大校長黃麗松，黃校長請他加一個「0」而成為1000萬，責問他為什麼不告《文匯報》和羅孚。

當年59歲的張曉卿祖籍福建，出身貧寒，早年以伐木業起家，成為馬來西亞最大的伐木商及夾板出口商，1988年將伐木生意擴至巴布亞紐幾內亞、紐西蘭等國。他在澳大利亞擁有大型養牛場，在上海有鋸木廠，而且經營新聞出版業務，業務包括馬來西亞最暢銷的華文報《星洲日報》《光明日報》，巴布亞紐幾內亞的英文報TheNational，以及大連的一家合資出版社。

我們在香港辦報，只是經營一家企業，並無做革命家的大志，自知無此本事，也沒有雄心或野心去反對任何中國政府。但因為我們的讀者都是中國人，人人關心中國的事務，而《明報》的讀者又是比較關心政治的，因此我們有義務作為讀者的耳目和喉舌，一方面將中國的消息向讀者報道，另一方面又對中國的各種情形表示意見。

如果不是我運氣好，不會遇到于品海先生這樣似乎「度身定做」的，比我所想象、所要求更加精彩的人才。在和他交往數月之中，傾談「大計」，投機萬分。我們在香港天南地北地長談，兩個家庭又一起去日本旅行，在溫泉旅館中越談越高興。他是在加拿大讀政治經濟系的，對傳播事業至少已熱衷了十年。至於企業籌劃，那是天才。

經過多次洽談，雙方終於在1991年11月達成初步協議。12月12日，雙方聯合宣布：智才管理顧問公司技術性收購明報企業。金庸與于品海合組明智控股公司，智才佔60%股權，金庸佔40%。然後，通過一系列操作，使明智對《明報》的控股恰好略超過50%。收購完成，金庸仍持有明報企業的5%股權，但與于品海相比，已是小股東。新成立的明智控股公司由金庸任主席，實際工作則出於品海負責。

……今年12月初，查先生致函董事局，希望自1994年1月1日辭去名譽主席及非執行董事之職銜，靜心歡度退休后旅遊、頤養、講學及著述之生活。董事局再三誠意挽留，查先生懇切表示年近七十，志在「放下、自在」。董事局雖極感遺憾，然必須尊重查先生之心愿。

黃所說羅孚的文章是1987年12月寫的，曾以《金色的金庸》為題發表在《讀書》1988年第2期：

即使再低的價格，我也會欣然同意。當時市場上許多人不了解，有各種各樣稀奇古怪的揣測。其實我的動機很簡單，第一，要將《明報》交託給一個我充分信任的才幹之士，期望今後至少有三十年興旺發展，堅持誠信正直的報紙風格。第二，我可以快快樂樂地去享受兩大嗜好：讀書、旅行。只有在興之所至的時候，才寫一些文章，在全無時間催逼下寫文章。

就在這時，兩年前代表日本德間書店和金庸洽談過收購事宜的于品海再度找上門來，這次他是以智才管理顧問公司老闆身份上門的。于品海1958年生於香港，在美國加州聖地亞哥大學讀電視新聞系時，辦過一份手寫的中文刊物。1977年轉到加拿大讀大學，修讀政治經濟。因盜用信用卡、冒簽他人支票等被判刑兩年減一天，服刑四個月後被遣返香港，與朋友一起辦了一份政論雜誌，只出了五期。隨後進入《財經日報》做電訊翻譯，1985年創辦智才管理顧問公司，在廣西桂林經營漓苑酒店成功，並成立多家公司，涉及室內設計、酒店管理、房地產等，業務從內地擴展到香港地區及泰國、菲律賓等地。1991年初，智才出售旗下的酒店賺取1.5億多港元，全面收購上市公司南海紡織。

查良鏞後來函告作者，他向黃麗松的繼任人王賡武校長捐過港幣八百萬元是獲得博士學位以後的事。九-九-藏-書

二、一周內向查先生公開道歉；

1993年3月，金庸逐步將自己在「明智」的股份減至兩成多，收回1.7億元。3月31日，他和沈寶新分別辭去董事局主席、副主席之職，從4月1日起他只擔任名譽主席、非執行董事，于品海接任董事局主席。

一、收回發表于《信報》的《向查良鏞教授公開道歉》一文；

前兩年，他是得到了一個博士頭銜的。送這個名譽學位給他的是香港大學。有這麼一個傳說，在得到這個學位前，他送給港大一百萬元，支票由他親自送給當時的港大校長黃麗松，黃麗松一邊收下，一邊笑著說，你寫漏了一個「0」了。一個「0」似乎無足輕重，但這一個「0」不是一錢不值的符號，而是九百萬！他後來又補送了這九百萬。這傳說真實程度如何，不敢說。無論如何，以查的才識，即使是僅僅寫武俠小說的才識，得個博士也不為過。

1988年12月15日，香港大學校外課程部高級講師黃康顯在《信報》發表《向查良鏞教授公開道歉》一文，以嘲諷的口吻，提到1986年3月金庸給港大捐款800萬港幣，隨後拿了個榮譽社會科學博士學位的事。因捐款在前，拿博士在後，為了「避嫌」，捐款的事等到1987年才公布。文章指出，「這不是買與賣，而是施與受。捐八百萬港元是施，拿博士學位是受」。「主流方案」風波中，黃康顯在香港各報發表了大量批查文章，以這一篇流傳最廣。當時港大還要聘金庸做名譽教授，他對內地記者說，打算用三年時間，就中國歷史、中國文化和中國的民族前途做一系列講演，先寫出講稿來。

儘管有那麼多的「做不到」，金庸還是依依不捨地離開了《明報》。

蓬萊極目覓仙山，但見白雲相往還。放下無求心自在，瓊宮仙境即人間。

在古人中，金庸最仰慕的是范蠡、張良，他們都是在轟轟烈烈之後飄然而去，金庸心中也一直有這樣一個「退隱夢」。早在1960年10月5日，他就在《明報》說：「張良的結局怎樣？范蠡的結局怎樣？因為大家不知道，就容易引起各種有趣的想象。」

1991年3月22日上午，明報企業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正式上市，包括《明報》、《明報月刊》、《明報周刊》、明報出版社及翠明假期旅行社等，合併估價5.8億元，共發售了7500萬股新股，每股認購價2.9元，吸納了2.175億元，凈得資金近2億元。金庸表示，至少為《明報》再服務三年。

金庸一講完，就有一位外國教授起來提問：「中國現在實施開放改革政策，又是中共建國后的第二、三代，請問你是不是暗示，中國將會有一段富強繁榮的時期？」他回答：「我不是暗示，我是希望。我不是歷史命定主義者，不相信『歷史上有這樣的原因，就一定有那樣的後果』，因為歷史上偶然的因素太多。然而歷史的教訓和經驗總是有用的，不論對於哪一個國家，容忍與改革永遠是有益的。」

此時離「九七」越來越近，他對外解釋：「這樣的安排和政治絕對無關。我的住宅正在翻新重建，花費不少，如果我對『九七』不樂觀的話，就肯定不會重建我的舊房子了，花一大筆重建費用就很蠢了。」他告別一生事業所系的《明報》還有一些不能忽略的因素，「1991年《明報》上市后，股價長期在每股2.9元的價格靜止不動，且成交甚少」。這次出售股份他實際上賺了錢，而且甩掉了80年代以來在香港未來政制安排等問題上造成的巨大心理、政治負擔，雖然負面的影響未必甩得掉。《明報》出售以後，除了明河社出版公司，他還擁有股票、債券、辦公大樓等財產。

當年7月16日，《百姓》半月刊報道，根據可靠消息，金庸已委託律師行安排申請移民外國之手續，目的地為加拿大。報道提到他原有退休後到西湖附近買屋之意，加拿大雖有楓紅美景，又如何能跟秀麗江南相比？並感嘆他如果真的移居異邦，《明報》是否還繼續經營？

金庸最擔心的是，這個年輕人有沒有改變《明報》立場的企圖。經多方調查，他肯定於品海並無特殊背景，才放心繼續洽商收購《明報》事宜。促使他作出最後決定的，據說是于品海的一句話：「只要查先生願意賣《明報》，就是要我等上八年，我也會等！」

金庸雖退出了《明報》，但《明報》為他一手創立，畢生心血所系，這種血濃於水的感情，豈能輕易割捨。「生命中充滿著意料不到的事情。」這一年，他心臟病發作，做了大手術，經過八九個小時，心臟拿出來修修補補，又放回去。香港新聞界都在傳說，一輩子精明的金庸是不是被氣出病來了。

長期以來，除了日、晚報，明報集團的月刊、周刊、書籍都由沈寶新個人全資的新昌印刷有限公司代印，僅1986年到1990年10月31日，四年七個月間付出的裝訂、印刷費就有1.632億港幣。金庸因顧全老同學情面，也不好改變。九*九*藏*書

金庸自稱一直嚮往這樣的境界，但因辦報日夜辛勞，即使休息日也不免事事關心。從1946年起，他做了四十六年的新聞工作，總盼望能卸下重擔。至此才得閑居，他大感愉悅。

《明報》改組當天，于品海宣布，收購明報企業純粹是商業活動，是一項長期投資，不涉及政治，更不會涉及《明報》一貫的編輯方針。現在明報企業的市價每股約3元，即使有人願意出價20元，也不會轉讓。金庸充滿信心地對外界說：「雖然《明報》的股權有變，但報紙、雜誌的編輯權仍由自己負責，所以這方面不會有什麼變化。」他還說，于品海向他保證，決不干預明報企業的報紙雜誌編輯事務，因為于也認識到，明報企業最大的資產應該是《明報》和《明報周刊》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是編輯這些刊物的一批文化界的精英，他不會愚蠢到來干涉這樣的刊物和這樣的人才。他們達成協議前，于品海承諾不會辭退《明報》的舊員工。至於控制權，金庸表示，這是他和于品海商量后自願放棄的。況且他對權力本來就不熱衷，若按他的打算，他早就想徹底退出《明報》的具體事務，只是同事們一再挽留，他才答應再干幾年，這次能找到一個滿意的接班人接手他的事業，對他來說，實在是求之不得的好事。

當年10月10日，香港《經濟日報》披露于品海曾在加拿大有過犯罪記錄，與他上市公司主席的身份有抵觸，一時間香港輿論沸沸揚揚，對《明報》產生較大負面影響，于品海只得辭去明報企業董事局主席及香港報業公會主席的職務。1995年10月，他將明報企業35.9%的股權售予張曉卿。加上年初購進的10.1%的股份，張曉卿持有明報集團46%的控股權，於10月20日出任明報企業董事局主席。明報轉入「張曉卿時代」，這一天離於品海接手《明報》僅兩年多。

金庸否認了這個傳說。1993年羅孚將此文收入文集《南鬥文星高》時，加了一句話：

1989年，他為吳靄儀《金庸小說的男子》寫序說：

在金庸全面引退前，《明報》的「于品海時代」實際上已開始，雷偉坡及一些重要骨幹相繼離開。1993年11月8日，于品海以明報集團名義創辦《現代日報》，因虧損太多，他以3000萬元價格獨資購回，撐到第二年11月26日停刊，共虧損了1億。他又投入巨資創辦第一個全球24小時的中文新聞電視網，也以失敗告終。為此，于品海將明報企業18%的股權賣給中策集團的黃鴻年和馬來西亞富商張曉卿。

經過相當長時間的交往和了解，我覺得於品海先生的經營管理才能令我十分佩服，正是鞏固與發展明報企業的理想人才，同時他對新聞事業具有熱誠，那是非常難得的性格。他出的價錢不是最高，連第二、第三高也不是，但我很樂意將《明報》的控制股權交在他手裡，正如日本的伊藤忠集團、西武集團、南海紡織的唐驥千先生等著名商界人士投了他一票一樣，我也投他一票。那是長期性的選擇，而不是一時性的「價高者得」，我只盼望他不過分急進，必須未慮勝，先慮敗，以穩健手法來經營《明報》。明報集團今後有重大發展，那我是有充分信心的，我們其他同仁的責任，倒是在不斷研究各種行動中「失敗的可能性」，以及「萬一失敗」，如何善後。

訪學半年，轉眼即逝，回到香港，他不無失落地對記者說：「我在牛津時，是希望能夠做些學術工作，但我的個性不適合，學術的基礎也不好，現在才開始，已做不成世界第一流的學者了。我還是比較適合做創作工作。」

他對於品海大為讚譽：

在我這個年紀，《明報》是一個負擔。從佛教的講法，有負擔總是不好的。佛教希望人的慾望能盡量減低，最高境界是什麼也拋棄掉，連生命也覺得沒什麼所謂。我離開這境界實在太遠了。要我財產完全不要，我做不到；要妻子兒女都不要，做不到；名利不要，也做不到，那我只有減少自己的負擔。

移民的事此後再無下文，金庸倒是向外界透露了出售《明報》股份的消息。三十年來，《明報》一直只有兩個股東，他佔八成股份，沈寶新佔兩成股份。消息一傳出，不少財團主動表示，希望能收購《明報》，包括國際傳媒大王默多克的《南華早報》、英國報業大亨麥士維的鏡報集團、新加坡聯合早報集團、日本德間書店集團等。香港百富勤證券公司的梁伯韜與創辦《資本》《資本家》雜誌的出版商鄭經翰聯手和他有過多次接觸、協商，價錢差不多已談好，梁、鄭連一張10億元的支票都準備好了，但最終沒有達成協議，因為金庸覺得他們收購《明報》只是商業行為，無法體會《明報》包含的文化意義。他決定暫時擱置出售《明報》的計劃，先將《明報》上市，發行股票。

我在三十歲稍過後開始寫武俠小說，所描寫的男主角為數眾多，個性和遭遇頗為繁複。但寫到最後，男主角的結局通常不出於兩途：或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或飄然而去，遁世隱居。大概由於我從小就對范蠡、張良一類高人十分欽仰，而少年時代的顛沛流離使我一直渴望恬淡安泰的生活，所以不知不覺之間，我筆下郭靖、喬峰、康熙一類的人物寫得較少，多數以另一類的歸宿為結局。

事先我擔心不被牛津大學選上，選上之後覺得很光榮。我在中學就夢想能到牛津或劍橋去讀書，這個夢想不能實現，常常覺得乃終生遺憾。現在能以相當於教授的資格去講學、研究，高興得很，覺得這個機會不能放棄。如果可能的話，後年我還想到劍橋做些研究。學術上要真的做出點成績出來才行。read.99csw.com

當他有機會參与起草香港基本法，他也視為牛刀小試，聊勝於無。他說：「我一直存了這個『報恩思想』來做這件事。香港人待我極好，我除了寫幾部小說、辦一張報紙和幾份雜誌之外，報答遠遠不夠，在我晚年退休之前，儘力協助起草一部好好的基本法，雖仍不足以報答，總之是多出了一分力。」

自然規律是不能違反的，我已經67歲了，再過幾個月就68歲了，早已到了退休年齡。我精力漸漸衰退，如繼續掌管大權，企業和報館都會老化的，所以應當趁我頭腦還清醒的時候，為公司作長期的策劃。要使《明報》《明報月刊》《明報周刊》的生命比我個人的生命長得多……老實說，離開總是捨不得的。《明報》由我一手創辦，我一直看著他成長，就像我的兒女一樣，在感情上我怎麼捨得交給別人？但要《明報》能成功地辦下去，我則只能放手……

金庸也考慮過由《明報》的幾個得力助手接班，如潘粵生，雷偉坡等，他們服務《明報》三十多年，立下過汗馬功勞，但潘已移民加拿大，他最後也沒有選擇雷。他又不願意交給從事新聞業的女婿趙國安。為找一個合適的接班人，他費盡了心思。

塵埃落定，于品海成功收購《明報》，引起各方紛紛猜測，人們疑惑，金庸為什麼將傾注了幾十年心血的《明報》，出售給一個名不見經傳、和他毫無關係的年輕人？于品海是否為日本財團做中介，控制香港傳媒呢？……一時傳言四起，《明報》員工也是議論紛紛，金庸為此解釋：

于品海先生替我完成了這兩大心愿，使我得以在十分輕鬆、十分愉快的心情中頤養天年。

當年10月30日、12月5日，牛津大學聖安東尼學院與現代中國研究所分別投票通過他為訪問學者。牛津是他心目中的神聖學府，接到通知，他抑制不住內心的激動：

《明報》再度易主后，他又對張曉卿寄予很大期望：「他（張曉卿）來管理《明報》，我很感激他。《明報》是我的孩子，就好比我的兒女離開家庭后，處境不佳，在外頭流浪，沒有人收留他，前途茫茫的時候，有個好心人肯收留他、培養他，拿錢出來給他念書，受好的教育，變作一個很有用、很好的人。」「希望張先生來了之後，能夠重振《明報》的聲威，恢復穩固、健全的財政狀態。」

經歷過國民黨統治的那些歲月，他沒有成為激進青年，這是一個值得關注的點。他從來無意做革命家。1972年1月29日，他在《作讀者的耳目和喉舌》社評中自白：

1991年秋天，金庸在加拿大溫哥華英屬哥倫比亞大學演講，題目是《中國強盛的根源——開放與改革》，指出中國歷史上有一個現象，先是有一段社會秩序混亂、多民族雜居、大規模戰爭、人民大量死亡的痛苦時期，由於中華民族「待人如己」的性格，以及重視「融合、中和」的哲學思想和「天下一家」的人文主義觀點，形成了不同民族的大融合和統一，中華民族就此壯大。春秋戰國的混亂演進為秦漢的大統一，五胡十六國的大混亂演進為隋唐的大統一，五代十國、遼金元和宋朝的長期戰爭再演進為明清的統一。他認為漢初、唐初、清初三個時代是最強大興盛、人民生活最安定幸福的時代，強大是由於開放與容納，興盛是由於秩序與改革。這三個大王朝又有一巧合：開國不久，第二代統治者處理不當，形成無秩序狀態，國家遭遇危機，通過一場小小的政變，第三代統治者再採取公平、穩定而有秩序的政策，國家因此強盛繁榮，出現了中國史上的黃金時代。

1993年12月，金庸再將一成多股份售給於品海的「智才」，套現約2.6億元。剩下的《明報》股份，他決定分五期全部出手，與《明報》完全脫離關係。12月31日，他辭去名譽主席職位。當天《明報》刊登董事局啟事：

長於經營管理的「銅筆鐵算盤」沈寶新自《明報》創刊以來一直負責經理部的全部工作，金庸從不干預。合作期間挑撥離間的人很多，造謠生非的事常有，但他們相互間從不懷疑，絕無絲毫惡感。對於編輯部的各種錯誤疏忽，沈寶新從未有一句怨言，而金庸也從未看過一次經理部的大小賬簿（偶爾查閱薪水、成本等，目的只在做計劃，而非審核）。金庸說「我們互相絕對信任」。「我跟沈先生合作到退休，合作無間，兩人從來沒有吵過架，他對我很尊重，我對他很客氣，我們私交也不錯。我們兩人個性都很溫和，都不是斤斤計較的。」

……同人等曾長期追隨查先生者，情兼師友，受其身教言教之惠；新參加明報集團者，亦對查先生素所敬慕。茲值查先生七旬榮休，敬祝查先生健康長壽，逍遙自在。

這年5月20日，正逢《明報》創刊三十周年，因颱風襲港，狂風暴雨，交通停頓，籌備了好幾個月的慶祝酒會只好取消，當天刊出隨報附送的三十多版報慶特刊，香港總督衛奕信和很多文化名流有賀詞，《明報》的編輯、記者、作者、讀者都有回憶文章，他在《感恩與報答》中提到了湯因比的話，「一種文明的生存，在於能成功地應付挑戰」。原本打算在5月30日舉行的宴會也因國事劇變而停辦，31日，報社員工在八樓以茶會形式聚會，他在會上頒贈長期服務獎狀及金牌，感謝三十年來員工的辛勤服務和卓越貢獻。他宣布，自6月1日起，不再擔任社長之職，只擔任明報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另組行政委員會，由《明報周刊》督印人兼總編輯雷偉坡、《明報》總編輯董橋、《明報》督印人吳靄儀、明報集團副總經理許孝棟四人組成，雷任主席。6月1日，《明報》刊出「本報專訊」《查良鏞今日卸社長職，續任明報集團董事長》，公開了他https://read.99csw.com的決定。他表示，「年事已高，不勝劇繁，退休之念存之已久，希望逐步提升本公司年輕一輩接班，從家長式的管理改為制度化的管理」。

自這年4月中旬以來，《明報》社評的標題常常「宋體加黑」——這代表該篇是金庸親自執筆的，有時幾乎天天都是，6月11日的那篇還署了名。他說，「中立與客觀」向來是《明報》的立場和方針，他不斷提醒年輕的工作人員：「無論如何要冷靜理智，要分辨謠言和事實，要記得自己對國家、社會和廣大讀者負有責任。那一段時期中，不但每天說，在緊急的時刻更加一天中說上數次。但是每個人都是血肉之軀，都有熱血和熱情，人不是機器，怎麼能在這重大的關頭保持絕對的冷靜與客觀呢？」

我了解到，以他的才能和資產，不可能只作為《明報》的少數股東而全心全力地投入經營。那豈不是為我「打工」？我當機立斷，建議他買入《明報》的控制性股權。他暫時資金不足，可以通過財政結構上的安排，使他以較少股份而擁有控制權，那便是明智公司的由來。至於股價呢，我們是真正的「君子國交易」，他出一個價錢，我說太多，這比市價高了很多；我出一個價錢，他說太少，不足以反映《明報》的潛力和發展遠景。我說在他積極進取的經營下，才有可能這樣發展，由我保守地管理，穩健有餘，進取不足。終於，在和沈寶新兄數度商議后，以折中的價格成交。

不僅一般記者，就是《明報》高層的董橋、吳靄儀、張健波等人也都熱血澎湃。五年後，回顧那些日日夜夜，董橋說：「《明報》上下不眠不休的情景恍如昨日。我當時常常想：我們到底不是賣成衣的，也不是賣糕點的！」

1990年，明報集團年贏利達到7000萬港幣，1991年衝破1億。金庸的個人資產估計超過了6億。1991年，《資本》雜誌的「90年代香港華人億萬富豪榜」上，金庸名列第64位，沈寶新名列第112位。金庸創造了商業社會「文人辦報」成功的一個神話。倪匡曾跟黃霜討論過，「中國幾千年歷史中，文人不做官而能致富者，怕只有金庸一個人，舉不出第二個例子來了」。

1993年3月20日，金庸與江澤民會面的第二天，由張浚生等陪同前往山東旅遊。在蓬萊閣看海時，應管理人員之請，即興題了這首詩。回到香港，金庸就找共創《明報》的老搭檔沈寶新，商量一起退休。

6月份《明報》的日發行量意外地超過20萬份，達到《明報》史上的最高峰。《明報周刊》的發行量一度高達30萬份，穩居香港娛樂周刊的榜首。《明報月刊》6月號第一版印出，頃刻賣光，改版加印，又賣光。一連印了四次，供不應求，而後面印的內容與前面有很大變化。剛剛接任總編輯不久的古德明說，雖然這是創刊三十三年來銷量最高的一期，編輯部里卻沒有一張笑臉。

金庸在港島深水灣鄉村俱樂部設宴招待明報集團高層人員，大家都不說話，氣氛凝重，他打破沉默，以不無感傷的語氣正式宣布將退出明報企業，由於品海來接管，他簡單介紹了于的情況，並表示會一如既往地關心和支持明報企業：

沈寶新支持他的決定：

自從我公開表示要退休后，連智才在內，一共有十一個機構向《明報》探詢過收購或參股的可能……我一個個鄭重研究，有時還請獲多利等著名財務公司分析對方的提議條件。但第一，我不想將《明報》賣給外國公司；第二，我不希望收購《明報》的機構純粹從生意出發，而不是對新聞事業有一種奉獻精神與責任感。至於某些我懷疑具有政治目的的探盤者，根本沒有對之作任何回應。

1994年5月20日，《明報》三十五周年報慶，于品海發表《勇敢順應大環境，積極面對不明朗》時，躊躇滿志地說：「《明報》的成就有目共睹，查良鏞先生的貢獻最大。有人因而說我的負擔很大，歷史包袱重，試想又有什麼人能與查先生比較？但我並不覺得這是負擔，反之，我感到鼓舞，因為查先生幫助我提高了自己的要求。」

金庸家裡掛著一副從浙江海寧老家帶出來的對聯，出自他先祖查昇的手筆：

黃康顯的文章自然令金庸氣憤，1989年1月初，他委託律師向黃髮出律師函，提出四個要求：

1989年金庸、沈寶新在《明報》三十周年報慶時

黃康顯是《明報》的長期讀者，認為金庸的社評文字好，但政治功力不深，武俠小說好，但不是純文學，消費文化而已。

金庸千挑萬選才選定於品海，他做夢也想不到，《明報》這麼快就會被轉手賣掉。

連韋小寶最後都坐擁七美，隱居大理去了。但對金庸來說，所謂「退隱」只不過是賣掉《明報》而已。將《明報》上市是他退休計劃的重要一步，他並不想通過上市賺大錢，而是想減少對《明報》的控制和參与，最終完全退出。《明報》上市，他的持股量從八成減到了六成。

良鏞，三十多年來，你關於《明報》的任何大小決定，我從來沒有反對過一件。這最後一個決定我自然也欣然同意。我和你初中同級時，你是級長。我打籃球，是級隊選手。我只求比賽贏球，至於要我做前鋒還是後備，毫無問題。我們辦《明報》大贏，年紀大了，自然要退居後備。《明報》現在還大贏特贏啊。

從2月初起，金庸就沉默了。如果要打官司，港大校長黃麗松、校務委員會主席楊鐵梁等都得出庭作證，而對方聲稱有足夠證據證明他先捐錢、后得博士學位。此事最終不了了之。

這樣安排之後，我當然不再「擁有」《明報》了。但什麼叫作「擁有」？你能永遠擁有你的一切么？二三十年之後，我人都不在了，還能擁有什麼？……再過三四十年，于品海先生也要將《明報》交託給別人了。他比我小三十幾歲，總可以再主持三十幾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