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的佛經太過艱深了，有時一兩個字有完全歧異的含義，就很難明白。「有些佛經的註釋很難懂，愈看愈糊塗，我就只看英國人直接從印度翻譯過來的，比較容易懂。」金庸向倫敦的巴利文學會訂購了全套《原始佛經》英文譯本，英文佛經容易閱讀得多。南傳佛經內容簡明平實，和真實的人生十分接近，他相信佛陀的確是覺悟了人生的真實道理，並將這道理（也即是「佛法」）傳給世人。經過長期的思索、查考、質疑、繼續研學，他終於誠心誠意、全心全意地接受了。佛法解決了他心中的大疑問，他內心充滿喜悅，歡喜不盡——「原來如此，終於明白了！」從痛苦到歡喜，大約經過了一年半時光。

林海峰、陳祖德、郝克強都教過他棋，而且友誼甚篤。有幾位日本朋友，言語不通，只能用漢字筆談，卻因為下棋成了朋友。

1985年12月24日金庸與陳祖德、聶衛平等在一起

倪匡說，下屬都以為金庸嚴肅，不苟言笑，其實他本性極活潑，「可以容忍朋友的胡鬧，甚至委屈自己，縱容壞脾氣的朋友，為了不使朋友敗興，可以唱時代曲《你不要走》來挽留朋友」。有一次幾個朋友到他辦公室的書房，他要伏案寫社評，客人有男有女，喧嘩吵鬧不已，還經常要到他桌上去打電話，但他不加干涉，頻說不要緊，脾氣好得讓客人們都不好意思吵他了。相交多年，倪匡只見他發過兩次半脾氣。

金庸的武俠小說中充滿了佛、道的元素，經常出現少林、武當，對佛教他並不陌生。有人以為《九陰真經》就是《楞嚴經》，以為他讀過《楞嚴經》才寫《射鵰英雄傳》。2003年10月9日，他在陝西法門寺說：「其實我是先寫小說，然後才開始真正研究這些禪經的。」

1983年8月28日晚上，金庸在台灣「清華大學」說：「人生其實很複雜，命運跟遭遇千變萬化，如果照一定的模式去描寫的話，就太將人生簡單化了。圍棋有定式，幾位大宗師都是老一輩老師照定式教出來的，而人生沒有定式。」那天，林海峰也在。金庸說：「今天林老師講圍棋，就說下棋時感到一種矛盾，不知道是棄子好，還是把它救出來好，本身不太統一。」在他心目中，林海峰是一代宗師的風度，初次見面，林海峰話也不講，他和妻子都很佩服，很欣賞。棋高不高是另一回事，關鍵是林海峰個性很好，剛毅木訥。金庸和沈君山一致認為就是郭靖的寫照。以前他認為生活中並無這樣一個人，那只是他想象中的男子漢大丈夫、頂天立地的英雄。「當然林老師主要是在圍棋上的貢獻，下圍棋的人品也有好有壞，我跟他接近總覺得他話也不太講，但是很忠厚很實在，在某一方面修養很高。」1966年4月15日，《明報》頭版顯著位置刊登林海峰與高川格對決的棋局，當時林八段，對手是十段。金庸常常對沈君山說，他寫了郭靖這個拙實的人物，稱為俠之大者，十余年來，在實際世界里並沒有碰到過，竟在林海峰的身上看到了郭靖的影子。不過他最仰慕的棋手還是吳清源。

羅孚說，回想50年代，金庸租人家的房子，住在太平山腳下，如今住在太平山頂而處於巔峰，花園式的華屋，一山的上下，一個世代的升騰！溫瑞安第一次踏進金庸的家，有三個特別的印象：

「五月風暴」之後，香港房地產處於低潮，金庸以40萬港幣的低價，按揭買下港島渣甸山一幢三層高的洋樓，在這裏住了將近十年。洋樓環境清幽，門前有個大花園，外牆都是淺色，與左鄰右舍的豪華別墅相比，外表顯得十分樸實，在富貴氣味襲人的渣甸山上顯得尤為特別。

金庸搬到山頂道的別墅時，倪匡去參觀新居，他拿出一個新買的木棋盤，是一株千年老樹原塊木頭製成的。他問倪匡：「猜猜看，買來多少錢？」倪匡暗想，你查良鏞問我價錢，那就估高一點吧！「一萬塊！」金庸提醒：「喂！是從日本買回來的呀！」「那麼——三萬塊！」金庸搖了搖頭：「倪匡，怎麼你這麼不識貨？這是珍品，在日本店裡看到，要買下來，老闆不肯，後來託人去求情，才勉強答應賣給我。」他一本正經地說，並豎起十根指頭，原來是十萬元。他把木棋盤抱得緊緊的，生怕它溜走似的。倪匡只有感嘆。

1981年，金庸訪問內地回港，對《明報月刊》記者說：「近年來我信仰佛教，對一生所犯的各種錯誤內心慚愧，更加盼望努力對別人好些。只是實際上也沒有什麼真正的好事做出來。」佛教令他有了一些自省，他一生到底犯了什麼「錯誤」，他沒有說。

1995年，金庸動了大手術，當然要戒煙。回憶當初他和蔡瀾一起相對喝威士忌、抽煙談天，是生活中的一大樂趣。自從心臟病發之後，香煙不能抽了，烈酒也不能飲了，然而每逢宴席，他仍喜歡坐在蔡瀾旁邊，一來習慣了，二來可以互相悄悄說些席上旁人不中聽的話，共引以為樂，三則可以聞到一些蔡瀾所吸的香煙餘氣，稍過煙癮。

自30年代初執棋子以來，金庸對圍棋的興趣終身不減。那時，江浙一帶圍棋之風很盛，「每一家比較大的茶館里總有人在下棋，中學、大學的學生宿舍中經常有一堆堆的人圍著看棋」。他的家鄉海寧是圍棋之鄉，清代曾出過棋聖范西屏、施定庵。舊時他家有一小軒，是他祖父與客人弈棋處，掛了一副對聯：「人心無算處，國手有輸時。」他小時候看了不解其意。他讀中學時正值抗日戰爭，烽火連天，課餘常和同學下棋。他轉學到衢州中學，就帶了圍棋。據說到重慶考大學時，九_九_藏_書一天考化學，他和兩個同學在茶館歇息，偶與茶客擺下圍棋，由他下場，兩位同學觀戰，一回過神，開考已半小時，匆忙趕到考場，幸虧監考老師網開一面，破例准許進場。說他是個棋迷並不過分。

此後一年，金庸讀了無數書，探究「生與死」的奧秘，詳細研究英國出版的《對死亡的關情》，湯因比博士討論死亡的長文有不少精湛的見解，卻解答不了他心中對「人之生死」的大疑問。這個疑問，只有到宗教中去求解答。他在高中時期曾從頭至尾精讀過《聖經》，回憶書中的要義，反覆思考，他肯定基督教的教義不合他的想法，後來他忽然領悟到（或者是衷心希望）亡靈不滅的情況，於是到佛教書籍中尋求答案。

平生嗜棋如命的范百齡凝視棋局，眼前一黑，噴出一大口、一大口的鮮血。一心重溫王朝舊夢的慕容復對棋局凝思已久，左衝右突，始終殺不出重圍，心中越來越焦急，拔劍便往頸中刎去。以大理國皇子之尊落魄江湖的「四大惡人」之首、「惡貫滿盈」段延慶看著看著，隱伏在心底的自盡念頭又冒了上來。只有心無旁騖、四大皆空的少林寺小和尚虛竹——

我看過不少書房，很少有大得過金庸這間書房。一千多英尺面積，好比普通人家一層樓了。

隨後金庸研讀大乘佛經中的《維摩詰經》《楞嚴經》《般若經》等，又產生了疑問。直至讀到《妙法蓮華經》，經過長期思考，他終於悟到——原來大乘經典主要是「妙法」，用七妙的方法來宣揚佛法，解釋佛法，使得智力較低、悟性較差的人能了解與接受。他了解「妙法」兩字之旨，才對大乘佛經中充滿幻想的誇張不起反感。這個從大痛苦到大歡喜的過程大概是兩年。

金庸用了好幾年的時間，將鑽研佛經的心得以及佛經中的故事、經義，編寫成數百篇朗朗上口的詩歌，那幾年他有三分之一的時間花在這事上面。倪匡見到他小心書寫、校對過的一沓厚厚的原稿，卻一直未見公開出版，不知是什麼原因。

金庸不嗜酒，號稱「從未醉過」，其實是他喝得少，當然不會醉。胡菊人說他平時滴酒不沾，倒也算不上。他請溫瑞安等人在酒樓吃飯，就叫了一壺紹興黃酒，溫熱著喝。他筆下的人物喬峰豪飲千杯不醉，他說：「我不會喝酒，所以把喬峰寫成酒量特好。」1994年10月26日中午，在北京的「憶苦思甜大雜院飯莊」，平時不大喝白酒的金庸要了北京二鍋頭，他說到了這裏就要真正北京的。董培新2010年見到他，說他仍然是那個喜歡熱鬧的老頭，還是喜歡喝酒。他是懂酒的人，懂得品味。

在他家中大廳的醒目之處掛著日本棋院頒發的圍棋段數證明書，是金庸從日本帶回來的，據說段數是一段。有一次倪匡在他家當著溫瑞安等人的面說：「足拿了段級呢！還不是幾個人自己封的，我看他棋藝也不怎麼！」中國圍棋協會授予他的是業餘六段，「在他的書房裡，懸挂著由李夢華簽名的圍棋段位證書」。

倪匡說他對吃並不講究，穿也是如此，衣料自然是最好的，但款式我行我素，不受潮流影響。1975年沈西城第一次見到金庸：

一、他的大廳甚闊，但最令我這種「書蟲」觸目的是，四周的壁櫃，儘是書，全是書，精裝的、平裝的、線裝的、套裝的，全是厚厚薄薄、大大小小令我心弦震動的書。

本來金庸每天晚上都要回報社寫社評，一下起圍棋來，他連社評都不寫了，交由徐東濱執筆，有時潘粵生也會代勞。1982年，陳祖德到香港治病，金庸專門請他到自己家裡休養，一住半年多。金庸把羅建文也請到家裡。「每天兩人各教我一盤棋，都是開始讓八子。從讓八子開始，以後讓七子、六子、五子地進步起來，直到陳祖德先生病勢有所改善離港回滬，那時開始讓四子了。之後，我又請了聶衛平、王立誠、林海峰、吳清源諸位老師指點。當時圍棋界的朋友們開玩笑說：『木谷實眾弟子圍棋段數最多，查良鏞眾師傅圍棋段數最多。』……起初我只是和人對弈，弈理完全不懂，直到一眾好師傅時時教導棋理，懂得多了，定式、手筋等也記了不少，水準自然提高了些。其實我的棋還是臭棋，和高手對弈，自己擺上四個黑子再說（請對方讓四子）。」

一位香港新聞界前輩說金庸年輕時生活圈子很窄，「年輕時已甚少過夜生活，亦不喜歡交際應酬」。那時候香港流行看脫衣舞等，「金庸都有跟朋友去過，有一次，他就與朋友去九龍城看脫衣舞，不過，都是一次起，兩次止。他完全不熱衷夜夜笙歌的生活」。

萬事不如書在手，一生常見月當頭。

在《明報》社評中，圍棋也會成為主題。1968年6月30日的社評《林海峰獲本因坊榮銜》說：「前幾年大陸也頗為重視圍棋，大陸的青年高手陳祖德已可和日本第一流的九段棋手一較高下。本來發展下去，以我國人本質之優勢，未始不能全面蓋過日本。但『文化大革命』一來，任何文化都給革了命，圍棋當無例外。陳祖德、吳淞笙等人近況不知若何，北望神州，不勝悵惘。」

金庸與沈君山、余英時、牟宗三等人結交，都是通過圍棋。他們幾個人中，沈君山的棋最好，沈君山讓金庸三子，讓余英時兩子ｈtｔps://ｒeａｄ.9９cｓｗ.coｍ。牟宗三就比他們兩個差一點，但棋癮很大，金庸請牟星期天來下棋，牟一定來的。佘英時跟他下過一盤棋，余輸了。不過金庸一直認為余的棋比他好，只是一開頭不小心讓他佔了上風，沒有辦法轉，這盤棋才輸了的。

金庸曾拜圍棋大師林海峰的高徒王立誠為師，也跟聶衛平等人學過棋，媒體報道過「聶棋聖」在他家吃螃蟹破紀錄的事。1993年3月19日，金庸第三次成為中南海的座上客，丁關根在釣魚台國賓館宴請他，特地請聶衛平作陪。席聞丁關根問聶衛平：「你有幾個圍棋弟子？」聶答：「最好的弟子是馬曉春，但真正拜過師的只有查先生一位。」丁說：「你怎麼叫徒弟為查先生？」聶回答：「我崇拜查先生的小說，他的年紀又比我大得多，我們是兩頭大。」丁關根又問：「查先生的圍棋在香港是不是最好的？」聶沉吟半晌，才說：「在香港知名人士中第一。」眾人大笑，金庸卻說：「即使在香港知名人士之中，我的圍棋也絕非第一。」

金庸從小就聽祖母誦念《般若波羅蜜多心經》《金剛經》和《妙法蓮華經》，整整六十年之後，他才通過痛苦的探索和追尋，進入佛法的境界。他說，在中國佛教的各宗派中，在心靈上與他最接近的是「般若宗」。

80年代末醫院查出他心臟有問題，他開始戒煙，有一次歐陽碧在明報大廈的電梯里遇到他，他嘴裏像是嚼著什麼，問他是否在戒煙，他點點頭。

整個書房猶如一片汪洋大海，麻藍色的地毯鋪滿了千多英尺的空間，四壁到頂書架，裝著各式各樣的書籍，角落一張大書桌，坐在上面，不是古人所謂坐擁書城是什麼？

1981年7月18日，在北京人民大會堂，鄧小平抽出一支熊貓牌香煙遞給他，自己用火柴點了一支，後來鄧談得興起，見他手裡沒了煙，又給他一支，隨手划火柴給他點煙，他忙站起說：「不敢當！您是長輩，又是我向來所敬佩的，您怎麼好給我點煙？」鄧笑笑說：「我們這麼說話，就是朋友了，快請坐。在部隊里，小兵給我點煙，我也給小兵點煙，大家同生共死，點點煙有什麼了不起？」他心裏肅然起敬，當時只想：「我也能在你部下打仗，做個小兵，那就好了！」

他說，這純粹是個人喜好，自幼就對范蠡和吳清源這兩人感到一份親切。今人他最服吳清源，是因為他喜愛圍棋，對其不世出的天才充滿景仰之情。他認為在兩千年的圍棋史上恐怕沒有第二位棋士足以與其比肩，其畢生所求不是勝負，而是人生的境界。吳清源常說，下棋要有平常心，心平氣和，不以為意，境界方高，下出來的棋境界也就高了。「然我輩平常人又怎做得到？」

「佛經的境界與武俠小說相當衝突，要求人把慾望減到最低限度，要求人情感要淡泊，這對藝術創造有妨害，小說總是要情感愈強烈愈好，內心衝突愈鮮明愈好。」佛教的要求不僅與武俠小說衝突，也與他的現實人生衝突。

從渣甸出到太平山，都是香港最好的居住區。太平山俗稱扯旗山，可以俯瞰維多利亞港，日落後能欣賞「東方之珠」的夜景，山頂一帶都是官紳名流的豪宅。他家在山頂道一號，那是一座大洋房，面積有好幾萬平方英尺，花園也大得驚人，據說單是裝修費就用了百萬元。「別墅佔地面積約2000平方米，主體結構是一幢二層樓的樓房，整個設計可謂中西結合。亭台水榭、花園曲徑當然頗為民族化，但游泳池卻是絕對的洋派。」（1996年他將山頂道一號拍賣，成交價1.9億港元。）新居搬定，倪匡去參觀，第一個印象是「必須裝室內電話」，否則同居一樓照應不易。

與朱玫離婚後，金庸將渣甸山的別墅給了她，先搬到北角半山，再搬到太平山。

讀書之對於我，那是人生中最重要的事，只次於呼吸空氣、飲水、吃飯、睡覺。我曾經想：坐牢十年而可以在獄中閱讀天下書籍，或者十年中充分自由，但不得閱讀任何書刊——兩者由我選擇，我一定選擇「坐牢讀書」。

金庸喜歡看書。初三和他同學的沈寶新說：「他從小到大就喜歡看書，跟他做同學時，每天都見他看書，一看就好幾小時，而且看得很專心、很認真。」他到香港后，尤其60年代初深感自己英文程度不夠，下決心把英文學好。他家有一個一人高的鐵櫃，拉開抽屜，裏面全是一張一張的小卡片，上面寫滿英文的單詞、短句，每天限定自己記憶多少。倪匡後來說，金庸的英文雖然有些口音，但是英文程度很深。

其實，也有睡個覺過不去的時候。「1976年10月，我十九歲的長子傳俠突然在美國紐約哥倫比亞大學自殺喪命。這對我真如晴天霹靂，我傷心得幾乎自己也想跟著自殺。當時有一個強烈的疑問：『為什麼要自殺？為什麼忽然厭棄了生命？』我想到陰世去和傳俠會面，要他向我解釋這個疑問。」在突如其來的死亡面前，萬貫家財、一切身外的虛名浮利都變得空空洞洞。這也許是他一生遇到的最大打擊，他自稱：「在香港幾十年都很開心，除了大兒子死亡，與前妻離婚，以及許多好朋友去世之外，其他都沒有大的不開心。在小學、中學、大學讀書時本來也挺開心，只是抗戰期間，物質生活艱苦些，但精神生活也很愉快。」兒子的死使他傷心欲絕，他拚命用《格林童話》里的一個故事安慰自己：

在極度痛苦中，金庸開始研讀佛經，試圖從中找到生https://read.99csw.com與死的答案。

倪匡說金庸喜歡駕車，尤其喜歡駕跑車。最初是凱旋牌小跑車，之後是積架E型。他駕積架E型的通常時速是二十六英里。再後來，又換了保時捷，到了他手中，平均時速略為提高，也不過是三十英里。有人問他：「你駕跑車超不超車？」他回答：「當然超車，逢電車，必超車！」這是他性格中的「穩」字。

樓下還有個書庫。最保守的估計，金庸的藏書有幾萬冊。他自稱，沒有什麼善本書籍，有的是為了某個時期興趣而買，像音樂、舞蹈、電影、研究圍棋的書，一些關於佛學的書；有的是為了寫作必需參考的書，如政治經濟的書、史地的書和一些武術的書。

「人生於世，任何人都有生活需要，也就必有慾望。衣食住行的需要必須滿足，人要求傳宗接代，要求婚姻配偶。……我曾有過努力賺錢的階段，然而也曾覺悟到，一個人在世幾十年，最後終究要死，一死就什麼都沒有了。幾十年的光陰，如果全部花在以多得一萬、兩萬、八萬、十萬元的金錢為目標，心靈中充滿了貪婪、空虛、疑慮、寂寞、挫敗、恐懼、憂愁、失落、嗔恨、煩惱……是不是十分不值得呢？」

金庸吸煙、戒煙次數極多，到中年還是大吸特吸，並相信中年人不能戒煙的理論。

那天，他穿了一襲西裝，款式大概是六十年代的，襟邊很闊，那件白襯衫的領子，一面微微上翹，脖子上的那根領帶，也拉得斜斜的，沒有安穩地結在領中央，還有那對皮鞋，相信已沒有上油有一段時期了，以至灰塵布滿了鞋面，把黑色都遮掉了。

他可以成天關在家裡看書，經常與他一塊兒出差的潘耀明說，「在機場候機時，他從來不會幹等，總是到處找書店去看書」。

在他筆下，棋如人生，人生如棋。他對圍棋的酷愛流露在他的武俠小說中，從《書劍恩仇錄》《碧血劍》到《天龍八部》《笑傲江湖》，都有關於圍棋的描寫，「常有人問起我下圍棋的種種來。就直接的影響和關係而言，下圍棋推理的過程和創作武俠小說的組織、結構是很密切的。推敲之間，變化太大，耗時過久，這種藝術也就漸漸不時興了。……但是圍棋的訓練對我卻有另外的啟示。其一是『變』，沈君山先生曾告訴我：目前的電腦還不能處理圍棋中所包含的廣多變數。這使我想起佛家道家都曾揭示過的：人世之變化多端，周流不居。其二是『慢』，這和當前西方文明社會中的人生態度是相衝突的，慢的妙處在於沉思和品味。如果圍棋能在西方社會裡成為普遍的娛樂，可能會幫助許多人更深刻地體悟人生」。

有一個媽媽死了兒子，她非常傷心，從早哭到晚。她去問神父，為什麼她的兒子會死，他能否讓兒子復活？神父說：「可以，你拿一隻碗，一家一家去乞。如果有一家沒死過人，就讓他們給你一粒米，你乞夠十粒米，你的兒子就會復活。」那個女人很開心，就去乞。但一路乞，竟發覺沒有一家沒死過人，到最後，一粒米都沒乞到。她就覺悟：親人過世原來是任何一家都避免不了的啊。於是，她開始感到安慰。

——金庸

金庸與郝克強在家中對弈

有「報壇鬼才」之稱的王世瑜，閑時喜歡研究醫、卜、星、相之術，愛與奇人異士論交，曾以「阿樂」的筆名寫有關氣功、特異功能的專欄，金庸也會將有特異功能的人介紹給王世瑜。

從渣甸山到太平山，書房在他家裡都是最重要的。1975年，沈西城第一次走進他渣甸山的書房，發現——

一上來便閉了眼亂下一子，以至自己殺了一大塊白子，大違根本棋理，任何稍懂弈理之人，都決不會去下這一著。那等於是提劍自刎、橫刀自殺。豈知他閉目落子而殺了自己一大塊白棋后，局面頓呈開朗，黑棋雖然大佔優勢，白棋卻已有迴旋的餘地，不再像以前這般縛手縛腳，顧此失彼。……若不是虛竹閉上眼睛、隨手瞎擺而下出這著大笨棋來，只怕再過一千年，這個「珍瓏」也沒人能解得開。

——金庸

1981年，杜南發問他為什麼對佛學發生興趣，他回答：「宗教是一種神秘經驗，信就信，不信就不信，這不是一種理性的，而是宗教性的。我信佛教，因為我相信人生就是這樣子，所以就信了。……寫小說是追求美。我寫社評，則是在力求弄清真和假、理由充足不充足和判斷對與錯。至於佛學，則屬於宗教性的範疇，是你信仰不信仰的問題，沒什麼道理可講的。」為了能直接讀佛經，金庸甚至學習梵文，不過他說所學的只是皮毛中的皮毛，幾乎等於不懂。

譯成中文的佛經已卷帙浩繁，金庸只讀過幾本簡單的入門書，就覺得其中迷信與虛妄的成分太重，不符合他對真實世界的認識，但他還是勉強讀下去。後來讀到《雜阿含經》《中阿含經》《長阿含經》，幾個月廢寢忘食，苦苦研讀，潛心思索，突然間他有了會心：「真理是在這裏了。一定是這樣。」

胡菊人和金庸就是棋友，二人棋力不相上下。金庸自稱是「衝動派」，下棋可以大勝，更常大敗；而菊人是「穩健派」，敗而不潰。金庸愛圍棋，「尤其他的長子逝世后，他對圍棋的喜愛，跡近瘋狂」。

書房角落的那張大桌子，是金庸白天寫武俠小說、看書的地方，晚上他去《明報》上班，寫社評。日復一日，年復一年，他的生活按部就班，極有規律，白天在大書房寫武俠小說，晚上在《明報》辦公室寫社評，娛樂性的武俠小說與嚴肅的社評互不干擾，兩張桌子各寫各的。

金庸與梁羽生晚年幾次見面，下棋幾乎成為必有的項目。1994年1月悉尼作家節時，他們已十年不見，難得的會面，兩位古稀老人最有興趣的就是下棋，一下兩個小時，直到疲乏，有些頭暈了才作罷。1999年春節期間，梁羽生回香港探親，他們在跑馬地的「雅谷」聚餐，飯後本來也約好下棋，因那天他感冒，感到身體不適，只好作罷。金庸向許多圍棋高手拜師學棋，梁羽生下不過他了，但每次對弈還是纏得不死不活。在悉尼梁家，梁羽生拿出一副很破舊的棋子，開心地說：「這是你送給我的舊棋，一直要陪我到老死了。」幾本清代的棋書《弈理指歸》（施定庵），《桃花泉弈譜》（范西屏）也是金庸送的。2009年初，梁羽生去世前夕，他們最後一次通話，電話里梁的聲音很響亮：「金庸，是小查嗎？好，好，你到雪梨（悉尼）來我家吃飯，吃飯後我們下兩盤棋，你不要讓我，我輸好了，沒有關係……身體還好，還好……好，你也保重，保重……」想不到沒幾天梁羽生就離世了，金庸原本還打算春節後去澳洲，跟相交六十年的老友下兩盤棋，再送幾套棋書給他。①ｒｅａｄ.９９cｓw•cｏm

金庸沉迷於黑白子的世界，不惜花錢、花時間，有人批評他「過分浪費」，他置之不理。他對推廣圍棋也很熱心，出錢、出力。80年代，他在尖沙嘴金馬倫道買了一層樓，作為香港圍棋會的會址，每個月只是象徵性地收取一元租金。其間他向圍棋會的幾位高手學藝，圍棋會經常舉辦比賽，他都會去頒獎。後來，他與會中一位高手因圍棋會的事發生口角，一怒之下收回了房子，不再租給圍棋會。

1973年8月26日，他發表社評《不專心致志，則不得也》，從圍棋國手陳祖德在日本連戰皆敗說起，「文革」期間，不僅陳的棋力退步了，「這些年來，中國圍棋界沒有出新的人才。其他各界也很少」。

這番往事，金庸到晚年都記憶猶新，津津樂道地講給年輕記者聽。鄧小平去世后，他感到很難過，十六年前和鄧相對抽煙談話的情景，宛然如在眼前。

1964年4月金庸到東京，就讓當地朋友陪他去買些日文的圍棋書。他家中不僅收藏有大量關於圍棋的書，而且搜羅了各類名貴的棋盤、棋子，棋子有天然石、貝殼、燒瓷的，有日式、中式。倪匡一次在百貨公司看到一副棋子，白子用水晶制，黑子用墨晶制，華貴無比，建議金庸去買，結果他動作慢了，想起去買，被人買走了，多年引以為憾。

他說，晚年跟蔡瀾、倪匡他們還是經常來往，「但沒有太多共同話語了，他們主要在談辦報，我沒有多大興趣。對電影我現在也沒有太大興趣，大家就風花雪月閑講講，談談老朋友的狀況什麼的。跟蔡瀾也不能談吃的，他愛吃的我都不愛吃，我是上海路子，淮揚菜、川菜也愛吃」。他跟蔡瀾說：「你講好吃的東西，我絕對不吃。」蔡瀾是新加坡人，喜歡的東西他全部不喜歡，「你美食家再美也跟我沒有關係，你推薦的東西我就不吃」。他在香港吃得都比較清淡，特別喜歡吃海魚。他也喜歡杭州菜的清淡，淡而有味。

四卷本的《吳清源打棋全集》是金庸常常學習的，日本圍棋高手小松英樹隨同教他圍棋的老師王立誠到他家做客，向他借棋書研究，選中了這套書，發現他在棋書上畫了不少紅藍標誌。王老師誇他鑽研用功，只是問了一個問題：「為什麼吳老師輸了的棋你大都沒有打？」他回答：「因為我敬仰吳先生，打他大獲全勝的棋譜時興高采烈，分享他勝利的喜悅，對他只贏一目半目的棋局就不怎麼有興緻了。至於他的輸局，我通常不去復局，打這種譜時未免悶悶不樂。」其實，他知道即使那些負局之中同樣有精妙之著。

溫瑞安初見金庸時，他就一面抽煙，一面談天。

1980年的一天，金庸在台灣從容地點燃一根煙，也不忙著吸，看著長長的一截煙灰滾落，然後對高信疆夫婦和張大春他們說，佛家經常講「變」，透過了「變」，「佛家不認為人生在任何方面是單向圓滿的。悲亦不久悲，不止於悲；喜亦不常喜，不止於喜。同樣的道理，可以解釋偉人與美人總難脫于自然的法律，也就註定會衰會老了。這就是所謂的無常，所謂的茫然」。他還說起希臘古典悲劇強調的「命運」，說起佛家的「因緣」，他說自己說得太多了，「個人于佛，只是初學，修習的是較古的原始佛教。……有人學佛是為了研究學問……有人修佛是出於信仰，即使不能讀很多經典，只要一旦開悟，也有所得」。

1971年3月9日，他在《圍棋和中共的戰略》社評中說，圍棋中包含了許多中國人處世和鬥爭的哲理，研究圍棋以了解中國人的鬥爭方式也是路徑之一。中國歷史上，謝安、梁武帝、曾國藩、吳佩孚等既懂戰略，又喜圍棋，中共會下圍棋的將軍有陳毅，國民黨方面有周至柔。毛、蔣都不下棋。

與溫瑞安一同見到金庸的廖雁平天真地問：「查先生，您有沒有過不開心的時候？」他笑說：「有啊。」再問：「那您不開心的時候怎麼過呢？」他說：「睡個覺不就過去了？」

金庸以棋寫人、喻人，喻人生百態、人心百態，發揮得淋漓盡致。《天龍八部》中的「珍瓏棋局」，不同的人在這個棋局面前，面對的都是自身的命運。

三、他的洗手間大得像座會議廳，浴具高雅，名貴地毯，兼有運動器材。倪匡在日後曾開玩笑說，從他那兒（賽西湖大廈）用望遠鏡望過去，可以看見金庸在做什麼，有次他打電話告訴金庸在做什麼舉動，把金庸著實嚇了一大跳。且不論倪匡此說是否當真，金庸的房子的確有面大窗，的確很有書卷氣，而且很舒適，一坐下來就捨不得走。

圍棋是比象棋複雜得多的智力遊戲。象棋三十二子愈下愈少，圍棋三百六十一格卻是愈下愈多，到中盤時頭緒紛繁，牽一髮而動全身，四面八方，幾百隻棋子每一隻都有關聯，複雜之極。在我所認識的人中，凡是學會圍棋而下了一兩年之後，幾乎沒有一個不是廢寢忘食地喜愛。古人稱它為「木野狐」，因為棋盤木製，它就像一隻狐狸精那麼纏人。我在《碧血劍》那部武俠小說中寫木桑道人沉迷於棋，千方百計地找尋棋友，生活中確是有這種人的。九-九-藏-書

金庸也曾為黃霑證婚。1988年最後一個晚上，他邀請許多朋友在家裡共度，迎接1989年的到來。元旦清晨，相戀多年的導演黃霑和作家林燕妮舉行了簡單而隆重的結婚儀式，金庸是證婚人，觀禮的證人有倪匡夫婦、羅德丞夫婦、王世瑜夫婦、李純恩夫婦、倪震等人。《明報》當天還發表了「本報專訊」。這次婚禮只是一個插曲，黃、林還是散了。

那時金庸對《明報》的具體編務管得少了，大部分時間躲在家中看書、下圍棋。內地記者葛繼宏造訪山頂道一號，「在他的書房，我們看到的幾乎全是精裝本的外文書籍」。其實也有《古今圖書集成》《點校本二十四史》《涵芬樓叢書》《資治通鑒》等大部頭古籍，以及大量文史、藝術、圍棋等方面的書籍。細心的人發現，他的藏書大多外皮殘舊，「顯見是時有翻閱」。許多到過他書房的人都提到了一百巨冊的《大藏經》，佔了整整兩排書架。1981年4月12日下午，在倪匡陪同下走進他那間書房兼客廳的《南洋商報》記者杜南發，只看見四壁皆書，走近一瞧，大部分赫然是有關佛學的書籍，各種文字的都有，還有一整套已被他大部分讀完的《大藏經》。

1986年金庸與吳清源對弈

金庸每天看書的時間大約四個小時，當然也不是天天如此，有應酬就不能了。他讀書很雜，如果遇到一些問題，他會足不出戶，從早到晚在書房裡翻書，直到自己明白、滿意了為止。在朋友、同事和下屬中，他被視為「會走路的百科全書」。倪匡說，只有一次問他「英國女王姓什麼」，他不能立即回答。有時特意考考他一些較冷僻的問題，也被他順利過關，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問他：「蟑螂有一個古稱是什麼？」他回答：「蜚蠊。」

二、他的辦公桌是在中廳，有落地的長窗，可以望到整個維多利亞海港的夜景，香港的夜景世界聞名，到了晚上萬家燈火熱鬧而無聲地閃爍，那感覺真令人屏息。

金庸是個「極為內向的人，不喜應酬、不善辭令，下圍棋是他最大的興趣，無人對弈時甚至自己和自己下棋」。

台灣《圍棋》雜誌給了金庸「香港棋壇聞人」的稱號，也有人說是香港作家司馬長風首先提出來的。倪匡對這稱呼大大讚賞，因為這表明名字倒是眾所知聞，棋力之低，卻也可想而知。這也是他的自嘲。《明報》編輯部也有許多人愛下圍棋，訂閱了一些日本的圍棋雜誌。

80年代，《明報》副刊為氣功、特異功能發生過爭論，同一版面上不同作者的意見截然相反，有說毋庸置疑的，也有斥之為「國之妖孽」的。金庸對這些是相信的，偶然在一次飯局中談起氣功，編輯歐陽碧表示不信，他很認真地說：「你不信啊，這可能是存在的。」還從褲袋裡拿出一個黑色的錢包說，「你看，我這個錢包本來是好好的，結果給一個氣功大師用手指在上面發功，竟燒出一個洞來。」她湊近看，那還算新的黑色錢包上有一個泛白的破損處，約有一指甲蓋那樣大。歐陽碧還是不大信，金庸卻深信不疑。不過轉念一想，她似乎明白了，氣功大師的表演不是間接證明他武俠小說中那些情節、各種武功的合情合理嗎？

在《大公報》《新晚報》工作時，金庸常和梁羽生、聶紺弩等下圍棋，還寫過《圍棋雜談》等「棋話」：

某夜閑談，一位朋友忽然問金庸：「古今中外，你最佩服的人是准？」他衝口而出：「古人是范蠡、張良、岳飛。今人是吳清源、鄧小平。」

除了倪匡，張徹、黃霑、蔡瀾也是金庸的好朋友，他說：「年紀漸大后結交知己朋友相對比較困難了，因為已不像少年時候那樣毫無利害關係、毫無機心地可以推心置腹、毫無保留地吐露心事。」張徹比他年齡略大，他是張徹的結婚證人，張徹一直稱他「查兄」，或用還珠樓主慣用的稱謂稱他「恩兄」，「他永遠比我成熟、沉穩、智慧明澈，對我有些指點的話，因對我太過『私人』，無法寫出來在這裏，而我私自感激終身，實是我生平第一益友。故我一直發自內心事以兄禮，年齡只是個數目字而已」。

倪匡喜歡開放一點的人，他和金庸很熟，都已經算談得好了，但還是有些東西要顧忌一下。

歐陽碧記得1986年或1987年第一次上山頂道一號的查家別墅做客，金庸聽說她會連五子兒，就把她帶到客廳的另一邊，端出一具木墩子一般的圍棋盤，兩盒燒瓷的黑白棋子，跟她下了起來。下圍棋的一般不屑於玩連五子兒，他們那天下了三盤，結果被歐陽碧贏了兩盤。兩個女兒和阿May聽說她贏了，都過來嘰嘰喳喳地吵著要跟她殺一盤，她們輪流跟她下，最後查傳訥終於把她贏了。

在林行止的記憶里，「唯最有氣派的書架，在查良鏞先生渣甸山巨宅書房，其時此書房有『最昂貴書房』之稱，書房面積千方英尺以上，『樓價不菲』，記憶中查宅花園中還有一儲書室，只是筆者沒參觀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