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揭陳氏的第一封信所謂「『離奇與鬆散』，大概可以叫做『形式與內容的統一』罷」當然不是一句嚴格的評語；但是，其中頗有值得「披砂析發」仔細尋繹的道理。

視「形式與內容的統一」為一美學標準的這種意見，可以一直追溯到古希臘時代亞里斯多德在他的《詩學》第八章中便提道：「戲劇情節的各個部分必須用這樣一種方式連接在一起，以致任何一部分如果挪動或置換，就會使整部作品鬆動脫節。要是某一部分可有可無，並不引起顯著的差異，就絕不是整體中的有機部分。」

這一條蹊徑是俠客的身世、來歷，俠客的辨認坐標：一個系譜。俠不再是憑空從天而下的「機械降神」（deus ex machine）裝置（這個裝置要保留到重大磨難臨身之際讓俠客絕處逢生之用）；俠必須像常人一樣有他的血緣、親族、師承、交友或其他社會關係上的位置。此一系譜涵攝了幾個重要因素：其一，俠的倫理構成，這個部分又包括俠對（通常是）父系自動承繼的種種能力、特質、恩情和仇恨的負債以及使命等等。其二，俠的教養構成，這個部分又包括俠從師門（或意外的教育和啟蒙者）被動承繼的特殊訓練、義務、身份和尊嚴的認定以及社會關係和使命等等。以上兩個承繼關係讓身為主人翁的俠比其他次要角色多了一個加速裝置，此一加速裝置使主人翁的行為能力（武術、內功和知識）得以在其壯年時代（甚至青少年時代）即已充盈飽滿、超越同儕乃至前輩。其三，俠的允諾構成。這個部分既容有來自父系和師門的道德教訓和正義規範，也包括了俠個人在其冒險經歷中所涉入與擔負的情感盟約、所發現和追求的理想抱負；而這個構成也往往和前兩個構成發生不可預期的衝突，凸顯了個人與體制的決裂可能。這是由於允諾是有種種優先性考慮的——如：較早提出的允諾應比較晚提出的允諾具優先性，關乎大群體利害的允諾應比關乎私人利害的允諾具優先性，情感道義的允諾應比權益的允諾具優先性等等；但是，質諸俠所面對的現實，這些優先性又常常彼此扞格。於是，俠的允諾構成反而時時對他的倫理構成和教養構成提出挑戰、干擾和騷動。

從說話人石玉昆的《三俠五義》到經學家俞曲園的《七俠五義》，旁及文康的《兒女英雄傳》、佚名作者的《七劍十三俠》，乃至眾多仿說話人底本所寫成的章回說部之公案、俠義糅合體諸作，都沒有觸及《江湖奇俠傳》所從事的一項發明；這項發明又非待「為俠立傳」的這個自覺出現而不能成立。那就是：不肖生為俠建立了一個系譜。

此處所說的「現在」，當然是指20世紀20年代不肖生寫作《江湖奇俠傳》已至終篇的那個現實的時間，上距同治九年（1870）的刺馬案已將一甲子。有趣的是：令不肖生阢隉不安的恐怕不是這近六十年間奇俠與奇俠之間的干戈擾攘未息，而是刺馬案這個從屬現實之中發生過的不俠而奇的事件，如此逼真寫實地從他打造的俠的系譜之中延伸、迫近到不肖生這個作者的現實世界里來。他原本那個「立傳」的基礎直到遇上刺馬案才真正吻合「取材大率事實」的要求（因為此案在上下數十年間一直是政壇、民間、媒體和藝文界不停挖探咀嚼的公認材料），可是它卻不能納入小說打造的系譜之中去解決；此案之懸而未解、解而未決以至於決而不能平息物議，非但令不肖生試圖借小說「出一出氣」，當它被納入小說之後又造成一龐大的累贅，因為它與崑崙、崆峒兩派的系譜迥不相容——解決不了。

《江湖奇俠傳》就這麼結束了。不肖生剛發明了一個結構裝置，反手就終結了這個裝置——系譜：徒然提供后之評者一個離奇與鬆散的口實。在此，除了淺薄地指責不肖生無能之外，我們恐怕得回到前面提出的那個「解決」上去看。

源自清代說話人底本的《七俠五義》顯然是一部結構鬆散之作的範例。它的前二十回是依據明人作品《龍圖公案》演成的包公故事。其後則是一批批與官僚和律法或近或遠的俠客之間的勾斗，以及俠客們如何輔助或正或邪的政治人物，並且在宮廷以至市井的各種小戰場上演習其勤王和謀逆的衝突。由於本非出自一個完整的故事，是以沒有一個貫穿全局的主人翁；說話人在這部堪稱「群戲」的作品中對於人物所應負的責任更不是「立傳」，而是如何讓他們在原本不屬於自己的故事之中亮相，隨即消失，等到讀者（其實是聽眾）已經被另一個故事所吸引而忘記這個亮過相的人物之際，再另生一枝節，召之使來，令聽者忽生如見故人之感。就這個敘事技術的應用來看，它已經是日後韓子云自稱自道「從來說部所未有」的穿插藏閃之法。

作為傳奇（romance）這個類型的關鍵性元素，巧合——離奇遭遇的高度象徵，可以稱之為傳奇的敘述者的識別證。我們甚至可以將讀者對巧合的接受程度當作作品的試紙。設若一個讀者能夠認同其他屬於傳奇的文本元素——比方說：認同那些超自然能力與經驗和人類的日常生活相互融合、錯綜複雜的角色關係構成異乎常人所能承受的連續及巨大衝突、典型化甚至刻板化的個性或性格描述、相對立的信仰和價值之間過度誇張的不妥協性、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重大磨難或成就、具有不可思議控制力的道德制約以及許多無法通過經驗法則、邏輯推理和科學實驗來證明的神奇事迹之描寫；但是，這個讀者卻不能相信或接受巧合的話，那麼傳奇之於此人便根本無法成立，此人之於傳奇也不會是一個有效的讀者。這裏牽涉到一個深刻的底蘊：傳奇必須透過巧合這一拒絕簡易因果關係的設計才得以展開其敘述。換言之：傳奇的內在原本預存著一個反事件結構的動能。

無論出之於緬懷知音或借譽上庠，金庸披露的這些私人信函不意卻在一位比較文學學者的揄揚和讚賞之外，留下了一個值得推敲覆案的課題。在京都旅次的那封信里，陳氏如此寫道：

在這裏，讓我們重回本文稍早時設下的一個伏筆：金庸承認他寫小說（按：指「改也改不回來」的《天龍八部》等）「結構是一個弱點」，並謂：「現在我只好老了臉皮說：結構鬆懈，是中國小說的傳統。」金庸的辯護顯然是將自己的作品托蔽於一個想像中的大傳統之下，藉由「共有而難免」彼一「結構鬆散」的「弱點」來承接那個傳統。有趣的是：如何辨識那個傳統和它的「弱點」呢？金庸的說法是一個帶有明顯價值判斷的對比；九-九-藏-書他說哈代、說狄更斯、說莫泊桑，還說這些西方作家作品「精彩的結構」「是我絕對及不上的」。我們無從也不必追究金庸所指的結構是小說的事件結構、敘述結構甚或治絲益棼的角色結構、符碼結構、主題結構……我們只能假設：金庸把說話人書場里那種在胡適眼中毫無「布局」可言的鬆散放置在自己作品的行列之前，以及西方19世紀經典名作的對立面。的確，金庸的辯護讓我們想起胡適，聽見他「中國的文學實在不夠給我們作模範」的疾呼，嗅著他為中國新文學運動所施放的氣味並不純粹的歷史主義（Historicism）薰香。

一個高明的作者會想盡辦法讓巧合看起來「事出有因」。如前述《七俠五義》第十五回包公至天齊廟巧遇李妃的一節。根據俞曲園（樾）為此書所寫的序言來看，俞氏依據說話人石玉昆《七俠五義》的本子，刪去原書第一回《設陰謀臨產換太子/奮俠義替死救皇娘》中很大一部分的細節描寫，只是因為「狸貓換太子」的故事既不符合歷史的真實，也不吻合常識的原則。把1889年經俞氏改訂且更名出版的《三俠五義》和1925年亞東圖書館請俞平伯標點、胡適作序的《三俠五義》本子對照看去，可知俞氏只刪滅了敷染故事的感覺、動作和對話細節，卻未更動或刪削事件本身。他甚至還保留了《七俠五義》第六回中寇珠冤魂託夢和第十五到第十九回也就是從遇李妃到戮郭槐的諸事始末；質言之，俞氏固然聲稱「援據史傳，訂正俗說」，卻沒有真正做到。他言刪而實未刪。提到這一節乃是因為俞氏從未試圖真的「訂正俗說」，將「狸貓換太子」這個在當時已經流傳了九百年的傳說故事從大歷史、大敘述的縫隙中湮滅；否則他大可以將第一、六和十五到十九回一切關於宋仁宗身世之訛謠一舉盡除之。倘使俞氏僅僅保留十五到十九回的部分，卻一定會招致一重大的質疑：包公剛剛鍘了太師龐吉的兒子龐昱，便立刻又揭發一段適足以觸怒天顏、冒犯龍威的宮廷秘辛，這種在政治現實里想當然耳的危險無可避免會令讀者益加意識到天齊廟遇國母的巧合性。俞氏為了保留這整個故事，不得不順帶保留了第一和第六回中《七俠五義》原作者石玉昆為了掩飾日後的巧合而設計的伏筆。進一步說：在石玉昆那裡，伏筆——敘述時間及事件發生時間在前的情節單位——會使敘述時間和事件發生時間在後的情節單位看來像是具有「前」因「后」果的關係。石玉昆（乃至無數精熟此道的傳奇作者）深深了解：傳奇既然需要巧合這個反事件結構的動能，而當讀者一旦意識到「天下哪有這樣的巧事」又偏能動搖作品的成立基礎時，作者只好設法讓讀者不去注意那巧合之巧之稀罕之不可能。假「前」為因、假「后」為果的這個手段，也就是利用喚起讀者對伏筆的記憶的這個手段，因此實際上是巧合的掩護，是傳奇內在反事件結構動能的掩護。

小說之為「一種傳記」不只呼應了它隸籍稗官、歸途野史的宿命，同時也在上述這些寫實、求真、布局嚴密、教化端謹的種種需索之下失去了說廢話的自由。是以劉鶚《老殘遊記》寫申子平遇黃龍子和玙姑一節，被胡適斥之為「荒誕可笑」；書末讓賈家一十三口冤死者還魂復活，胡適又斥之為「無謂之至」。這種「嚴禁離奇」的氛圍似乎試圖指出一條小說的必行必經之路：小說勢須擺脫說話人在書場上的「滿紙荒唐言」，而後摭捧起文人作者心目中那個大歷史、大敘述的「一把辛酸淚」。這樣的小說旨在映照一幕又一幕的現實；問題在於現實世界並非「無掛漏，無閑字」且嚴密「布局」出來的小說的鏡像對稱，現實世界本來就是一個結構鬆散的世界；更妙的是：這個鬆散性質也正是中國傳統書場的敘事特質。

從這個建築物的類喻出發，中國古典說部章回體的作品恐怕絕少合格者。毋怪乎胡適會在《建設的文學革命論》里這樣指斥：「至於布局一方面，除了幾首實在好的詩之外，幾乎沒有一篇東西當得『布局』兩個字！——所以我說，從文學方法一方面看去，中國的文學實在不夠給我們作模範。」這是1918年間胡適的意見。七年之後，他寫《海上花列傳·序》，仍隱然秉持著這一套看法，認為《海上花列傳》的結構「實在遠勝於《儒林外史》」；從而，胡適特別從一本名為「海上奇書」的雜誌上抄錄下來《海上花列傳》作者韓子云自己的小說主張。韓氏身為小說家，他自豪地表示：《海上花列傳》的筆法雖然「從《儒林外史》脫化出來」，但是「唯穿插藏閃之法則為從來說部所未有」。

至於陳世驤先生提出的那個問題：「要供出這樣一個可憐芸芸眾生的世界，如何能不教結構鬆散？」我們只能說：從武俠衍出的中國小說敘事傳統從未因循「形式與內容的統一」而立法，無論是現實、史傳或傳奇，也都沒有一個像建築物的類喻式結構。結構不是美學上的回答，它只是說話人和小說家為了完成敘述而提出的種種假設。

「不高興寫下去」是不肖生留下來的一個謎。後人無法究竟得知：他是不高興些什麼？不過，張汶祥行刺馬新貽這個處處啟人疑竇的案子恐怕是不肖生整部《江湖奇俠傳》中最令作者難捺郁忿不平之氣的一個部分。也是唯一現身再三，向「看官們」辯護他不得不「照實記出來」、「從頭至尾寫出來」的一個部分。不肖生甚至在八十六回中宣稱：他這部奇俠傳和施耐庵寫《水滸傳》以及曹雪芹寫《紅樓夢》不同，因為這兩部書「都是從一條匯流排寫下來，所以不致有拋荒正傳、久寫旁文的弊病」。他也承認：自己這部奇俠傳（指的是第七十一至八十六回的大鬆散處）「所寫的人物，雖兼有不俠的，卻沒有不奇的」。如此一來，這十幾回內容竟然連俠字都擺脫了。

在《江湖奇俠傳》問世之前，身懷絕技的俠客之所以離奇非徒恃其絕技而已，還有的是他們都沒有一個可供察考探溯的身世、來歷，也就是辨識坐標。俠客的出現本身就是一個絕頂的離奇遭遇、一個無從解釋的巧合。聽說書人演述故事的讀者不會追問：展昭的父祖師尊是誰？黃三泰、黃天霸父子的武藝又是出自哪個門派？早期恐怕只有《兒女英雄傳》里的「十三妹」何玉鳳有個師父鄧九公，因為何是女人——以一介女子而能身懷絕技是很難令那個時代的一般讀者接受的，是以非給她安插一位男性師父以絕疑杜口不可。此外，也只在《七劍十三俠》中，我們發現了非常簡單的、尚未形成網路的甚至往往是分散的一對一的師承關係。如：主人翁徐鳴皋有個師父叫海鷗子，海鷗子又有六個道友，「皆是劍客俠士，平日各無定處，每年相聚一處，大家痛飲一回，再約後期」。

如果胡適是一個純粹一點的九_九_藏_書歷史主義者，他應該清楚：企圖將歷史簡化成一種演替模式其實已然違悖了認識歷史的基本倫理。但是，胡適對這樣的悖倫並不措意；他從赫爾德（Johann Gottfried von Herder，1744～1803）這位歷史主義者先驅那裡繼承過來的恐怕只是《人類歷史哲學大綱》（Ideen Zur Philosophie der Geschichte der Menschheit，1784～1791）里那種對其他民族本土文化發展的關切和焦慮。赫爾德關心的是強勢民族對弱勢民族的宰制所可能造成的、對後者之民族精神的打擊，以及此一打擊反過頭來對全人類文化成長的傷害，這是赫爾德採集民謠、編製成書的底蘊。但是胡適從事古典小說考證、寫作《白話文學史》（上卷）（1912～1918）的工作卻萌芽於一個弱勢民族如何迅速改變其劣等地位或體質的憂忡。正因為這份憂忡的巨大和沉重，遂讓整個呼擁圍繞著新文學運動的知識界觀察歷史、體驗歷史，以及重塑歷史的行動偏出了狄爾泰（Wilheim Dilthey，1833～1911）式將材料置入歷史脈絡中加以檢驗的方法論，而走上了染有實用色彩且明顯傾進于目的論的相反的路子——他們投注大量的心血精力編寫各種適合青年學子「快速浸潤」（一個異化了的詞）的「史」。固然，自晚清倡新式高等教育學堂伊始，一部部帶有講義性質的經學史、思想史、文學史……已森然出現，可是到了五四運動前後，史著所代表的意義和所具備的功能已非昔比。胡適於1917年留美學成返北大任教，1918年任《新青年》雜誌編輯，反文言，倡白話，主張文學革命。他同時還為那個撰寫歷史的書寫活動添加了佐料。一方面，從他的老師杜威（John Dewey，1859～1952）那裡，胡適移植來一套論題：經驗是有機體和環境相互作用的結果，科學實驗則是在環境內經過精心設計的改造。從而，歷史書寫不必然是還原過去生活的真相（雖然它不排斥這一點），卻更可以在透過精心設計的書寫之後，著史者已然重新解釋了也改造了歷史。《白話文學史》正是一部這樣的著作。另一方面，胡適未嘗放鬆他擴大史著意義和功能的文化包袱，於是才有「以合傳立體」喻小說這樣的筆墨。

然而，系譜這個結構裝置畢竟為日後的武俠小說家接收起來，它甚至可以作為武俠小說這個類型之所以有別於中國古典公案、俠義小說的執照。一套系譜有時不只出現在一部小說之中，它也可以同時出現在一個作家的好幾部作品之中。比方說：在寫了八十八部武俠小說的鄭證因筆下，《天南逸叟》、《子母離魂圈》、《五鳳朝陽》、《淮上風雲》等多部都和作者的成名巨制共有同一套系譜。而一套系譜也不只為一位作家所獨佔，比方說：金庸就曾經在多部武俠小說中讓他的俠客進駐崑崙、崆峒、丐幫等不肖生的系譜，驅逐了金羅漢、董祿堂、紅姑、甘瘤子，還為這個系譜平添上族祖的名諱。此外，金庸更擴大這系譜的規模，比方說：在《射鵰英雄傳》里，他不只接收了金羅漢兩肩上的一對大鷹，使之變種成白雕，轉手讓郭靖、黃蓉飼養，還向《水滸傳》里討來一位賽仁貴郭盛，向《岳傳》里討來一位楊再興，權充郭靖、楊康的先人，至於《書劍恩仇錄》里的乾隆、兆惠，《碧血劍》里的袁崇煥，《射鵰英雄傳》里的鐵木真父子和丘處機，《倚天屠龍記》里的張三丰、《天龍八部》里的鳩摩智……以迄于《鹿鼎記》中的康熙，等等，無一不是擴大這系譜領域的棋子。

巧合，一個離奇的遭遇；在小說裏面，它只有兩種極端相反的、與因果關係之間的辯證。第一，巧合是完全沒有也不需要解釋的；換言之：巧合的構成是排除因果律的。第二，必須經過錯綜複雜的因果關係，最後拐彎抹角獲致一個出奇但合理的解釋。金庸作品《天龍八部》里的段譽便一身而兼具這兩種巧合——在《天龍八部》第十四回《劇飲千杯男兒事》中，段譽離開曼陀山莊，失魂落魄地來到無錫城畔的松鶴樓，就像包公主僕那般沒來由地遇上展昭一樣，撞見了喬峰，二人縱酒劇飲，竟爾結為異姓兄弟。此其一。到了第四十八回《王孫落魄 怎生消得楊枝玉露》里，歷盡波折眼見可成眷屬的段譽和王語嫣在王夫人突如其來的告白之下搖身一變，成為亂|倫的兄妹，然而情節急轉直下：段母刀白鳳隨即揭露原來她也有一段不為人所知的私情，是以段譽和王語嫣的生父段正淳並無血緣關係。此其二。

這個「有機論」的理性哲學背景促使抱持此論的批評家們相信：「統一」（unity）這一概念和性質應用在藝術作品上的時候得以檢驗、過濾或篩選出多餘的、不適當的、不符合整體需要的部分。換言之：為了吻合統一性，作品的各個元素必須彼此鞏固、支持——如果以建築物作為一部作品的類喻，則不能彼此鞏固、支持的元素便失去統一性而使結構鬆散。

可是到了不肖生那裡，扛起了「此書取材，大率湘湖事實」的「立傳」的招牌，作者不得不為數以百計的眾多角色之出現、遇合、交往等種種關係找到一個「合傳」的架構。他不能只再大量依靠不相識的兩人巧遇酒樓、互慕對方「疊暴者英雄精神」、「器宇軒昂」，遂結成異性兄弟的手段。再者，為一個充斥著魍魎鬼蜮的芸芸眾生世界（一個結構原本鬆散的世界）添加一份寫實（大率事實）的要求，則非但巧合不足為功，恐怕連那個假「前」為因、假「后」為果、令敘述結構彌補事件結構的書場慣技都未必足以應付，於是不肖生非另闢蹊徑不可。

這些滾雪球一般越滾越大的系譜再也不像在不肖生那裡一樣、只是讓傳主看起來彷彿一個個有身世來歷的、曾經活過的人；它們反而是在另行建構一個在大敘述、大歷史縫隙之間的世界，而想要讓大敘述、大歷史看起來彷彿是這縫隙間的世界的一部分。這個輕微的差異其實顯示了一個重大的轉折：借辭「立傳」、「取材大率事實」以寫離奇之人、離奇之事的企圖轉變成讓傳奇收編史實的企圖。

不肖生的「不高興」到此初露端倪：他在試著「調查探得」和「照實寫出」——也就是一個動機不在寫俠客奇遇而是基於記錄、暴露、墾掘現實的書寫活動當中，發現他不能為先前七十回辛苦建立的俠的系譜在小說裏面找到解決，因為：

這個追求解決的目的性疑問其實原來是不肖生打造的系譜必然會牽引出來的，因為俠客各自的身世和來歷一經細節化的勾勒而納入系譜之後，他的結果就一如他的出身那樣不能不被納入系譜的辨識坐標去解決。這也就是說：系譜中的俠的結局非在系譜中完成不可；甲俠和乙俠、丙俠、丁俠既然分享一個糾結著複雜關係的出身和來歷，就不能只有純屬甲俠個人的結局，read.99csw.com他個人離開故事的解決至少要和乙、丙、丁諸俠有關。

即使不勞藉助于亞里斯多德的《詩學》第八章，韓子云顯然亦申明了他「並無一事完全，卻並無一絲掛漏」以及「並無半個閑字」的要求，這一暗合於統一性、有機論乃至於建築物類喻的美學考慮正是彼一指稱結構鬆散為病的基礎。韓子云以迄于胡適卻不會看得起小說中那些多餘的、不適當的、不符合整體需要的元素，它們是「閑字」——也就是廢話的意思。

由於韓子云用了這個詞，胡適便不得不沿用之，甚至附會之。他把「合傳」的來歷上溯到《史記》，並且為司馬遷所寫的合傳定出優劣；認為「有自然連絡的合傳」是好的，相反則是不好的。什麼是「有自然連絡」呢？那就是「凡一個故事里的人物可以合傳，幾個不同的故事里的人物不可以合傳」。這個怪論非但涉嫌以小說的繩墨去規範歷史的寫作，甚且暗含著一個糾彈不完美的歷史的荒唐想法。不過，也正在這個怪論上，胡適暴露了晚清以迄民初之際，一個從韓子云到胡適本人皆未曾想過要去質疑或抗拒的理念：小說是一種傳記。

這三個構成固然個別地也點綴性地出現在中國古典小說敘事傳統之中，起碼《小五義》和《續小五義》的主角們其實與《三俠五義》或《七俠五義》有著可以系聯的倫理構成；早在《西遊記》里，吳承恩也教孫悟空在靈台方寸山斜月三星洞須菩提祖師那裡迅速完成了它超凡入聖的法術教養；甚至在《水滸傳》中，從「聚義廳」到「忠義堂」之轉變即已埋伏下一百單八將在誓義和效忠間的允諾衝突原型。但是，直要到一個奠基於「合傳」自覺與要求的不肖生手上，這三個構成才綿密地打造了眾多俠客的系譜；這系譜也果真讓「傳主」看起來像活過的人：學經歷完整，情事理俱足。

不肖生這一大段作者現身自道的解釋主要就是在重申這部小說作為社會或歷史實錄的「傳」的意義。他所間接聞之於鄭敦謹女婿的材料是否可靠？是否存真？不肖生並不在意；他所要完成的是一個不同於官方、對立於專制、源出於民間的論述。這個論述是他一面寫奇俠合傳時才一面「調查探得」的，它不屬於原已具足的「布局」，前文自未預留「伏筆」；它更逸出了之前近一千六百頁正文所打造的系譜之外。相對於之前的故事，純屬那個說話人臨場橫生的「廢話」，而且，它絕對是全書的一大鬆散之處。這個大鬆散寫完之後，不肖生居然只花了五頁多的篇幅草草交代了奇俠們火燒紅蓮寺的過節，然後說：

例言之：在《七俠五義》第三回中，包公攜包興赴京師會試，在一小店裡巧遇一人——「武生打扮，疊暴著英雄精神，面帶俠氣。」包公愛他氣宇軒昂，便邀來入座同飲；此人正是南俠展昭。展昭隨即于當晚將包公主僕從金龍寺惡僧手中救下性命。是后，小說屢述包公中試、任職、斷案、罷官、遇寇，忽忽說到第六回上，才又在土龍崗重逢展昭。此番一別又過了五回，包公復斷了幾個奇案。到第十一回末，說話人猛地一陣「忽東忽西」，另起爐灶，劈空硬切到展昭母喪之後往陳州漫遊，導出下一回「巧換藏春酒」和戲弄龐昱手下勇士項福的一節。至此看來故事又是往展昭乃至陷空島五鼠的一條線上岔去，殊不知龐昱的這條線又是下一段包公故事的伏筆。

段譽和王語嫣居然差一點是同父異母的兄妹，又居然果真不是同父異母的兄妹，「天下哪有這樣巧事？」可是且慢：這段奇上加奇、巧中生巧的情節有兩個伏筆——段譽在《天龍八部》第七回《無計悔多情》和第九回《換巢龍鳳》曾分別發現：同他都有情愫的木婉清和鍾靈正是他同父異母的妹子。這兩次發現並不是第四十八回後文（也就是段譽與王語嫣生身之謎的赫然揭露）的「前」因；然而，一旦讀者在第四十八回上忽生「天下哪有這樣巧事」之疑的同時，第七、九回前事的記憶立刻因其相似性而被喚起，一旦喚起便使沒有來歷的巧合看上去有了來歷。在這種掩護之下，讀者不會因為段譽總是在亂|倫邊緣而狐疑金庸利用段正淳的風流來註銷他越寫越不滿意的女主角人選與英雄終成眷屬的資格，他們甚至不會注意到段譽一再遇上失散多年的妹子的幾率問題。於是，巧合之巧之稀罕之不可能等等顧慮就這樣揮發掉了。倒過來說，《天龍八部》第四十八回的奇上奇、巧中巧既未見疑，它本身反而也呼應了第七、九回的前事，成為那兩次發現的收束和「后」果。前文與後文、伏筆與應筆之間明明是幾個相互全無因果關係的情節單位，欠缺形成緊密事件結構的條件，可是敘述卻創造了它們相互掩護的條件。這是利用敘述結構彌縫、救濟事件結構的秘訣。

1923年1月間出版的《紅雜誌》第二十二期上隆重刊出一部由施濟群評贊、不肖生撰寫的「長篇武俠小說」《江湖奇俠傳》（第一回）。此作卷帙浩大計八十六回，洋洋近百萬言。連載雖未每期刊出，但是大體上和它的讀者圈維持了一個可以用「經年累月」稱之的親即關係。全書四十六回起轉至同一書局新創的《紅玫瑰》雜誌續刊，甚至有借一連載而號召全刊讀者的聲勢。在開篇之初，隨文附評的施濟群有相當多的筆墨分析、介紹甚至可以說吹捧此作。值得注意的是：他不時地提醒讀者，不肖生的小說是在為一群俠立傳。「作者欲寫許多奇俠，正如一部廿四史。」「寫柳遲狀貌十分醜陋，而性質又極聰穎；其種種舉動，已是一篇奇人小傳。」（以上第一回后）「笑道人述金羅漢行狀，彷彿封神傳中人物。」「余初疑為誕，叩之向君（按：不肖生本名向愷然），向君言此書取材，大率湘湖事實，非盡向壁虛構者也。然則茫茫天壤，何奇弗有？管蠡之見，安能謬測天下恢奇事哉？」（第三回后）施氏除了強調《江湖奇俠傳》隱然是一部可稽、可考、可索隱、有本事的、並不荒誕虛構的史傳之外，更有這樣的用語：「下半回在甘瘤子傳中，忽而夾寫桂武小傳，乃作者行文變read.99csw.com化處。」（第九回后）則是明明指出：書中所述者非一「角色眾多的傳奇」，而是諸多實有所本的俠的「合傳」。倘若作者所述甚為離奇，讀之令人不忍信其為實，評者更會這樣覆案：「此回敘向樂山辮功事，頗奇特；讀者或又疑為誕，唯余則深信之，並引一事以為證……（中略）由此觀之，則練功及辮，亦技擊家之常事，不可目為誕妄矣。」（第十三回后）這裏面的評者為小說幫腔助陣之語即或未可深信，但是評者認為小說讀者可能相信他的評語則是昭然若揭的；質言之：為了讓《紅雜誌》讀者成為《江湖奇俠傳》這部武俠小說（傳奇）的有效讀者，他的說服方式是費盡唇舌為這部作品掙一個史傳的身份，甚至不惜在評中為過分離奇的情節經營一段「事不孤立而可證」的互文。即令是六十年後的研究者在評及不肖生續作的《近代俠義英雄傳》時也不得不如此寫道：「書中所寫的人物如大刀王五、霍元甲、趙玉堂、山西老董、農勁蓀、孫祿堂等，都是歷史上真有其人的，所記載的事迹，十之八九也都是武術家們認可的。此書寫法與《江湖奇俠傳》相同，都是採取《儒林外史》式的結構，由一個故事引出另一個故事，集短篇而成長篇。」（梁守中《武俠小說話古今》，台北遠流版）此話若是說在胡適口裡，他想必會把《儒林外史》式的結構形容成「鬆散的結構」。然而諷刺的是：他那個時代的武俠小說家卻也打著史傳的旗號向寫實的需索繳交離奇的故事，他們甚至和文學出版工業的其他環節共謀（由媒體邀聘知名的文士評者），誘導讀者相信武俠小說是「史」的一種形式。而這個文類所運用的敘述手段，卻又來自胡適不止一次輕詆過的「沒有布局」的《儒林外史》，一種胡適所反對的將不屬於同一個故事里的人物串聯、拼湊在一部大「合傳」中的技術。既離奇，且鬆散，它正是本文前引陳世驤先生所說的：「書中的世界是朗朗世界到處藏著魍魎和鬼蜮，隨時予以驚奇的揭發與諷刺，要供出這樣一個可憐芸芸眾生的世界，如何能不教結構鬆散？」

韓子云主張的「無掛漏，無閑字」乃至於胡適講究的「布局」所著眼者，恐怕也只是后出而益趨緻密之結構論中的事件結構而已。強調事件結構的評者首先將一部小說分割成各種細小的情節單位，並以其間因果關係之必然與否來判斷某個情節單位是否能與其他的情節單位彼此鞏固、支持；若否則是為結構上的不必要，也就是結構上的缺點。韓子云的另一則例言是這樣說的：「合傳之體有三難。一曰無雷同……二曰無矛盾……三曰無掛漏：寫一人而無結局，掛漏也；敘一事而無收場，亦掛漏也。」這段話的「一曰」、「二曰」指的是小說人物的塑造，唯「三曰」的部分所申言者，正是事件結構的琢磨。值得注意的是韓子云用了「合傳」這個詞。

在說話人那裡，穿插加上藏閃之法是一個不得不爾的技術，非如此不能將來歷不同、底細無關的人物和他們各自的故事拼湊到一處去。這種拼湊之所以能夠奏效，顯然與說書這門藝術訴諸過耳即去的聽覺有著本質上的關聯。和訴諸視覺的閱讀活動截然不同的——從事講述（兼帶表演、吟唱和口技）的說話人往往能夠利用現場的臨即性、突發隨興的機智、群眾間的互動互染的常態而吸引其受眾進入當下的故事情境，這個在傳播效果上看來的確佔據優勢的書場敘事傳統一旦書面化、文本化之後卻極可能暴露出一個失去臨場語境的問題；當彼一臨場語境不再，小說的讀者會更清楚地意識到穿插藏閃之際的時間問題——質言之：較諸書場受眾，小說讀者將更不耐於過分突兀或隱晦的穿插以及略嫌匆促或漫長的藏閃，小說的讀者也要比書場的受眾敏感於其實原本亦不應定於一尊的結構美學；說話人的廢話在書場上也許不顯，到了紙面上卻可能是令人觸目煩心的「閑字」了。可是，反過來說，無法體貼書場里的小說與夫紙面上的小說之別，而徑以「無掛漏，無閑字」的主張和「布局」的講究一律衡之，究竟能否見識到：在尚未失去彼一臨場語境的那些說話人口中，鬆散可能正是小說的趣味之所在呢——那是一種「不急欲觀後文」、不忙於尋求結果的趣味。

可是不肖生不此之圖，非但未曾讓崑崙、崆峒兩派的大解決在趙家坪「畢其功於一役」，甚至原來幾乎是設計成為一個了斷的紅蓮寺爭鋒也落了空。從第十七回起，他掉出筆鋒，幾乎盡棄兩派爭門，開始寫晚清四大奇案之一的「張汶祥刺馬（新貽）」故事，一寫十六回，幾至全書的五分之一，他的解釋（夾雜在七十一回正文之間）是：

基於「小說是一種傳記」的認識，便衍生出如下的許多主張：首先，小說以人物為主，而且這些人物在現實世界中是本有其依據、得以索隱而辨識的。其次，由於現實世界中的人的面目、性情、言語、行為有其不得度越的生理和物理限制，小說中的人物亦必須服膺同樣的法度。其三，中國的史傳自有其不容駢枝冗贅的精簡傳統，小說自然也沒有敷設筆墨描寫不相干事件的特權。其四，史的書寫一向不曾乖違過那個觀興亡知得失的訓誡目的，小說也不應悖離其對家國社會等大我所應須負起的教化責任。

在陳氏言下，「今世猶只見此一人而已」顯然是極大的恭維，至少吾人無從考證陳氏是否像讀金庸之作那樣細讀過不肖生的《江湖奇俠傳》、《近代俠義英雄傳》，顧明道的《荒江女俠》，白羽的《十二金錢鏢》，王度廬的《卧虎藏龍》與《鐵騎銀瓶》和還珠樓主的《蜀山劍俠傳》等作。但是，這番恭維卻「不幸」而預言了20世紀末金庸諸作在華文通俗小說閱讀世界里所造成的強大擠壓效應。此際何只陳氏（及其信中所提及的楊蓮生（聯陞）、陳省身、夏濟安等三數學者）而已？「金庸小說與20世紀httｐｓ://reａd.9９cｓw•ｃｏm中國文學」國際研討會於1998年春在科羅拉多大學閉幕，半年後的台北文壇復推出「金庸小說國際學術研討會」，推波助瀾，務期使金作、金學得一正典出身，與夫一再經由電影、電視、漫畫等其他媒介改編而擴大的原著市場比合而觀，金庸的作品非但可稱為武俠小說這一文類的集大成者，其書寫活動亦且被譽為「在審美內涵上突破了中國現代文學的單維現象（只有『國家、社會、歷史』之維），增添了超驗世界（神奇世界）和內自然世界（人性）的維度」（劉再復語），以及「在他手中形成了一種成熟的獨特的白話文，我們甚至不妨稱之為『金氏白話文』」（李陀語）。金庸顯然成了他本人未必願意明白恭維的武林盟主、一個文化現象的核心。關於這一文化現象的種種討論——無論是文本內在的爬梳衍義，抑或作品外緣的附會參詳，無一不是在增加金作、金學的擠壓效應，使成「舍金庸而無武，非金庸而何俠？」的「文類黑洞」之勢，席捲八荒，包羅萬象，從而也才會有「可以斷言：不會有超出金庸的武俠小說，因為金庸已成功地完成了武俠小說的現代化實驗，其結果是武俠小說的解體」（見楊春時《俠的現代闡釋與武俠小說的終結》）這樣匆促而悲壯的結論。不過，在黑洞尚未形成之初，那個如彗芒星閃般乍現即逝的小小質疑尚懸而未解——陳世驤先生在私函中拈出旋即又以「掉了兩句文學批評的書袋」之言解嘲放過的課題是否應再探究竟？「離奇與鬆散」難道果真是內容與形式的統一？這種統一是如何產生的？它的產生若非只能在金庸名下始得彰顯，則是否自有淵源？質言云：倘若「離奇的內容」可以和「鬆散的形式」共生而形成一個美學典範，且非「鬆散的形式」不足以表現「離奇的內容」，非「離奇的內容」不足以寄託「鬆散的形式」？那麼，這個共生關係的根柢又從何而來？這個話題使我們可以離金庸此一黑洞稍遠，略見之前中國武俠小說所延展衍生的一種敘事傳統。蓋金庸亦嘗于答覆評者及其某些作品「結構不好」時曾經如此說道：「我寫小說，結構是一個弱點，好像Thomas Hardy的The Return of the Native（《還鄉》）、Charles Dickens的A Tale of Two Cities（《雙城記》）那樣精彩的結構。又如莫泊桑的一些小說結構的勻稱渾成，是我絕對及不上的。現在我只好老了臉皮說：結構鬆懈，是中國小說的傳統。」（見《明報月刊》1998年月號，金庸《小說創作的幾點思考》）如果不以此言為金庸個人老下臉皮自辯之辭而已，或者說「結構鬆散」的確有可能是中國小說的一個特色或通病；那麼，它是否與陳氏所謂的離奇相呼應，相表裡？設若俗見所認為的鬆散的確又是一個小說結構上的毛病，則基於什麼樣的觀點能指之為病？

前文已敘及：一部小說可分割成若干情節單位，各個情節單位之間又有一種可以彼此鞏固、支持的因果關係。然而，從另一方面看來，因果關係亦非必然。比方說：《七俠五義》第十五回述包公至天齊廟遇見貧婆自呼「哀家」、稱之「包卿」，包公不以為忤，這乃是因為在第六回中包公曾獲寇珠冤魂預囑，是以這兩個情節單位之間有一看似的因果關係。但是，先前也曾提及的包公途遇展昭的一節卻無前跡可尋，我們稱這種全無緣由、來歷的情節單位為巧合。巧合在小說里非徒不需要符合因果律，它甚至是對簡便因果關係的一種拒絕。

這段話之所以提到「離奇與鬆散」，實由於平素和陳氏往還聚談的「青年朋友諸生」之中，間或有認為《天龍八部》「稍鬆散」而「人物個性及情節太離奇」這樣的意見，陳氏信中所寫的一段正是對這些讀後感式的意見的答覆，也是對金庸作品的捍衛。是以在將近四年七個月之後的第二封信里，陳氏復以王國維所謂「一言以蔽之曰：有意境而已」之語，稱道金庸「至其終屬離奇而不失本真之感，則可與現代詩甚至造型美術之佳者互證」，甚至這樣睥睨慨歡：「弟嘗以為其精英之出，可與元劇之異軍突起相比。既表天才，亦關世運。所不同者今世猶只見此一人而已。」

不肖生畢竟不是說話人，可以野草閑花、無掛無礙地「說廢話」因為他不但沒有說話人那個臨場語境所容許的扯淡特權，還基於立傳需要而打造了一個畢現各個俠客出身和來歷的巨大系譜以求其人「像一個個活過的人」。到頭來最像是「活過」的部分的確自行解決掉了；但是，四百多頁可說是「自生自滅」的內容卻「拋荒正傳」，摧毀了其他諸俠那個系譜。

無論「從來說部所未有」是不是韓子云自矜夸誕之辭，重要的是他那穿插藏閃之法的例言中，有著看來似乎吻合統一性、有機論和建築物類喻的美學考慮：

1966年4月22日，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教授陳世驤先生在日本京都人文科學部研究所任教期間，由於買不到《天龍八部》的上市小本，特別緻書作者金庸，請寄一套，而有所謂「求經求到佛家自己也」之語。這封信日後附錄于《天龍八部》（台北遠流典藏版）書後，可以視之為「大學教授讀金庸武俠」之說的一件最早的文獻。從這封（以及與之一併附錄、寫於1970年11月20日的第二封）信中的遣辭看來，陳氏和金庸並非時相過從的密友，陳之於金，倒像是一個浸潤既久、景慕亦深的讀者之於一個曠世無匹的作家；乃有將其在中研院集刊發表之文寄贈之舉，卻出之於以下之言：「本披砂析發之學院文章，惟念□兄才如海，無書不讀，或亦將不細遺。此文雕鑽之作，宜以覆瓮堆塵，聊以見兄之一讀者，尚會讀書耳。」

厚達兩千頁的《江湖奇俠傳》所打造的百數十個俠的系譜原本只是「崑崙」和「崆峒」兩個（練氣的劍派/練形的劍派）之間的勾斗，根源於崑崙派的祖師金羅漢呂宣良在一次被迫之下的比武過程中以肩上的大鷹啄瞎崆峒派董祿堂的左眼取勝。日後兩派徒子徒孫又因種種巧合互涉恩仇。看似較屬「名門正派」的崑崙派自有行止不檢的後輩（如貫大元）；看似站在對立面的崆峒派亦有尚義任俠的傳人（如常德慶）。眾多人物亦如《儒林外史》般各于自己的「本傳」中獨當一面，管領風騷，並穿插藏閃于其他俠客的「本傳」以維繫整個合傳的系譜，形成彼此鞏固、支持的結構性力量。正是這個力量帶領讀者在閱讀過程中產生一目的性的疑問：崑崙派與崆峒派是否終將如全書第四回利用平江、瀏陽兩地鄉民爭趙家坪水陸碼頭的年度大決戰所隱喻的那樣：拼得一個你死我活的勝負？爭出一個魔消道長的是非？來一個圓滿的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