聞一多自信找到了真正的信仰，老同學羅隆基半開玩笑地對他說：「一多是善變的，變得快，也變得猛，現在是第三變了，將來第四變不知道會變成什麼樣子？」聞一多樂呵呵地回答：「變定了，我已經上了路，摸索了幾十年才成形，定了心，再也不會變了！」

30年代，回到清華任教的聞一多潛心典籍，心無旁騖。他厭惡政治，對同學羅隆基好罵政府頗為反感，曾正顏厲色地對羅道：「歷來干祿之階，不外有二途。一曰正取，一曰逆取。脅肩諂笑，阿世取容，賣身投靠，扶搖直上者，謂之正取；危言聳聽，嘩眾取寵，比周謾侮，希圖幸進者，謂之逆取。足下蓋逆取者也。」但40年代，羅隆基卻成為他加入民盟的介紹人。

聞一多不止一次罵蔣介石，據汪曾祺回憶：「聞一多先生有一陣穿一件式樣過時的灰色舊夾袍，是一個親戚送給他的，領子很高，袖口極窄。聯大有一次在龍雲的長子、蔣介石的乾兒子龍繩武家裡開校友會九_九_藏_書——龍雲的長媳是清華校友，聞先生在會上大罵『蔣介石，王八蛋！混蛋！』那天穿的就是這件高領窄袖的舊夾袍。」

1944年春夏之交，聞一多的一個參軍的侄兒找上門來，哭著跪求聞救他一命。聞聽他講述了國民黨軍隊中的貪污腐敗、長官對士兵的種種虐待、士兵們的悲慘遭遇，氣憤到了極點，聯想到自己的所見所聞，心潮起伏，徹夜難眠。聞閉門謝客整整苦思七日，決定再不能對世事不聞不問。這年8月，聞在國民黨第五軍召開的時事座談會中，面對許多國民黨高級軍官和教授，拍案而起，說道：「現在只有一條路——革命！」

1934年，聞一多在給好友饒孟侃的信中說：「我以數年來的經驗勸告你，除努力學問外，第一件大事是努力賺錢。」

「一二·一」慘案發生后，聞一多怒斥國民黨這是實行「黑色恐怖」。在座談會上，聞一多再也無法壓抑內心的激憤，當著馮友蘭等人的面，九九藏書痛罵蔣介石：「我向青年學習，學會了一件事情，那就是心裏想說什麼就說什麼。比如我現在想說蔣介石是個混賬王八蛋，我就說蔣介石是個混賬王八蛋，他就是個混賬王八蛋！」

西安事變發生后，聞一多對學生運動及張、楊之舉極為憤怒。張春風回憶，這日，聞一多「暴怒如雷」地走上講台，橫眉怒目地掃視全堂后，厲聲問道：「國家是誰的？是你們自己的嗎？」隨後，他又說：「真是胡鬧，國家的元首也可以武力劫持！我要嚴厲責備那些叛徒，你們這樣做是害了中國！」他責問學生們：「誰敢起來告訴我，你們這樣做的對嗎？你們可以站起來說話！」「今天我可說話了，國家決不允許你們破壞，領袖不許你們妄加傷害！」

「一二·一」慘案發生后一周，傅斯年由重慶來昆明，處理聯大師生的罷課事件。在教授會議上，當年的學生領袖傅斯年壓制學生運動，當年反對學生運動的聞一多卻支持學生運動，二九_九_藏_書人發生衝突。張奚若兩天後對《罷委會通訊》記者講，爭執中「一多與傅常委鬧起來，一多說：『這樣，何不到老蔣面前去三呼萬歲！』這是揭傅斯年的舊疤，很少有人知道的。……傅氣得大罵：『有特殊黨派的給我滾出去！』」

抗日戰爭後期，來華美軍不斷增多，急需大批翻譯人員。國民黨軍事委員會在昆明辦翻譯員訓練班，學員為西南聯大全體大四學生，教員亦從聯大教授中聘請，聞一多也是其中之一。聞講課時以《共產黨宣言》為英漢互譯教材，有人提出質疑，聞說道：「如果美國人要問起《共產黨宣言》，翻譯卻不知道，那才讓人笑話呢！」

據朱自清日記記載，1943年5月，聞一多曾約朱一起加入國民黨，朱以未接到邀請為由拒絕了，聞也就此作罷。

「九·一八」事變發生后，青島大學三次爆發學潮。但每次學潮，聞一多都站在校方一邊反對學生罷課，主張開除學運積極分子。學生也將矛頭對準聞一多，甚至發九-九-藏-書表了《驅聞宣言》，指其為「准法西斯蒂主義者」。

然而，西安事變的結局卻出乎聞一多的意料，後來他感慨地說：「（共產黨）這種不念舊惡，以德報怨的事情，歷史上也絕無僅有。……像這樣大敵當前，能捐前嫌，顧大體，這隻有共產黨才能做得到！」

是年7月7日召開的七七紀念會上，聞一多慷慨激昂地說：「我過去只知研究學問，向不與問政治。抗戰以後我覺得這看法不對了，要研究，沒有書，還有更重要的，我要吃，我要喝，而現在連吃喝都成問題了。因此我了解到所謂研究學問是吃飽喝夠的人的玩意兒，而老百姓要爭的首先是吃和喝。」

聞一多、吳晗、羅隆基都是中國民主同盟成員，聞一多、吳晗傾向共產黨。當時，許多反動組織貼出標語，稱聞一多為聞一多夫，吳晗為吳晗諾夫，羅隆基為羅隆斯基。

轉向左翼陣營后，聞一多曾對人說：「你看到我這兩年來變化很大嗎？是的，我愉快，健康，不知疲倦，是組織的力量支九九藏書持著我，生活在組織中，有一種同志愛。……什麼樣的語言能表達出它的真實內容呢？」他想了想，用英文補充了一句「崇高的愛」又搖搖頭：「這樣的說法也只能近似而已。」

20年代末30年代初，新月社的胡適、羅隆基、梁實秋等人與國民黨政府展開了一場「人權與約法」的抗爭，但聞一多治學而不論政，保持了緘默。同樣，在新月時期的幾次論爭中，聞也選擇了沉默。

聞一多曾想去延安看看，但中國共產黨方面出於種種考慮，沒有答應他的要求。聞一多對光未然抱怨道：「你們這些人都是這樣的，顧慮多端！就想想辦法，讓我去看一眼嘛！」

蔣介石發表《中國之命運》后，聞一多對蔣的看法發生了轉變。他後來回憶說：「《中國之命運》一書的出版，在我一個人是一個很重要的關鍵。我簡直被那裡面的義和團精神嚇了一跳。我們的英明領袖原來是這樣想的嗎？五四給我的影響太深，《中國之命運》公開地向五四的宣戰，我是無論如何受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