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我問她知不知道她先生曾參加什麼俱樂部。她說：「什麼俱樂部？他曾參加生意圈子的幾個男性俱樂部，不過不是很熱衷。工作佔據的時間太多了，他參加過旋轉俱樂部，不過那至少是十年前了，我不認為他還有會員資格。你要講的跟這些無關吧。」
「他們也不是大學校友。」
卡普自殺的那幢大樓的窗戶是能打開的，那是位於列剋星頓大道一幢建於戰前的二十二層辦公大樓，往南兩個街區就是大中央車站和克萊斯勒大廈。卡普是個進口商，主要進口新加坡和印尼的貨物，他在五點時叫秘書下班，打電話給太太說他要加班到很晚。七點左右，第三大道的一家熟食店送了兩個三明治和一杯咖啡過來，九點十分他開窗跳樓。要確定死亡時間很容易，因為他跳下來的時候，街上有幾個人看見了。其中一個當場暈倒，趕來的急救醫護人員對他進行了治療。
五十五歲，我又生了什麼苔呢？這些年我做了些什麼？他們又對我做了些什麼？
「你肯定嗎？弗雷德說過——」
那位女士還告訴來辦案的警察，自從幾年前妻子離去之後，加布里爾似乎很消沉，他唯一的訪客，就是附近賣酒雜貨店或中國餐館的送貨員。他生前曾在西四十幾街替一家錄影帶出租店做管理工作，但是死前兩個月丟了差事，從此再也沒有工作。
「他每年跟他吃一次晚餐。」
我告訴她這個案子跟其他事情有關，我只是想試著找出她丈夫並非死於自殺的可能性。
我說沒錯，希普頓是被謀殺的，又告訴她另外還有幾個會員也是凶殺案的被害人。她問我是哪些人，我把名字指給地看。
「那我是你的了。你要人陪嗎？」
首先，內德里奇·貝利斯必須讓你進房間，找個借口不會比找一把沒登記的槍更難。接著你坐下來，比如說，看著他遞給你的一些文件，然後你在他身邊彎下腰指向一個地方，同時伸手到外套口袋掏出槍，在他意識到怎麼回事以前，你就把槍口對著他的太陽穴，扣下扳機。
我從西北旅館的房間打電話到亞特蘭大，掛了電話后，那一天一直有事情讓我待在那個小屋間里沒出門。我拉了一張椅子到窗邊，往外看著城市。
「不必，資料上說，管理員有一把鑰匙，對門的女士聞到了臭味。」
「可是你覺得有可能？」
布置這一切能有多困難？
「也不是那種男人俱樂部，喝多了酒安排一個女郎從蛋糕裡頭跳出來。感覺上不像弗雷德。」
「沒有遺書。」
「年紀很接近，沒錯。」
「還可以，這附近的環境很好，雖然不是沙頓那種高級住宅區，但重要的是我丈夫沒有什麼龐大的財務壓力。他過世之後，我自己接手經營好一陣子，足以了解整個狀況，靠股票和商譽也賺了點錢。他的公司狀況很好，日常的混亂當然有，
九九藏書可是沒有什麼反常的事情。尤其是沒有什麼可以讓你自殺的。」
「有可能。我知道他從沒缺席過，有一年我們有兩張曼哈頓輕歌劇學會的票，弗雷德說，我得找人陪我去。他很喜歡吉爾伯特和沙利文的，可是他把他每年例行的晚餐視為神聖不可侵犯的事。那頓晚餐跟他的死有什麼關係？他是在十二月死的，而晚餐會一向在四月或五月舉行。」
「你當然有想法。」
「他是這麼形容這個團體的嗎？」
「說不定我可以去趟西岸。」上次我這麼告訴他。他稍稍愣了一下，然後很快跟我保證那太好了，真的太好了，不過現在時機不對。這陣子工作特別忙，他常常出差，還有——
「他沒這麼『形容』過，只不過是我的印象罷了。你為什麼這麼問？」
當然，看起來是自殺。貝利斯倒在一張椅子上，子彈穿過太陽穴，槍就在地板上該出現的地方。看不出他自殺時身邊有人，門上的鏈子沒有掛上，不過一定是因為他希望很快被發現，才故意沒鎖的。反正他考慮得很周全，從他打電話去櫃檯通知說自己要自殺，就可以證明這一點。
「死於車禍，」我說，「他是這個團體里第一個死亡的。」
「三個確定自殺，一個可能是。」
「三個或四個。」
「對。」
「不，我不認識他們，」她說，「為什麼會有人想殺這些人？我不明白。」
電話響了兩聲，三聲，我的手指頭放在掛筒上方等著切斷，因為不想對應答機說話。可是接下來她接起電話。
「只有幾個是猶太人。」
她在斯塔福德大道一幢二層複式洋房的上層等我，距這裏幾個街區外有個標準網球場。她高高瘦瘦，暗色的長發，下巴堅定有力。我們坐在廚房裡的餐桌旁，她煮了咖啡。牆上有個黑貓時鐘，雙眼移來移去，尾巴則像鐘擺一般搖晃。她說：「不是很荒謬嗎？兩年前學生們送這個給我當生日禮物，我得承認，這隻貓跟我一起成長。我們來談談弗雷德吧。」
或許讓我不去打擾內德里奇·貝利斯遺孀的就是這個原因。我打了幾個電話去亞特蘭大，他死在市中心的馬里奧特飯店房間里，頭上有個槍擊傷口，我覺得自己對於他和他的死理應該知道得更多。他曾是股票分析師，受雇於華爾街的一家公司，每天乘渡輪上下班。他分析的領域是紡織業，到亞特蘭大是為了去見一家他有對之有興趣的公司的管理人員。
安迪呢？上一次他打電話來時，人在西雅圖，說他要去溫哥華。聽起來他好像是在酒吧打電話，聲音因為喝了酒而變得低沉。他不常打電話來，每次打來都是從不同的地方，而且聲音聽起來總像喝了酒。「我很愉快，」他告訴我，「這陣子我想我會安定下來，但同時我還是滾石不生苔。」
「我猜想他們把這件事情當作隱私。」
「我認為絲毫沒有這種成分。」
如果是比較新的大樓，就不太可能這樣做了。新大樓通常無法開窗的，大部分甚至連窗戶都沒有，只有玻璃牆。有一次在匿名戒酒協會的聚會上，我聽到一個建築師談到他必須安撫那read.99csw.com些有玻璃牆恐懼症的上班族，他曾經全速奔跑撞向玻璃牆，來向大家示範玻璃牆有多麼堅固。「那些人一看就信了，」他說，「可是撞斷鎖骨那一刻，我覺得自己真是蠢透了。」
「我是馬修。」我說。
「我明白了。很抱歉，我不是故意打斷你。你還想要咖啡嗎？」我說不用了，「是多少會員裏面有三個或四個自殺？」
我去卡普的辦公室，現在是一個專利律師在使用。他年紀跟我差不多，看起來是個喝酒的人，而且身上有那種失敗的酸味。他搬來這個辦公室還不到兩年，也不知道以前發生過什麼事。他讓我從窗口看出去，只是我不知道我能看出什麼來。我沒告訴他前一個人曾從那個窗口跳出去。我不想讓他知道。
「我們應該聚一聚，」我們通電話時他這麼說，「下回我去紐約會通知你。我們一起吃頓晚飯，也可以去看場尼克隊的籃球賽。」
我找不到她。其實不會太難的，她並沒有故意消失。她再婚，又離婚，現在結了第三次婚，住在密歇根的尼羅市。我想我可以打電話給她，問她的第一任丈夫內德里奇·貝利斯在亞特蘭大的死亡之行前，是不是意志消沉。他那時喝酒喝得厲害嗎，夫人？他吸過毒嗎？
「別人心裏忽然有什麼念頭，很難理解的。」
「這類情況不一定會寫遺書，對吧？特別是他們喝醉了酒，開始為自己覺得難過。看看這個——據估計，他是死了五天到七天後，才被發現屍體的。一定已經發臭了，是吧？」
「我要嗎？」她花了好一會兒想這個問題。「是的，」她說，「是的，我要。」
然後我拿起話筒，撥了一個記在腦里的電話號碼。
「是的。」
「他們跟弗雷德年紀都差不多？如果他們是大學同學，年紀一定是差不多。」
「好的。」
雖然沒有遺書，不過書桌的桌面中間有一張飯店的信紙，旁邊有一支沒有套筆帽的筆，好像他想曾寫點什麼，卻不知道該怎麼寫。然後他放棄了，打電話給櫃檯，告訴飯店職員最好派個人到一一○房來。「我要結束自己性命了。」他宣布，然後就掛掉了電話。
加布里爾的太太接到他的死訊時，說他們自從一九八○年六月簽了分居協議后，就再也沒見過面。她說她死去的丈夫是個憂鬱而寂寞的人，聽到他的死訊，她似乎不是很吃驚，只是覺得難過而已。
「房子很漂亮。」
哈爾·加布里爾以前住在九十二街附近的西緣大道。我到西一百街的二十四分局查詢，隔著桌子坐在我對面是一個年輕警官邁克爾·賽利格。他不到三十歲，已經開始謝頂了，而且表現出那種對早禿的緊張。「這些資料應該都放進電腦里才對，」他指的是加布里爾的檔案，「我們正著手把以前的老檔案輸入電腦，可是好像永遠完不成。」
這件事才過去三年，跟我談的那位警官還待在第十七分局，他一下子就想起這個事件。「整件事真是要命，」他說，「用那種方式也真是要命。要是你掉到一半時改變主意。『嘿，我收回！是開玩笑的！』是啊，沒錯
九九藏書，那你就走運了。」我可以打電話給他的遺孀。
「幾個？」
「可他半個字都沒提過。當格魯利奧在十一點新聞上頭侃侃而談時，他連一次『他是我的朋友』或『嘿，我認識這個傢伙』都沒說過。這樣正常嗎？」
我的兩個兒子邁克爾和安德魯都已長大，他們兩個對我來說都是陌生人。邁克爾住在北加州，是一個電腦零件廠商的銷售代表，他大學畢業后的四年裡，我曾在外面跟他講過十次話。兩年前他跟一個叫瓊的女孩結婚了，還寄了結婚照給我。她是個中國人，身材矮小，很苗條，照片里的表情嚴肅極了。邁克爾念大學時就開始發胖，現在看起來像個坦率親切的推銷員，胖而親切，站在這個莫測高深的東方女子身邊顯得很不協調。
回曼哈頓的路上，我想著自己有什麼收穫。我查到的不多，而且我留給費利西亞·卡普一個猜不透的謎團，不知道她的丈夫曾有過什麼樣的秘密生活。唯一有可能安慰她的，就是他畢竟不是自殺的，但這也會被他可能是被謀殺所帶來不安所抵消。
我說：「我希望遺書是手寫的。這世上有誰會用電腦打自殺遺書？」
「五月的第一個星期四。」
做個石蠟測試，就可以知道這個死人有沒有開過槍，可是這麼一樁清楚明白的自殺案，能分配到多少警力去偵辦？跟我談過的那個警官找不到任何測試的紀錄，可是他說這也不能證明什麼。畢竟，他說，這一切都已經發生十八年了，所以能不能找到當年檔案還很難說。
又是沒有遺書，也沒有跡象顯示在他身邊發現的那把沒登記的左輪槍是怎麼來的。「我不知道他怎麼弄到那把槍的，」一名亞特蘭大的警官告訴我，「不過在這個城市，要找人買槍不會太困難。」我告訴他，在紐約也不會太難。
「不是。」
弗雷德·卡普留下了遺書。顯示他的電腦屏幕上，還列印了兩份，一份放在書桌上，另一份整整齊齊地折好，放在他的襯衫口袋裡。「我很抱歉，」上面寫著，「我再也無法承受了。請原諒我。」然後他打開位於十五樓的辦公室窗子，跳了出去。
「對。」
「隔幾年發生一次。」
她皺起眉頭。「這個俱樂部不是那種尋歡作樂的吧？」
卡普的遺孀費利西亞住在福瑞斯特山，在南歐松公園的一所中學當數學老師。我中午打電話到她家，她說：「我不敢相信又重新查這個案子了，跟保險有關嗎？」
「高血液酒精濃度。」賽利格說。
她轉頭看看那個黑貓時鐘。「當然我寧可相信是這樣，」她說，「我一直不能接受他的自殺。可是老天，想到某個人殺了他，好可怕。我很好奇是怎麼辦到的？我想，兇手大概先把他擊昏，然後在電腦上打了遺書，然後打開窗子，然後，然後……」她似乎在很努力地猜想，雙手緊握。「如果當時他失去意識，」她說，「那就不會太痛苦。」
我不知道自己坐在那兒多久。想著手邊進行的這個案子，想著三十一俱樂部。想著過去三十年他們的人數日漸減少，不知不覺就想到自己的生命在這三十年來所發生的一切九_九_藏_書，而這些年的種種變化真是可怕。我想著我失去的人，有些死了，有些則因為我們的生命走向不同的方向。我的前妻阿妮塔早已再婚，我最後一次跟她說話是為她母親的過世向她致哀。上一次我見到她——已經不記得是什麼時候了。
「可是我會，」她輕輕地說，然後沉默了很久，又抬起頭看著我說，「為什麼會有人想殺死一群三十五年前一起讀過布魯克林學院的人？一群五十來歲的猶太人。為什麼？」
「是的。」
然後你擦掉槍上的指紋，再塞進他手裡，接著讓槍掉到地毯上。把飯店的信紙和筆放書桌上，拿起電話，宣布你就要死了。最後回到你自己的房間，再打一個電話說你聽見了槍聲。
「他自殺，我一直覺得不合理。他們說他的事業有問題，哦，他做那一行已三十多年了，問題一直有。謀生是絕不成問題的。我們有兩份收入，也從不浪費。看看我們住的地方。」
我決定不去打擾她。
「據我所知，這個團體要更正式一點。」
他和瓊住在聖荷西附近一幢公共經營的公寓里，我曾在電話里跟這個未曾謀面的媳婦講過話。很快的，我便知道他們正開始建立一個家庭，接下來我就會有未曾謀面的孫子。
「博伊德·希普頓，那個畫家？」我點點頭，「我知道他是幾年前被謀殺的，或者我把他跟其他人搞混了？」
「因為我覺得很難相信，我知道很多最不可能時人，到頭來都是同性戀，但是我不相信這是——」
「不是。」
很簡單。
街對面就有家賣酒的雜貨店。從我坐的地方，可以看見顧客來來去去。看著他們的時候，我忽然想到可以去電話簿查那家店的電話號碼，請他們送瓶酒來給我。
「三十一。」
我自己又留下了什麼？當他們就像其他人一樣掠過我的人生，我應該為他們證明些什麼？有誰應該為這些過去的歲月證明什麼嗎？
「對，每年都固定在這一天，我剛才忘了。那又怎麼樣呢？」
「我聽說有一種自殺病毒。在俄亥俄或威斯康星州有一些很好的中產階級學校里，很多都染上了一種自殺疹子。可是那是十來歲的學生，不是中年男子。這些自殺是集體發生的嗎？」
「哦，百分之十或十五，自殺率很高，可是好像不是……」她的聲音拉長了，我看著她的眼睛。幾乎可以看見她腦子裡的齒輪快速轉動著分析那些資料。不論就任何標準來說，她都不算漂亮，不過有個相當機靈的腦袋，那種智慧很吸引人。
「如果希特勒復活，」她說，「當然上帝不會允許的。但如果他復活，需要一個律師的話，他會去找雷蒙德·格魯利奧，而且格魯利奧會替他辯護。」她搖搖頭。「我必須承認，越戰時期他替那些拒絕徵兵的激進分子辯護時，我真的覺得他是個英雄。現在他的當事人都是反猶太的黑人和阿拉伯暴力分子，我真想寄個炸彈郵包給他。弗雷德不認識雷蒙德·格魯利奧。」
「你認為有人殺了他們？」
「雷蒙德·格魯利奧，這個名字我也認得，如果是同一個雷蒙德·格魯利奧的話。我想一定是的，是那個律師嗎？九*九*藏*書」
我只是想想而已。有時候我會考慮一下要喝什麼酒、哪個牌子。這次我很快就打消了念頭，深吸幾口氣，很愉快地放棄了。
那個職員不能確定自己會撞見一樁慘案還是聽到了一個玩笑。他打電話去貝利斯的房間，沒有人接。正當他不知道該怎麼辦的時候，有人打電話來說聽到了槍聲。
他十分肯定，這就是自殺。遺書就放在卡普的書桌上、他的口袋裡，而且還在開著的電腦屏幕上。而且除了從高處摔下來的傷之外，也沒有其他傷口，不過他同意摔傷本身可能就足以掩蓋稍早頭部的擊傷，或者任何非槍擊之類的傷口。
「我了解那種情況。可是你又為什麼會出現呢，斯卡德先生？你大老遠跑來這裏，該不會是要我接受我先生是自殺的吧？」
她說：「你說占的比率很高。總共有多少起死亡發生？」
「哦？」
「所以警察是破門而入的。」
「嗯，到底是幾個？三個還是四個？」
她說，「真有意思。我正好想到你。」
加布里爾，四十二歲，已婚但和妻子分居了。一九八一年十月一個工作日的下午，被發現弔死在他八樓的公寓里。顯然他是先站上一張椅子，把皮帶纏在脖子上，接著將皮帶繞過衣櫥頂和門柱，在中間打了個結，然後把椅子踢翻。
「現在是新世界，」他說，「你習慣使用電腦，做什麼都想用。付賬單、核對你的支票簿、約會提醒。這個傢伙所有事情都用電腦處理，他希望遺書準確無誤，可以照自己的意思修改、用詞。然後按下一個鍵，想印幾份就印幾份，而且還可以存在他的硬碟里。」賽利格三十歲左右，自己也是電腦時代的一部分，他很熱心地告訴我，電腦在警局裡加快了多少文書工作、又減少了多少的不愉快。「電腦真偉大，」他說，「可是他們也寵壞了你。生活中其他部分的麻煩，問題就在於沒有一個『取消』鍵。」
我搖搖頭。「現在就有觀點，未免太早了。」
「十七。」
「這個俱樂部是一群人每年一起吃一頓晚飯，」我說，「聚會時間在春天，地點是曼哈頓的一家餐廳。」
「哦，那個啊，」她說，「你用『俱樂部』這個字眼，會讓我產生誤會的。我不認為有那麼正式，只不過是一群大學時代的朋友想每年保持聯絡罷了。」
有什麼理由不告訴她嗎？我說：「這些年來，這個團體里很多人都死了，比一般想象的要多。其中還有自殺的。」
「我在調查可能性。我不知道自己該怎麼想。」
「八成是醉酒誤事才丟了工作。」賽利格說。
「我從不認為是自殺，」她肯定地說，「可還會是什麼？這樣吧，你願意來我家嗎？我晚上有兩個小時的家教課，可是我明天可以見你，四點半怎麼樣？」
我告訴她關於這個俱樂部的一些事情。她想知道還有哪些會員，我在筆記本上找到一張名單，列著全體三十一個會員的名字，按字母順序排列。「哦，有些名字我認識，菲利普·卡利什，他是猶太人，是弗雷德的大學同學，如果是同一個菲利普·卡利什的話。不過他死了，對吧？很久以前就死了。」
「三十一分之十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