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數百萬觀眾面前，馬斯特斯和約翰遜相鄰坐在桌子前，一起準備著迎接他們的提問者。門羅很快就切入了這本書最具新聞價值的部分。以下一段話擊中了兩位研究者內心的不安之處。

此刻約翰遜有些慌張了。「對不起，這是另一個——」

曾有一度，她考慮過要求在這本書的封面上把馬斯特斯列為唯一作者，再用副標題的形式註明：「基於與弗吉尼亞·E·約翰遜合作的研究」。但是這樣的附文只會引起更多的懷疑。她要求科羅德尼盡量延遲這本書的出版。也許，有了足夠的時間之後，其中一些基本的錯誤可以被改正或者掩飾掉。

「我們並不是生來就是同性戀，同樣也並不是生來就是異性戀。」馬斯特斯講解道，「我們生下來就是男人或者女人，是有性別的個體。我們慢慢了解了自己的性身份以及性取向，同性戀、異性戀、雙性戀，或者有時也會自願改變自己的性身份。」

電視節目很難真正評判《同性戀研究》。這本書一直被吹捧為一項涉及超過300名同性戀男女長達14年之久的里程碑式研究。當它終於在1979年春天問世的時候，他們的出版商聲稱這本450頁的新書將「徹底改變人們目前對同性戀的看法」。馬斯特斯將它稱為「凳子的第三條腿」——他們在性|愛研究領域出版的三部曲的頂點。他們之前的教科書主要關注異性結合，對於同性戀只是一筆帶過。在同樣的臨床觀察之下，這本新書將刻畫出同性戀男女性行為的生理反應及性心理活動。

不太耐煩的馬斯特斯再一次插了進來。

在《與媒體見面》節目尾聲的時候，科恩力圖詢問更多關於馬斯特斯和約翰遜改變療法的細節內容。他再次看向約翰遜，也許是因為知道治療通常是她負責管轄的範圍，而不是她丈夫。

在《與媒體節目》的節目上以及整個媒體見面會中，約翰遜盡職盡責地維護著《同性戀研究》，把它當作自己最珍貴的作品。但私下裡，吉尼對於其中的方法和結果深感不安，甚至曾一度哭泣，認為自己與這項計劃疏遠了。數年之後，對於書中所聲稱的將男同改變為直男的方法，她顯得一點也不確定。「有很多同性戀夫妻前來找我們——其中一些是女性，大多數是男性。」她說，「但我們從未說過，『我們可以改變你。』」

「他們都是非常積極的人。」她說，「對於將他們納入治療的特定階段，我們有一個標準——」

科羅德尼申請翻閱這些「小說式」病例的資料檔案並聆聽錄音記錄，但遭到了拒絕。醫生和患者都十分清楚，在治療過程中所說的全部內容都被錄音機記錄了下來，這是出於對雙方的保護。「如果有患者想誣陷有治療師誘|奸他們或諸如此類的事而提出索賠的話，我們有錄音帶作為證據，他們知道我們有錄音。」科羅德尼解釋說，「比爾覺得這是一個非常有用的法律保護措施。」因此，在這樣一個不確定的情況下，沒有錄音記錄顯得十分奇怪。

《同性戀研究》在出版之前被寄予了厚望。圖書出版社機敏地將一部分內容事先透露給了《時代》雜誌，而由於這兩位研究員影響廣泛的名聲，《時代》刊登了關於該書誇張的正面報道。它宣稱，「毫無疑問，馬斯特斯和約翰遜是當代的一個現象。」

預計到要在公眾面前難堪，想象著自己被視為騙子，這讓約翰遜十分不安。她已經耗費了整個成年之後的人生來克服別人對自己在證書以及公信力方面的譏諷。對於周圍的政治以及社會環境有著比馬斯特斯更敏銳感知的她，已經意識到了在推廣這個未經證實的理論時潛在的危險。約翰遜含著淚水告訴科羅德尼她無法忍受自己被列為共同作者這件事。

約翰遜再次陷入了掙扎。

「非常感謝，馬斯特斯醫生和約翰遜醫生。」門羅最後說道，又一次重複著這個關於吉尼頭銜的錯誤，「感謝你們參与今天的《與媒體見面》。」

比爾突然打斷了她的話。

在20世紀60年代中期馬斯特斯和約翰遜開始研究的時候，大多數美國人只是聽說過同性戀的存在。「同性戀者」一詞並不是一個日常用語，頂多只是地下酒吧以及秘密社交圈的一個暗語。在聖路易斯周圍，馬斯特斯和約翰遜費盡周折才找到了一些同性戀者來參与合作。然而，當消息被媒體傳開之後，有些人主動聯繫了診所，願意成為他們研究的志願者。「在讀了1970年12月《大西洋月刊》上的文章之後，我就開始確信，在職業追求過程中，你是真誠的，並非嘩眾取寵。」一位簽了自己名字、聲稱自己表面上是異性戀其實尚未「出櫃」的28歲印第安納男子寫道，「我相信，我會被歸為同性戀者，儘管我從未被專業人士下過這樣的診斷。」

讓作者驚訝的是，尋求改變的男女患者中大約60%是已婚人士(儘管其中大多數的夫妻關係都很疏遠，和配偶之間也很少有性生活)。對於「性取向的逆轉」，成功與否常常取決於促使病人前來尋求治療的原因。那些情況真的非常糟糕的人通常都害怕曝光，或者是出於配偶的壓力才來到這裏。「當患者私下裡跟治療師說諸如『我當然需要偶爾和朋友相處的機會』或者『我想要95%是異性戀』這種自證有罪的話語時，他們會被拒絕治療。」他們在書中說明道。特別是對於男性患者，他們不希望治療成為「誤導他們妻子的一種方式」。

「在你們的治療中所描述的這一非常有趣的小組——改變后的同性戀——那些在你們的幫助下改變或逆轉成為了異性戀的人，你已經擁有隨訪好幾年的幾個病人。」科恩說，「相比較之下，他們看上去快樂滿足嗎？他們之中有人結婚嗎？他們是否有人生了孩子？」

起初，科羅德尼並沒有懷疑這個項目治療病人的能力。憑藉一雙明辨細節的好眼睛，他仔細地回顧了前兩本書中的病人檔案，聽了很多錄音帶，並對他們的結果堅信不疑。「如果比爾說他們在改變治療中做得很成功，那我就相信，我怎麼會說這不可能呢ｈttps://reaｄ•99csｗ.ｃｏm？」科羅德尼也聽到了一些含糊的傳言，說位於拉杜的住宅是進行特別治療的場所。「自從1968年開始和他們共事起，我不記得有任何男同或女同夫妻在診所進行改變治療。」他說，「我詢問比爾，『改變治療的檔案在哪兒？』他回答說，『哎呀，我們壓根就沒有保留。』在專業成員之中，沒有一個人曾經聽說過，或者坐下來對正在進行的真實的改變治療病例進行討論。所以，比爾宣布說他正在寫這本書的時候，我著實感到很困惑。」

吉尼給了一個漫無邊際、多少有些不切題的回答，這是她以往每當不確定的時候都一貫使用的方法。

在馬斯特斯和約翰遜研究所，對於這些改變病例的保密工作較之以往更為嚴密。在1968年至1977年這段研究期間，大多數員工都從未見過任何一個改變性取向的病例。治療師羅斯·博亞爾斯基曾聽同性戀患者提及過向異性戀的改變，但是從沒有說起這些治療相關的錄音帶被藏在馬斯特斯和約翰遜家中隱秘的地下室里。那個時期負責病人安排工作的林恩·斯特恩科夫斯基說，自己從未處理過任何改變治療的病例。治療師瑪麗·埃里克森解釋說，前來診所看病的幾對同性戀夫婦「是想要明確兩人關係中的問題所在，並解決兩人之間在性生活方面遇到的障礙，並不是什麼有關改變的東西」。作為20世紀70年代早期研究所里經驗最為豐富的一對治療組合，馬歇爾醫生以及佩吉·希勒醫生說他們沒有治療過同性戀患者，也幾乎從沒聽說過任何有關改變療法的消息。通常比約翰遜更親切一些的馬斯特斯似乎也並不希望聽到那些知情人對於改變療法的說辭。「我當然不同意——我告訴過他，這完全是一個錯誤的處理方法，絕對的。」20世紀70年代早期在那兒工作的精神病學專家羅傑·克倫肖醫生回憶說。最後，員工們都學會了不要去和馬斯特斯爭論這個話題，他的決定甚至成了員工中間的笑料。「比爾會看著一個人說『請勃起』，然後他們就勃起了。」J·羅伯特·邁納斯笑著說道，他後來在20世紀80年代成為了主管助理。

被這整個經歷弄得窘迫不安的約翰遜發誓，再也不會讓馬斯特斯陷自己于這般田地。從20世紀80年代初起，她又開始頻繁地出現在診所。「吉尼感到比爾開始變得有些我行我素、不顧後果，讓他做決定實在有些危險。」科羅德尼說，「當然，從那時起，她開始儘可能地掌控研究所的一切動向。」1982年，當馬斯特斯和約翰遜研究所從其原先位於森林公園大道4910號的地方搬到其附近一幢新建的整潔辦公樓時，這種權利轉移表現得最為明顯。約翰遜審視著一切，樓層平面圖也是經過她批准的。從那以後，由誰做決定這件事已毫無疑問。「吉尼自己佔了一個更大更好更為安靜的辦公室，而分配給比爾的則小得多。」科羅德尼回憶說，「這很說明問題。」

得到了約翰遜的批准之後，科羅德尼對他們的出版社提出了延後要求，然而為時已晚。「那是一本爛書。」約翰遜數十年之後回憶說，「科羅德尼也有些得意忘形。」她說她當時贊成重新書寫並修訂整本書，使之與現存的(醫學)文獻相符，她擔心馬斯特斯不知道自己究竟在談論什麼。她說，最糟糕的是比爾當時對於編寫病例研究非常具有創造性。

門羅先生： 我想你們一定把它視為一個關鍵性的發現，它讓有些人覺得驚訝，有些人則之前就單純地表達著不同意見。而這個發現卻可以讓你們改變那些想要從同性戀轉為異性戀的人。另外在你們的發現以及病例中，失敗率僅為1/3，這是否比以往任何人所報道的失敗率都要低？

當科恩要求吉尼進一步闡明她模糊的陳述時，比爾插了進來。他的回答自信而明確，而且聲音清晰直接。

在那些內部成員之中，包括科羅德尼在內，大家始終有些困惑，為什麼馬斯特斯這麼拚命地不停推廣改變及逆轉理論的可信度。過去，馬斯特斯曾是一位有遠見的人，觀點犀利，但總會有充足的資料支持。這一次，他怎麼會讓研究所陷入如此被動的地步呢？媒體總會有很多批評聲，但從來也沒有對這本書基本的誠信進行攻擊。沒有人知道診所內部的擔憂。「在這一點上，我主要認為比爾關於改變療法的理論更多是他的想象，而不是以數據為依據的治療研究，所以這著實給我下了一個套。」關於可能產生的影響，科羅德尼回憶說，「顯然，業界以及普通大眾對於他們成果的接受方式有了一些改變。」

「我沒法跟他談論這個。」約翰遜向科羅德尼吐露說，難得地表現出了軟弱的一面，「我們不能再討論這個話題了，因為已經為此大吵了一架，而我又不得不和這個男人繼續生活下去。你必須和他一起解決這個問題。」

然而，當《同性戀研究》將近出版時，科羅德尼被邀請參与它的準備工作。這本書後來在致謝部分提到了「仔細評閱文章內容的羅伯特·C·科羅德尼的高超技藝」，在少數幾個協助過馬斯特斯和約翰遜的人里，他被放在了首位。意識到作為作者的自己所存在的局限性，馬斯特斯希望科羅德尼可以仔細檢查貫穿全文的那些個例研究的插圖式描寫，令其變得更加易讀。他們之前出版的所有書籍都含有不提及任何姓名的病人簡介。考慮到同性戀本身複雜的性質，這就更需要對其真實生活進行生動的描寫。在這本書中，比如說「病案報告： 第10號夫妻」，花費兩頁篇幅講述了「R」的故事，並將他標註為一個「30歲的金賽6級患者」。在這個故事中，R是「一個十分堅定的同性戀」——過於堅定以至於「當他需要的時候，無論身在何處，都會到當地的酒吧或者公共廁所獵艷」。後來R遇到了一位23歲的女人，都喜歡彈鋼琴的他們發現彼此興趣相投，於是「墜入了愛河」。在結婚之前，他和這位徹徹ｈｔtpｓ://rｅａd•９９csｗ.com底底的異性戀女人(取向評級為金賽0級)興奮地同居了10個月。然而，直到第18個月的時候，他們都還未圓房。這篇簡介陳述說：「儘管妻子在房事方面百般努力，R卻始終無法勃起或無法持續勃起。」在批註中，馬斯特斯和約翰遜總結了治療R及其妻子時取得的成功：

馬斯特斯和約翰遜又一次對那些深受性問題困擾的人們表現出了極大的同情。作為一名醫生，比爾似乎特別確信自己的療法會在這些極具挑戰性的病人身上發揮效果。「他會說，『這都是些不幸福的男男女女——有時會深受同性戀這個問題的困擾。』」羅伯特·科羅德尼回憶說，「這群人極其想要做出某些改變，從而減輕自己的壓力，讓生活變得輕鬆一些，去除一些負擔。」

在《同性戀研究》一書中，馬斯特斯和約翰遜將他們的發現適當地放在了社會環境之中。喬治城大學的生物倫理學家小H·特里斯特瑞姆·恩格爾哈特博士在其所寫的序言中用一些近乎高貴的話語描繪了他們的發現，比如「可以讓一個靈魂愉快而充滿愛地觸及另一個靈魂的身體框架。」恩格爾哈特強調了西方文化的表裡不一，並且提出為什麼柏拉圖在《斐德羅篇》以及《會飲篇》中所描繪的古代希臘人可以「將同性戀描繪成愛與性的典範，(然而)英國法律卻把它視為一種罪惡，人們甚至都不能提及它的名字。」他想知道影響了這麼大一個群體的同性戀為什麼會被「蔑視、譴責以及虐待」。

當外人指出其中的角色轉變時，馬斯特斯儘可能表現得並不在乎。「我僱用過她為我工作，現在我為她打工——這樣也很好。」當一名聖路易斯的記者問起時，馬斯特斯回答道，「我是世界上最糟糕的管理者。我更喜歡做研究以及臨床工作。」

關於這本書的騷動開始於10年之前，那時許多人相信馬斯特斯和約翰遜幾乎可以改變所有人的性生活。當時還在紐約哥倫比亞長老會醫學中心精神病科擔任臨床教授的亞歷克斯·樂維醫生轉診了一個20多歲的年輕男子給他們。這位年輕男性和自己的父親一起工作，非常渴望組建自己的家庭，他的父親是紐約服裝行業傑出的富商。改變療法有效了一段時間，但沒有持續很久。「他結了婚，並有了自己的孩子。他可以正常地進行性生活。」樂維回憶說，「但是，就像其他明顯是同性戀的人一樣，他壓根沒有興趣去維持這種成果。他完全可以繼續這樣下去，但是他還是回到了自己的同志生活。」儘管起初是成功的，這位年輕男子的最終結果讓樂維得出了一個完全不同的結論。「(認為他可以被改變的想法)實在是太傻了，不過那個時候我們所有人都很傻。」樂維回憶說，「如果你和任何一個在該領域工作的人交談，你就會知道，這些取向是非常強大的、固定的，很難去改變。」

「我真的不想被人評判，或者因為這樣的白痴行為而被人記住。」她如同演唱歌劇一般悲嘆道，「他寫了一堆垃圾！這全都是他編造的！」

馬斯特斯先生： 事實上這是真的，但是有人會趕緊質疑，就像我們在發表的文章中明確表明的那樣，我們對於那些納入治療的個體選擇性非常高。

儘管有些古代人把同性關係看作是良性的，但基督教在歐洲的傳播讓人們開始無法忍受那些超越生殖性生活以及婚姻標準的東西。對於那些害怕失去不朽靈魂的人來說，聖奧古斯丁警告說「在所有這些罪惡之中——歸於色|欲的罪惡——違反自然是最壞的事。」全球的宗教和社會都禁止雞|奸、娘娘腔以及其他「非自然」的行為，要求對此進行體罰、肢解甚至處死。雖然如此，文明史的榜單上卻有好幾個人被認為是同性戀者，包括蘇格拉底、尤里烏斯·愷撒、亞歷山大大帝、米開朗琪羅、列奧納多·達·芬奇以及英國國王詹姆斯一世。20世紀之前，理論家們一直在爭論基因、家庭環境、激素、出生順序(或者這幾個因素的結合)是否會決定一個人的性取向。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在關於「反演」的理論中提出所有人生來都是雙性戀，孩童發展時期的那些生物學及環境因素決定了其成年之後的信仰。在精神病學家理查德·馮·克拉夫艾賓看來，同性戀是被誤導的性|愛形式之一，其他還包括性|虐待狂、受虐狂，以及盲目崇拜。同性戀數年以來一直都被貼以精神疾病的標籤，和精神病、妄想症以及其他異常行為混雜在一起，直到1973年，美國精神病學會才將這種性取向從其《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中摘除。遺傳學家一直在探索生物學方面的答案——在DNA鏈中的「同性戀基因」——卻一直未找到。現代化並沒有結束民事法律或暴力犯罪對於同性戀的無情暴行，其中就包括納粹德國時期對於同性戀者的大規模牢禁。在美國，男同與女同受到了無數反對「墮落」法律的打壓，直到1969年被警方騷擾所觸發的紐約「石牆事件」(Stonewall riots)的爆發。全國性的抗議呼聲激發了許多城市的同性戀解放運動。在《同性戀研究》出版期間，同性戀者通常被稱作「同志」，他們慢慢但有效地引起了社會反響。許多曾經隱瞞自己身份的同志如今公開地在家裡以及單位生活著。儘管如此，如同對待異性戀一樣，醫學界一直都對有關同性戀最基本的生物學問題置之不理。

他確實轉變了過來。在治療的第10天，他開始可以成功地進行性|交。隨訪期間，這對夫妻也沒有不良事件發生。他們還擁有了屬於自己的孩子。作為臨床心理醫生的R事業有成，雙方父母都說他們的婚姻幸福美滿。顯然，這種小說式的病例是金賽6級男性與金賽0級女性之間性關係的例外情況，並不是常態。就像之前強調過的那樣，改變或逆轉同性戀的能力極限並不單九九藏書單取決於委託人想要主觀地變為異性戀的程度高低，同時也取決於從這樣的改變中可能獲得的回報。

然而，即使是馬斯特斯和約翰遜的老朋友以及追隨者們都表示了質疑。曾經對《人類性反應》一書的成功發揮了至關重要作用的《美國醫學學會雜誌》，如今表示對此保留意見。「作者陳述說同性戀是一個無法忘記的習得行為，這是一個值得探討的觀點。」後來改名為「紐約醫院」的康奈爾醫學中心的勞倫斯·J·哈特勒醫生宣稱：「把一個長期以來都是同性戀的人在短短兩周時間內改變成為異性戀，這對於我來說簡直是不可思議的事。」另一個長期合作夥伴《花|花|公|子》雜誌也開始質疑他們的改變理論時，約翰遜沒有了耐心。「在個人選擇這件事上，我們並不是在決定哪一個對哪一個錯。」在一次訪談中她厲聲說道，並引出了一直以來的老調子，「順便說一句，有些同性戀者並不希望自己是同性戀，這可不是什麼新聞。」

在一段商業廣告之後，《華盛頓郵報》的醫學作者維克托·科恩詢問約翰遜，「對於絕大多數同性戀患者，你是否認為同性戀是後天學會的一種行為方式，而不是化學或者遺傳相關的某種東西？」科恩好奇地問，「當自己的孩子暴露在一位同性戀老師面前時，作為家長是否應該為此擔心？」

《同性戀研究》一書中沒有比改變療法這一點更具爭議的了，其分歧持續了數十年。同性戀解放運動中的激進主義分子以及研究同性戀的社會科學家尖銳地批評說，這種理論是危險的、愚蠢的。就像作家賈尼斯·艾爾文後來評論的，「全書上下，他們都強調當同性戀沒什麼問題，但是他們知道如何糾正，只是怕我們不知道而已。」幾乎同一時間，宗教保守派與右翼時事評論員都抓住了馬斯特斯和約翰遜的研究中對於男同或女同生活方式屬於個人選擇而非神的創造這一主張。在「先天與後天」的永恆爭論之中，他們強調說缺乏遺傳學的證據，並暗示不恰當的行為以及環境是成為同性戀的主要原因。福音派信徒通過禱告來「治愈」同性戀，把他們重新帶回異性戀的正途，就和《聖經》以及如今像馬斯特斯和約翰遜這樣的世俗論者對同性戀所做的一樣。他們傳遞的信息十分清楚： 男同或女同是可以改變的，如果他們真心想要改變的話。

《與媒體見面》(Meet the Press)的主持人比爾·門羅嚴肅地盯著攝像機，向觀眾介紹著威廉·H·馬斯特斯醫生和弗吉尼亞·E·約翰遜「這對夫妻檔研究組合」。他們頗受期待的著作《同性戀研究》(Homosexuality in Perspective)是1979年4月22日那個周日的主要話題，全國廣播公司有史以來第一次在電視節目上標註了警示標誌。「也許我應當警示我們習慣了通貨膨脹、能源以及政治話題的觀眾，今天可能會涉及一些會引起他們反感的話題。」門羅建議說。

「但這些人——」科恩打斷道。

和其他值得尊敬的媒體一樣，《時代》一開始就量化了馬斯特斯和約翰遜在20世紀70年代末的影響——售出了75萬本著作，在研究過程中觀察了超過1萬次性高潮，治療了2500對有性功能障礙的夫婦，並且成功率達80%。對於馬斯特斯和約翰遜在早期的科學著作，《時代》雜誌注意到了其中使用的拗口英語，比如用「挑逗接觸時機」來表示前戲，以及用「言語表達的關於表現的關心」來表示談論性|愛。它還挑出了這本書的另一個毛病，「幾乎沒有涉及心理學、倫理學或者同性戀起源的內容」。但是與其他更嚴厲的評論相比，這些只是模稜兩可的評論。《洛杉磯時報》(Los Angeles Times)的評論文章說該書「充滿了謬論」，並直截了當地質疑了有關改變的相關數據的真實性。總結了有關此書的反饋信息之後，它嘲笑道，「『改變』成異性戀有一半以上的可能。只要你想，那就可以。」最令人痛心的反應來自科學以及醫學界，他們對抽樣方法及其有效性提出了質疑。「如果一項研究是基於那些願意花2500美元進行兩周改變治療的同性戀患者，那麼就會造成不可救藥的偏移，個體選擇的樣本會向有利於成功的方面傾斜。」來自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醫學院的性身份領域專家約翰·莫內說。即使是數年之前請求馬斯特斯幫忙一起將同性戀從精神疾病名錄中去除的美國精神病學會前主席賈德·馬穆，也對他們的結果有所懷疑。「我非常懷疑你們竟然可以在兩周時間之內把一群金賽6級的人改變過來。」馬穆說。

《同性戀研究》涵蓋更多的是思考，而非科學，這一點違反了馬斯特斯的主要原則之一。如同以往一樣，在部分充滿了統計的章節里，作者比較了男同、女同以及對照組異性戀之間的生理反應。他們測量了做|愛期間勃起狀態下陰|莖的尺寸和顏色、陰|蒂的反應、性|愛的紅暈，以及其他身體特性——不管取向如何，所有這些基本相同。但是在文章中，差別很快就變成了可改善的普遍情況。「在女同之中，假裝高潮遠沒有異性戀女性那樣普遍。」書中寫道，「首先，很顯然在連續的性|交過程中，一個女人想要欺騙另一個女人比起在毫無疑心的男性面前裝高潮要難得多。」比起異性戀，同性戀被描繪成更好的情人，至少在通過舔|陰或「吹簫」挑逗對方的時候是這樣，因為他們「在實驗室里做|愛時總是不慌不忙」，馬斯特斯和約翰遜強調說，這類實驗沒有引用秒錶。「幻想模式」——關於強迫性|愛、集|體|淫|亂、匿名性|交的夢或想象——在同性戀中更為普遍和流行，他們如此判定，卻沒有太多量化的證據。馬斯特斯和約翰遜宣布男女並非生來就是同性戀，而是「通過習得的傾向而變成了同性戀」，這種說法更是明顯缺乏證據支持。那些相信同性戀是一種遺傳傾向的治療師斥責道，「肯定不再會有文化觀念的盲目支持，這種顯然是read.99csw.com基於假設論證、假定可能或者未經科學證實的論點的奇思異想。」除了提到「目前尚無有力的證據證實同性戀是源於遺傳因素」之外，對於為什麼認為同性戀是一個「習得傾向」，他們並沒有提供任何明確的原因。

然而在幕後，唯一真心相信改變理論的人只有比爾·馬斯特斯。

科羅德尼決定將自己的擔心寫出來，表達得儘可能友善而直接。1978年8月，關於第二版的手稿，他寄了一封兩頁之長的親筆信給馬斯特斯，重複了自己之前的提醒，即有關改變性取向的章節需要重新評估。「我更加確信這離發表還差得很遠，只會給那些喜歡抨擊你名聲和研究正確性的批評者以素材。」科羅德尼給這位曾經啟發過自己職業生涯並一直以來都擔任著導師的人這樣寫道。馬斯特斯看了科羅德尼的信之後拒絕承認任何事。馬斯特斯並沒有能夠努力走得更遠，從而失去了應有的獎賞——為自己長期從事的人類性|愛研究畫上完美的句號。他們的對話變成了一場面紅耳赤的爭吵，最終扯到了約翰遜的辦公室。她和科羅德尼都沒能說服馬斯特斯。「這是非常重要的材料。」馬斯特斯反覆堅持著，「我們需要讓世界知道我們在做什麼。這是我們當初打算要做的三部曲中理所當然的最後一部。」

關於改變療法的爭議持續了好幾十年。無數的江湖醫生以及宗教狂徒指望著馬斯特斯和約翰遜宣稱的成功，開始提供「治愈」同性戀的「脫離同性」服務項目。此後的30年裡，在許多人當中，基督教聯盟創始人帕特·羅伯森以及教士傑里·法爾韋爾支持了那些改變同性戀的服務，其宗旨就是使病人們脫離罪惡、重回敬畏上帝的異性戀的懷抱。2006年，天主教醫學會宣布：「科學研究——包括馬斯特斯和約翰遜的研究在內——反駁了有關同性吸引取決於先天因素且難以做出改變的神話，同時還提供了預防和治療的希望。」在2008年總統競選期間，共和黨第二競選人薩拉·佩林所在的阿拉斯加教會通過詹姆斯·多布森博士管理的全國性基督徒組織愛家協會舉辦了一個關於同性戀改變的地方會議。多布森團隊在《同性戀研究》出版了將近30年之後將其腳註引入他們的網站上宣稱說：「性|愛研究者馬斯特斯和約翰遜(以傳統的觀點來看很難成為一對典範！)說，『同性戀無法改變』的觀念顯然還存在疑問。」與此同時，幾乎所有的醫療團隊最終都開始反對這種改變療法，並認為其所宣稱的那些成功案例並不能在其他研究中得到重複論證。的確，2007年的時候，美國醫學學會發表其官方聲明，表示反對使用那些基於同性戀本身是一種精神疾病的假設，或者以病人應當改變其同性戀傾向這種先入為主的觀念為基礎的「修復」或「改變」療法。金賽研究所的保羅·格布哈特十分好奇為什麼沒有人在這件事上對馬斯特斯進行阻攔，讓他不至於出醜。「這是我對馬斯特斯和約翰遜最為失望的一點。」格布哈特談到他們的第三本書時說道，「我一直都很敬重科羅德尼，連他也會贊同對同性戀進行『治療』，這讓我著實有點驚訝。」

「對於你的問題回答是，他們之中有一部分人在前來尋求幫助的時候就已經結婚了——這樣的人大約佔到2/3。」馬斯特斯解釋說，「在那些治療成功的人之中，有一些在之後結了婚。被視為非失敗的案例在5年的隨訪過程中病人都反饋說治療一直很有效果，令他們身心舒適，而且擁有異性性生活。」

當出版的進程啟動之後，約翰遜和科羅德尼都認為只剩下唯一的選擇——兩人都不想要通過公然反對激惹馬斯特斯——那就是希望這最後一本作品可以有一個最好的結果。「吉尼不再負責這件事了。」科羅德尼說，「所以這本書就如比爾希望的那樣在4月出版了。而我基本被忽略在外。」

馬斯特斯非常自信，覺得他們的書最終還是會被接受的，就如同之前的兩本一樣。他認為絕大多數批評都來自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學派，他們總是抱怨說兩周的治療過於簡單化了，遠不足以了解患者性生活中的謎團。規模與範圍方面的局限性中許多他都表示承認，但他覺得改變療法的前景給了患者更大的希望和更多的自由，這是精神分析無法做到的。「批評的人都是基於老觀念。」馬斯特斯在媒體上不屑一顧地回應道，「我們報道的是10年研究以及5年隨訪的結果，證明這的確有效。」

隨著工作的進展，科羅德尼開始懷疑在這67份病歷中，如果不是全部，至少也有部分並非真實存在。通過馬斯特斯的記憶片斷組建的細節內容，或許也可能全都是捏造出來的。「當時以及之後的27年裡，我始終認為他們處理過的病例數並沒有他們書中說的那麼多。」科羅德尼說，「這本書里，有些東西要麼是誇大之詞，要麼就是捏造出來的，只是為了呈現一些更吸引眼球的病例。」儘管科羅德尼是馬斯特斯在診所里的第一助理，對馬斯特斯也非常仰慕，但他對此無法做出其他解釋。他的部分工作任務是檢閱病人的申請，幫助分配病人給各個治療師，即便如此，科羅德尼自己卻從來沒有看到過任何改變療法的病例。

意識到記者可能希望獲得更多他們在改變病人中成功的證據，馬斯特斯另外說道：「我們還會繼續隨訪他們的情況。」對於他們所謂的改變以及「習得行為」是否可以被證實，美國人在這件事上也只能依靠馬斯特斯和約翰遜的言論了。

「當然是學來的——這其實是通過學習而得來的——並且至今為止我們沒有得出任何其他的結論——我不認為這是一個需要擔心害怕的問題，或者說這不應該是人們害怕的原因。」約翰遜回答道，「如果像這樣的事情可以通過學習而學會，那麼家長希望他們孩子學會的、了解的、將來要成為的以及要做的，同樣也是可以通過學習而得到的。」

改變的病例由於涉及性別的定義以及「究竟什麼對病人最好」這樣的問題而給治療師們提出九*九*藏*書了很多挑戰。在他們的書中，馬斯特斯和約翰遜描述了一個已婚男人無法使自己的婚姻圓滿，也沒法和其他女人做|愛，最後「自暴自棄之下開始了同性性|交」。4年之後，這位男子和「他依舊堅定的妻子」來到了診所，一心希望可以「消除」他的同性戀傾向，讓他成為一個和異性性|交的丈夫。在另一個看似不可能的病例中，一個被評為金賽6級的女人，「在經歷了11年活躍卻不理想的同性戀生活之後」，成功地找到了一個她想要與之共同生活的男人，並且在和他「進行性生活時實現了性高潮」。馬斯特斯和約翰遜承認，如果病人沒有強烈的動機，他們成功的概率會明顯下降。儘管如此，他們的「成功率」——事實上是以「失敗率」表示的——非常高，並且成為了世界各地的頭條新聞。在67位「對同性戀傾向不滿」的男女患者中，只有14人在最初兩周的治療中失敗了。在為期5年的隨訪期間，總體失敗率是28.4%，也就是說改變性取向的成功率超過70%，這是當時精神病與精神分析學界無法想象的一個數字。他們在自己的書中承認說，有一些病人失去了聯繫，這讓最終數據多少有些「失實」。基於弗洛伊德理論對美國社會的支配地位，馬斯特斯和約翰遜知道他們的發現將會被看作對精神分析的進一步摒棄。「性功能障礙或性生活不和諧的同性戀男女，其治療的總體失敗率是不可能低於80%到90%的，這種觀念顯然是錯誤的。」他們在書中聲明道。他們責怪精神治療師過於輕易地接受「失敗」，沒有控制陷入困境后產生的偏移。太多人假設病人會最終返回到同性戀狀態——這種觀點「同樣也被同性戀群體所採納，並大肆地宣揚」。

「在很多情況下他們是這樣。」約翰遜說，「事實上，我認為對於這一特定人群，總體失敗率在12%左右。」

在他們的研究中，馬斯特斯和約翰遜驗證了之前阿爾弗雷德·金賽的預測，將近10%的美國成年人有過同性戀經歷。(評論家後來指出，美國人口普查以及其他研究所預測的數字大約是2%。)更值得注意的是，馬斯特斯和約翰遜依靠金賽的評級系統對性取向進行了校正。基於病人的訪談，聲稱自己從未有過「明顯同性戀經歷」的男女被評為「金賽0級」；那些「同性戀與異性戀經歷相當」的人被評為「金賽3級」；「沒有明顯異性戀經歷」的人被評為「金賽6級」。在實施治療過程中，被評為金賽5級或6級——被視為「明顯的同性戀者」——的患者是「改變」為異性戀的候選人。金賽2級到4級之間的候選人——那些私下裡是同性戀的單身人士或者已婚者——被認為是「逆轉」為異性戀的候選人。他們說，在所有67例病人中，54人是男性，只有13人是女性。

「事實是，改變或逆轉失敗的比例是35%。」馬斯特斯糾正道。

最終，科羅德尼意識到了問題的嚴重程度，並私下裡找到約翰遜，提出了自己的勸告。他非常謹慎地提出了這次對話，心裏並不確定自己想要什麼。那個時候，科羅德尼被認為是馬斯特斯的門徒，將來有一天會接替比爾的位置。科羅德尼和約翰遜之間的關係向來較為緊張，這主要由於馬斯特斯對他的信任。表面上一直跟隨比爾並默默支持他，現在卻又對他提出這樣嚴重的批評，這很可能會誘發吉尼的抵觸，甚至可能引起她的憤怒。然而，當科羅德尼跟她說這件事的時候，約翰遜立馬就承認了他們所遇到的困境。對於馬斯特斯的改變理論，她也懷有同樣的質疑。「她非常理解我所說的問題。」科羅德尼回憶說，「吉尼真心不喜歡這本書。這有點像被綁在鐵軌上的感覺。我已經十分明確地告訴她這本書可能招來的反響——業界的笑柄、公眾的憤慨、被指控為狂妄自大或缺乏客觀性，並遭到同性戀運動、精神病人社區以及社會各界的攻擊。或許除了宣講福音的保守派，只有他們可能會說，『看吧，我們一直都跟你們說是這樣——如果這些(同性戀)傢伙想要改變，那他們就會改變的！』」

科羅德尼試著改善手稿乏味的文筆，並加強病例簡介的可讀性。「讀過這份手稿之後，我告訴比爾，文章顯得不夠真實，所有的病例都千篇一律——所以我們開始著力于給它們增加點色彩。」科羅德尼說，「我們去除了所有與病例無關的內容。基於那些並不真實的材料，我會在這兒或那兒添加一兩句話。不管怎樣，這或多或少有些胡編亂造的意思。這樣做是為了提高書的吸引力。」

馬斯特斯推動改變/逆轉理論的神秘原因，他的朋友、反對者，甚至約翰遜本人都很難理解。對於同性戀，比爾懷有一種深深的怨恨或者恐懼，他當然不會顯露這一點。在整個職業生涯中，他從來沒有表露過二戰後那一代人的自然偏見，從不會用和共產黨一樣的口吻對同性戀進行誹謗中傷。在1973年那場關於將同性戀從精神疾病名單中去除這一美國精神病學會裡程碑式的大討論中，學會主席賈德·馬穆請求馬斯特斯就這一改革問題向其他人進行遊說。作為一名科學家，馬斯特斯的研究顯示性取向可能有激素或者其他生物學原因。1971年，他和科羅德尼合著了一篇短小的論文，發表于《新英格蘭醫學雜誌》，該研究發現同性戀者的睾酮水平要比異性戀者低；雄性激素水平越低，患者的同性戀傾向就越強烈。不過，馬斯特斯相信性取向是由一個人成長過程中接觸到的多種因素所決定的。他認為病人關於自己性身份的快|感是最主要的，是相應地以其行為為基礎的，正像他做外科醫生時曾經為女性患者改造的人工陰|道。科羅德尼一直認為，改變療法是馬斯特斯對病人同情之心的直接結果，而不是為了證明某個觀點的什麼宏偉計劃。「來自各行各業的人們，帶著各種各樣的問題，在絕望之中聯繫了他們，因為除此之外他們別無去處。」科羅德尼回憶說，「於是他們從內心深處回應著各種訴求，努力地尋找有效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