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理說，老蔡應該管管「鳳陽」的事。自從老韓不當學生調到校報當主編之後（老韓原來是蚌埠市文聯的幹部、來學物理真是莫名其妙），老蔡作為學生黨支部委員是年級「最高學生領導」，應該幫助「鳳陽」樹立革命理想，安心學習。老蔡對「鳳陽」的動態應該一清二楚——自會有人向他報告，例如老徐這樣經常打小報告、經常「靠攏組織」的人，老徐後來被老蔡大力幫助入了黨。

一個宣傳部的漢子（他的嗓門大，專門喊口號）領著大家喊口號：人民公社是金橋！共產主義早來到！人民公社一枝花！花開千朵香萬家！

打那以後，「鳳陽」就不安心過學生生活了，逃荒的經歷喚醒了他身上祖傳的野性，沒過多久他又不見了。我們猜十有八九他去新疆了。他說過：「新疆的瓜啊，你們這一輩子都沒吃過，太好吃了。」

事實上從1950年思想改造運動以來，每次運動教師都是運動對象，教師成了學校中的「弱勢群體」。

「你這個小同學消息倒蠻靈通的。我告訴你，『八珍散』一般人是不開的。好了好了，回去好好休息吧。」

那時食堂加強了保衛，也經常抓到一些「偷飯」吃的學生。所謂偷飯就是有的同學沒到開飯時間去把自己的飯吃了——實在餓得撐不住。小題大做的食堂保衛人員會把這些倒霉同學「押送」到班級，還要求班級批鬥他們。我們班有一位品學兼優的馬傳喜同學就是這樣被送到班上，老曹沒法子，只能開班會讓馬傳喜作檢查。結果，大家都同情馬傳喜，都罵食堂保衛飽漢不知餓漢飢。傻子也知道，那個年頭吃得飽的人就是食堂工作人員。

有哥哥在軍區真好。

龔書記的話估計讓那些有縫紉機的家庭大起恐慌，也讓那些沒有買縫紉機的教工暗自慶幸。台下頓時議論開了。

當時張宏緒先生上電學。張先生是從北師大調過來的，九_九_藏_書一口京片子。應該說張先生的課上得相當好，但同學還是不放過他，說張先生上的內容太古老了，應該改革，上一些現代科學的內容……

學校流傳開一個令人震驚的消息：要成立城市人民公社了！

我把糖吃了——瞧我那點出息！

總之，學生是「橫不好、豎不好」。我認為和萵苣葉子很有關係，誰讓你們把萵苣都給吃了，給我們留下的只有葉子。

我們當時的伙食標準比艱苦奮鬥的延安低多了，一個月只有一兩油，沒有肉。報告會就在大家的紛紛議論中結束。

這一個時期，有大批同學退學、休學，像朱文熙就休學回家了。五八級、五九級有許多上海同學退學了，他們回上海后的路走的也很艱難：先是報戶口要漫長地等待，在一年、兩年甚至更長的時間內是沒有糧、油什麼的，全得靠自家親人嘴裏省下來！此外工作也只能幹臨時工，什麼勞保醫療福利全無。

有段時間，一連幾天萵苣葉子當菜吃。給我們吃的萵苣葉子只是在水裡煮一下、放點鹽，據說還澆了一點油花，但總是吃不到萵苣（上海人叫「香烏筍」）。大食堂的人說萵苣給教工食堂了，我們只能吃葉子。類似萵苣的事還有很多，搞得我們學生對教工食堂很有意見。

合肥市算不上大城市，但安徽省委一貫緊跟毛主席，所以迫不及待地要在合肥試點。聽說我們學校要和附近的一個種蔬菜的郊區人民公社和兩個工廠合併成立一個城市人民公社。

開學以後許多天，一個農村同學才在學校露面——大家都以為他退學了。他是鳳陽人，同學們平時都不叫他名字，都叫他「鳳陽」。

早餐的粥越來越稀，以至於能在2分鐘內喝完——不需要嚼，只是由於鹹菜還得咬，才使早餐還需要一點時間。在上完第二節課以後，大家就盼望午餐那頓乾飯。也有同學宣稱：剛剛吃罷稀九-九-藏-書粥、肚子還發脹的時候就懷念午飯了。老師也是這樣，上到第四節課上不動了，11點鐘無論如何要下課了。在實驗室上課做實驗更自由，10點半不到就回宿舍準備上食堂。確實有不少如顏回一般堅毅的同學認真聽課記筆記——真是賢人啊！而吾輩庸碌之徒老想著吃。

本地同學尤其農村同學休學退學的人很少——回家去餓死嗎？但也有例外。

最艱難的日子是在1960年下半年到1961年上半年。

上普通物理力學的是一位青年教師，第一次開大課自然經驗不足，同學對他意見很大。他辯解普通物理力學不需要老教授來上課，「殺雞焉用牛刀」，用切菜刀即可。被稱為「切菜刀」的這位老師當然也收到不少尖銳的大字報。其實是一直教普通物理力學的老先生變右派了，不讓上課。

不是有一句話嗎：「莊稼一枝花，全靠肥當家。」全校幾千人的屎尿，就是我校大農莊的天然肥源，可不能讓它們被什麼抽水馬桶給浪費了。於是造了公共廁所，一律蹲位。積肥的同學總是不斷地去淘糞，你如果上廁所方便比較慢，一回頭會看見等著淘你糞的同學不耐煩的眼神。

不知為什麼，城市人民公社的事後來不提了，報紙上也沒有讓10個市長聲明暫時不搞試點，龔書記也沒有開大會講城市人民公社的事，似乎要搞城市人民公社的事從來沒有發生過。

學校開了全校師生動員大會，由黨委副書記龔書記做報告，內容無非是成立公社的偉大意義之類。龔書記是浙江人，說的普通話帶有濃重的南方口音，為人比較溫和。他講話快結束時，有人遞了條子上去（若是方書記做報告絕對不敢），條子上問的是「家裡有縫紉機怎麼辦？會不會充公？」

當然吃萵苣的還有幹部，但不會貼他們的大字報，風險太大。

學校也搞大生產運動了，所有空地都read.99csw.com開荒種菜、種南瓜、種大豆、種胡蘿蔔。好在學校的空地很多，把地分給各個班級，也分給各個教工家庭，學校內到處可見鋤頭、鐵鍬，還有，糞桶。

李教授講了自己如何到延安彙報工作、如何留在抗大當教員、反掃蕩以後延安如何艱苦、中央如何開展大生產運動，自力更生、豐衣足食等等。當講到延安的供給標準時，台下開始躁動起來。原來李教授說再怎麼困難，一人一天1斤4兩小米、2斤菜，一個月4兩油、半斤肉總是有保證的，更不用說大生產運動之後的豐衣足食了。

我們班的姚明孝同學另闢蹊徑，每天早上天沒亮就挑著空糞桶去廁所淘糞。兩個月下來，積肥成績卓著，光榮地加入了共青團。

「鳳陽」在宿舍里興高采烈地講他的傳奇：他假期回鄉后第二天，就和家鄉的父老鄉親一起去逃荒，一直逃到新疆。新疆是個好地方：「在那裡只要肯幹活就讓你吃飽！」「鳳陽」還大講特講逃荒的驚險故事：如何上火車、如何弄到吃食。原來鳳陽從明朝以來就有逃荒要飯的傳統，那裡的幹部、武裝民兵不像別的地方不許農民外出。而鳳陽人猶如吉卜賽人，在惡劣環境下的生存能力特強。想想「鳳陽」和他的老鄉，一無糧票二無鈔票，居然大隊人馬開到了千里之外的新疆。

我們寢室的大李，大哥是省軍區的幹部。他經常下午去省軍區大哥那裡「改善伙食」，走的時候總是豪氣十足地說：「你們把我的一份飯分了吧！」

學校為了讓學生「提高思想覺悟」，安排了一次報告會，由一位經歷過延安艱苦革命生活的「老革命」來講講延安的艱苦奮鬥精神。效果卻適得其反。

「八珍散」的事是一個患病同學告訴我的。據說「八珍散」內有山藥、胡桃、茯苓、芝麻8種成分，全是營養品。不肯開，沒有法子，我也只好加入了喝小球藻的大隊。

看來李凡夫是個老實人，所以官越當越小。

直到我畢業，「鳳陽」沒回九-九-藏-書學校來過。

蔡委員（老蔡很愛聽別人這麼叫他）此時不像以前那樣愛訓人了，畢竟他也在挨餓。1961年上半年他因身體不好休學，1962年回學校后就到比我們低一年的六零級去了。我懷疑這位家庭出身「三代貧農」的同學沒有到農村去養病，因為他回校以後穿上了軍用皮鞋，披上了軍棉大衣。他用錢也闊綽起來，我有一回到學校小賣部去，碰上老蔡在買高級糖——那是相當昂貴的、論顆論粒賣的糖！

大會結束之後，陳登華（「小姐」）和我私下裡討論了一陣子。「小姐」認為肯定是某人覺得光讓農村死人太便宜城裡人了，為了公平起見也在城市搞公社，「讓城裡人也餓死一些」。

先是《人民日報》社論，內容是人民公社的偉大意義及在城市推廣的可能性；接著是10個大城市市長的聯名文章，說是要進行城市公社的試點，上海的曹荻秋和北京的萬里都署了名。成立城市人民公社是完全符合邏輯的：既然人民公社能讓農村走向共產主義，當然也應該讓城市也走向共產主義。

到衛生科去看病的人越來越多。除了得肝炎、肺結核之外，幾乎人人都得了浮腫病——一種當時特有的營養缺乏引起的病：臉腫、腳腫、全身腫。有人危言聳聽：如果全身浮腫了，那就意味著快了，快要和那些長眠在江淮大地的農民兄弟做伴去了。

也有例外，也有沒被貼大字報的老師，那就是教我們線性代數的葉元生先生。

我到衛生科去看病，正巧碰上在羅集給我藥片的醫生，他按一按我的腿：「浮腫病！」立即給我兩個盛有黃色液體的玻璃瓶——小球藻合劑。我早知道這個治浮腫的「特效藥」小球藻，我們班級、我們寢室都有人服過，醫生還開給我3天病假單——到底是熟人。但我還是賴著不走：「醫生，我聽說九-九-藏-書有一種專治浮腫的葯叫『八珍散』，能不能開給我？」

學校又停課搞教育革命了（1958年大搞過一次）。對我們學生而言，所謂教育革命就是給老師貼大字報、批判老師。上過我們課的老師，不管老的、年輕的，幾乎無一能免。有位英語老師上專業英語，英語中的「慣性」和「惰性」大概是同一個詞（inertia），老師發揮了一通：物體有慣性，人和物體一樣有惰性，自己一旦坐好了，就不想動，這是惰性的表現。結果同學給他貼大字報說他宣揚剝削階級好逸惡勞思想——認為懶惰是人的天性。

龔書記沉吟了一會回答：縫紉機是生產資料，私人不應該有生產資料，應該歸公社所有。

「老革命」名叫李凡夫，原來在中央黨校，後來被貶到本省當一個理論刊物主編，最後又被貶到我們學校馬列主義教研室當教授。李凡夫是7級幹部，就是在冠蓋雲集的北京，他也屬於高官的範疇。

有同學告訴我們：朱文熙敢吃皮蟲。皮蟲是樹上毛毛蟲的蛹還是毛毛蟲的幼蟲我弄不清楚，反正是吊在樹上干樹葉裹著的。你想想：朱文熙1米80的高個，肯定比小個子更需要能量，皮蟲肯定含豐富的蛋白質，大家表示很理解。可能還有人效仿，以至於第二年春天沒有發生過討厭的毛毛蟲落到人身上的事。

平心而論，我不用功倒不能怪飢餓。從小學到大學我都不是一個用功學習的好學生，上課基本不聽，作業大都不做，喜歡讀閑書，在自己的想象中打發日子。現在倒找到了一個理由：因為飢餓，所以不好好學習是理所當然的。也正是飢餓，1960年暑假之前和1961年寒假之前都沒有舉行真正意義上的考試，到了1961年暑假之前算總賬了，好些人補考甚至留級，1962年又有人被淘汰。說來慚愧，這些同學比我用功。

「小國慶，來一顆。」老蔡大方地塞到我嘴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