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7月下旬我從安徽回到了上海。

所以回到上海的這幾年，生活雖說有了很大改善，然而日子過得很沉悶，人畢竟不是動物——只要不挨餓就滿足了。

第二件事是報戶口。經過大飢荒之後上海的戶口無比金貴——因為上海城鄉無人餓死，我的幾個從外地回滬老同學戶口老是報不進，一直拿「袋袋戶口」（臨時戶口）。我去派出所報戶口時正巧有一個外地回滬多年的上海人在搞「戶口轉正」的事，只聽見戶籍民警大聲訓斥他，叫他回去。民警拿過我的戶口本和戶籍資料時火氣未消，臉仍板著，但他看了資料后屁也不放一個馬上把我的姓名寫上了戶口本，一言不發把戶口本還給我。給我的感覺是戶籍警讓我報進戶口是出於無奈，他最樂意做的是替人把戶口遷出上海。

我的午睡就被這幫小孩的弄堂遊戲弄醒了，「揀人」的歌小孩反覆唱，不斷地「拖」，直到我睡意全無，起身拉到。話又說回來，能睡午覺的福氣不是人人有的。我們學校的教師不必天天朝八暮五地上班，只是上課或者開會才到學校去，平時可以待在家裡，或者在學校的宿舍里——對非上海籍的教師而言。這點很讓學校的職工幹部羡慕rｅａd.９9csｗ.ｃｏｍ，當然幹部是有權的，所以他們規定了每周至少開兩次會：一次是業務會（教研活動）；一次是政治學習會，有時開大會聽政治報告。後來又規定每周1—2天下工廠勞動，這樣一來教師在家裡備課的日子少多了，幹部們的心態也就平衡了。為什麼不幹脆讓大家每天上班呢？原因是沒有那麼多辦公桌（寫字檯），更沒有那麼大的空間——教研室有幾十個教師但辦公室只有一間，擠不下。還有一個原因：既然號稱大學而據說大學教師有不坐班的傳統，儘管我們上的課比如物理課只相當於中專程度。

從1963年開始，糧食和副食品供應有了很大好轉：一度消失的大餅油條豆漿肉包子小籠包生煎饅頭到處買得到了，當然糧票還是要的。大餅每隻3分錢1兩糧票，油條1根4分錢半兩糧票，肉包1隻5分錢1兩糧票；有錢的可上飯店「打牙祭」，什麼炒肉片炒豬肝炒魚片炒雞丁應有盡有，吃飯只需交糧票不像前兩年還必定得有「就餐券」；學校食堂甚至街道辦的居民食堂天天有葷菜供應，尤其我們學校總部就在外灘市總工會食堂搭夥，食堂里紅燒大排是頓頓有的。

在外地上學，竟然能分配到上海，在當年有點像今天買彩票中了大獎。不僅家人，左鄰右舍都為我高興，樓下的翁先生對我母親說：「伍諾（你們）國慶額角頭津津（真正）碰著天花板啦！上海大學生還要分配到外地啦！」（翁先生是寧波人）

只能看看書，書還沒有禁掉——「文革」還未來到。

人事處一個中年幹部接待了我，他立即開了一張介紹信給我，關照我不必走遠，就去四川中路270號市業餘工業大學報到，在開介紹信時頭也不抬地問了一句：對新工作沒什麼想法吧？我當然說沒有。他告訴我剛才報到的一個女同學，南京工學院畢業的，一聽說要去業餘工大頭馬上低了下去，很不高興的樣子。我拿了有關資料離開時得到一次體驗：黨的一些人事組織幹部不只是忘了怎樣笑，其他表情也忘了。那位政府官員的臉似乎戴了面具，始終什麼表情也沒有。

我是一個電影迷（那時沒有電視），現在拿工資了，看電影肯定「不差錢」——1張電影票才2毛人民幣，然而卻無電影可看，嚴格地講無好片子可看九九藏書。由於中蘇關係破裂，蘇聯電影不讓進，我看的最後一部蘇聯電影是「運虎記」，是部喜劇片。好的蘇聯電影都成了修正主義反面教材。1965年為紀念反法西斯戰爭勝利20周年放過一些老掉牙的蘇聯戰爭片，什麼「攻克柏林」、「斯大林格勒大血戰」等，之後只有2部蘇聯電影成為長映不衰的保留節目，一部是「列寧在十月」，另一部是「列寧在1918」，據稱唯有這2部蘇聯電影是革命的。連蘇聯電影都看不到了，英法等資本主義國家的影片想也不用想了，外國電影只能看朝鮮片和阿爾巴尼亞片子，沒啥看頭！國產片亦是每況愈下，上海市民喜歡的香港片——儘管是香港「左派」電影，也消失了。我對電影的興趣從此消失，除了單位組織看電影，再也不去電影院。

我也是一個京劇迷，但回上海之後沒有掏錢去劇場看戲。好演員還在，好戲不在了。舞台上演的全部是現代戲：「南海長城」、「審椅子」、「海港」、「智取威虎山」。有回學校發票子看北京來演出的「紅燈記」，感覺是劇中英雄人物全都不食人間煙火，壞人（漢奸日本鬼子）全都愚蠢無比。常年看此類戲，大腦必定變得比戲中的壞人還要愚蠢。這個結論使我到今天還是厭惡「革命現代京劇」。

第一件事就是去報到。學校開出的分配報到九-九-藏-書證指定到上海市人委人事處報到（市人委即市政府），當時的市委市人委在外灘原滙豐銀行。我坐了噹噹作響的有軌電車到四川路橋，從車窗望著熟悉的馬路、商店，心裏真是百感交集：回家的感覺真不錯，要是父親能見到我回家那就更好了。

物資上的匱乏好一些了，比起大飢餓那些日子可以說好多了，但「精神食糧」的匱乏卻越來越嚴重。不幸我是一個對文化、對「精神食糧」敏感的人。

聽聽收音機吧，音樂節目不是「唱支山歌給黨聽」的「雷鋒山歌」，便是「紅梅贊」。以前有一檔外國輕音樂節目，早已停播。交響樂節目總是播「紅旗頌」，偶爾有些相聲滑稽播出，聽了半天，一點都笑不出來，與聽報告差不多。我的幾個愛聽歐洲古典音樂的同事，通過短波聽音樂，後來在「文革」中落下一個罪名，稱作「偷聽敵台」。

四川中路270號是業餘工大的黨政機關所在地，我必須先到校人事科交介紹信，所以再次體驗了人事幹部面無表情的接待，這回是一女同志。她簡單地介紹了學校概況，還著重指出社會上有些「別有用心」的人污衊我校是什麼「弄堂大學」、「野雞大學」。而我校是柯老創辦的培養工人階級「自己的」知識分子的一所新型大學！學生都是來自全市各工廠企業的勞動模範先進工作者和黨團骨幹，你們這些大學生在這裏當教師應該很光榮。說完她屈尊陪我去了九江路41號（就在附近、一轉彎到了）即過去的花旗銀行。41號的底層和4樓是學校，2樓3樓是一家工廠，雖然只有4個樓面，卻很高，所以有電梯。我隨著女同志出了電梯，發覺樓面很大，四周有不少房間，中間有一大廳。進入一處房間，女同志向我介紹兩位中年男女：男的是基礎教研室黨支部劉書記，女的是基礎教研室胡主任，介紹完她就走了。胡主任是位老教師，她和顏悅色地和我聊了幾句，問我畢業於什麼學校？住在什麼地方？然後和劉書記商量了一下，就告訴我開學之後到楊浦區分校上物理課，現在是暑假期間，可以回家準備。劉書記關照教研室秘書給我發了教材、備課筆記，就讓我回家了，還說過兩天來領工資。此時我完全明白真正的領導是劉書記。九-九-藏-書

第三件事是帶著戶口本和家裡的購糧證、工業品購買證上糧管所。糧管所工作人員也是權力極大的官，他在兩本證上增加了一人，還發給我若干糧票油票肉票豆製品票布票紡織品專用券等許多票證，並說目前形勢大好——魚票已經不需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