緊隨托馬斯·莫爾的《烏托邦》之後，還有兩部同類作品，分別是修道士康帕內拉的《太陽城》和德國人文主義者安德里亞的《基督城》。後者是三者之中最具現代性的作品。烏托邦三部曲之間有著不同的觀點和創意，但是與它們的共同點相比起來，這些差異就顯得十分渺小。此後幾百年，經常會有各種描寫烏托邦的作品問世，一直持續到20世紀初。近來最具影響力的烏托邦作品當數愛德華·貝拉米1888年出版的《回溯過去》。它與《湯姆叔叔的小屋》和《賓虛》一樣，成為世紀之交最受歡迎的書。它在美國出版了幾百萬冊，被翻譯成二十多種語言。貝拉米的烏托邦是惠特曼、梭羅和愛默生所描繪的偉大美國傳統的一部分，它是美國對當時歐洲社會主義運動的看法最強有力的表達。

先知是一個歷史的概念，人類最終會找到一種完美的狀態。基督徒將這轉變成超越歷史的、純粹精神層面上的觀念，但並沒有放棄它與道德規範和政治之間的聯繫。中世紀的基督教思想家強調，儘管「上帝之國」不可能在當世實現，但是社會秩序必須符合和實現基督教的精神原則。基督教派在宗教改革前後，用更加急躁、更加積極和更加革命的方式來強調這種觀念。隨著中世紀的結束，人類的感官和信念，已經不只是為了個人，而是為了更加完美的社會，這種觀念開始以新的力量和新的形式出現。

在這兒並不適合對裁軍問題展開討論，大部分給出來的例子是為了更好地理解奧威爾的作品，也就是說明「雙重思想」就存在於我們的身邊，而並不僅僅只存在於未來和獨裁統治當中。

然而，大部分人不會自覺意識到這種威脅和自身絕望的境地。一些人堅信正因為現代戰爭具有如此大的毀滅性，所以戰爭不會發生；另外一些人宣稱即使有六七千萬人在核戰爭的頭兩天被殺，在克服起初的震驚之後，生活依舊會繼續。在這種瀰漫在我們這個時代新的絕望情緒變得明顯和緊緊控制住人們的意識之前，奧威爾揭示了它，這恰恰是他作品的意義所在。

（對角另一面 譯）

喬治·奧威爾的《1984》是一種情緒的表達，同時也是一種預兆。他表達的是一種對於人類未來近乎絕望的情緒，同時也預兆，除非歷史的進程改變，否則全世界的人都會在不知不覺中失去大部分人類的特質，變成沒有靈魂的機器人。

當然，奧威爾的描述是相當壓抑的，特別是當你認識到奧威爾所描述的並不單單是敵人，更是20世紀末的整個人類種族的時候。人們可以從兩個方面對這種描述做出反應：變得更加絕望和順從；或者認為我們還有時間，以更加清醒的態度和用更大勇氣去應對。三部反烏托邦作品都反映出，人可以在完全喪失人性的情況下繼續生活。有些人懷疑這種假設的正確性，他們認為這樣可能會毀滅人類的核心，會破壞人類的未來。因為這樣，人類會變得完全沒有人性、缺少生機、他們會自相殘殺，或者在純粹的無聊以及焦慮中死去。即使《1984》所描寫的世界變成了我們生活的世界的主導形式，這也是一個瘋子的世界，一個沒有活力的世界（奧威爾已經在領袖的眼睛閃出的瘋狂光芒中巧妙地指出了這點）。我確信奧威爾、赫胥黎和扎米亞京三個都不想堅持認為這樣的世界必定會到來。正相反，他們指出我們正在向著危險的方向走去，除非我們可以成功地讓西方文化的根源中那些人道主義精神和個人尊嚴重新復甦。奧威爾和其他兩位作者，暗示著在我們新的工業管理制度下，人製造出像人一樣的機器，而人卻發展得像越來越像機器，這將是一個人性喪失、全面異化的時代，人變成了物品，變成了生產和消費過程之中的一個附件。三個作者都暗示這種危險並不僅僅存在於像蘇聯那樣的社會主義國家，這種危險是現代生產和組織模式所固有的，它完全獨立於各種各樣的意識形態之外。奧威爾，像其他兩位反烏托邦的作者一樣，並不是災難的先知，他只是想警告和喚醒我們。他仍然充滿願景——但與西方社會早期的烏托邦作者們相比，他的願景是令人絕望的。這個願景只能靠辯識去發現，所以《1984》告訴我們，這是一個我們所有人都在面對著的危險，它會把讓人類喪失所有的個人痕迹、愛和批判性思維，但是因為人類的「雙重思想」，人類甚至不可能意識到這種危險。這本書就像奧威爾發出的強有力的警告，但如果我們不能意識到《1984》的描述也包括我們，而自作聰明地把他解釋為僅僅是對斯大林主義野蠻行徑的描述，那將是最大的不幸。htｔpｓ://rｅａd•９9ｃｓｗ.ｃom

為了描述《1984》中占統治地位的思考方式，奧威爾創造了一個已經成為現代詞彙的新詞：「雙重思想」。「『雙重思想』意味著在一個人的腦子裡，同時擁有兩種相互矛盾的信念，而且兩種都接受……這個過程一定要有意識地進行，否則過程中精確度就不夠；而且它也一定要無意識地進行，否則會帶來一種做偽的感覺，因而會有罪過感。」正是雙重思想的無意識方面讓一部分讀者相信雙重思想只被用在蘇聯人的身上，而離他們自己還很遠。然而已經有很多例子可以證明，這些都是錯覺。我們所說西方社會的「自由世界」，不僅僅包括基於選舉自由和言論自由的美國和英國，還包括實行獨裁統治的南美洲（至少在他們還存在的時候，我們就這樣做）；我們還包括像佛朗哥和薩拉查政權，以及那些在南非、巴基斯坦和阿比西尼亞等實行各種各樣獨裁統治的國家。當我們談論自由世界的時候，我們實際上就認為只要反對蘇聯的就是自由國家，但是並非像「自由世界」這幾個字所表明的一樣，自由世界是那些已經實行政治自由的國家。可以從我們討論武器問題當中，找到一個可以表明一個人同時擁有和接受兩種矛盾信仰的當代例子。我們可以花費很大一部分收入和能量去製造熱核武器，同時不願接受熱核武器可能會消滅三分之一或者二分之一甚至是大部分的人口（包括敵人）。在這個問題上，一些人甚至走得更遠；因此當今最有影響力的原子策略專家之一赫爾曼·卡恩說：「……換言之，毫無疑問，戰爭是恐怖的，但是和平也同樣恐怖，我們必須用一種演算法來算一算，來比較一下究竟是戰爭恐怖還是和平恐怖，就會發現和平是多麼的糟糕。」卡恩認為熱核戰爭可能會殺死六千萬美國人，但是他發現即使在這種情況下，「國家會迅速和有效地恢復」，然後「大部分的倖存者和他們的後代會過著一種正常而幸福的生活」，他們不會再受到熱核戰爭造成的慘劇困擾。這種觀點認為：a）備戰是為了維持和平，b）即使戰爭發生，蘇聯人殺死了我們三分之一的人口，我們也可以對他們做同樣的事（如果可以，當然會更多），人們仍然會在戰後生活得很幸福，c）不單是戰爭，和平也同樣恐怖，需要去測試一下究竟戰爭會比和平恐怖多少。那些接受這種推理的人被認為是「清醒的」；而那些對「即使兩千萬甚至六千萬人被殺而美國本質上並不會受到影響」這種論調持懷疑態度的人，會被認為是「不清醒的」；那些認為這樣的破壞會造成政治、心理和道德後果的人被認為是「不切實際的」。九*九*藏*書

其中最重要的形式之一是從文藝復興開始發展的新型寫作方式，首次應用這種方式的是托馬斯·莫爾的《烏托邦》（字面意思是：烏有之鄉），這個名字後來適用於其他所有的同類作品。托馬斯·莫爾在《烏托邦》中對他自己所處的社會提出了最尖銳的批判，同時他也構建了另一個社會圖景，儘管它可能並不十分完美，這個設想解決了大部分他同時代人聽起來無法解決的人類問題。托馬斯·莫爾的《烏托邦》和其他同類作品的特點是：他們不會去說籠統的理念，但是他們會給出一個符合人類最深層次的需求、帶有具體細節的社會願景。與先知們的預言不同，這些最完美的社會形態並不是存在於「末日審判」，而是在當下就已經存在——儘管這有著地理上的距離，但並不是時間上的距離。

首先，他展示了持續的武器生產對經濟的重要性，如果沒有武器生產，整個經濟體系就不可能正常運轉。此外，他給出了一個社會必須怎樣發展的圖景：不斷地為戰爭作準備、不斷地擔心被攻擊和時刻準備著去尋找完全消滅敵人的手段。奧威爾的描述相當中肯，因為他有力地反對了「通過軍備競賽和尋找具有威懾力的『安定』，我們依舊可以保持自由民主」這種當時流行的觀點。這自欺欺人的觀點忽略了這樣的事實：隨著技術的進步（每五年就創造一批完全新式的武器，這種技術很快就允許炸彈從千萬噸級升級到億噸級和十億噸級），整個社會都被迫轉向地下生活，但是，熱核炸彈的破壞力總能達到更深的洞穴，然後軍方將會佔據主導地位（即使法律並沒有這樣規定），對於可能的入侵者的恐懼和憎恨會摧毀民主和人文主義社會的基本態度。換言之，持續的軍備競賽，即使最終不會導致熱核戰爭，也會毀滅被稱作「民主」、「自由」或者「美國傳統」的社會品質。奧威爾用他豐富的想象力和卓越的才能向我們揭示了，在一個時刻準備著熱核戰爭的世界里，民主依舊可以存在的想法是多麼荒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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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與扎米亞京的作品有很多相似點，奧威爾的《1984》對於「人類本性可以如何被改變」這個問題有著獨到的見解。下面我就談談一些更具體的「奧威爾式」的概念。

這種對人類未來絕望的情緒與西方思想中最基本特徵之一，即對人類進步以及人類創造正義與和平世界的能力懷有堅定的信念，形成鮮明的對比。這種信念來源於古希臘和古羅馬的九_九_藏_書思想，以及基督教《舊約全書》中提倡的救世主觀念。《舊約全書》中的歷史哲學觀念認為，人類會在歷史的長河中成長和發展，並最終會實現他們所有的潛能。它假設人類會充分發展理性與愛的能力，並因此理解這個世界，從而能和同伴以及自然共存，同時他們也能保留個性和完整性。普遍的和平和正義是人類的目標，先知們堅信錯誤和罪惡即使有得勢之時，「末日審判」最終還是會到來，救世主便是這種信念的象徵。

奧威爾最直接的貢獻是在《1984》中假設了1961年和隨後的五到十年之間的事情，並將獨裁社會和原子戰爭聯繫了起來。在《1984》中，原子戰爭早在20世紀40年代就開始出現；一場大規模的原子戰爭在大概十年之後爆發，數百顆炸彈被投到了歐陸俄羅斯、西歐和北美洲的工業中心。在這場戰爭之後，所有國家政府開始確信，如果繼續這樣的戰爭必定會使組織化的社會和他們的政權走向末日。出於這樣的理由，沒有更多的炸彈被引爆。而現存的三個大國集團「全都只是繼續製造原子彈並儲備起來，等待決定性機會的到來，他們都相信那一天遲早會來。」執政黨的目標仍然是找到「在沒有預警的情況下於幾秒鐘內消滅上億人口」的辦法。奧威爾在寫《1984》的時候，熱核武器還沒有發明，而在20世紀50年代，所有我們剛剛提到過的目標都已經達到，這隻能作為一個歷史的註腳去解釋了。相對於熱核武器可以在幾分鐘之內就可以徹底消滅一個國家的90%甚至100%的人口來說，丟在日本城市的原子彈似乎威力太小，還沒達到效果。

奧威爾所談論的另外一個重要的觀點也與「雙重思想」有關，也就是說，在成功的思想控制之下，一個人再也不會有他想法的對立面，而只知道什麼才是「真理」的對立面。因此，舉個例子說，如果他已經喪失了他自身的獨立性和完整性，如果他把自身當作是一個從屬於國家、政黨或者公司的物體，那麼二加二就是五，或者認為「奴役即自由」，他之所以感到自由，是因為他再也不會意識到真理與謬誤之間的矛盾。這特別適用於意識形態領域。就像審訊人堅信他們是以基督之愛的名義虐待囚犯一樣，當局「拋棄並貶低以前社會主義運動中採用的每種原則，而且決定以社會主義的名義這樣做。」當局所說的其實已經違背了社會主義原則，但是人們依舊相信這樣的意識形態會兌現它的諾言。奧威爾在這方面，很明顯是指當局所偽造的社會主義，但是必須指出，西方社會也犯了同樣的錯誤。我們說我們的社會就是一個行動自由、個人主義和理想主義的社會，然而事實上這些大部分是一些託詞。我們處於一個中央集權的工業社會，本質上是官僚主義，由唯物主義提供動力，輕微的精神和宗教關懷僅僅是起緩和作用。另一個「雙重思想」的例子也與這有關，部分作家在討論原子政策的時候，很不情願地承認，從基督教的觀點來說，殺人比被殺更加罪惡。如果讀者可以完全克服他自身的「雙重思想」，那麼他就可以從《1984》中找到很多與當今西方社會相似的特徵。

奧威爾並不是做這種嘗試的唯一一人。另外兩個作家，俄國的扎米亞京在他的書《我們》和阿道斯·赫胥黎在他的《美妙的新世界》中，都用跟奧威爾作品非常相似的方式表達了當時的這種情緒並對未來提出警示。這三部寫於20世紀中葉的作品被我們稱為「反烏托邦」三部曲，這是為了和上文提到的寫於16、17世紀的「烏托邦」進行對應。就像早期烏托邦作品描述充滿自信的情緒和充滿希望的后中世紀的人一樣，反烏托邦描述的是一種無能為力的情緒和絕望的現代人。這種轉變是歷史上最大的悖論：在工業時代早期，實際上人們還沒有解決吃飯的問題，他們生活在一個為了經濟效益而實行奴隸制、發動戰爭和充滿剝削的世界里。人們只會將新的科學應用到技術和生產上——儘管如此，在現代化剛剛開始的時候，人們還是充滿著希望。四百年後，所有的這些願望都可以實現；人類可以為每一個人生產足夠的物品；技術的進步可以帶給國家比征服領土更多的財富，戰爭變得不再需要；全世界正在變得像四百年前那樣統一。就在人們感受到所有的希望即將實現的這一刻，他們開始失去了它。這就是反烏托邦三部曲的核心，它們不僅僅描述了我們的未來走向，同時也解釋了歷史的悖論。九_九_藏_書

18世紀的啟蒙運動哲學家和19世紀的社會主義運動思想家，從哲學和人類學的角度出發，在他們的作品中清晰地表達了對人類個體與社會完整性的美好願景。這種願景一直延續到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這場戰爭，儘管給人一種為和平和民主而戰的假象，但卻有數百萬人死在歐洲列強的疆域擴張野心之下。就在這麼短的時間之內，兩千多年來西方社會充滿希望的傳統被摧毀，並開始轉化為一種絕望的情緒。一戰時在道德上的麻木不仁僅僅是個開端，其他同類性質的事情相繼發生：背叛了社會主義願景的斯大林反動國家資本主義；20世紀20年代末嚴峻的經濟危機；暴虐的勢力在最古老的世界文化中心之一——德國取得了勝利；20世紀30年代瘋狂的蘇聯肅反運動；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所有的參戰國家都喪失了一些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還存在的道德考量；由希特勒開始無限制地對無辜的民眾進行屠殺，後來更多的是直接完全摧毀諸如漢堡、德累斯頓、東京這樣的城市，最後對日本使用了原子彈。從此以後，人類面臨著更大的危險——整個人類文明甚至是所有人類都會被現有的而且比例還在不斷增多的熱核武器毀滅。

另一個重要的方面是奧威爾為我們描述了真理的本質，從表面上看起來，他描述的是斯大林對待真理的情景，尤其是在20世紀30年代。但如果讀者只是看到對斯大林的譴責的話，將會錯失奧威爾分析的關鍵點。他實際上是在談論西方工業國家的發展趨勢，儘管這樣的趨勢比蘇聯要緩慢。奧威爾提出的基本問題是「真理」是否存在？執政黨所持有的「現實」「不是外在的。現實存在於人們的頭腦中……執政黨把持的真理就是真理」。如果是這樣，那麼控制好人的思想，黨就可以控制真理。將黨的重要人物和被打敗的叛軍之間戲劇性的對話和陀思妥耶夫斯基與耶穌之間的對話進行類比，就可以解釋黨的基本原則了。與檢察官相比，黨的領袖甚至都不去假裝他們的體系是為了使人們快樂，因為人是脆弱和怯懦的的生物，他們都想逃避自由而不敢去面對真理。領袖們都清醒地意識到，他們事實上只有一個目標，那就是權力。對他們來說「權力不是手段，而是目的，權力意味著他們有能力製造無限的痛苦和去折磨他人」。權力，可以為他們創造事實，創造真理。在這裏https://read.99csw.com，奧威爾對於權利精英的態度可以說是唯心主義的極端形式，但這裏更重要的是去辨認《1984》關於事實和真理的概念，當真理從屬於政黨的時候，它就是獨斷專行的極端形式。美國作家艾倫·哈林頓在《水晶宮中的人生》中描述了一幅在美國大公司中生活的微妙且無處不在的景象，他精妙地表達了當代的真理概念：「動態真理」。如果我為一家大公司工作，我就要聲稱這家公司的產品比任何一家公司的產品都要好，這是否可以驗證和對於競爭對手是否公正都無關緊要。重要的是，只要我還在這家公司，這樣的聲明就是「我的」真理，我拒絕檢驗這是否是客觀有效的真理。事實上，如果我變換了工作，進入了我現在的競爭對手的公司，我必須接受新的真理，那就是：它的產品是最好的。主觀地說，這個新的真理就像舊的真理一樣真實。這是我們社會最典型和最具破壞性的發展趨勢——人越來越工具化，越來越根據自己的利益和位置來改變事實。只要經過大多數人的認可就是真理，口號在「幾百萬人怎麼可能犯錯」的基礎上增加了「一個人怎麼可能正確」。奧威爾已經明確指出，在一個團體中，已經徹底廢除真理作為一個有關現實的客觀判斷這個概念，任何一個在這個團體中的異端都會被視為精神錯亂。

反烏托邦三部曲在細節和側重點上各不相同，相比于赫胥黎的《美妙的新世界》，扎米亞京寫於20世紀20年代的《我們》，與《1984》有更多的相似點。《我們》和《1984》都描述了社會的完全官僚化，人只是一個數字並且失去了所有的個性。這是由於無限的恐怖（在扎米亞京的書中，對於人腦的操縱最終發展到在身體上進行改造）聯合意識形態和心理操控引起的。在赫胥黎的作品中，應用集體催眠暗示是將人變成自動機器的主要手段，這避免了恐怖行動。你可以說扎米亞京和奧威爾的作品與斯大林主義和納粹的獨裁統治類似，而赫胥黎的《美妙的新世界》展示的是發展中西方工業世界的圖景——假如它只是繼續跟隨目前的趨勢，而沒有在根本上做出改變。

奧威爾關於戰爭的概念的重要性在於他一系列敏銳的觀察。

儘管反烏托邦作品有如此多的不同，但是在一個基本問題上它們是一樣的，這是一個哲學的、人類學的、心理學的、可能也是宗教的問題。這個問題是：人類是否可以這樣轉變，變得忘記自由的渴望、尊嚴、完整性、愛——也就是說，人類是否可以忘記他是一個人？或者人類本性是否有一種推動力，可以對違背這些人類基本需求的事做出反應，然後通過努力去將這個野蠻無人性的社會變成一個有人性的社會？我們必須注意到，反烏托邦的三個作者並沒有採取現在在很多社會科學家中普遍流行的心理相對主義這種簡單的觀點，他們並不認為：沒有所謂的人性；沒有一種對人類必不可少的品質；像許多社會學者寫到的人剛生下時什麼也不是，就像一張白紙一樣。他們認為人有一種強烈的渴望去謀求愛、公平正義、真理、團結，在這方面他們與相對主義者存在著很大的差異。事實上，他們斷言，正是他們描述的這種通過一切手段去爭取的思想充滿了力量和強度，所以它們必須被摧毀。在扎米亞京的《我們》中，大腦控制與腦前葉切除手術類似，都是為了擺脫人對於人性本質的索取；在赫胥黎的《美妙的新世界》中，則利用了人工選擇物種和毒品；在奧威爾的《1984》中，他們更是無限制地使用酷刑和洗腦。三個作者中任何一個作者都不應因認為摧毀人性易如反掌而受到指責。他們三個都得出了同一個結論：通過現有的普通技術和手段，這完全可以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