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下午三點的人少時間，溫斯頓這時想不起來當時他怎麼到了那間咖啡館。裏面幾乎沒什麼人，電屏里播放著舒緩的音樂聲，丁丁咚咚的。那三個人坐在角落幾乎一動不動，從不說話。服務員又主動拿來幾杯酒。他們旁邊的桌子上有張棋盤，棋子已經擺好，但是沒人下。然後可能總共才過了半分鐘，電屏里又換播內容，播放的音樂調子變了，變成——難以形容，一種響脆、刺耳、嘲弄的音符。溫斯頓在心裏稱之為預警調。接著，電屏里傳出一個人的歌聲：

他撿起那本小孩用的歷史課本，看著作為扉頁的老大哥像。那雙具有催眠力的眼睛在盯著他，好像有種極大的力量在將你往下壓。某件物體進入你的頭顱，擊打你的大腦，嚇破你的膽子要你放棄自己的信念，也幾乎是要說服你否認那些說明自己仍有判斷力的證據。到最後，黨會宣布二加二等於五，而你只能相信這一點。不可避免地，他們遲早會這樣聲稱，他們所在立場的邏輯要求他們這樣做。不僅經驗的正確性，而且客觀現實的存在性本身，都被他們的哲學無聲地否定。常識成了邪說中的邪說，但可怕的不是他們會因為你有另外的想法殺了你，而是他們有可能是對的。因為說到底，我們又怎麼知道二加二等於四？要麼重力在起作用？要麼過去是不可篡改的？如果過去和外部世界只存在於頭腦里，而思想本身可以控制——那又當如何？

「如果有希望，」溫斯頓寫道，「它就在群眾身上。」

那是十年，不，十一年前的事了。也許他本來可以將那張照片保存到今天。奇怪的是，他用手拿過那張照片這件事甚至到現在，對他來說似乎仍具意義，雖然那張照片本身及它所記錄的事件都只是記憶。他想知道的是，因為一件存在過的證據不再一度存在過，黨對過去的控制是不是沒那麼強了？

你怎能判斷出有多少是謊言？有可能人們如今的平均生活水平確實比革命前提高了一點，唯一相反的證據，是你骨頭裡的無聲抗議，那是種本能的感覺，即你對現在的生活狀況無法忍受，而在別的某個時期肯定不一樣。他突然想到，現代生活的真正獨具特色之處，並非它的殘酷和不安全，而只是一無所有、骯髒和倦怠。看看周圍吧，生活不僅跟電屏里喋喋不休的謊言毫無相似之處，跟黨想努力達到的理想境界比較起來，更是天差地別。生活中的最大部分，都是中性和非政治性的，甚至對黨員來說也是如此，也就是辛辛苦苦幹著枯燥的工作，蹭別人的糖精片，縫補破破爛爛的襪子，節省下一個煙頭等等。黨所描繪出的理想世界是個巨大、可怕和光彩奪目的世界，一個擁有龐大且駭人聽聞的武器的鋼筋水泥世界，一個由戰士和狂熱分子組成的國家，邁著絕對一致的步伐前進，擁有同樣的想法，呼喊著同樣的口號，永遠在工作、戰鬥、打勝仗、迫害別人——三億人有著同樣的面孔。現實卻是處於衰敗中的骯髒九*九*藏*書城市，在這裏，填不飽肚子的人們穿著破爛的鞋子拖著腳步走動，住修修補補過的建造於十九世紀的房屋，裏面總有股煮捲心菜味和廁所里的那種臭味。他似乎看到了倫敦的景觀，遼闊而又破敗，是座擁有上百萬垃圾筒的城市。跟這一景觀混合在一起的，還有帕森斯太太的形象，她臉上布滿皺紋，頭髮稀疏，正在徒勞地搗鼓堵塞了的下水管。

如果有希望，它一定是在群眾身上，因為只有在那裡，在那些被漠視的大批人身上，在佔大洋國人口百分之八十五的人身上，才有可能產生將黨摧毀的力量。黨無法從內部推翻，其敵人——如果有敵人的話——無法走到一起並相互確認。即使傳言中的兄弟會存在——有可能而已——其成員碰頭也只可能是以三三兩兩的方式。反抗意味著一個眼神，聲音里的一點變化，至多會是偶爾的一句傳聞而已。然而如果群眾能意識到自身的力量，他們不需要密謀，而只需奮力而起，像馬擺脫蒼蠅那樣抖動身軀。如果他們願意的話，明天早上就能把黨粉碎。或早或晚，他們肯定會想到去做那件事，難道不是嗎？但是——

他想到那幾乎像是從黨的教科書上抄來的。當然，黨聲稱是自己把群眾從奴役中解放出來。革命前，他們被資本家殘酷壓迫，吃不飽飯，還要挨打。女人也被迫在煤礦幹活（事實上現在還有），兒童長到六歲就被賣進工廠。但同時，完全按照雙重思想的原則，黨教導說群眾天生低人一等，必須用一些簡單的規定把他們置於服從的地位。事實上對於群眾，人們了解得很少，也沒必要了解很多。只要他們繼續幹活、繁衍，他們別的行為就無關緊要。他們被放任自流，就像阿根廷的平原上沒有籠韁的牛群。他們過著似乎是返璞歸真、類似他們祖先所過的生活。他們在貧民窟出生、長大，十二歲開始幹活，度過蓬勃卻短暫的健美和性衝動期，二十歲結婚，三十歲就步入中年，然後死去，多數壽命不超過六十歲。他們腦子裡想的全是重體力勞動、養家糊口、跟鄰居為雞毛蒜皮之事爭吵、電影、足球、啤酒，還有最主要的賭博。把他們控制住不算困難。思想警察的特務總在他們中間出沒，傳播謠言，瞄上並消滅被認為有可能變得危險的個別人。然而沒人努力向他們灌輸黨的意識形態。對群眾來說，不需要很強的政治感，他們需要擁有的，只是一種初級的愛國主義感情。用得上時，可以隨時喚起他們的這種感情。讓他們接受更長工作時間和更少配給。甚至在他們變得不滿足時——有時確實會——其不滿足感也不會帶來什麼後果。由於缺乏總體上的概念，他們只會專註於一些細枝末節的不如意之事，從來看不到還有更大的罪惡。絕大多數群眾家裡甚至沒有電屏，連民警也很少管他們的事。倫敦的犯罪率極高，是一個充斥著小偷、強盜、妓|女、毒品小販和形形色|色騙子的天地，但是因為犯罪都發生在群眾自己中間，因而無關緊要。在所有道德問題上，他們也被允reaｄ•99cｓｗ.cｏm許繼承其先輩的規範。黨在性問題上的禁欲主義並未強加給他們。亂|交不受懲罰，允許離婚。甚至如果群眾表露出有宗教信仰的需求或者願望，也能得到許可。他們不配被懷疑，正如黨的標語所稱：「群眾和動物是自由的。」

他們三個人一動也不動。溫斯頓又看了一眼魯瑟福那張破了相的臉龐，看到他眼眶裡飽含著淚水。他第一次看到艾朗森和魯瑟福的鼻樑都被打斷了，他心裏有種驚恐的感覺，卻不知道自己為什麼驚恐。

溫斯頓的手往下探，小心地撓了撓靜脈曲張的潰瘍處，那裡又癢了起來。有件事他每次都會想起，即不可能知道革命前生活的真正情形如何。他從抽屜里拿出一本小孩用的歷史課本，是從帕森斯太太那裡借來的。他開始把課本上的一段抄進日記里：

他們被釋放后不久，溫斯頓的確在栗樹咖啡館見過他們。他還記得當時用眼角看著他們時的那種半是害怕半是著迷的心態。他們三人都比他年長，是很久以前那個世界的遺留物，幾乎是黨早期崢嶸歲月留下來的最後幾個大人物，他們身上依稀仍有地下鬥爭和內戰留下的風采。儘管到那時，真相和年代已經變得模糊，他還是有種感覺，就是他得知他們的名字要比得知老大哥的名字早一些。他也能感到他們是罪犯、敵人、不可接觸者，註定要在一兩年內身名俱滅。任何人只要落到思想警察手裡，到最後總在劫難逃。他們只是行屍走肉罷了，在等著被送進墳墓。

他想起有一次，他正在一條擁擠的街道上走著，突然幾百個極其喧囂的聲音——女人的聲音——從前邊不遠處的一條小街上傳來。那是種可怕的憤怒和絕望的聲音，一種低沉而大聲的「噢——噢——噢——噢——噢」聲，嗡嗡的聲音像是一口鐘的迴響。他的心臟猛烈跳動起來。開始了！他想。暴亂！群眾終於掙脫羈絆了！到那個地點后，他看到的是兩三百個女人正圍著街邊市場的攤點。那些女人一臉悲痛，好像是一條正在下沉的船上劫數已定的乘客。就在那時，普遍的絕望一下子又變成許多張嘴巴的爭吵。好像是某個攤點在賣鐵鍋，是種質量很差的不結實貨色，但是不管什麼樣的飯鍋，總是很難買到。在那時出乎意料地停止供應了。成功買到鐵鍋的女人在費勁地拎著鐵鍋向外走，卻被別的人推推搡搡。還有十幾個人圍著那個攤點吵鬧，指責那個攤主看人賣貨，另外還藏有鐵鍋。接著又響起一陣大吵大嚷聲。有兩個身材臃腫的女人，其中一個披頭散髮，正在爭奪鐵鍋，都在用力想從對方手裡扯過來。有一會兒，兩個人都在同時用力拉，結果鐵鍋的把手掉了。溫斯頓厭惡地看著她們。但是——儘管只有那麼一陣子——僅僅幾百個嗓子吼出的聲音聽起來幾乎力量駭人！她們為什麼從來不為值得一吼的事也像那樣吼起來？

真正說起來，此事要從六十年代中期說起。大清洗時，革命時期黨的首批領導人被永遠清除掉了。到一九七〇年時，除了老大哥自己，其他領導人一個不剩，都被當做叛國者和反革命分子揭露出來。戈斯坦因逃掉了，藏匿到一個不為人知的九_九_藏_書地方。至於其他人，有幾個只是失蹤了而已，而多數在場面宏大的公審中坦白所犯的罪行后就被處決了。最後剩下的三個人叫瓊斯、艾朗森和魯瑟福，他們被捕的時間肯定是在一九六五年。跟經常發生的一樣，他們消失一年多，不知道是生還是死。然後突然如通常那樣，他們被亮相併坦白自己所犯的罪行。他們坦白曾經通敵（當時的敵國也是歐亞國）、貪污公款、謀殺黨的負責人以及陰謀推翻老大哥的領導等，是在革命開始前很久就開始的。另外他們還進行破壞活動，導致成百上千人死亡。坦白完這些罪行后，他們得到赦免並被恢復黨內地位，被安置了聽起來很重要，實則是挂名性質的職位。他們三個人都寫了冗長而語氣可憐的文章，發表在《泰晤士報》上，其中分析了自己變節的原因，並保證改過自新。

然而在今天，假如那張照片能從灰燼里複原，也可能根本不成其為證據。他發現那張照片時，大洋國已經不再是跟歐亞國打仗，那三個已死的人肯定是向東亞國的特務背叛自己的國家。在那以後，戰爭的對象還有過變化——兩次還是三次，他不記得了。很有可能的是，坦白材料被一再重寫，直到原始事實和日期一點也不重要。過去不僅被篡改，而且是被持續篡改著。最讓他受折磨、給他以噩夢般感覺的，是他從未明明白白理解為什麼要進行這種大規模欺詐。偽造過去的直接好處顯而易見，然而最重要的動機卻秘不可知。他又撿起鋼筆寫道：

他寫道：

問題是兩次審訊中，三個人都供認就在那一天，他們是在歐亞國的國土上。他們從位於加拿大的一個秘密機場飛到西伯利亞的某個接頭地點，去跟歐亞國總參謀部的人會面，並向其泄露了重要的軍事秘密。那個日期之所以印在溫斯頓的腦海里，是因為那天剛好是夏至，而且這件事也會記錄在無數文件中。只可能得出這樣的結論：他們的坦白全是謊言。

但他已經知道下文如何。還會提到身披細麻法衣的主教、身披白鼬皮長袍的法官、足手枷具、懲罰踏車、九尾鞭、市長老爺的宴會和親吻教皇的腳尖等。另外還有種叫做「初夜權」的名堂，大概不會在給兒童用的課本上提到。它是一條法律，也就是每個資本家都有權跟在他工廠里幹活的女工睡覺。

像以前很多次一樣，他琢磨起自己是不是個瘋子。或許瘋子只是種少數派。相信地球繞著太陽轉曾被認為是瘋子，到了今天，相信過去不可篡改會被認為是。他可能是獨一無二地擁有這種信念，如果是獨一無二，那他就是個瘋子。但是想到自己是個瘋子並沒有讓他很擔心，可怕的是他的想法也有可能是錯誤的。

此後不久，他們三人再次被捕，似乎從上次被釋放的那一刻起，他們馬上開始了新的陰謀活動。在對他們的第二次審訊中，他們除了坦白所有舊的罪行，還坦白了一連串新的罪行。他們被處決，下場被寫進黨史以昭後世。差不多五年後，在一九七三年，溫斯頓展開剛從氣力輸送管吹送到他桌子九*九*藏*書上的一團文件時，看到一小片報紙，顯然和其他文件夾在一起，然後就被忘掉了。在將其展開的那一刻，他就意識到它的重要性。它是從約十年前的一期《泰晤士報》上撕下來的半頁——是上半頁，因此有日期——在這片報紙上，登了一張在紐約參加某個黨務活動的代表團的照片，在中間佔據顯著位置的是瓊斯、艾朗森和魯瑟福。絕不可能弄錯，他們的名字還印在照片下方的說明中呢。

他們旁邊的桌子沒人坐，甚至被看到離這種人太近也不明智。他們都默不作聲地坐著，面前是放了丁香的幾杯杜松子酒，是這間咖啡館的特製酒。三個人中，給溫斯頓印象最深的是魯瑟福的外貌。魯瑟福一度是位著名的諷刺畫家，他那一針見血的諷刺畫在革命前和革命過程中起到了鼓動輿論的作用。即使在當時，《泰晤士報》每隔很長一段時間，仍會刊登一幅他所畫的漫畫，不過是對他早期風格的模仿，奇怪地缺乏活力，也沒有說服力，總是對古老主題的炒冷飯：貧民窟的住戶，飢餓的孩子，巷戰，戴著高頂禮帽的資本家——甚至在街頭防禦工事里，那些資本家似乎仍堅持要戴高頂禮帽。他不斷努力，想重振雄風，卻毫無指望。他身材魁梧，一頭濃密而油膩的花白頭髮，臉皮鬆弛，滿是疤痕，嘴唇像黑人的那樣厚。他肯定曾經健壯無比，但在當時，他龐大的軀體正在鬆弛著，歪斜著，發脹著，並向各個方向散架。他似乎正在別人的眼前碎裂，像一座山正在崩塌。

但是不行！突然，他好像不由自主地勇氣大增。也沒經過什麼特意的聯想，奧布蘭的臉龐就浮現在他的腦海里。他知道——比以前更肯定地知道——奧布蘭跟他立場一致。他在為奧布蘭寫日記，寫給奧布蘭。它像一封冗長的信，誰也不會讀到，但它是寫給某個特定的人，並因為這一點而文字生動起來。

當然，這件事本身稱不上什麼發現。甚至在當時，溫斯頓也從未想象過清洗運動中被消滅了的人會真的犯下被指控的罪行。但這是實實在在的證據，是被消滅了的過去的一個碎片，如同在某個地層出現了一塊不該出現的骨化石，因此打破了一個地質學理論。如果能以某種方式將其公佈於天下，並讓人們明了其意義，就足以將黨摧毀於無形。

他把便條簿放在膝蓋上並把椅子往後推，這樣可以盡量離電屏遠些。保持臉部沒有表情不難，努力一點，甚至也能控制住呼吸，但你無法控制心跳，而電屏已經靈敏到能夠監聽到心跳聲。他度過了在他覺得有十分鐘的時間，一直擔心會發生什麼事而備受煎熬，比如說突如其來的一陣過堂風，那會讓他暴露。然後，他也沒有將它再次打開，就把那張照片和別的廢紙一起丟進了記憶洞。也許再過一分鐘，它便會化為灰燼。

一切都已隱沒在迷霧中。過去被清除，連清除行為也被忘卻，謊言變成了事實。僅僅有那麼一次，他擁有過——是在那件事發生之後，這是關鍵所在——具體而確鑿無疑的證據，可以證明有過偽造行為。他曾把它拿在手指間長達半分鐘之久。那一定是在一九七三年——不管怎樣，他和凱瑟琳差不多那時已經分居。然而真正與之相關的日子，是在往前七八年的時候。

他又探手下去撓了撓他的腳踝。電屏日以繼夜往你的耳朵里塞滿統計數字，以證明如今人們有更多的食品、更好的房屋、更好的娛樂——所以他們跟五十年前的人們比起來更長壽，工作時間縮短，更魁梧，更健康，更強壯，更快樂，更聰明，所受教育更好，其中沒有一個詞能被證明或推翻。例如，黨聲稱如今有百分之四十的群眾識字，而據說革命前的識字率為百分之十五。黨還聲稱如今的嬰兒死亡率只有千分之一百六，革命前的數字則為千分之三百——諸如此類，如同有兩個未知數的等式。完全有可能的是歷史課本上的每個詞，甚至那些已被不加懷疑接受的內容，都完全出自想象。據他所知，可能根本沒有過什麼「初夜權」的法律，也沒有被稱為資本家的人和高頂禮帽這種著裝。

黨告訴你不要相信自己耳朵聽到的以及眼睛看到的，這是他們最主要、最基本的命令。想到針對他的極大力量和黨的知識分子能夠輕而易舉地駁倒他，他的心沉了下來。他無法理解那些高深的辯詞，更不用說反駁。但他是對的一方！他們錯了，而他是對的。一定要捍衛顯而易見、質樸和真實的一切，不言而喻的就是真實的，在這一點上不可動搖！實體世界是存在的，其定律不可改變。石頭是硬的，水是濕的，缺少支撐的物體會向地心方向墜落。懷著這種感覺，他是在向奧布蘭說話，同時也在提出一條重要的公理。他寫道：

他繼續工作，一看到那張照片是什麼及明白其意義何在，他馬上用另外一張紙把它蓋起來。幸好，他打開它時，從電屏的角度看來，它是上下顛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