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多學者認為美國民主黨競選的主要財源是華爾街和好萊塢，共和黨主要財源是軍火工業和其他傳統工業，而奧巴馬當選總統很大程度上靠的是華爾街的巨額捐款，隨後就有奧巴馬用幾千億納稅人的錢去「救市」。在這種情況下，要奧巴馬對美國金融業進行大規模的改革，確實是難為了他。現代社會需要超出政治領域內的政治力量、社會力量、資本力量之間的綜合平衡和良性互動，否則的話，「錢主」將左右「民主」，「佔領華爾街」背後的99％與1％之矛盾也可能因此而長期化，最終導致更大的危機。

第四，缺乏「綜合平衡」的制度。從經濟角度來看，西方危機的一個主因是多數西方國家經濟結構嚴重失衡，入不敷出，都成了寅吃卯糧的債務依賴型經濟。從一個更大的範圍看，西方政治制度結構上缺少一種政治力量、社會力量和資本力量之間的平衡。這種失衡導致不少西方國家的「民主」制度日益演變成了「錢主」制度，特別是美國的民主。

西方制度的這五個問題集中體現為西方版的「空談誤國」。美國總統奧巴馬2008年是高喊著「變革」的口號入主白宮的，但這麼多年過去了，他兌現了多少承諾？華爾街還是我行我素，他承諾了削減國債，但國債卻從原來的11萬億美元增加到17萬億美元。鄧小平早在20世紀80年代初就調侃過美式民主的空談特點：「美國把它的制度吹得那麼好，可是總統競選時一個說法，剛上任一個說法，中期選舉一個說法，臨近下一屆大選又是一個說法。美國還說我們的政策不穩定，同美國比起來，我們的政策穩定得多。」對美國政客忙於打口水仗，美國公眾也深感失望，美國蓋洛普公司2012年6月的民調結果證明了這一點：美國公眾對美國國會「非常有信心者」僅為6％，「較有信心者」為7％，兩者相加是13％。日本經歷了「失去的20年」，走馬燈一樣地換首相的20年，政客們競相給出美麗的承諾，但落到實處的非常有限。https://read.99csw.com

西方政治制度產生了一大批能說會道但不能幹的政客。日本前首相野田佳彥是一個典型的例子，他公開說，自己是「凡人一個，既非世襲議員，也沒有雄厚資金，既不是帥哥，也沒有賣點，但有一點讓我引以為豪的是，在現有政治家中，我是街頭演說做得最好的」。但多數日本百姓似乎早已厭煩了這種言而無信的政客。日本《大眾周刊》的一篇評論如是說：「如果實行美國式的競選辯論就可以改變日本政治，我們只要有一群傑出的辯論家就行了，日本最不缺的就是這種人。國家政治混亂，不是這種人太少，而是這種人太多。日本現在需要的不是辯論家，而是實幹家！」

從對外政策來看，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的對外政策具有強烈色彩。許多西方政客和媒體實際上還生活在「神學時代」，拒絕「實事求是」地看待這個早已發生了巨變的世界，他們至今還死抱著冷戰時期的「民主與專制」兩分法不放，而民主又被界定為多黨制和一人一票，結果世界上就出現了一大批像海地、伊拉克、阿富汗、吉爾吉斯斯坦、剛果民主共和國這樣的劣質民主國家，選完就亂，亂了就打，打了再選，選完再亂。

第三，缺乏「良政善治」的能力。既沒有「實事求是」的精神，又沒有「選賢任能」的制度，導致許多西方國家「良政善治」的匱乏。標準普爾於2011年決定降低美國政府的信用評級，其主要理由就是「美國政治決策過程中的不確定性增加」導致了「對美國政治決策機制的信心下降」。美國民主黨與共和黨之間的尖銳對立使很多重要提案的討論變成了口水仗。西方民主似乎已成為效率低下、推諉責任的代名詞。美國老說什麼問責制，危機已經五年了，連問責制的影子都見不到，沒有任何人為這場危機負責，難怪連自由派學者福山都感嘆美國政治制度面臨著「蛻變」（decay）。rｅad•99csｗ.cｏm

第一，缺乏「實事求是」的精神。西方制度今天最大的問題是缺乏「實事求是」的精神，這突出地表現在多數西方政客似乎無法（或者說不願意）按照事物本來面目來認識和處理事物。儘管西方號稱有言論自由、出版自由，但西方政治生活中意識形態禁錮極多，對內是「選舉政治」化，對外是「意識形態」化。「選舉政治」化意味著政客所作所為都首先考慮「選舉政治」的需要。例如，美國的金融海嘯本質上緣于金融監管失控和資本力量對體制的控制，但美國兩大政黨卻不願意實事求是地看問題，而是忙於轉移視線，把責任推給中國，聲稱中國操縱了人民幣匯率和搶走了美國工人的飯碗。危機當頭，美國兩黨卻繼續對抗，使許多改革提案的討論變成了馬拉松式的扯皮。在金融海嘯爆發的2008年，美國共和黨使用或威脅使用了「阻礙議事」的方法，使80％的主要立法事項陷於癱瘓。這種空耗內鬥從金融危機爆發至今從未中斷，英國《金融時報》2011年8月5日曾發表過題為「美國選擇自我毀滅」的文章，驚嘆「我們很難記起美國政治中還有比眼下更哀涼的時刻」。文章批評美國政客見利忘義，互拆牆腳，甚至「希望經濟儘可能糟糕」。read.99csw.com

美國《時代》周刊不久前發表「民主能解決西方當前的困境嗎？」的文章指出：「大西洋兩岸的政治問題有著相同的癥結——現代民主國家選舉政治的要求」，「西方政客們將選舉勝利這種狹隘的利益看得重於更大的國家長遠利益。他們關心的不是削減赤字、提高經濟競爭力，抑或推動歐洲一體化進程，他們的眼光最遠也就是停在下一次選舉計票上」。

第二，缺乏「選賢任能」的制度。西方社會今天極其缺乏具備戰略眼光和執行力的政治家，原因是西方政治制度中缺乏一種「選賢任能」的制度安排。在許多西方國家裡，多黨民主制度早已演變成一種「遊戲民主」，即把民主等同於競選，把競選等同於政治營銷，把政治營銷等同於拼金錢、拼資源、拼公關、拼謀略、拼形象、拼演藝表演；政客所做的承諾無需兌現，只要有助於打勝選戰就行。這種沒有「選賢任能」理念的「遊戲民主」所產生的領導人能說會道者居多，能幹者極少。

南歐的「笨豬四國」相繼出現了財務危機，一個主要原因是低能的政客只會競相討好選民，開出各種各樣的福利支票，結果耗盡了國庫，最終惡果還是要老百姓來買單。希臘的帕潘德里歐和義大利的貝盧斯科尼是這些國家的標誌性人物。帕氏祖孫三代擔任希臘九-九-藏-書總理，是西方「遊戲民主」里小範圍選人的「家族政治」典型。貝盧斯科尼是義大利首富，坐擁億萬家產，控制義大利主要傳媒，儘管關於他的各種緋聞和醜聞幾乎從未間斷，但他還是三度出任了政府總理。這些國家都曾相當風光，但一代無能的紈絝子弟把國庫就弄了個精光。

如果說以上述中國概念點出了西方模式的某些頑症的話，那麼「與時俱進」大概就是中國人可以給西方模式開出的藥方。其實西方許多有識之士也意識到了這個問題。在經歷了540多天無中央政府的危機后，比利時的一批知識分子於2011年11月發表了《千人集團宣言》，對西方民主制度未能「與時俱進」提出了強烈的批評：「除了民主，現在全世界的革新無處不在。如公司必須不斷創新，科學家必須不斷跨越學科藩籬，運動員必須不斷打破世界紀錄，藝術家必須不斷推陳出新。但說到社會政治組織形式，我們顯然仍滿足於1830年代的程序。我們為什麼必須死抱著兩百年的古董不放手？民主是活著的有機體，民主的形式並非固定不變的，應該隨著時代的需要而不斷成長。」

以上敘述的主要是西方有識之士對西方政治制度所作的反思，我們今天還有必要從中國人的視角來評估一下西方的政治制度，也就是說中國人要用自己的標準和話語來給西方的政治制度把把脈，診斷一下這個制度得了什麼病。依我之見，今天西方制度的弊病可歸納為「五個缺乏」，即缺乏「實事求是」的精神，缺乏「選賢任能」的機制，缺乏「良政善治」的能力，缺乏「綜合平衡」的制度，缺乏「深謀遠慮」的規劃。這些問題如果解決不了，西方整體走衰的頹勢還會加速。

相比之下，中國的體制30多年來一直在不斷地進行自我改革和調整，已經形成了整體思維、通盤考慮、從長計議的一整套制度安排。這種優勢較好地體現在中國五年計劃的制定和執行之中，中國過去30多年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就是這些戰略規劃一個接一個成功執行的結果。今天不少西方學者和企業家已經意識到中國這種制度安排的明顯優勢。美國《新觀點季刊》主編內森·加德爾斯（Nathan Gardels）說得很直白：西方民主制度屈服於「即時新聞」和「一人一票」的「短期暴政」，導致民粹主義泛濫，「這種制度缺乏長期思考、策劃，缺乏持續統治的政治能力，遠遠無法回應中國的崛起」。九九藏書

今天西方民主模式，很像一個被寵壞的孩子，如果他有祖上遺留下來的家產，如西方許多國家那樣，他自然還可以繼續揮霍和「遊戲」，但在這個競爭日益激烈的世界上，這種情況恐將越來越難以為繼；而對於那些沒有祖上留下家產的發展中國家，一旦成了寵壞的孩子，則無藥可救。

第五，缺乏「深謀遠慮」的規劃。西方體制的另一個主要缺陷是缺乏全面的戰略思考和安排，導致了各種短視決策充斥社會各個領域。美國加州政府破產的例子頗能說明美國體制缺乏「深謀遠慮」的問題。政客的民粹主義短視政治使政客紛紛要求減稅，先是減少財產稅，后是取消汽車稅，最後加州政府陷入了破產的境地。州政府後來想恢復汽車稅，但州議會又從中作梗，結果使加州的財政陷入惡性循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