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是「四方」——四個方面的制度安排：

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在實行廣泛協商民主的基礎上進行集中，取得了比較好的效果，成功地制定了一個接一個的五年規劃，五年規劃也由計劃經濟時代的指令性計劃，變成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的指導性計劃。一個接一個規劃的制定和執行為中國的迅速崛起奠定了基礎。中國今天無疑已經成了世界上最能做長遠規劃的國家，也是最能落實長遠規劃的國家，「新型民主集中制」是制度化的決策機制。以五年規劃的制定為例，它基本上需要一年半左右的時間進行成百上千次各個層面的磋商和諮詢，几上幾下。正因為經過了這樣一個過程，中國宏觀決策的合法性和可行性總體上高於許多西方國家的決策。在美國，一個重要的決策，如奧巴馬的醫療改革，往往是極小圈子裡作出的決定，然後與各種利益團體討價還價，最後形成的東西冗長繁瑣，執行力很差，還得靠一批公關公司向公眾「出售」（sell to the public），這在中國是不可思議的。

四是混合經濟。在經濟制度方面，中國今天實行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本質上是一種「混合經濟」，它力求通過市場經濟取得資源配置的最優化，通過社會主義來保證宏觀穩定和社會的公平正義。它是「看不見的手」與「看得見的手」的混合；是計劃與市場的混合；是國有經濟和民營經濟的混合；是「市場經濟學」與「人本經濟學」的混合。實踐證明這種制度安排，雖然還在不斷完善的過程中，已經創造了中國迅速崛起的奇迹，絕大多數人民的生活水平大幅改善，當然這個過程也帶來不少問題，但總體上看，這種制度安排是對西方模式，特別是美國模式的超越。是西方國家，而不是中國，紛紛陷入了金融危機、債務危機和經濟危機；是西方國家，而不是中國，百姓的收入長期停滯不前，資產貶值的也不在少數。

我在《中國震撼》一書中提到，由於中國人口眾多，國土遼闊，中央和地方兩級政府往往都是推動中國經濟發展的發動機。這種中央和地方政府的互動關係可以追溯到秦漢的「郡縣制」，追溯到王安石當年的改革，追溯到毛澤東提倡的「兩條腿走路」。實踐證明，中國政府在促進經濟發展中所發揮的作用，本質上是中國核心競爭力的一部分，當然這種作用也應該有更為清晰的邊界，其存在的缺陷也應該在今後的實踐中得到修正。

亞伯拉罕·林肯的理想是「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但在現實中這一理想並非輕易可及。美國的民主制度距林肯的理想還相當遙遠，否則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約瑟夫·斯蒂格利茨就不會批評美國的制度是「1％有、1％治、1％享」。當然，「1％」的說法也可能過於嚴厲了。

一是國家型政黨（或整體利益黨）。在政黨制度方面，中國是一個「國家型政黨」（或「整體利益黨」）發揮領導和協調的作用。中國迅速崛起已成了不爭的事實，但不少人還是認為中國模式的最大弱點是中國的政治體制，特別是政黨體制，因為「一黨制」不符合西方界定的民主制度，也與世界上大多數國家的政治制度不同。許多西方學者認為這種制度將無法應對中國社會日益多樣化和中國中產階層壯大帶來的挑戰。我的觀點正好相反：中國成功的關鍵原因就是包括中國政黨制度在內的一系列制度安排，這個安排雖有不足，還可以繼續改進，但它的生命力非常強盛，因為它背後是數千年的中國文化傳承，同時也汲取了紅色文化和西方文化的許多營養。

下面我們概述一下「一國四方」：

中國最高決策機構，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候選人幾乎都擔任過兩任省委書記或具有其他相應的工作歷練。在中國，治理一個省的工作，對主政者才幹和能力的要求非常之高，因為中國一個省的平均規模幾乎是歐洲四五個國家的規模。很難想象在中國這種選賢任能的制度下，像美國小布希和日本野田佳彥這樣低能的領導人能夠進入國家最高領導層。

從思想傳承來看，中國協商民主和決策制度繼承了中國古代政治文化中強調的「明主者：兼聽獨斷，多其門戶」的理念，繼承了「不謀全局者不足以謀一域」這種從長計議的傳統。從制度傳承來看，它延續了中國古代朝廷的集議制度，包括廷議、宰相議、百官議、朝議等許多具體的做法，也借鑒和發展了蘇聯模式中的民主集中制和五年計劃的制定。

以即將接班的中國領導人習近平為例，他九_九_藏_書曾在經濟充滿活力的福建擔任省長，后又擔任過民營經濟高度發達的浙江省委書記，其後又擔任過上海市委書記，上海是中國的金融和商業中心，還有許多強大的國有企業。換言之，在習近平擔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之前，他主政過的地區，就人口而言，超過1.2億，就經濟規模而言，超過印度。其後他又有5年時間，以國家領導人的身份來熟悉整個國家層面的政治、軍事等領域的領導工作。

世界上最大的兩個經濟體都在經歷最高領導人的換屆，這種巧合被西方媒體描述為一個不透明的共產黨國家與一個透明的大眾民主國家的鮮明對比。這種對比是非常膚淺的，它實際上涉及的是兩種政治模式之間的競爭：一種是更強調選賢任能的模式，另一種則迷信選票的模式。相比之下，中國選賢任能的模式可能勝出。……

從思想傳承來看，中國「混合經濟」延續和發展了中國傳統意義上的「民本經濟學」，即經濟發展首先是為了百姓福祉，為了「經世濟民」，其主要特點是經濟與國計民生聯繫為一體，經濟與治國安邦聯繫在一起。同時這種制度安排也引入了西方現代市場經濟的理念，包括現代企業制度、現代貿易制度、現代銀行制度、現代融資體系等，以確保中國成為世界上最有競爭力的國家之一，並最終成為世界最大的經濟體。

三是選賢任能。在組織制度方面，中國實行的是「選賢任能」。1978年復出后不久，鄧小平提出了中國現代化分「三步走」，直至21世紀中期達到中等發達國家的水平。從這些跨長期的戰略目標出發，鄧小平反覆提出中國必須確保長治久安，確保各項改革開放政策的連續性，確保中國現代化事業的目標如期實現。與這種事業相匹配，鄧小平強調需要通過選賢任能，從組織上保證這些戰略目標的實現。他說過：「正確的政治路線要靠正確的組織路線來保證。中國的事情能不能辦好，社會主義和改革開放能不能堅持，經濟能不能快一點發展起來，國家能不能長治久安，從一定意義上說，關鍵在人。」在選賢任能的論述中，鄧小平把中國最高執政團隊的選拔看做重中之重，他講過「中國問題的關鍵在於共產黨要有一個好的政治局，特別是好的政治局常委會。只要這個環節不發生問題，中國就穩如泰山」。

如果歷史上的古埃及文明、古兩河流域文明、古印度文明、古希臘文明都能夠延續至今，並實現現代國家的轉型，那麼它們今天也可能是「文明型國家」，但這種機會已經不復存在。如果當初古羅馬帝國沒有四分五裂，並能完成現代國家的轉型，那麼歐洲也可能是一個相當規模的「文明型國家」，但這隻能是一種推演和假設。如果今天數十個國家組成的伊斯蘭世界，能完成傳統與現代的結合，並整合成一個統一的國家而崛起，那麼也可能是一個十億人口規模的「文明型國家」，但今天看來這也是難以實現的願景。環顧今日之世界，數千年古老文明與現代國家形態幾乎完全重合的國家只有一個，那就是中國。

中國協商民主包括「新型民主集中制」這種決策體制。中國迅速崛起的一個重要原因，是中國的決策比較能夠考慮國家和人民的整體和長遠利益。中國政治制度的戰略規劃和實施能力大概是世界上最強的。一個接一個五年計劃的順利制定和執行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西方人經常感嘆，西方的公司都有短、中、長期的規劃，但西方國家幾乎都沒有這樣的規劃。很大程度上，這是因為多黨競選制度決定了一個政黨所制定的規劃，換了一個政黨來執政，就難以延續了。台灣地區在所謂的「民主化」之前還有六年規劃，當年的經濟起飛離不開這樣的規劃，但「民主化」之後就無法制定這樣的規劃了。一個國家和社會究竟是有規劃好，還是沒有規劃好？當然是有規劃好。中國今天已經形成了「謀定而後動」的共識，形成了一種可以稱之為「新型民主集中制」的決策制度，包括「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請進來，走出去」等一系列具體的程序和方法。從中國發展的實踐來看，中國民主決策的總體質量明顯高於西方。

從制度傳承來看，秦漢時期，中國的自然經濟仍佔據主導地位，九*九*藏*書但漢代開始出現許多專業大戶，多種經濟成分開始發展，全國水利交通網也方便了統一市場的形成，為商品經濟發展創造了條件。西漢中期開始，政府通過鹽鐵官營等壟斷政策，擴大了官營工商業的地位，民營經濟也在發展，但總體上，多數學者傾向於把中國古代的商品經濟概括為「小生產，大流通」，官營民營共存，商品流通比較發達。政府在中國經濟中的作用可以追溯到西漢的《鹽鐵論》，甚至追溯到四千年前的大禹治水。這種傳統一旦確立，不容易改變，我們要做的是趨利避害。

作為「文明型國家」，中國有著完全不同的歷史傳承。我們在過去兩千來年的歷史長河中，大都是統一的執政集團執政。「文明型國家」是「百國之和」，領導這樣國家的執政團體不能只代表部分人的利益。如果中國的執政黨也像西方政黨那樣只代表部分人的利益，這個黨將被人民拋棄。歷史上的執政集團，其實也是力求代表人民整體利益的，它可以是真正地代表，也可能不一定真正地代表，但它也要自稱它能代表。像西方政黨那樣，公開代表部分人利益，在中國是行不通的。

在中國漫長的歷史上，一個政府如果不能發展經濟和改善民生，不能處理好大災大難，就會失去百姓的支持，失去「天命」。但是光講「人本經濟」，不講「現代市場經濟」，我們的經濟就沒有國際競爭力，所以在過去數十年中，我們又引入了西方的「現代市場經濟」，并力求把它和中國傳統的「人本經濟學」有機地結合在一起。我們還不能說兩者已經結合得完美無缺，恰恰相反，兩者的結合還有很多地方可以改善，但我們「混合經濟」模式創造了扎紮實實的中國奇迹和多數人財富的迅速增長。

中共十八大期間，美國《紐約時報》編輯曾約我寫一篇評論文章，我有感而發，寫了一篇「選賢任能挑戰西方民主」，我當時是這樣寫的：

與中國古代決策集議制度相比，中國今天的協商民主和決策制度涉及的範圍之廣、內容之豐富、形式之多樣、過程之複雜，都是古人所難以想象的。民主集中制是蘇維埃領導人列寧創立的，對蘇聯的崛起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但隨著蘇聯模式走向僵化，蘇聯模式下的民主集中制越來越變成了只有集中，沒有民主，甚至變成了「一言堂」；蘇聯的五年計劃制度也一樣，對蘇聯實現工業化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但隨著中央計劃經濟體制的僵化，五年計劃成了僵化的中央計劃經濟的代名詞，成了蘇聯經濟失去活力的代名詞。中國在改革開放的過程中，通過體制改革和創新，首先把民主集中制中的民主成分大大加強，這也確實是大勢所趨，因為國家發展的任務越來越艱巨，涉及的領域越來越複雜，沒有大量的專業知識，國家是無法作出正確決策的。

總體上看，我們既要發揮市場經濟支配資源的高效，又要確保社會主義宏觀整合的長處，同時拒絕市場原教旨主義。我們的「混合經濟」不是機械地模仿西方市場經濟，而是學習了它的長處，了解並儘可能地克服它的短處，並結合自身的條件不斷探索體制創新，現在中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包括一整套宏觀調控的思路、方法、措施、組合拳，顯出了強大的生命力。整個世界今天都在研究中國是如何採用宏觀調控來避免和應對世界經濟危機的。

比較西方模式下的政黨，它們大多數恐怕只能算做「部分利益黨」乃至「遊戲黨」。與中國共產黨不同，這些政黨大都不對自己民族的整體利益承擔終極責任。例如，韓國的政黨競選可能選出一個導致與朝鮮發生戰爭的政黨，但韓國的安全最終是靠美國來保護的，韓國是否會與朝鮮發生武裝衝突，衝突到什麼程度，很大程度上都取決於美國。日本的政黨也是這樣，十年九相，選出了民粹主義的領導人，他是否會把日本重新拖上軍國主義的戰車，最終禍害日本自身，禍害整個東亞和世界？這很大程度上也取決於美國。相比之下，中國的執政黨須對中華文明的興衰負終極責任。習近平說「中國是一個大國，不能出現顛覆性錯誤」，講的就是這個道理。如果出現了「顛覆性」的錯誤，任何國家都沒有能力幫助中國恢復平衡，一些整天想要顛覆中國的勢力和國家還會幸災樂禍，趁機落井下石呢。從這個意義上看，中國共產黨是「天命黨」，一個「天降大任於斯人也」、捨我其誰的政黨。它對自己國家和文明的命運承擔終極責任。

美國人常說：美國這個國家很容易理解，政治上是「民主制度」，經濟上是「市場經濟」，這種解釋並不到位，但對複雜的制度安排作簡練的概括不失為話語建設的一個好方法。我個人認為，理解中https://read.99csw.com國也不難，而且是很準確的理解：政治上，中國是一個「文明型國家」；經濟上，中國是一種「混合型經濟」。如果需要更詳盡的解釋，特別是解釋中國模式得以成功的制度原因，我們可以把重點放在解讀中國的國家性質以及中國的一整套制度安排。這種解讀也可以簡稱為「一國四方」——「一國」，即中國是一個「文明型國家」（a civilizational state），「四方」指的是中國在四個方面的制度安排：在政黨制度方面，中國是一個「國家型政黨」（a state party，或「整體利益黨」），它的作用是領導和協調；在民主制度方面，中國是「協商民主」（a consultative democracy），包括決策領域內的「新型民主集中制」；在組織制度方面，中國是「選賢任能」（meritocracy）；在經濟制度方面，中國是「混合經濟」（a mixed economy）。這些制度安排保證了中國的迅速崛起，也是中國模式可能超越西方模式的重要制度保證。

中國「文明型國家」主要有八個特徵。這八個特徵又可以被簡稱為「四超」和「四特」。「四超」就是超大型的人口規模、超廣闊的疆域國土、超悠久的歷史傳統、超深厚的文化積淀。「四特」主要由「四超」衍生而來，即獨特的語言、獨特的政治、獨特的社會、獨特的經濟。這其中的每一點都包含了傳統「文明」和「（現代）國家」的融合。

從思想傳承來看，這種事業成敗，關鍵在人的思想在中國政治文化傳統中源遠流長。「治國之道，務在舉賢」、「為政之要，惟在得人，用非其人，必難致治」表達的都是這個思想。某種意義上，這也是中國政治文化中的一種深層次的心理結構，從百姓到幹部在文化心理上都認同「治國必須靠人才」。像西方那樣，能說會道就可以競選當總統，與中國政治文化深層次的心理結構格格不入。從制度傳承來看，這種選賢任能的制度源於持續了上千年的科舉選拔制度，也融入了西方政治制度中的一些做法，如民調和選舉等。整個國家從上到下大致建立了一整套可以被稱為「選拔＋某種形式的選舉」的制度。大體來說，幹部晉陞必須經過初步考察、徵求意見、民調、評估、投票、公示等程序。

從制度傳承來看，中國執政黨是中國歷史上統一的執政集團的繼續和發展，也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政黨傳統的繼承和發展。中國共產黨把自己定性為中華民族復興的先鋒隊。中國共產黨也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而與時俱進。今天的中國共產黨應該是世界上組織規模最大、組織能力最強的政黨。中國學習了西方政黨的一些有益經驗，建立了強大的現代政黨體系，但同時又擁有獨特的政治文化傳統，兩者的結合使我們可以超越西方政黨模式及其帶來的民粹主義、短視主義、法條主義等嚴重問題。當然，我們執政黨自身也有許多問題，我們需要「從嚴治黨」，不斷提高黨的領導水平和執政水平，確保黨成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堅強領導核心。

中國已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經濟、社會和政治的改革的實驗室。中國這種「選拔加選舉」的模式已經可以和美國的選舉民主模式進行競爭。溫斯頓·丘吉爾有一句名言：「民主是最壞的制度，但其他已嘗試的制度更壞。」在西方的文化背景中，情況可能確實如此。許多中國人將丘吉爾的這句名言意譯為「最不壞的制度」，也就是中國偉大戰略家孫子所說的「下下策」，它至少可以保證壞領導人的出局。然而，在中國儒家選賢任能的政治傳統中，政府應該永遠追求「上上策」或「最最好」的目標，力求選拔出最卓越的領導人。這當然很難做到，但這種努力不會停止。中國通過政治制度上的創新，已經產生了一種制度安排，這種制度安排在很大程度上實現了「上上策」（選出久經考驗的領導人）與「下下策」（保證應該出局的領導人出局）的結合。

我們還應注意到中國協商民主和「新型民主集中制」帶來的「預期創造」和「需求創造」；一個地方的發展規劃也好，國家的五年規劃制定也好，上read.99csw.com上下下的諮詢和磋商，媒體和網路上對各種相關議題的討論，這個過程本身就是一個創造和塑造公眾預期的過程，這個過程本身就創造了大量的需求，而且經常是中長期的需求。中國過去30多年的高速增長與這種「預期創造」和「需求創造」是分不開的。與西方多數國家無法進行中長期規劃的情況相比較，中國的制度安排顯然是一種超越，我們對此可以非常自信。

中國選賢任能的制度挑戰了「民主或專制」這種陳舊的二分法。從中國的視角看，一個政權的性質及其合法性，應該由其實質內容來判斷，這種實質內容就是能否實行良政善治、能否擁有勤政能幹的領導人、能否使多數民眾感到滿意。儘管中國政府和選賢任能制度還存有諸多不足，但它確實保證了世界上最長時期的經濟高速增長，並大大改善了大部分百姓的生活水平。根據美國皮尤調查中心的民調，在2013年受訪的中國民眾中，高達85％的人對國家的發展方向表示滿意，這一比例遠遠超過其他參与調查的國家。

經濟學家史正富認為：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是一種三維經濟，即戰略性的中央政府、競爭性的地方政府和競爭性的企業三者構成的一個經濟體系。中國經濟比其他經濟更有活力的一個主要原因就是它是三維的，而不是像多數其他國家，他們的經濟是二維的，二維經濟的發展的動力不如三維經濟。史正富還分析了中國模式和西方模式下企業交易成本的差別，西方通過律師、遊說等所謂的社會中介機構來推動市場經濟，其交易成本明顯高於中國通過競爭性地方政府與競爭性企業互動所產生的交易成本，這些觀點也是對中國「混合經濟」模式的一種闡述。

二是協商民主。在民主制度方面，中國的最大特點是協商民主。這種協商民主的廣度和深度是世界上其他政治制度所無法比擬的。在西方國家，民主幾乎被鎖定在政治領域內，鎖定在國家定期舉行最高領導人的選舉。在中國，協商民主不僅是政治層面的制度安排（特別是黨和國家層面），而且也是經濟和社會層面的制度安排。中國之所以採取協商民主這種形式，很大程度上，是中國「文明型國家」的特徵所決定的。中國超大型的人口規模、超廣闊的疆域國土，意味著中國需要更具包容性和整合力的民主制度。在中國這麼大的國家裡，一個決定哪怕是10％的人反對，那也是1.3億人反對，所以總體上中國不宜採用簡單票決制中51％對49％、贏者通吃的方法，而是需要通過廣泛協商，達成人民內部的最大共識。當然，這不是議而不決，而是廣泛協商基礎之上的當斷則斷。

中國共產黨是一個「國家型政黨」或者叫「整體利益黨」，就是說這個黨是代表整個國家和全體人民整體利益的政黨。中國共產黨雖然名字叫「黨」，但和西方的「黨」的內涵完全不同。西方的政黨理論其實並不複雜，它認為一個社會由不同的利益集團組成，各個利益集團都應該有自己的代表，這就是多黨制的起源，各個政黨都代表了部分選民的利益，然後通過競選和票決制，你得51％的選票，我得49％的選票，你就贏了，我就輸了，一個多元的社會就這樣通過票決從「分」到「合」了。（非西方國家採用西方模式之所以頻頻失敗，就是因為一旦社會這樣「分」了之後，就再也「合」不起來了，現在西方社會也面臨這種挑戰。）從這個角度看，中國共產黨是「整體利益黨」，而西方政黨是公開的「部分利益黨」。雖然許多西方政黨也稱自己代表了人民的整體利益，但西方國家的各種民調結果都表明，多數民眾認為自己國家的政黨大都代表著特定的利益群體，而非大多數國民的整體利益。

正因為如此，過去十來年所有獨立可信的民調，例如，美國皮尤中心和亞洲動態（Asia Barometers）等的民調，都發現中國中央政府在民眾中的威望極高，支持率最低都在75％以上，遠遠高於西方政府在西方社會的支持率。一些仇視新中國的人老是盼望中國的政黨制度走向崩潰，這是脫離中國民情和國情的誤判。坦率地說，很難想象某一天，中國的執政黨將由一個只代表部分人利益的政黨執政，然後每四年或五年九_九_藏_書，換一個中央政府來執政，這樣的政黨制度安排在今天的西方是天經地義的，在中國則是不可思議的。

從思想傳承看，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人一直有「天降大任」的思想傳承，這個黨有自己獨特的「天命觀」，它代表一個文明、代表一個「百國之和」的國家、代表一個在內憂外患下跌入低谷后又重新崛起的偉大文明。它不僅要對國家的發展和百姓的福祉負責，而且要對自己文明的延續負責。從這個角度出發，我們就可以理解為什麼毛澤東主席一直提醒國人要「追趕」和「超越」美國，否則就要被開除「球籍」。鄧小平恢復工作后首先就提出中國的現代化要分三步走，最終要讓中國在21世紀中葉成為社會主義的發達國家，並在全世界證明社會主義制度比資本主義制度優越。習近平也明確指出：「我們黨從成立那天起，就肩負著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使命。我們黨領導人民進行革命建設改革，就是要讓中國人民富裕起來，國家強盛起來，振興偉大的中華民族。」

首先是「一國」——「文明型國家」：在《中國震撼》一書中，我以相當長的篇幅闡述這麼一個觀點：中國的崛起不是一個普通國家的崛起，而是一個「文明型國家」的崛起，這種國家世界上只有一個，那就是中國，她是一個五千年連綿不斷偉大文明與一個超大型現代國家的重疊。我當時是這樣寫的：

這些特徵大致規範了中國道路及其制度安排的獨特性和路徑依賴。上述的中國政治力量、社會力量、資本力量之間的動態關係很能說明這一點。中國政治力量相對強勢和中立的傳統源遠流長。超大型的人口規模、超廣闊的疆域國土、超悠久的歷史傳統、超深厚的文化積淀，意味著治理這樣的大國需要考慮諸多的複雜因素，需要一個比較強勢、有為和中立的政府，它要能夠解決好天災人禍問題，要能夠應對人口和疆土規模帶來的巨大挑戰。中國歷史上比較繁榮昌盛的朝代都與比較強勢有為、比較中立包容的政府聯繫在一起。政府不強勢有為，國家就走向衰敗，乃至解體（如宋朝後期的狀況）。政府不中立包容，國家就無法對各種複雜的利益進行協調，最終整個國家都可能陷入利益紛爭而停滯不前甚至癱瘓內亂。如中央政府被普遍認為特別偏袒某一階層和某一地區，就可能引起廣泛不滿而喪失整合能力，導致國無寧日（如民國成立后的軍閥混戰）。現在看來，中國政治力量相對強勢和中立，使它可以代表最廣大人民的利益，使它能夠規範和引領資本力量和社會力量。中國的這種制度安排較好地保證了中國的迅速崛起，這種安排體現出中華文明的傳統基因、紅色基因和西方元素的有機融合，這一切也構成了中國制度安排與西方制度安排的最大差別，現在看來這些安排也正是中國超越西方和西方模式的制度保證。

這種「文明型國家」具有超強的歷史和文化底蘊，不會跟著別人亦步亦趨，不會照搬西方或者其他任何模式，它只會沿著自己特有的軌跡和邏輯繼續演變和發展；在崛起的道路上它也可能經歷磕磕碰碰，但其崛起的勢頭已不可阻擋，其崛起的方向已不可逆轉；這種「文明型國家」有能力汲取其他文明的一切長處而不失去自我，並對世界文明作出原創性的貢獻，因為它本身就是不斷產生新坐標的內源性主體文明。……

以上闡述的「一國四方」大致可以概括中國國家的特性及其相關的制度安排。這些制度安排，雖然還在繼續完善之中，但已經展示了自己的優勢，它們可以和西方的制度安排競爭而勝出：「整體利益黨」比西方的「部分利益黨」更有凝聚力、領導力和執行力；「協商民主」比西方「大眾民主」更能體現不同階層的共同利益，更能作出具有長期戰略意義的規劃和決策；「選賢任能」所產生的中國領導人總體上比西方「選秀模式」更稱職能幹；「混合經濟」比「市場原教旨主義」更能保證經濟順利、迅速和平穩地發展，中國的實踐已經證明中國的「混合經濟」模式也是一種避免金融危機、債務危機和經濟危機的行之有效的制度安排。中國所實踐的這些制度，都體現了中國傳統文明基因、紅色基因和西方元素的有機結合，包含了對中國自己成功經驗的總結和對別國有益經驗的借鑒。這些政治安排展現了自己的巨大定力和活力，為中國的迅速崛起，為中國超越西方和西方模式提供了最重要的制度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