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勒森教授的經歷很獨特：在蘇聯大變動的關鍵年代他是戈爾巴喬夫的資深顧問，蘇聯解體后又出任過新獨立的愛沙尼亞共和國第一副外長。同時他也是一位資深的法學家和政治學者，先後在英國倫敦大學國王學院和倫敦經濟學院任國際法教授，現在是愛沙尼亞最高學府塔林大學法學院院長。由穆勒森教授這樣一位政權更迭的親歷者和資深學人來評判「顏色革命」，實在是再合適不過了。他引用了大量的學術文獻和媒體文章，較全面地介紹了西方關於「顏色革命」、政權更迭、人道主義干預、民主和平（即所謂「民主國家之間不會發生戰爭」）等觀點，然後又結合自己參与蘇聯改革的失敗經歷，從學理層面和實踐層面對西方的這些主流觀點進行了全面質疑和否定。

2013年春節前夕，原蘇聯領導人戈爾巴喬夫的法律事務顧問瑞納·穆勒森（Rein Mullerson）教授給我發來了一份郵件，說讀完我的《中國震撼》英文版后，發現在很多問題上與我的觀點高度一致，並給我傳來了他的新著（Regime Change:from Democratic Peace Theories to Forcible Regime Change，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出版），我很快把這本書推薦給了出版社翻譯出版。

穆勒森教授認為「顏色革命」的根源要追溯到歐洲啟蒙運動形成的社會單線演化的哲學觀，追溯到西方基督教的傳教士傳統，前者把世界看成是一個簡單的由落後向「先進」的單向度進程（ｒead•99cｓw.com而西方模式又被認為是代表了人類最先進的成就，即所謂「歷史終結論」），後者則認為自己的宗教代表了唯一真理，只有這種宗教得到「普世」，人類才可能得救。這種狂熱的傳教士精神，是西方，特別是美國，向別國強行輸出其政治和經濟模式的主要動力。另外，獲取更多的經濟、商業、戰略等利益也是西方推動政權更迭的一個重要考量。但是，從烏克蘭到喬治亞，從吉爾吉斯斯坦到「阿拉伯之春」，人們看到這些國家都出現了政治混亂、社會動蕩、經濟凋敝。

從一個更大的視角看，「顏色革命」國家和「阿拉伯之春」國家內部的政治、社會和資本力量在不同程度上都受制於外部勢力。對「阿拉伯之春」國家的干預，主要來自美國、歐洲、伊斯蘭極端勢力等，對「顏色革命」國家的干預主要來自歐盟、美國和俄羅斯。這些外部勢力對這些國家的滲透和干預可以說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如美國國務院官員直接指定烏克蘭新政府的總理人選。這些外部勢力互相角逐，特別是歐、美勢力與俄羅斯勢力的角逐，以及歐、美勢力之間的分歧等，導致了這些國家內部的分裂和動蕩不斷。烏克蘭東、西部被撕裂，克里米亞加入了俄羅斯，喬治亞失去了南奧塞兩個州，吉爾吉斯斯坦事實上的南北分裂，埃及伊斯蘭派與世俗派的分裂和對抗等，都說明了這一點。

穆勒森還評述了西方的人權話語，與我的認知也高度一致。對於西方提倡的所謂「人權高於主權」的「人道主義干預論」理論，他認為關鍵是誰來界定「人權」，誰來界定什麼是ｈｔtｐｓ://ｒeaｄ.9９cｓｗ.coｍ「普世價值」，從現在已經發生的人道主義干預來看，效果都不好。他批評了西方的所謂「民主和平理論」，即民主國家之間不會發生戰爭，認為這個理論難以自圓其說，因為這個理論界定的民主國家只限於戰後的所謂「成熟民主國家」，如果把民主制度放到更大的歷史背景下，放到從希臘雅典城邦民主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漫長歷史中來檢驗，那麼民主國家之間的戰爭其實很多，因此「民主和平理論」難以成立。另外，這個理論已經成了西方對非西方國家推行「顏色革命」甚至發動戰爭的借口，導致了西方大國的盲目自信、政治傲慢和戰爭傾向，這個理論也支撐了小布希發動的伊拉克戰爭。他以北約干預利比亞為例，指出：那些說不出利比亞四個城市名字的人卻可以說出攻打利比亞的四個理由，正是這種傲慢導致了美國今天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困境。穆勒森在書中還提出了其他很有見地的觀點，如西方在許多方面要向東方學習，向中國學習；西方對中國和俄羅斯的傲慢是中、俄與西方漸行漸遠的主要原因；西方媒體在「顏色革命」中奉行了雙重標準；在「人道主義干預」問題上西方的表現相當虛偽；西方在非西方國家的代理人往往是一批最終讓西方失望的人等。

在「顏色革命」失敗原因的分析上，穆勒森和我的觀點幾乎完全一致。我們都認為國家是一個至少包括政治、經濟和社會三個層面的有機體，「顏色革命」最多只是改變了這個有機體政治層面的某些表象，而另外兩個層面則難以改變，特別是社會層面的變化非常之難，非常之慢hｔｔps://reaｄ•9９ｃsw.cｏm。西方社會與非西方社會的形態迥異：早在西方社會確立民主制度之前，西方社會已經是以個人自由主義文化為主和法律至上的社會。相比而言，經歷了「顏色革命」的國家至今都不是個人自由主義文化和法律至上的社會，在這樣的國家裡實行西方民主制度，只能以失敗告終。從這個角度看，在一個沒有自由主義傳統的國家真正地搞一人一票的話，自由主義者是不可能被選上台的，「阿拉伯之春」國家的大選結局幾乎都證明了這一點。換言之，西方的「普世價值」模式根本解決不了這些國家深層次的問題——既解決不了原蘇聯國家的民族矛盾、地區矛盾和經濟危機，也解決不了阿拉伯世界的人口|爆炸問題、貧窮問題、經濟結構問題。推動「顏色革命」模式反而使這些國家陷入動蕩，使原本就分裂的社會更加分裂，使它們面臨的各種問題更加擴大化、複雜化、持久化。

國際關係的實踐已經表明：一個經濟相對落後的國家要成功，其政治力量必須能夠凝聚本國國民對於發展經濟、改善民生的共識，並儘可能地保持國家的獨立和主權，擺脫外來勢力的各種干預，並在此基礎之上推動符合自己民情國情的政治變革。如果無法這樣做，而是把解決一切問題的希望都寄託于所謂「普世價值」和「民主化」上，寄托在外來勢力的幫助上，這種國家成功的概率大概為零。這種單向度的政治變革只會使社會力量極端躁動，期望值越來越高，而政治力量永遠滿足不了這些期望，結果期望就會轉化為失望，而且是破壞力巨大的失望，社會從此陷入動蕩，經濟走向凋敝，甚至整個九-九-藏-書國家都走向解體，最後只能靠西方大國來收拾殘局，這恐怕也是這些西方國家到處干涉別國內政的目的所在。他們會繼續以支持「普世價值」為名，拉一派，打一派，使這些國家陷入持續的內鬥，最終整個國家成為他們的附庸，永世不得翻身，而西方國家則可能在混亂中完成自己經濟和戰略利益的整合，包括對這些國家資源和資產的佔有。

穆勒森教授還花了相當篇幅探討了西方民主制度本身的危機和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危機，有一些很到位的見解。他認為西方國家自己問題重重，沒有資格強迫別人接受其獨特文化所產生的制度安排。他說西方與其「關愛中國和俄國的持不同政見者，還不如關愛自己國家內部的批評者」。他認為西方制度本身需要改革，因為民主制度與資本主義制度本質上是難以兼容的——民主制度追求平等，而資本主義制度是不平等的根源。他認為像美國這樣的國家，資本的力量已經壓倒了民主的力量，他引用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斯蒂格利茲的話說，「美國夢」包含的所謂機會平等已經成為一種神話，美國的社會固化幾乎成為常態。美國今天實行的已經不是一人一票，而是一美元一票。

對於社會主義國家的改革，穆勒森教授比較了鄧小平和戈爾巴喬夫的差別，認為「回顧當初，特別是與鄧小平相比較，戈爾巴喬夫只是一個天真的政客」，而鄧小平對自己國家的了解、對外部世界的了解、對西方國家的了解，「遠在戈爾巴喬夫之上」。他認為這個差別是中國改革成功和蘇聯改革失敗的主要原因。我自己近距離接觸過鄧小平，也實地觀察過戈爾巴喬夫推動政治改革后的ｈｔtps://rｅａｄ•９9ｃsｗ•cｏｍ蘇聯，穆勒森教授對這兩位領導人評價是準確的。他還感嘆，俄羅斯當時重用了一大批西方培養的文人書生、「哈佛大學畢業的工商管理碩士」和西方派來的所謂「專家」，制定了許多嚴重脫離了俄羅斯國情的改革戰略和政策，結果導致了整個經濟的崩潰。這對中國也有一定的警示作用。中國在下一步改革開放的過程中，一方面要繼續重視知識分子的作用，但同時也要防止被一批「言必稱西方」、嚴重脫離國情的學者和機構誤導。

在這個意義上，中國模式已經站住了，這是不容易的。西方一些勢力一直希望扳倒中國，消滅自己的對手，讓西方資本的利益主導這個世界，讓不受制約的資本力量吞噬中國的一切，吞噬整個世界，但中國模式成功地阻止了這種企圖。中國模式已經證明它在許多方面確實可以比西方模式做得更好，可以給國人乃至世界帶來更多的財富和利益，這也正是中國模式成功對於整個外部世界的深遠意義所在。

中國是幸運的，中國政治、社會、資本力量的結構決定了中國可以避免「阿拉伯之春」和「顏色革命」的局面。中國的政治力量比較強勢和中立，不受制於任何外國勢力，可以確保中國走自己認定的路。雖然中國的政治力量、社會力量和資本力量也受到西方勢力不同程度的影響乃至滲透，但中國政治力量總體上保持了自己的強大獨立性，也有能力引領和規範中國的社會力量和資本力量，中國「文明型國家」的特徵也決定了，即使在中國社會力量和資本力量的內部，「中國本位」、「中國傳統」、「中國利益」的影響仍然巨大，甚至還佔主流，這也是西方難於撼動中國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