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中國人常被認為是「一盤散沙」、不團結、「窩裡斗」等，這也和人均資源有限造成的激烈競爭有關，鴉片戰爭后的大量戰爭賠款，辛亥革命后的長期戰亂，日本侵華戰爭的殘暴破壞，等等，導致了經濟凋敝，民生艱難，人均佔有資源更少。此外，中國廣大農村歷來是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為主，分散、孤立、封閉，多數農民僅關心自己「一畝三分田」，社會形態薄弱，自組織能力匱乏。雖然儒家提倡「家國情懷」，但舊時的中國還是缺少把「家」與「國」聯繫起來的經濟基礎和政治制度。這種「一盤散沙」的局面使中國大規模的工業化舉步維艱，也抵擋不住西方列強發動的一場又一場戰爭，最終中國整個國家陷入了任人宰割的悲慘境地。

我們講的「民意」和「民心」本質上也是一種「上下策」關係。中國人有自己的政治哲學理念，尤其是「民意」和「民心」這兩個概念。「民意」一般指公眾輿論中所表現出來的民眾意願；「民心」則是指宏觀意義上的「人心向背」。孟子早在兩千多年前就提出了「得其心，斯得民矣」這個概念。中國人講「民意如流水」，講「民心大如天」，也就是說「民意」很重要，但「民心」更重要。「民意」有時候可以反映「民心」，有時候不能反映「民心」。在今天這個自媒體和微博的時代，「民意」甚至可能在一個小時內就發生變化，但「民心」一定是一個相對穩定的東西，用現代政治學的話語，「民心」反映的應該是一個民族和國家的整體和長遠的利益。從這個角度看，「民意」與「民心」的關係也是一個「下策」與「上策」的關係，兩者要結合起來考慮才行。一流的治國應該力求從「民心」出發來把握甚至引導「民意」，而不是簡單地被「民意」牽著走。治國成功的關鍵是把握整個社會的「民心所向」。這些年中國政治雖然有時也有民粹化的傾向，但與西方相比，我們總體上的政治定力還是比他們大，所以我們取得的成績也比他們大得多。

總體上看，以我自己的觀察，盎格魯–撒克遜人（英、美的主要族群）「自組織」能力較強，他們喜歡自己組織起來做事情，哪怕只有幾十個人在一起，往往就會自發地組織各種協會，進行選舉，實現某種形式的「自治」。相比之下，自組織能力似乎不是中國人的強項，中國人普遍喜歡由較為客觀公正的第三方來確立和維護某種秩序，並在這種秩序中，井然有序地生活、工作、學習和娛樂。中國城市住宅小區普遍聘用物業公司來管理就是一個很能說明問題的例子，在國外，普通居民小區的管理許多情況下是居民自我組織、自我管理為主，而非依賴專業的物業管理公司。

從「比較優勢」的角度來看，在政治領域，英、美人似乎更相信選舉，也更善於搞選舉；中國人似乎更相信「選賢任能」，也更善於搞選拔與考核。與英、美這樣的國家競爭如何進行選舉，我估計100年之後我們可能還是競爭不過他們，我們鄉鎮一級的直接選舉已經試驗了20多年，但總體效果令人難以樂觀，賄選情況極為普遍，家族影響處處可見。台灣地區的選舉年復一年，但黑金政治仍是棘手的問題。但與英、美比「選賢任能」，我們現在做的就比他們好，而且好很多。

當然，古代中國和古代西方情況類似，由於生產力低下，社會分工少等原因，綜合文化在中國和西方都比較普遍。中國的《易經》《道德經》《大藏經》等典籍都屬於「綜合」性經典。同樣，西方的《聖經》、羅馬史詩等也可以算是「綜合」性經典，在某種意義上，這也反映了當時的歐洲社會也是「綜合」性的社會。

在一個更大的範圍內，我們過去30多年的最大成功幾乎都是綜合創新。在政治領域內，我們把「選拔」和某種形式的「選舉」結合起來，這種做法明顯好於西方光是依賴「選舉」的制度。在社會領域，我們拒絕了西方主張的那種社會與國家對抗的制度，而是推進社會綜合治理，推動社會協商和對話，建立社會與國家高度良性互動的制度，所以我們的國家和社會都比西方更有凝聚力。在經濟領域，我們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這是一種「混合經濟」，包含了「看不見的手」與「看得見的手」的有機結合，市場與計劃的有機結合，國企與民企力量的有機結合等，雖然這個制度還需要完善，但它已經展現了獨特的競爭力，帶來了中國經濟的飛速增長和百姓生活水平的大幅提高。在法律領域，我們繼續推動依法治國，把「法治」與「德治」結合起來，并力求避免西方法條主義等弊病，建設一種比西方更公正、更高效、成本更低廉的新型法治國家。我們還要繼續學習和借鑒世界各國和地區的好經驗，但一定以我為主，博採眾長，洋為中用，自成一家。

在一個國際競爭日益加劇的世界上，「組織起來」也包括一個國家的組織能力、整合能力、規劃能力。總體上中國的這些能力均超過西方。以整合能力為例，現代社會帶來了一個國家內不同群體利益的分化，也帶來了不同國家之間利益的分化，從過去30多年的情況來看，中國模式在整合國內外不同利益方面，明顯比西方模式更勝一籌。例如，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后，政府通過自己較強的整合能力，更好地實現了產業調整與整合，歐洲不少國家，如義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等南歐國家明顯缺乏這種整合能力，所以他們到現在都無法適應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后帶來的產業競爭。

過去60多年，中國已經積累了大量「趕超」的經驗，也有不少教訓，特別是「大躍進」「頭腦發熱」的教訓，正因為有這種刻骨銘心的教訓，過去30多年，中國「趕超」的步子比較穩健和紮實，展示了很強的定力，用西方政治評論家的話說就是「這次是真的」。這種定力背後主要是三大元素的有機結合：中華文明的底蘊、中國的紅色傳統、西方的有益經驗。這三大元素的有機結合使我們深化了對「超越」規律的認識，並在這種認識的基礎上形成了一些思路和經驗。我這ｈttｐs://rｅad•９９ｃｓw.cｏｍ裏總結出四條思路和經驗，這樣的思路和經驗還有不少，但我認為把握好這四條，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達到「超越」西方的目的。這四條思路和經驗是：民本主義、組織起來、綜合創新、上下策結合。

從這個角度，我們也可以說，德治是社會治理的「上策」，「法治」是社會治理的「下策」，是保底的，但兩者要有機地結合起來，一個社會才能真正治理好。一個社會崇尚「德治」，把「德」內化成了自己精神品格的一部分，這個社會的治理成本就會很低，幸福指數就會很高。有人說，「德治」屬於「人治」，這是不確切的，「德治」不是「人治」，而是「人本政治」，是人作為人所應該具有的品格、道德和行為。西方社會其實也有「德治」，這主要指宗教傳統所產生的道德規範。但在越來越多的西方國家，「法治」早已壓倒「德治」，這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法治社會變成了「律師治理」的社會，而律師自己又形成了龐大的利益集團，訴訟甚至已經成為生活方式的一部分，這種情況帶來的困境就是社會治理成本極高以及真正意義上的司法不公，因為富人總是可以花更多的錢聘請更好的律師團隊，他們勝訴的可能性也明顯大於普通人。另一個問題是法條主義，也就是我與福山辯論時提到的中國文化中「天」的概念，有些事情涉及一個國家和民族的整體利益，我們保留在法治的精神下進行政治處理的權利。像美國華爾街金融大鱷那樣給美國人民的財產帶來巨大損失后，還要根據原來的合同拿高達上億美元的獎金，這種「法治」文化在中國文化中是難以接受的。

如果說有一個「西方民主模式」和「中國民生模式」在競爭的話，那麼我的初步結論是中國模式已經勝出。今天西方民主話語似乎還佔有某種話語和道德上的優勢，但對世界上絕大多數人來說，民本思想才是民主的實實在在的體現，它遠比空洞的民主說教更為堅定有力，時間和歷史一定在民本主義這一邊，全世界最終都會朝這個方向走，西方民主制度也得朝這個方向演變。難怪連《經濟學人》雜誌文章也感嘆：中國每十年，人民生活水平就翻一番，而美國崛起最快的時候，要三十年才翻一番。中國「用（西方）民主制度可能要花幾十年才能學會的方式去應對國家建設方面的一些重大問題。例如，中國只用了兩年就將其養老金的覆蓋面又增加了2.4億農村人口，僅這個數字就遠遠多於美國公共養老金體系所覆蓋的總人數」。看來民本主義不僅符合中國政治傳統，也代表了世界未來發展的潮流，展現了中國超越西方、超越西方模式的一個核心理念和成功實踐。

我們當然可以也應該借鑒別人之長，但我們千萬不要放棄我們的「比較優勢」。實際上我們今天的選賢任能模式已經是一種「選拔+（某種形式的）選舉」的模式，其中，選舉是從西方借鑒的。當我們把選拔和選舉結合起來，而且是以選拔為主，選舉作為重要參考，這就產生了一種既高於我們過去那種光是依賴選拔的制度，也高於西方那種光是依賴選舉的制度。中國人把兩種方法有機地結合起來，實現了一種制度創新和超越。

從中國超越西方和西方模式的視角來看，中國今天的政治制度安排中已經具備了「下下策」，這包括領導人的任期制、退休年齡限制（西方很多國家還沒有）、集體領導制度（西方國家普遍沒有）。換言之，我們的制度中已經確立了比西方制度還要周全的「托底」安排。但除了這種「托底」的「下下策」之外，中國人的儒家政治文化傳統還包含了對「上上策」的追求，也就是要通過各種途徑把德才兼備的優秀領導人選拔|出|來。鄧小平當年汲取了「文革」的教訓，在中國逐步建立了一整套制度來鍛煉和培養優秀的領導人，並作出接班梯隊的安排，確保「上上策」得到落實。前面提到的中國最高決策團隊，至少需要兩任省部級的工作歷練，就是一個例子。總之，中國的政治制度安排已經是一種「上下策結合」的制度安排，它是中國超越西方和西方模式的重要制度保證。這種制度創新，雖然還可以繼續完善，但已經超越了西方那種只有「下下策」的制度安排。

但同時我們也要看到，「法治」也有自己的缺陷，例如法律的制定有滯后性的特點，這會造成某些領域一時無法可依的情況，滯后性也意味著法律難以對社會發展中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作出及時反應和調整，對於一個像中國這樣處於大變革的超大型國家，情況更是如此。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在強調「法治」的同時，還要提倡「德治」以彌補法治的不足。「德治」呼喚人們從內心出發，規範自己的外部行為，這是社會治理的最高境界。

西方企業界對中國特有的組織能力、整合能力和規劃能力感知頗深。2012年，英國《金融時報》曾在一項針對全球著名企業CEO的調查中詢問：您認為最稱職、最可靠的組織是什麼？這些企業老總把自己的能力放在第一位，把中央銀行放在第二位，把「中國共產黨」放在第三位，得票率64％，遠高於美國總統（33％）和美國國會（5％）。他們的理由是，中國政府在制定政策時總是看得很長遠，而美國，「雖然我們不喜歡中國的某些政策，但至少我們知道這些政策是什麼……美國的問題在於政策都是短期的，沒有人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麼」。

在與西方理念和模式的比較中，它也具有獨特的意義。世界上大部分國家仍然是發展中國家，世界仍有近一半的人口飽受戰亂、赤貧、飢餓、基本生活品匱乏的煎熬。西方模式在非西方國家頻頻失敗的一個主要原因是其導致了無窮的政治紛爭，導致政治機器空轉，使人民生活改善的可能性變得遙遙無期。「阿拉伯之九_九_藏_書春」變成「阿拉伯之冬」，「顏色革命」一次接一次地失敗，本質上都是這個原因。現在連西方國家自己也出現了類似的情況。西方政治模式和經濟模式今天的最大困境也是改善民生乏力。金融危機、債務危機、經濟危機導致百姓生活水平停滯不前甚至顯著下降。西方政壇今天也流行著當年柯林頓競選總統時的一句名言：It』s the economy，stupid!（真蠢，問題出在經濟！）絕大多數西方民眾關心的也是經濟、就業、福利這些民生問題。

當然，我這裏說的「組織起來」，不只是指政府組織民眾，而是指任何一種可以形成秩序和規範的作為。它可以是政府的，也可以是非政府的；可以是正式的，也可以是非正式的；可以是長期的，也可以是臨時的；可以是政治的，可以是經濟的和社會的；可以是部分人自發組織的，也可以是全體國民共同去做的。只要確立基本秩序和規範（這就是我說的「組織起來」），大家既可以勁往一處使，力往一處用，也可以各盡其責，各司其職，各顯神通，任何人間奇迹，中國人都能創造出來。

這種中西方政治文化的巨大差異可能源於歷史上雙方治理版圖的差異：從人口規模來看，古希臘多數的城邦大概只相當於中國村鎮的規模，某種固定的政體也許就可以解決他們的問題；但中國國家的規模一直比較大，政治家很少會拘泥於某種特定的政體，而是把重點放在執政的目的，並圍繞這個目的形成自己的制度安排。中國今天的制度安排也是這樣形成的。中國今天的社會主義政體，包括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政治協商制度、統一戰線制度等，都是圍繞中國的「政道」而形成的。

中國「一盤散沙」的局面直到新中國成立才開始真正改變，中國共產黨通過自己強大的動員能力把中國基層民眾組織起來了。從此，中國的面貌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短短一個甲子，中國綜合國力全面躍升，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中國不久將成為世界最大的經濟體。但是，這並不意味著我們一勞永逸地解決了「一盤散沙」的問題。經驗已經證明，一旦政府沒有擔當，一旦「組織」形態缺乏，中國還會陷入「一盤散沙」的局面，西方勢力也一直盼望這種局面出現，他們鼓動中國社會不同群體之間的對抗，鼓動中國不同民族之間的對抗，鼓動中國社會和政府之間的對抗，他們企圖搞亂中國。當然，今天的中國已非昔日之中國，中國是世界上凝聚力最強的現代國家之一，搞亂中國的企圖將以失敗告終。2010年上海舉辦了盛大的世博會，我去參觀了三次，發現了兩個頗能說明問題的細節：一個細節是世博會廁所之乾淨令人印象深刻，另一個是晚上打車狀況之混亂令人感到失望。儘管每天參觀世博會的觀眾達數十萬，但世博會的廁所始終保持得乾乾淨淨，我看比紐約三大機場的廁所都乾淨，考慮到如此巨大的人流，這種保潔水平堪稱世界一流。但晚上9點從世博會出來打車，大概是管理計程車的人員下班了，一下子失去了秩序，雖然只有二三十個人等車，但就是沒人排隊，一輛車過來，大家就涌過去，再過來一輛，大家又涌過去，都搶著上車。車不算少，但混亂局面一直持續著。前一個例子說明：只要以某種方式組織起來，中國可以和世界上任何國家競爭並可能勝出，世博會的保潔工作做到了高水準的數字管理和網格化管理。后一個例子說明：一旦缺少某種形式的組織和規範，我們社會往往會重歸「一盤散沙」和「內鬥四起」的局面。

講到中國文化，便以儒、釋、道三家並舉為其中堅代表……如果說中國有哲學思想，卻不是獨立的專科，中國的哲學，素來是文（文學）哲不分，文史不分，學用不分，無論研究中國哲學或佛學，它與歷史、文學、哲學、為政四門，始終無法分解，等於西方的哲學，與宗教、科學和實際的政治思想，不能脫離關係，是有異曲同工之妙。

鄧小平關於如何評估政治制度質量的三條標準也是「政道」：「第一是看國家的政局是否穩定；第二是看能否增進人民的團結，改善人民的生活；第三是看生產力能否得到持續發展。」如前所述，用這三個標準來評價採用西方模式的「顏色革命」國家和「阿拉伯之春」國家，那麼這些國家的表現都屬於「非常糟糕」。用這三條標準來評判西方國家，那麼他們多數還算穩定，雖然不如以前，而這很大程度上是因為這些國家還有老本可吃，有過去數百年財富積累（包括大量的不義之財）和制度建設的本錢，而後兩條，大部分國家也沒有達到。他們的人民不是更團結了，百姓生活改善的也不多，他們社會分裂的情況比過去嚴重了，他們的經濟也先後陷入了金融危機、債務危機或經濟危機。

進入近代后，西方首先出現了「分」的趨勢，最大特徵是生產分工的細化，學術學科的分化，政治、經濟和社會也日益分離，在現代化基本完成後，西方大眾民主政治制度，與經濟也相對區隔開來，政治一般不會過分地影響經濟。但進入後現代社會之後，我們似乎又看到了「再綜合」的大趨勢，我們今天面臨的國際化和全球化大潮本身就意味著資源在全球範圍內的「綜合」與「整合」，通訊技術的革命性變革使「綜合」與「整合」的成本大大降低，世界正日益成為一個地球村，並迅速地進入了大數據時代。從科學角度看，綜合與分析相對應。自然科學從「綜合科學」走向「分析科學」，現在又在一個全新的基礎上走向「再綜合科學」。

如果用「上策」與「下策」的框架來分析，那麼確立什麼政體，一黨制還是多黨制還是無黨制，這相比于「政道」，應該屬於「下策九九藏書」問題，而你這個政體要通過什麼方式，實現什麼目的，這屬於「上策」的問題。中國超越西方和西方模式，一個關鍵就是如何使兩者都得到兼顧，但首先要把「政道」搞清楚，從「政道」出發來理順「政體」，而不是相反，更不能像西方那樣只關心「政體」，而不關心「政道」。從中國人的觀念出發，後者是本末倒置。這種「上下策結合」看來也是中國政治治理超越西方和西方模式關鍵所在。從「政體」出發，西方民主模式把重點放在「形式」和「程序」上，好像只要有了正確的「形式」和「程序」，一個國家就可以萬事大吉，一勞永逸了，結果西方民主模式日顯「教條」和「僵化」。與此相對照，中國民主建設把重點放在「目標」和「結果」上，大胆探索適合自己的民主「形式」和「程序」，結果是道路越走越寬廣。

第三，綜合創新。比較中國與歐洲的歷史，我們會發現一個重要差別是宗教戰爭的差別。歐洲歷史上，不同宗教之間，不同教派之間的戰爭持續了上千年，今天也留下了很多陰影，克里米亞2014年宣布從烏克蘭獨立出去，背後就有東正教和天主教之間的矛盾。在中國，印度的佛教傳入后逐步與中國的儒學、道教互相滲透，互相綜合，最終形成了儒、道、釋「三合一」的中國傳統。相比之下，歐洲的延綿不斷的宗教戰爭幾乎把西方文明毀於一旦，中國的綜合文化使中國避免了歐洲宗教戰爭的悲劇。從一個更大的範圍看，長於綜合，長於借鑒別人的有益經驗，應該是中國文化中最大的「比較優勢」。南懷瑾先生曾這樣描述中國的綜合文化傳統：

在政治領域，中西方在觀念上也有一個巨大差別，這就是學者王紹光提出的「政體」與「政道」的差異。西方歷史上一直關注「政體」，而中國歷史上一直關注「政道」。「政體」指的是政治體制、形式和程序，西方人士覺得政治生活中，政體是最重要的，所以才有了所謂「民主還是專制」的分析框架。西方總是把這個框架套到我們這個複雜多樣的世界上，但顯然解釋不了這個複雜多樣的世界。與此相對照，在中國歷史上，很少有人討論「政體」，中國人討論的是「政道」，如「國有道」、「君有道」、「政不得其道」等表述。「正道」的重點是治國的理念和目標。西方人相信「政體」決定一切，中國人則認為「政道」才是治國的關鍵，無論儒家、法家、道家、墨家，討論的都是「政道」，討論的都是如何實現治理國家的最終目標。中國人從「政道」出發，形成了自己的一整套治國方法。至於「治國方法，該用什麼的時候就用什麼，有時候強調無為而治，有時候強調有為而治，有時候強調禮，有時候強調賢」。

中國今天要做的也是維護、改革和完善自己已經建立起來的秩序，特別是政治和社會秩序，但我們不是富人主導的秩序，而是由普通人參與並建立一種使大多數人受益的政治和社會秩序。「組織起來」不是說不要個人的積極性，恰恰相反，通過「組織起來」，首先就是確立秩序，有了這樣的條件，個人生活才可能出彩。在井然有序的條件下，中國人幾乎個個是龍，既可以聯合起來一起攻艱克難，做成別人做不成的大事，也可以發揮個人的積極性，按自己認定的方式使自己的人生精彩萬分。過去30多年，至少有超過美國人口總數的中國人以這種方式改變了自己的命運。中國的社會活力與西方社會的階層利益固化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中國整個國家也因此而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推而廣之，「上下策結合」可能是我們超越西方和西方模式的一條普遍思路和經驗。比方說，我們也可以從這個視角來看「法治」與「德治」的關係。一個社會的凝聚力，既要靠「法」的他律，也要靠「德」的自律。我們現在講「法治」，這也是西方普遍的做法，指的是守住社會的底線。從西方法治社會的經驗來看，法治社會的最大長處是辦事有章可循，違法行為成本很高。「法治」做得好，可以減少社會交易成本和治理成本。中國在走向法治方面已取得了長足的進步。有人說，中國沒有法治，只有人治，這是不公正的。中國是世界上治安最好的國家之一，中國有世界上最大的房地產市場，中國也是世界上吸引外資最多的國家之一，沒有法治的國家是不可能做到這一切的。但同時我們也要看到，我們在法治領域還有很多工作要做，執法不嚴，有法不依的情況還廣泛存在，在落實「法治」方面我們確實還有很多事情要做。

某種意義上，我們也可以說，民本主義揭示了一條深刻的執政規律，那就是，不管採用什麼政治制度，最終都必須落實到民生的改善，這種改善既包括物質層面也包括精神層面，這正是良政的核心意義所在。過去30多年中，中國的民本主義的發展模式，特別是中國模式中「民生為大」的特點，以及中國基於民本主義的制度安排（政治力量、社會力量、資本力量形成一種有利於絕大多數人利益的平衡）已經表明：它是中國超越西方和西方模式的一個主要思路和經驗。

我自己走的國家越多就越覺得世界上各個民族似乎都有自己的相對長處與短處，用經濟學的術語就是都有自己的「比較優勢」和「比較劣勢」。這兩個概念是19世紀英國經濟學家大衛·李嘉圖在闡述國際貿易理論時提出來的，即每個國家都有相對而言可以做得比較好的產品，它應該集中生產並出口具有這種「比較優勢」的產品，進口自己沒有「比較優勢」的產品，這種貿易活動能使雙方都獲得更大的利益。我這裏無意評判國際貿易理論中的這種假設，而只是借用「比較優勢」、「比較劣勢」這些概念來說明：在政治生活中，一個民族似乎也有一些自己歷史文化發展九九藏書過程中自然而然形成的「比較優勢」和「比較劣勢」。如果想要超越我們的對手，我們就應該找到自己的「比較優勢」。

有人認為法律屬於萬能的東西，社會要正常有序地運作，它就必須完全在法律控制之下。也有人認為道德才是最重要的，只有法律而沒有道德規範的世界一定是一個道德敗壞、危機四伏的世界。世界的現實告訴我們，光靠「法治」，或者光靠「德治」，一個社會都無法良好地運轉。光靠「法治」，很多人就會鑽法律的空子，甚至做傷天害理的事情，那些一時還沒有法律規範的領域就會亂象頻出；同樣，光靠「德治」，沒有足夠的法律約束和威懾，一個社會的犯罪成本就會非常之低，最終導致社會治理狀況惡化。一個社會唯有把「法治」和「德治」有機地結合起來才能真正良好地運作。這種「上下策結合」的社會應該是一種治理成本更低、社會更公道、社會生活更自然也更人性化的社會，這也是一種超越西方和西方模式的社會。

第四，上下策結合。我們的古人是很有智慧的，談決策，一般都分上上策和下下策，甚至分為上、中、下策。這對我們探討超越西方和西方模式也是富有啟迪的。我們在上下策結合方面已經有了不少思路和經驗，對此，我們有必要加以總結。前面在討論中國選賢任能的制度安排時，已經提到了丘吉爾所說的民主是「最不壞的制度」，這大概就等於中國人所說的「下下策」，而中國儒家政治文化的影響意味著我們還要追求「上上策」，也就是通過各種方法來選拔出一流的治國人才。丘吉爾的話，並非全無道理，因為西方民主制度有一個「托底」的安排，它至少可以保證通過定期選舉，使應該走下政治舞台的領導人走下這個舞台，從而不大會出現像埃及穆巴拉克執政近30年這種體制僵化的局面。

在中國這麼一個超大型國家裡，建立秩序和規範總是第一位的，沒有秩序和規範，天下一定大亂，什麼事情都做不成。其實，歷史上的西方也是這樣做的。西方自稱其民主制度比較穩定，但縱觀歷史，西方几乎都是在經歷了革命之後，由富人建立起一個富裕階層主導的社會秩序和法律框架，確保他們自己首先掌控社會主要資源（政治、經濟、媒體、法律等），然後再把這種法治覆蓋到更多的人。

在學習的過程中不失去自我，這是中國的一條重要的「趕超」經驗。我們在借鑒別人之長的過程中，堅持以我為主，綜合創新，其中一個很好的例子就是我們的高鐵建設。我在《中國震撼》中曾這樣描述過：「我們建設高鐵的指導方針是：『引進先進技術、聯合設計生產、打造中國品牌。』我們先是利用中國巨大的國內市場優勢，通過談判讓世界四大公司轉讓部分高鐵技術；然後是組織自己十多萬科研人員對引進技術進行消化、整合、創新，最終形成了超越西方水準的新技術和新標準，創造了中國品牌，使中國得以引領今天世界的『高鐵時代』。縱觀中國過去30多年的發展，這也是中國模式的戰略思路：既學習別人之長，也發揮自己優勢；在對別人之長進行學習、消化與整合的過程中，大胆創新，進而形成自己獨特的東西，實現對西方標準的超越，並最終影響世界。」

我們可以比較一下美國和中國。美國18世紀下半葉建國的時候，人口為300萬左右，到1848年美國打敗墨西哥、吞併加利福尼亞時，美國人口才2 000來萬，而當時中國人口已達4億，約為美國的20倍。當時雙方都處於前工業社會，前工業社會裡最大的資源是土地，如果套用中國人的標準，那麼當時的美國，家家都是大地主，大地主還要雇傭黑人來種地，這種資源佔有的奢侈使美國人更傾向於談自由，談權利。相比之下，中國屬於人均資源緊運行，資源的競爭異常激烈，所以中國人更多地談「孔融讓梨」，談權利與義務的平衡。一方水土養一方人，世界上很多文化傳統的形成，歸根到底，都與資源多寡有關。美國這些白人大地主，當初在歐洲就遭受政教合一政權的迫害，到了美國后，對政府還是處處設防。美國人的「政府是必要的惡」觀念大致就是在這樣一種背景下形成的。相比之下，中國人均資源少，資源競爭激烈，一個村裡的人甚至會為河水和井水資源的分配而打架。在這種條件下中國人形成的傳統就是通過選賢任能，組成一個比較中立的政府來協調和保證各方的利益，來確保「國泰民安」，了解這一點，就可以理解中國人怕亂的集體心理，理解中國人所說的「不可三日無君」。當然，中國人均資源緊運行也使中國人形成了自己有滋有味的活法，比方說，中國人講「人氣」，沒有「人氣」，再好的房子也賣不掉。中國餐飲之豐富，世界上還無他國可比，背後也是人均資源緊運行帶來的大量餐飲創新和革命。

首先是民本主義。這是中國人數千年治國理政的核心價值，也是一個可以操作的思路和經驗。民本主義的理念和西方的許多理念相比強在哪裡？它強在與中華文明的傳統相聯繫。中國歷史上長期領先西方，一個關鍵原因就是中國古人執政的「天命觀」本質上是民本主義的，也就是「民惟邦本，本固邦寧」的古訓，把人民看做國家的基石，看做「人心向背」的關鍵所在，看做「天命」最實質的內容，民生問題解決得好壞是決定國之命運的大事，「悠悠萬事，民生為大」講的就是這個道理。

這個理念還強在具有包容性和現代性。它指的不僅是國家要致力於改善民生，而且也指一個國家的政治體制安排也要著眼于在更高、更廣的層次上全面提升人民生活的品質，落實到政府為百姓提供更為優質的服務，落實到讓人民過上更安全、更自由、更幸福、更有尊嚴的生活。

第二，組織起來。中國是一個超大規模的「文明型國家」。鄧小平曾多次說過：中國無非是「塊頭大」，九*九*藏*書指的就是中國「地廣人多」。地廣，意味著治理難度大；人多，意味著人均資源少。「文明型國家」也是「百國之和」，內部各種差異極大，稍微處理不慎，就容易引起各種矛盾和衝突。人多、地廣、資源少、治理難，四者結合在一起，構成了中國的基本國情。不了解這一點，就無法理解中華文明自己形成的治國傳統。

西方「選舉政治」使然，政客傾向於揀選民願意聽的話說，結果導致民粹主義泛濫。民粹主義的最大特點就是不在乎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不在乎自己民族和國家的長遠和整體利益，只求自己選票的增加，只圖眾人一時的喝彩。西方國家今天幾乎都是債務深重的經濟，這與政客無原則地向選民承諾各種福利有關，結果造成了嚴重的債務危機。在過去30多年裡，即使受到了民粹主義的壓力，中國執政者在多數情況下還是堅持了「民心治國」。這使中國得以進行中、長期的規劃，甚至為下一代的發展進行規劃，從而避免像許多西方國家那樣，最多只能規劃一百天或者只能規劃到下一次選戰。這種「民心」與「民意」結合起來治國的中國模式，明顯高於光是依賴所謂「民意」的西方政治制度，這也是中國可以超越西方和西方模式的一條重要的思路和經驗。

那麼什麼算是「良政」呢？本質上，這應該由一個國家的人民自己來界定，不需要西方國家越俎代庖。從國際社會的實踐來看，絕大多數國家的民眾似乎都把民生改善看做良政第一要義，這也就是中國民本主義理念的國際意義所在，它不僅接中國的地氣，也接世界的地氣。民本主義源於中國，汲取了中國和其他文化的長處，也符合我們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想，所以這種理念充滿了生命力，無論在世界的哪個地方，它都會得到人民的廣泛支持。

中國近代史上，張之洞說的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日本近代史上提倡的是「和魂洋才」，都有其道理，但我們再回頭看，毛澤東主席說的是「古為今用，洋為中用」，眼光似乎更遠，氣派也更大。毛澤東主席的意思是：中華民族復興是「本」，其他都是「用」，我們對古今中外的一切借鑒，都是為了更好地發展今天的中國。我們應該從古人那裡汲取智慧，從外部世界汲取智慧，讓這一切為我所用，為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而「用」，這也應該是我們綜合創新的真正要義。

這個理念還強在它與中國的紅色傳統相吻合。過去，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打土豪，分田地」是為了讓人民過上好日子；今天，我們講的「實現小康」、「為人民服務」、「體察民間疾苦」、「群眾路線」、「兩個一百年的目標」等等，本質上也都是民本主義的體現。中國過去30多年改革開放成功的一條重要經驗就是：政府重中之重的工作就是要大力改善民生。這種治國理政的指導思想使我們創造了人類歷史上消除貧困的最大奇迹，使我們創造了世界上最大的中產階層，使我們已經把人均壽命提到接近發達國家的水平，這一切都給外部世界帶來了強烈震撼。

回想一下過去的60多年，中國遇到過多少溝溝坎坎？很多人都認為中國過不去了：「大躍進」的災難過不去，「文革」的悲劇過不去，知青大返城的困難過不去，社會普遍貧困的狀況過不去，物價改革過不去，國企改革過不去，稅制改革過不去，銀行改革過不去，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坎過不去，金融危機的衝擊過不去，「非典」過不去，等等。但現在回頭一看，都過來了。怎麼過來的？關鍵是我們能夠「組織起來」，我們的組織、整合和規劃能力比較強，我們整個社會的凝聚力也比較強，特別是國難當頭時，我們的制度有擔當，有定力。2008年汶川地震后的抗震救災展現了中國人這個特點：不分階層，不分貧富，不分東西南北中，一方有難，八方支援，眾志成城，共赴國難。考慮到中國的人口規模比整個西方世界加在一起還大，中國今天「組織起來」的能力應該是中國體制1949年以來形成的最大財富之一。這種能力來之不易，它將繼續幫助中國克服自己前進道路上的艱難險阻，在更多的領域內實現對西方和西方模式的超越。

我多次講述過一個觀點，西方一直喜歡用「民主與專制」這個範式來評判世界，但今天遇到了很大的困境，因為它的預設是「民主是好的，專制是壞的」，而「什麼是民主」只能由西方國家來界定。問題是世界上採用西方民主制度而搞得一團糟的國家比比皆是，所以如果一定要把世界上的國家分成兩大類，那麼只有良政與劣政兩類。良政可以是西方的模式，西方有為數不多的國家治理得還是可以的，而相當多西方國家也沒有治理好，否則就不會陷入如此嚴重的金融危機、債務危機和經濟危機。良政也可以是非西方的制度，中國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同樣，劣政也可以是西方模式，這一點非常重要。從最爛的伊拉克、海地、阿富汗，到現在破產的希臘、冰島等，都沒有治理好。當然，劣政也可以是非西方的制度。

中國人綜合觀中的一個重要內容是中國人的學習傳統。從「寸有所長，尺有所短」到「三人行必有我師」，從「謙受益，滿招損」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從「陳言務去」到「學如蟬蛻」，從「推陳出新」到「獨闢蹊徑」等祖訓都反映了這種傳統。歷史上，我們從世界不同文明中汲取養分，從世界各國借鑒經驗，就像中亞民族發明的二胡，今天成了中國民樂的主要樂器；英國人發明的乒乓球，今天變成了中國的國球，西方人提出的社會主義理念也中國化了。新中國建立以來，我們借鑒了國外大量的經驗，包括蘇聯的經驗和西方國家的經驗。改革開放以來，我們有選擇地學習了美國在金融領域內的經驗，日本、德國在企業管理方面的經驗，以色列在農業方面的經驗，新加坡在開發區建設和反腐倡廉方面的經驗，香港地區和台灣地區在房產開發和管理方面的經驗。但總體上看，我們沒有簡單地照搬外部的經驗，而是綜合了別人的經驗，並根據中國的民情國情進行借鑒甚至創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