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12月，台灣當局的檢察官林天麟根據台灣「航警局」提供的資料，認為鄧麗筠的犯行「堪予認定」，但因「犯罪情節輕微」，且鄧麗君在美求學期間，仍多次返台演唱，只是「偶觸法網」，情有可原，因此依職權予以「不起訴處分」。台灣當局的最後判決是：「本來應依刑法二百十二條的規定判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三百元以下罰金，不過由於是在中華民國以外的地區犯罪，故念其初犯，依刑法第七條規定，決定不起訴。」聽到意料之外的這種判決，據說鄧麗君流下了眼淚。這對於出身軍人家庭、從小接受具有強烈意識形態的教育以及在嚴苛的政治環境中成長、在國民黨政府文化策略的培育之下開始活躍於世界各地舞台的鄧麗君來說，台灣當局的舉措具有極大的力量和不同尋常的意義。

中國大陸的大街小巷上傳著鄧麗君那溫柔清新的《小城故事》、《路邊的野花不要采》、《美酒加咖啡》等歌曲，年輕一代伴隨著她的這些歌聲漸漸成長。他們開始踩到了流行的脈搏，穿起了喇叭褲、提起了錄音機，而唱鄧麗君的歌曲成為了時尚，那時卡拉OK還不普及，但錄音機里幾乎全是關於鄧麗君歌曲的翻錄帶，她那輕鬆活潑、柔腸百轉的情緒和明快清新的曲調，使他們感到人生不再沉重。鄧麗君的歌聲由此也成為了這一代人的成長背景，更成為了他們生命中無法捨棄的一部分。

歐陽菲菲在日本找到心愛對象，許多人猜我也可能嫁個日本男孩，但我始終覺得日本男孩外在漂亮，但談吐膚淺，不過婚姻的確是很微妙，我也不敢說。（第三天）」

香港的張文新認為：「任何人光聽富有攻擊性的意識形態的歌曲，久而久之自然會覺得精神疲倦，無怪乎台灣、香港等地流入的歌曲會成為精神鎮靜劑。鄧麗君之所以獲得這麼多人喜愛，可能就是因為她的性格與歌聲毫無攻擊性、任何人呢都能夠接受吧！」

那甜甜的、柔美的歌聲輕輕地召喚著沉睡中的人們，充滿人性和溫暖感的聲音滲入了人的心底。聽慣了《紅燈記》這樣的樣板戲、《紅太陽頌》這樣的革命歌曲的人們，猛然間發現還可以有另外的選擇，那點陌生的聲音使他們驚訝地發現原來生活可以多姿多彩。穿慣了灰色中山裝的人們，突然間覺得外面的世界多麼的精彩，孤芳自賞又是多麼可悲的事情。鄧麗君的歌聲使人們打開了另一扇窗口，找回自己的窗口、精神與心靈解放的窗口。

「假護照風波」讓鄧麗君在日本、香港和台灣的歌唱事業受到重大打擊，個性好強的她，已經暗自立下東山再起的誓言。結果在美國的演唱會使鄧麗君再度https://read.99csw.com走紅，她的愛情歌曲也在1979年至1980年之間開始在中國大陸流傳。

在獲得台灣當局的平反后，鄧麗君「假護照事件」終於宣告落幕。

在1981年之前的鄧麗君也許還僅僅是一個普通歌手，可是，重返台灣后的鄧麗君已身不由己地捲入了台海兩岸鐵幕紛爭的政治旋渦之中。台灣方面利用鄧麗君在大陸及海外華人中的影響，開始打起「鄧麗君牌」，鄧麗君被作為對大陸的一種「統戰」工具隆重推出。當大陸的一些媒體披露有關方面邀請鄧麗君回大陸演唱的消息時，海峽那邊的鄧麗君卻被一次次勞軍演出所包圍。在那些明顯帶有政治傾向的演出中，當主持人問到她關於大陸的邀請時，鄧麗君只得十分無奈地表示：「我回大陸演唱的那一天，就是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那一天。」

在眾多的華人歌星當中,為什麼唯獨鄧麗君受到大陸民眾如此的歡迎呢有人認為是因為鄧麗君在日本錄製的錄音帶音質特別好，並且日本銷往大陸的小型錄音機當時已經相當普及，經過大量拷貝后，鄧麗君的歌曲就流入市面了；有些人認為是因為當時香港寶麗多的銷售網非常廣泛的原因；也有人認為是相當完美的編曲和充滿感情的獨特唱法很能打動人心。

香港的無線電視台和台北的台灣電視公司《大熒屏》節目都曾派專人專程赴美錄製《鄧麗君特輯》。在此之前的日本寶麗多公司已經在1980年的三四月間，特地派人到美國為他們公司的台柱鄧麗君灌錄日語新歌，並且還拍有多種宣傳照片。這些照片有的作為鄧麗君新唱片的專輯封套，有的則用在為鄧麗君編印的旅美畫冊或者旅美生活報道特輯中，有些甚至是銷往中國大陸的。鄧麗君主唱的許多電影如《難忘的一天》、《原鄉人》、《愛情躲避球》、《源》等的主題曲或插曲, 都由唱片公司派人專程赴美請鄧麗君灌唱，作曲家翁清溪就曾經親自去過。香港也曾有錄音師鄧錫泉先後兩次到美國，為鄧麗君錄製過兩張唱片《甜蜜蜜》和《在水一方》。而在洛杉磯與鄧麗君住得很近的劉家昌，也邀請鄧麗君為他在美國拍的一部電影唱主題曲。寶麗多公司得知劉家昌在美國拍攝西片后，就讓鄧麗君詢問他是否願意與寶麗多合作，為寶麗多作曲。劉家昌曾經有一部國語電影《雲河》，它的主題曲曾被鄧麗君錄唱在她的專輯唱片中，因此，這次合作，就由劉家昌主動力邀鄧麗君唱英文電影主題曲。

種種集榮耀於一身之時，又積極為「假護照事件」「平反」，在兩岸關係緊張的時刻，台灣極欲拉住鄧麗君的意圖httｐs://ｒead.9９ｃｓw•ｃoｍ十分明顯。離家年余，首度返台，鄧麗君心潮起伏，她在回台日記里，以簡短的文字描述了自己當時的複雜心情：

台灣當局有意利用鄧麗君的影響力尤其是在大陸的熱潮來進行政治宣傳，因此，鄧麗君回到台灣后積极參加勞軍以及社會福利等各種義演活動。鄧麗君首先到金門義演，金門是位於福建省廈門灣口十公里處的一個小島，台灣當局曾經在離大陸咫尺的金門上空多次將鄧麗君等人氣歌星的錄音帶空飄至大陸。鄧麗君生前也曾經多次到金門慰勞三軍。這次她在島上與三軍將士合唱《何日君再來》，並用面對大陸的大型擴音器對民眾喊道：「各位大陸同胞：我是鄧麗君，我知道大家在聽我的歌，我感到非常榮幸，如果大家聽到我的聲音，就請跟我一起唱！」10月間，鄧麗君又在「國父（孫中山）紀念館」舉辦盛大義演，門票收入則數捐作自強愛國基金。

台灣淡江大學美國研究所的教授李本京則認為：「鄧麗君的歌是在文化大革命剛到一個段落，人人渴望有個和平、安定的社會時流入中國大陸的。這時候剛好流入這種毫無政治色彩、純粹描述人與人之間感情的曲子，而且曲調又相當優美，也難怪大陸人民會迷上這類歌曲。」

鄧麗君在第一次主持金鐘獎時，在台灣紅透半邊天的「月亮歌后」李佩菁脊椎病變開刀失敗，她只能坐在輪椅上演唱，已很難再現「動感歌后」的仙姿，也只能坐著輪椅上台領獎。見此情景，鄧麗君止不住淚水，頻頻以手拭淚。在鄧麗君的心目中，戰勝病痛的李珮箐永遠像她在《高高的仙人掌》中所唱的那樣，「我願我也像那仙人樹，不怕逆境，不怕吃苦，也要永遠堅定又牢固」，「頂天立地，日日暮暮，能把一切難關都克服」。

面對如此盛景，香港和台灣更是將鄧麗君視為「寶貝」。首先是娛樂界人士聞風而動，蜂擁而至。

1981年在台灣的十大歌星評選活動中，歌迷有權評選的只有郭金髮、陳淑樺等八位，因為另外兩個名額早已預留給了鄧麗君和劉文正。鄧麗君的影響力由此可見一斑。同樣，鄧麗君和劉文正是最早影響大陸的兩位台灣歌手。在1981年的時候，台灣當局也把劉文正置於和鄧麗君一樣的境地，但由於鄧麗君在國際間的影響更大一些，所以，後來劉文正主演的電影《星期六約會》就可以在中央電視台播出，鄧麗君的錄音帶則無法播出，偶有例外的是電影主題曲或插曲，曾經在電影頻道中播放的一部電影《愛情躲避球》的插曲恰好是鄧麗君的歌曲，這才給了大陸歌迷一個久旱逢春的機會。

在高規格待遇之餘，「假護照https://read.99csw.com案件」在台灣仍未結案，因為根據台灣的法律，鄧麗君的護照事件涉及偽造文書的嫌疑，而且在台灣市民董尚和提出告發后，這個事件已由台北地檢處偵辦。案件在偵查時，鄧麗君均未到案，從而讓此案拖了兩年多。

鄧麗君的歌在大陸非常流行——消息經由香港傳到台灣是在1979年。披露這則消息的是到大陸進行訪問的香港使節團。1980年初，香港一家唱片公司安排香港歌星葉麗儀、李龍基到廣州演唱20世紀30年代的經典老歌。演出活動一共進行了七天，受到極大的歡迎。葉麗儀、李龍基等人返港不久，就有傳聞說同一家唱片公司有意邀請鄧麗君以及其他港台歌星到大陸演出，甚至有唱片公司以「十萬美元請鄧麗君到北京、上海演唱」的傳聞。在這樣傳炒的氛圍中，台灣媒體視這些消息為奇聞加以報道，因為他們根本沒有想到鄧麗君的歌聲會傳到大陸，更不用說在大陸會造成流行之勢。

馬來西亞著名藝人黃麗娥說：「鄧麗君是第一位風靡中國大陸的華人歌星，地位之高不能否認。她不像時下只讓去『看歌』的偶像派，她的歌是真正讓人去聆聽的。」

「今天好愉快，見了好多老朋友，一家人走在路上都有許多人品頭論足的。有個小女孩告訴我，她從小聽我唱歌；台北的男孩越來越時髦了，高跟鞋、中分發、皮夾克，好像越來越向日本年輕人看齊。

在鄧麗君的事業陷於停頓時，她的歌曲則在中國大陸流傳，這很令鄧麗君始料未及。針對這股熱潮，當有記者問鄧麗君，如果大陸真的邀請她過去，她會怎麼辦。事業剛剛有起色的鄧麗君開玩笑地說，「我一定去大陸，我也很願意把我的歌唱給大陸同胞聽。」

「晚間全家人都聚在這家氣派的餐廳里，爸媽坐在一塊兒，感覺上我們又壯大了些，不再是飄落國外的藝人。爸爸笑聲不斷，話題連連；哥哥和弟弟追問我在日本的生活。一家人這樣融洽的相聚是多年來少有的。（第二天）」

鄧麗君溫柔、如泣如訴的歌聲最能觸動聽眾內心的情感，自然而然讓人產生一種歌者彷彿是只唱給自己一個人聽的美妙感覺和體驗。對於這種魅力，黃霑曾經說過：「到海外出外景時，工作結束后根本沒地方去慰藉一下疲憊的心靈。這時候，非常渴望能聽到她的歌，於是就和工作人員快馬加鞭趕到中國餐館，忘我地一直聽著她的歌。她的歌聲有一種能夠撫平我們情緒的東西，一種難以形容的中國味……鄧麗君本身是位現代女性，不過唱起歌來卻很有中國古典女性的魅力。非常善於表現『限囿於沉靜之中的感官』與『害羞之下的奔放』這種感覺。技巧十分嫻九九藏書熟，知道歌者應該如何讓打動聽眾。」

這時候，台灣方面很擔心因「假護照事件」被「冷凍」中的鄧麗君回到大陸，於是開始積極為鄧麗君先前的「假護照風波」平反。曾擔任蔣經國英文秘書和「新聞局長」的現任親民黨主席宋楚瑜，年回憶當時的情景時說，在得知大陸有意邀鄧麗君演唱時，高層立即派他與鄧麗君聯繫，鄧麗君也立刻允諾，並回請了宋楚瑜夫婦，第二天宋楚瑜和夫人陳萬水即共赴餐宴。但台灣當局還是不放心，又通過鄧家仍在軍中服務的鄧長富，直接與鄧家家長鄧樞取得聯繫，這才放心了。

「回到『台視』老攝影棚感慨很深，想到十年前我懷著戰戰兢兢的心情在這裏唱歌，『台視』像我的老家，當時腦中只希望台灣的觀眾能接受我，但長大了之後野心更大，想學更多更好的歌唱表演，想要離開溫暖的窩嘗嘗外頭風雨的滋味，想要征服更多掌聲。在日本的四年我確實長大了……我深知要做一位令人回味的歌手，不能只具有一張美麗的臉。回『台視』，從上到下對我的熱情，讓我想到群星會時代的小女孩。『華視』曾給我極好的條件，但在和『台視』合約未滿之前，我是絕對不會變動的，我深信影劇圈裡應該是有道義的。(第四天）」

1980年，國民黨文工會主任楚崧秋親自赴美，以盛大的排場邀請鄧麗君回台演出。

70年代末，當鄧麗君美妙絕倫的歌聲如旋風一般刮過台灣、香港、日本和東南亞的時候，也吹進了中國大陸。

身在美國的鄧麗君，卻在1980年前後傳出歌聲響徹神州的消息。不僅到美國的大陸民眾爭睹鄧麗君風采，中國大陸大江南北的民眾更是痴迷於鄧麗君。

這種卓越的表達能力和優美動人的歌聲正是大陸民眾所期盼的。鄧麗君的歌聲不僅在一般民眾中間掀起極大的熱潮，還對大陸樂壇產生了莫大的影響。許多活躍于亞洲流行樂壇的大陸歌手，少年時代幾乎都是聽鄧麗君的歌曲長大的，如搖滾歌手崔健、搖滾樂團唐朝、北京流行歌曲代表那英等，歌星王菲說她小時候曾經學過鄧麗君的唱腔，並一直視鄧麗君為自己的啟蒙恩師；影星鞏俐說她就是一直唱著鄧麗君的歌曲長大的。鄧麗君本人的詮釋能力和編曲、樂器的運用方式以及合聲的極佳效果等嶄新的音樂手法等共同成就了她如日中天的歌唱事業。

隨著中國改革開放和思想解放步伐的加快，港台的流行歌曲也進入內地，並深受民眾的喜愛。香港的羅文、許冠傑、鄭少秋、徐小鳳、汪明荃等，台灣的姚蘇蓉、鳳飛飛、甄妮、劉文正、青山等人的歌曲都在大陸傳唱，不過在大陸影響最大的還是鄧麗君的歌曲，鄧麗君是「最受歡迎的歌九-九-藏-書星」，最為各界讚賞。在大陸歌壇，鄧麗君就是港台歌星的代名詞。

著名的作家鍾阿城這樣說：「鄧麗君的歌為中國大陸世俗文化復元開了先聲。這種世俗之音，一唱就唱進人心坎里，聽了之後心眼就動了。」

「走在擁擠的人群里，屬於台北的那股特有氣氛迎面而來，回頭看著也提著行李的媽媽，一臉愉悅，看來似乎年輕了些。冬暖下的台北，正張開雙手歡迎我。隨身的幾箱衣服真是麻煩透了，這幾年在國外演唱，什麼苦都吃了，但是出入境得帶著大批行李仍是令人頭疼的老問題。箱子里有一袋日本五角蘋果，那是爸爸最喜歡的。媽媽陪我經年累月在外頭演唱，留他一個人在家，每次想到他，媽媽和我都牽腸掛肚的。好不容易找到假期，回台北看看家人，替電視台錄節目，三天後我又得收拾行囊，到馬來西亞登台。要保持知名度，人非得付出相當代價，即使是付出青春。（第一天）」

一連串義演活動結束后，1981年初，台灣「新聞局」特別頒發「愛國藝人」獎給鄧麗君；不久又邀請她與台灣廣播界第一把交椅的廣播電台主持人李季准共同主持「金鐘獎」頒獎典禮；6月則再安排她到金門及高雄兩地舉辦《何日君再來》等義演晚會。

鄧麗君的國際性影響和世界性聲譽讓新聞媒體和娛樂界驚嘆不已，紛紛根據她的動向出籠有關報道。可是，最為鄧麗君這種聲勢所影響的是台灣當局。鄧麗君在黯淡赴美的時候，對於回台灣，已暗自立下「除非請我，我才會再回來」的決心。

另外有些人認為，即使不是刻意去聽鄧麗君的歌曲，留在腦海中的仍然是她的歌，因為她的中文咬字相當清晰。對於非常注重歌詞和蘊含寓意傳統的中文歌曲來說，咬字清晰也就是一個首要前提了。

鄧麗君雖然在兩岸的緊張關係中為一方搖旗吶喊，但在她的內心深處卻沒有任何國家、意識形態的概念，她認為所有的中國人的發源地就是「中國」，他們的根在「中國」。大陸眾多歌迷支持她的事業也給了她無比大的勇氣，促使她樹立成就一番大事業的堅定信念。因此，在台灣以外的國家和地區，鄧麗君常常將「大家都是中國人」這句話掛在嘴上。

然而，1980年時，停靠在基隆港的荷蘭籍貨船上17名中國大陸船員特地跑到台北購買鄧麗君的錄音帶；第二年，遠征日本途中，因飛機故障而迫降於中正國際機場的大陸撞球隊隊員也欣喜若狂地趕往免稅店搶購鄧麗君的錄音帶。當這些報道播出時，台灣媒體才了解到一種不可思議的現象正發生在大陸。

9月，鄧麗君在台灣當局的邀請之下，結束了收穫豐富的留美生涯，整裝返台，再度成為台灣媒體的焦點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