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比一般男人小了一號，所以大家叫他「小」戴。小戴太太姓英，英明的英。她長得虎背熊腰，腰杆子比一般的女人都大一號，所以大家都叫她英大姐。

28.多倫多的陌生人

在國內，我天天盼著過上一種全新的生活，過聖誕節，吃火雞……洋人的蛋糕膩得讓人想吐，感恩節的火雞哪裡有全聚德冒油的烤鴨香。當我告別了那段已經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生活，而投入到一種全新的文化中時，興奮過後便是無奈的尷尬，這尷尬是自找的，自作自受，而無奈也是沒有退路的。這種感覺讓我想起了卡爾?瓦倫丁的《陌生人》:

我翻開了書稿。

纏綿的小雪中，我推開了Adam家的門。這是個有著很深中國情節的家，昏暗的燈光下瀰漫著歐式傢具的棕紅色，架子上點綴著大大小小的青花瓷瓶、落了色的佛頭和零零碎碎的古玩擺設，訴說著主人遊歷東方的經歷，也給房間披上一層神秘的魅力。書架上碼了不少中國書，泛黃的《新華字典》，掉了皮的《紅樓夢》，線裝的中文《聖經》……

「你……好，很……高興……見到……你……」Adam很艱難地說。

「還是沒交流好，我們兩家父母有交流，交流了就開始吵架。」我說。

有時候，一個和你年齡相仿，經歷相似的人的成功會讓你妒忌，也會讓你興奮。和英大姐的見面就讓我整夜難以入睡，她說的每一句話都像是格言，她的成功就在我眼前，那麼近，那麼真實，好像一面鏡子照在我眼前。

我和肖梅已經激動得幾乎就要起立為她鼓掌了。

我和肖梅從沒想過這些問題。

回到家，看見高興在地上爬，身邊堆滿了玩具，他一會兒玩玩這個，一會兒玩玩那個，一會兒發出嬰兒純真的笑聲。高興沒有權利選擇他玩耍的地方，但他在房間里選擇著他的玩具。他的空間是有限的，他在有限的空間里找到了他最大限度的快樂。這就是平凡的力量，平凡讓智慧浮出水面，讓生命出現奇迹。人是局限的，局限了就需要開放，用一顆寬容而真誠的心來面對這個世界，你就會發現花兒紅了，葉子綠了，春天真的來了。

我只能這樣走下去，能走多遠走多遠。熬下去，這無奈和尷尬也許有一天就會在國人的面前變成一種炫耀，流利的英文，北美的生活經歷，殊不知這炫耀的背後是怎樣的孤獨和寂寞。

「我已經看到快結尾了，你只能聽個倒敘了。」

我到家了，洗菜，做飯，吃飯，準備第二天的午飯。上了床，心裏仍是放不下那故事，一翻身旋亮了檯燈。向東就問：「你今天怎麼了？」

小戴在四川的時候可不「小」。他是國家科研單位的大博士。國家一共就沒有培養出來幾個火箭博士，小戴受重視的程度可想而知。

這種經濟上的壓力讓我們與過去小資生活徹底告了別。我們已經很久沒有買過像樣的衣服，很久沒有去餐館吃過飯了。這時便無比地羡慕肖梅，她是對的，嫁了個有錢的老公，給自己找了個終身飯票。

望著肖梅開車離去，我站在窗前想：移民加拿大真是好比你在時尚雜誌上看到的Gucci(古奇)新款女包。打了光的專業攝影，時尚的廣告設計讓你垂涎欲滴，再加上世界名模擺個優美的姿勢一代言，你就覺得此生不擁有更待何時。於是下定決心攢了好幾個月的薪水，放棄了休假去旅行的計劃，終於買下了正版的Gucci新款。沾沾自喜后，每天拎著Gucci去擠公交，穿梭于地鐵。挎在肩上怕丟了，拎在手中怕沒人看見。看見了又怎樣？旁邊一個大媽也拎著個Gucci，秀水市場買的。於是就開始莫名地失落，Gucci在名模的手上是精彩的點綴，在平常人的手上就變成了累贅。原來才發覺，高貴其實是一個整體，有了Gucci的女包，就要配夏奈爾的套裝，就要坐寶馬轎車。原來才發現，幸福其實也是一個整體，除了環境的因素，還要有心理的因素。每天吸著沒有污染的空氣而找不到工作的日子只能是委屈，哪裡有幸福；每天看著大片的草坪，心裏挂念著在北京生病的老父老母的日子只能幹著急，哪裡有幸福。

肖梅朝英大姐的方向一抬下巴頦兒:「不是『江姐』，這年頭誰還穿這樣的行頭呀。」我順勢望去，果然，英大姐的打扮像五十年代參加集體舞會的廠幹部:紅毛衣，呢子裙，脖子上垂著馬海毛的白圍巾，朝後梳的馬尾巴把腦門兒揪得光光的。

「我們實在是覺得累。九*九*藏*書當年響應毛主席的號召，晚婚晚育，現在可體會到了，我們真是帶不動這個小傢伙。我和你媽商量了，要不孩子我們帶回去，請個保姆，保姆看孩子，我們看保姆，既享受了孫子的樂趣，又不至於受累。我算看出來了，加拿大在這方面真是不行，人工太貴。」他爸說。

「加拿大有三種主要的分紅式教育基金，這裡是法制社會，相信大姐，隨便買哪種都是可靠的，一年給孩子存二千塊錢，政府白給你四百塊錢。四百塊錢，就相當於百分之二十的利息，你們想想哪個銀行能有這麼高的利息呢？買股票你會賠，買基金有漲有落，只有教育基金能保證你在十七年後孩子上大學時返本，還加上利滾利的利息和投資的收益。給孩子存筆錢，讓孩子上大學的時候踏踏實實地，不用為學費打工，這是我們做父母的責任。」

僅僅是為了孩子能在北美接受教育，從小說上流利的英語，小戴扔下所有的榮耀，和英大姐來了加拿大。小戴的行李里除了日用品，還有半箱子的「驕傲」——學歷學位證書、獲獎證書和發表的論文。

我在房間里踱著步，木地板「吱吱」地尖叫起來，回聲在空空的客廳里響起。古鋼琴上，幾隻銅銹斑斑的鐵相框吸引了我的目光。我掃了一眼，是一些黑白的風景照片。鋼琴上遺落了一隻橢圓形鏡子，它銀色的邊和祖母給我的那隻很像，中西合璧。我拿起那鏡子，窗外刺眼的白光在鏡子上投出一道銀光，恍惚中，我從鏡子里看到一個女人，她的臉在反光中朦朧地忽隱忽現。我轉過身想鎖定那張臉，卻沒有任何線索。順著光源找去，果然，一個穿旗袍的女人在一張古堡的照片后浮現了出來圓臉，羊角辮兒，無袖旗袍，一個年輕女人抱著書倚在門前。黑白光影間，她的笑彷彿春天的桃花。

「死了？」

「他中風了。」

六個星期後，他爸他媽也決定要走了。

「我是Ginger， 很高興見到您，您感覺怎樣？」

Adam是文月家的常客，卻從來沒進過文月家的門。文月的父親很重視家族的臉面，不經他應允的人是不能隨便踏入他家的。文月和他父親提了Adam，並說大學一畢業就要嫁給他。他父親沒回應，也沒說不。他父親說：「你嫁了他，遲早是要和他到國外去的，嫁出去的女兒潑出去的水，世界上都是一樣的。既然早晚要去，他就必須要有一份能養得起你的工作。你還沒有畢業，還是等到他回去后在那邊找到了工作再來問我的意見吧。」

英大姐笑著說：「baby好嗎？」

她真是一個聰明的女人，聰明得可以說安上尾巴就是猴兒。

「沒死，也活不好了。人搶救過來了，但留了後遺症，說不清話了。他還想著他的書呢，看在上帝的分上，你抓緊時間去處理一下這本書吧，他住在North

「你可能羡慕我，其實呢，我反倒羡慕你，日子是過得拮据了些，可你在家能說了算。兩邊父母過來是鬧了矛盾，可他們畢竟也住了小半年，我父母只待了一個半月就走了，走的時候還特別委屈。」肖梅無奈地說。

「別提賬單，一提我就來氣。Bill不愧叫Bill，在錢的方面算得特細。我父母來這裏，飛機票是他們自己出的，我還要替他們交生活費，帶他們出去玩的汽油費，餐費我們還要分攤。我和他講我們中國人有孝敬老人的習慣，他們來給我們帶孩子，我們應該孝敬他們。你猜他說什麼？他們來我已經讓他們免費住在這裏了。他說他父母來看我們都要帶禮物，和我們去餐館吃飯都是AA制，而且他說他父母是絕對不會和兒子兒媳婦住在一起超過一周的，為什麼我父母不能這樣呢？你說我能說什麼？就好像貓對狗說老鼠真好吃一樣無法溝通。」肖梅說。

按照Adam的吩咐，我在他書房的抽屜里找到了他的書稿。房間里很暗，好像要故意隱藏什麼秘密。我旋亮了桌上的檯燈，又隨手開了CD唱機，肖邦的鋼琴曲回蕩在書房裡。時間還早，Adam那褪了色的藤椅看起來很舒適，坐上去，咯吱咯吱的。

小戴頂著博士的頭銜輕鬆地分到了三室兩廳，得到了處級的職稱，走到哪裡都是「戴博士，戴博士」地呼應著。英大姐默默無聞，白天帶飯上班，晚上帶孩子做飯。太陽升起來了，太陽落下去了，她快樂而知足地生活著。

我是下了決心要和中國人敬而遠之的，不是因為我狹隘，也不是因為我崇洋。我https://read.99csw.com只想能儘快提高英語水平，儘早融入到加拿大的社會中。我在家停了中文台；下了班就和洋人同事去酒吧喝酒；生活中僅有的幾個華人朋友也幾乎斷絕了來往。

英大姐的話句句在理。

「我也想買人壽保險，有了孩子就感覺責任重大了，真是不敢有任何閃失。可我沒錢呀。」我說。

周一的例會上，公司派了我一個活兒，為一個私人出書者的回憶錄設計封面和插圖。作者執意要找一個中國設計師來為他繪製插圖，因為這本書主要是描寫他早年在中國的生活經歷。不巧的是那陣子我正和另一本書的設計方案較勁，就拖了和作者見面的時間。

「也沒有。」我說。

Adam在加拿大根本無法想像他雪片般的信給文月的家在文革中帶來了多大的災難。文月的父親本來就是一個不知深淺的學者，文革開始沒多久他就因為一篇反映「共產黨人應當實事求是地檢討自己的錯誤」的文章而被扣上了反動文人的帽子，大字報貼到了家門口，紅衛兵來抄了家。文月藏在床下的小紙箱被翻了底兒朝天，那些寫著洋密碼的海外來信自然就成了文月家裡通外國的有力證據。

我每天聽法語歌，喝朋友送的綠茶，練印度的瑜珈功，品味Guinness啤酒，看租來的國內過時的電視劇。日子過得中不中，西不西的。

「我過去在國營單位待了那麼多年，局限得自己覺得一旦離開了單位就得去要飯。很多像我們這種情況的家庭來了，又走了。大姐說句心裡話，人生奮鬥在哪裡不是一樣的，在這個地方有問題，回到國內還是有問題，只不過過去的鐵飯碗的體制沒有打破前並沒有顯露出來而已。我對自己說：要麼革命，要麼改良！我接受了『革命』，然後就去想怎樣革命。我喜歡和人打交道，就決定放棄針灸專業而投身保險。我做保險，一家一家地跑，看到家裡有老人就幫他們扎一針，看到有人有難處就伸手幫一把，先做朋友再簽單嘛。日子久了，一家傳一家，我的生意就做開了。大姐就是這樣一個人，天生就是一個波西米亞人，自由地闖蕩是我的本性。」英大姐說。

最後一點關於英大姐和小戴的音訊是英大姐在考保險經紀人執照，戴博士在宰雞廠殺雞。

我走的時候，國內正鬧傳銷呢。然後街上就多起了擺小桌子賣保險的。那會兒最煩的就是這兩種人，見人就纏，見門就敲，死纏爛打，頑強地表現著不屈不撓的職業精神。可是英大姐不一樣，她說的話那樣中聽，持證上崗，加拿大保險經紀人，有專業的知識背景，有代理公司完善的法律條文和信譽做保障，開著車出去跑客戶，洋槍洋炮，氣勢就和國內那些小米加步槍的拉保險的不一樣。

昨天臨走的時候，Adam說我長得很像一個人，我想他說的一定是這個中國女人。有篇文章說，種族越近看出的差異越大；種族越遠，能看出的差異就越小，就像我們看螞蟻都是一樣的，洋人眼裡的中國女人也都是一樣的。我就沒覺得我和相片里的女人像，至少我的眼睛就比她大許多。

「我們過日子就像蓋房子，光地上漂亮不行，一定要有很好的地基，房子上面再漏雨，再漏風，地基在就可以翻新重蓋。年輕的時候買保險就是幫我們打地基，少投入，精安排，為我們以後的生活做保障。你們買人壽保險了嗎？」小戴太太又問。

「不管買哪家的保險，大姐說了，只要你買了就是絕對的好事！加拿大是法制完善的社會，放心買。但是，如果你想再比較一下哪家公司的計劃好，哪家公司的服務好，這裏學問可就大了。」英大姐從包里遞上一份資料。

但是Bill容不下我父母。」肖梅說，「我父母來了才一個月，Bill就整天問他們什麼時候走。我媽胃不好，天天要喝粥，Bill說看了那sticky

公車載著一車的燦爛在城市間穿行。人的一生真是一個怪圈，經意與不經意之間，總是在重複生活。不管怎樣努力去逃脫，最終總是會回到起點，生活在重複中繼續。曾經有個周易大師給我卜卦，說我這一輩子註定要走很遠的路，果然應驗，從北京到多倫多少說也有一萬多公里。走了這麼遠的路，我不還是每天坐著公車去上班，錢是比以前多賺了一些，可多倫多的生活費也比中國高几倍，

「你錯了，越是沒錢才越需要保障。肖梅經濟條件好，你可以考慮投資型的，寧寧剛買了房，ｒeaｄ•９9csｗ•com經濟上有困難，大姐勸你買term（定期保險），二十塊錢一個月，同樣是一份二十萬加幣的保障，以後條件好了再買投資的唄。大姐做保險不喜歡和你在這裏展望未來，讓你今天買上一年一二萬的保險，十年後的收益是客觀，可您恨不得明天就揭不開鍋了，這樣的保險有意義嗎？做保險就要切實，做保險就是要先做朋友，沒有愛心的保險經紀人不是一個好經紀人！」

英大姐那時只是當地一家中醫院的針灸大夫。醫院里塞滿了像她這樣的大夫，每天托著個盤兒，一進病房就開扎，英大姐手麻利得就像在插秧。在這樣的醫院里，哪怕升個主治醫師也要熬年頭。

Adam（亞當）躺在重症監護室的病床上，一縷淡淡的陽光從格子窗瀉進來，灑落在他蒼白的臉上。他的臉因為中風而變了形，嘴歪到了一邊，呼呼地喘著氣。

第二天早上，我敢說我是笑醒的。在夢裡，我捧著奧斯卡的小金人站在舞台上，我被宣布為第一個華裔原創劇本獲獎者。我在舞台上重複著我曾經說過的話：我是一隻鳥，如果你給我一副翅膀，我就要飛……我在夢裡那個樂呀。我醒來的時候，笑容仍然僵在臉上，讓我回味了半天，我這才真實地感覺到我做了一個真實的夢。

藉著檯燈的燈光，我給向東念起了故事的結尾……

「哪兒呢?」我好奇地問。

一架古式三角鋼琴孤零零地停在落地窗前，落了灰，琴鍵也短了幾個，像掉了門牙的老者。

她真是一個聰明的女人，聰明得安上尾巴就是猴兒。她好比一個有經驗的獵人，開始隻字不提她代理的產品，只在我們面前渲染情緒，當情緒醞釀到一定程度，她還是沉著冷靜地不暴露自己，最後才一個急轉彎，一步一步地把我們收入囊中。

「你都想到這麼遠了，我們只為每個月的賬單而發愁。」我說。

算來算去，生活本質沒有任何變化。

天色漸晚，我拿了書稿，鎖了門，搭上公車的時候，人在車上，心仍在Adam的故事中……

可去了老闆就搖頭:我們不需要博士。一份工作本科生做只用付二十加幣一小時，而博士要付四十加幣。我們為什麼要雇博士呢?

小戴的光環在東方亮，在西方卻不亮了。他怎麼也找不到合適的工作。看著招聘啟事上寫著:大學本科以上學歷。

陽光下，一個大號女人坐在窗旁，皮膚黝黑，梳著短髮，一身黑色的勁裝。露出的胳膊也是黝黑的，左臂上有塊不大不小的傷疤卻是白的，像套了雙破了洞的透明黑絲|襪。

「寧寧，你也別難過，我也比你好不到哪兒去。Bill倒是很關心我和孩子，

Adam舉起右手顫顫地指了指小桌上的一個信封。我走過去拿起信封，Adam點了點頭，示意我打開。裏面是把鑰匙。

夏天的時候，文月家就把一缸金魚和幾缸荷花搬到街上來，任鄰居家的孩子來玩。夏天的天長，Adam總是在晚飯後騎著自行車，沿著什剎海邊的小路，按著車鈴，一路丁當地穿過乘涼的人群，一腳踩住停在正在玩兒魚的文月身後。他們就沿著什剎海的河邊遛著彎兒，一直走到月亮躲進了雲層，一直走到各家各戶都點起了燈，一直走到文月的媽媽在二層的閣樓上呼喚女兒的名字。Adam又騎上自行車，長發般的垂楊柳拂過他的臉，好像文月溫柔的手。

自從工作以來，我的大腦變成了一個高超的調度者，思維和嘴巴配合默契。早上我從家裡出來的時候，思維是中文的，回味著昨晚做的紅燒肉，好像生抽放少了，味道不夠重。到了Finch地鐵站，抓一張免費的Metro報紙，思維開始混亂，看著英文的新聞標題，腦子裡仍揮之不去紅燒肉的影子。streetcar（有軌電車）呼嘯著把我帶上地面的一剎那，所思所想一下子都變成英文的了。我從包中翻出門卡，打完最後一個哈欠，準備下車上班去了。

rice（粘米）就噁心，什麼味道也沒有，不知道為什麼要吃它。他更不能理解我爸為什麼要把牛奶熱了才能喝，哪個加拿大人喝熱牛奶和開水。我爸以前出過國，對付著能說幾句英語，我媽以前學的是俄語，Bill說什麼她根本聽不懂，沒有交流的日子真是很難過。」

1964年底，Adam在中國的任教期滿，他就回了加拿大，一心想儘快找到工作，好回來請求文月父親的應允。臨走時，文月就站在門口送他。文月說等他找了工作回來，她要親自來為他開門九九藏書，她要領著他的手去見她父親。文月掏出一隻小銅鈴遞給Adam。Adam讓文月把它掛在了門上，說他有一天要親自來摘。

我每天聽法語歌，喝朋友送的綠茶，練印度的瑜珈功，品味Guinness啤酒，看租來的國內過時的電視劇。日子過得中不中，西不西的。西方的生活不能完全融進去，東方的情節又丟不掉。好比「邯鄲學步」中的燕國少年，羡慕邯鄲人走路好看，跑到遙遠的邯鄲去學，結果邯鄲人的步態沒學到手，反而燕國人的步伐忘了不少，只好爬著回來。

我現在就是多倫多的一個陌生人。

父母都走了，孩子我還是留下來自己帶。肖梅抱著女兒來我家玩，她女兒碧眼黑髮，漂亮得像櫥窗里的娃娃。

不要說請保姆，自從兩方父母來了后，我們的經濟一直處於困難的邊緣。看著是買了房買了車，房是貸款的房，車是二手的車。我休產假，拿55％的薪水，向東找了個賣樂器的工作，剛開始工作，只有保底工資，其餘要靠sales

「不……好，孩子。我……我的時間……不……不多了……」

我喜歡公車在城市中穿梭的感覺，風景從一扇扇小窗中鑽出來，跳躍著。光影的移動把我帶回北京坐空調車的日子。從和平里到公司的路上，五月的初夏，樹影也是這樣婆娑在窗外，

一個月後的一天，老闆把我叫進了辦公室。「你還記得那個回憶錄的作者嗎？」老闆問。

一天，小戴在公車上遇到一個同行。那個俄國人以前是前蘇聯宇航局的研發人員，移民加拿大后經歷了小戴的遭遇。他一想，去他媽的專業，在一家賣桂皮粉點心的連鎖店找了份工作。小戴受了啟發，很快在宰雞廠找了份工作，工作很穩定，不用講英文，年薪兩萬五，正好卡在政府定義的貧困線，少交稅，孩子還有諸多福利。

用關愛和責任承拖起來的事業！先做朋友再簽單！

「哇噻！你真是了不起，『百萬圓桌會員』，真是中國人的驕傲！」連肖梅那麼挑剔的人都為她喝彩了。

一家人吃飯的錢，高興的尿布錢……一個月下來，我們手裡只剩下50塊余錢。

在常人的腦子裡，「小」永遠是被保護的對像，而「大」永遠都是強大的象徵。

「文化不同嘛，你站在他的角度想，一點沒錯。」我說。

小戴當然姓戴。他是一個小號男人。無論從體積到面積，

三個星期的冷戰後，我爸我媽走了。

英大姐進來的時候，肖梅悄聲對我說:「我看見『江姐』了。」

「我正準備開始設計他的書呢。」

幸福就是一雙鞋，鞋大鞋小，只有自己知道。

一個人感到自己陌生，才成為陌生人。

「哎呀！真沒想到，你的口才這麼好，我都動心了。大姐，明天我就買保險。」肖梅說。

「沒有。」肖梅說。

Adam是六十年代去中國的。他名義上是去中國教英文，實際上是替他的教會傳教，這樣他可以得到教會的資助以還清他上大學時欠下的學費。他在北京的一所大學教英文，不久便愛上了一個叫文月的女學生。文月的家是北京的書香門第，她父親是當時一個赫赫有名的學者。文月的家住在什剎海煙袋衚衕的一座小院里，這是北京少有的二層樓的院子，坐北朝南，烏瓦的房檐，青灰的院牆。天氣不好的時候，雨水從房檐上滴落下來，砸在小院中的太湖石上，發出美妙的聲響。文月家的門口有兩個小獅子，殘破了，大概是明清時的遺物。

環球百萬圓桌會員——英明遠（Sarah Ying)

commission(銷售提成)。每個月我們付了房子的mortgage（房屋貸款），水電煤氣，房屋保險，汽車保險，父母的旅行保險，我們的人壽保險，電話費，電視費，上網費，

英大姐的變化讓我開始懷疑是否曾經和她在同一個屋檐下生活過個把月。記得最後一次見英大姐還是在一次社區活動中心的舞會上，五刀一張票，水泥地，椅子都碼在牆根兒下，很像小時候去我媽廠子參加的單位舞會。

31.一生一扇門

一張薄薄的移民紙就能改變一個人的命運。

「哎呀，晚了，晚了，大姐剛送完一個客戶，今天大姐請客，誰也別和我爭。」英大姐從公文包里掏出名片，職業地遞給我們。

「這麼有意思？給我講講。」

「大陸來的移民保險意識都很差，非要等到出事了才後悔沒買。大陸的人是很講義氣的，今天這個沒找到工作跳樓了，明天那個出車禍了，留下老婆孩子可憐兮兮的，中國人捐九-九-藏-書吧，誰讓我們是同胞呢。掏一個兩個沒什麼，掏到第五六個，心裏開始不樂意了，怎麼這麼多這種人呢？大姐說句不好聽的，早幹嗎去了？大傢伙再捐錢也不如保險賠的多，大家都活的不容易，對得起自己，不給別人找麻煩才是一個現代人負責任的態度。」

英大姐的激|情演說讓我們目瞪口呆。

「孩子們，我們也想走了。我們在這裏整個兒是文盲加聾子，還沒腿。我們不會講英文，又不會開車，想出去得看你們方便，冬天又這麼冷，哪裡也出不去。我和你爸爸都是愛熱鬧的人，在北京，你爸一出門就可以和老哥們兒打乒乓球，我一出門就可以和老姐妹跳舞。這幾個月把我們給憋的，都說加拿大是老人的天堂，我們怎麼覺得跟地獄似的。不待了，真是不待了，我們回去花我們的人民幣，在這兒花你們的錢我們不舒服。」他媽說。

很快在一家銀行找到了一份職員的工作。他沒有急於回中國，他想努力工作，存一些錢，買一所房子，買一輛車。他每天都給文月寫信，傾訴他的寂寞，表達他的愛。Adam完全沉浸在他的東方情節中，全然不知1966年的中國發生了怎樣的翻天覆地的變化……

Adam回到了加拿大，六十年代的加拿大經濟不算壞，Adam

一拖就是一個月。

但我卻是不能加入她們的，我告誡我自己，要想融入洋人的主流社會我就要遠離她們，遠離我熟悉的生活。我失去了與群體在一起的快樂，內心充滿了矛盾和掙扎：國內的朋友在想，你出國了，就理應頓頓吃西餐，喝洋酒，天天和洋人滿嘴洋話連篇，掙大錢，住別墅。可誰能想到在萬里之外，在世界的另一端，會有這麼多的中國人，有這麼多的中國餐館和超市呢？很多人在多倫多的生活就是那種「住在」中國（家裡人，鄰居朋友都是中國人），上班在「中國」（單位同事都是中國人），只是上班時路過加拿大。

小戴屢屢碰壁，得到的答案基本相同。他這個有著在國內萬眾矚目頭銜的博士在加拿大卻變成了過街老鼠。加拿大人似乎不崇尚「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加拿大人崇尚實用，實在。一個修冰箱的技工不比一個坐辦公室的白領掙得少。

每個清晨，我坐著Bus去上班，總能看到三三兩兩的中國人。一看她們的裝束就知道她們是去打工的。這些三四十歲的女人都是雷同的打扮：冬天是一件半長的黑色或是灰色的匝成豆腐塊狀的羽絨服，馬尾頭，腦門光光，或頂一頂絨線帽，或脖子上系一條圍巾，花的，鞋也是沒有任何品牌和風格的那種。她們在公車上有說有笑的，分外開心，我忍不住也豎起了耳朵來聽。不管她們離我有多遠，母語的親切感襲襲撲來。就像張愛玲所說的那樣，女人在哪裡談論的都是男人和孩子，身在加拿大的女人也是如此。她們聲音很大，全然不顧一車的人。看著她們肆無忌憚地放聲大笑，看著她們大大咧咧地說這說那，我心裏竟生起了羡慕之情，真想馬上撲上去加入她們的聊天。我忍住了，就那麼遠遠地坐著，就那麼看著，聽著，不作聲。加拿大的生活在她們眼裡是家園和天堂，而於我卻是寂寞。說句心裡話，我喜歡聽她們帶著濃重鄉音的普通話；我喜歡看她們說話時的表情，有點小市民氣，卻是一臉的生動洋溢在眉宇間。

「好，快一歲了。」肖梅說。

26.又見英大姐

「一本書稿，是講一個加拿大人和一個中國女人的愛情故事。」

推開了那扇門，我才知道這家裡還有一扇門。Adam一生都在等著那個女人為他打開那扇門，那扇掛了一隻銅鈴的門……

英大姐打來電話請我和肖梅吃飯的時候，我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她在消失了兩年後又出現在了我們的生活中。

今天推開了Adam家的門，才知道這家裡還有一扇門。這扇門后藏著一個美麗凄婉的故事。Adam一生都在等著那個女人為他打開那扇門，那扇掛了一隻銅鈴的門……

「我也勸我父母既然來了就感受西方文化吧，不會英語就學呀，喝涼牛奶對身體好。他們說他們歲數大了，只想享受晚年，不想再感受什麼文化了，大餅油條吃慣了，天天吃和著cheese的洋餃子不習慣。唉！以後還更麻煩呢。等我女兒長大了，滿口英文，怎麼和他們交流呀，他們等於跟沒有這個外孫女一樣。」

York General（北約克總醫院）。」

「買教育基金了嗎？」 英大姐職業地開始了她的推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