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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聲 我們的基因與未來

尾聲 我們的基因與未來

然而,距離完全解開DNA的運作奧秘,我們仍有一段漫長的路途要走。例如在人類意識的研究上,我們只有非常粗淺的知識,以至於如今仍有一些論點納入了生機論的一部分觀念,即使其他研究早已揭穿這些觀念的謬誤。不過,我們對生命的了解,以及我們操控生命的實際能力,現今皆已成為事實,難怪瑪麗·雪萊會有許多後繼者。藝術家跟科學家一樣,都熱衷於探討新發現的遺傳知識所衍生的影響。
但是,即使我們假定基因增益,就像任何強大的科技一樣,有可能被用於各種可怕的社會目的,這隻會讓我們更有理由發展它。自從我們的老祖先第一次把木棍製成矛以後,在人類歷史上,武力衝突的成敗一直是取決於技術。我們絕不能忘記希特勒曾極力逼迫第三帝國的物理學家發展核武器,說不定有一天對抗現代版希特勒的戰爭,會取決於我們對遺傳學技術的精熟程度。
若說我對遺傳學的知識與技術日益精進所造成的影響,看法與一般人相當不同,這是因為我認可人性的另一面。儘管我們可能有競爭的傾向,但人類也是社會性很高的物種。我們會對身處困頓的人寄予同情,就像我們快樂時會想微笑一樣,這些都是內建在我們本性中的遺傳成分。即使有些當代的道德理論家認為我們無私的衝動(行為動機),最終還是出於自私的考慮——對他人仁慈只是促使對方回報相同恩惠的一個條件性的行為——但有個事實依然存在:我們人類是一個獨特的社會性物種。自從我們的祖先第一次合作獵殺長毛象之後,個體之間的合作就一直是人類得以成功的主要因素。鑒於這樣的集體行動具有很大的進化優勢,自然選擇很可能讓我們有希望看到他人(以及我們的社會)做得好而不是失敗的慾望。
我若能說萬人的方言,並天使的話語,卻沒有愛,我就成了鳴的鑼、響的鈸一般。
有些人即使接受改善他人命運的衝動是人類本性的說法,但對於幫助同胞的最佳方法仍有不同的意見,而這也是爭論多年的社會及政治議題。目前盛行的主流意見仍是解決教養問題(亦即改善後天環境)。營養不良、缺乏關愛和未受教育的人,很難擁有充實的生活。但是,如同先前所見,教養的影響雖大,仍有其極限,這在先天極度不利的個案中最為明顯。即使提供精心設計的營養和教育,罹患X染色體脆弱症的男孩仍然永遠無法照顧自己。即使提供再多的額外指導,也無法讓天生智力遲鈍者成為班上的第一名。因此,如果我們真想改善孩童所得到的教育,公平地說,我們終究不能只局限於尋求教養上的補救方法。然而,我的疑慮在於,教育政策經常是由政客所制定的,對他們來說,「不讓任何孩子落在後頭」這種口號才有吸引力,因為沒有人會反對它。但是,如果我們繼續堅持每個孩子都有同樣的學習潛力的話,一定會有孩子被落在後頭。
兩年前,我對這件事的看法在德國招致很不友善的對待。我在德國一份很受尊重的報紙《法蘭克福彙報》(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上發表的評論《人類基因組計劃的道德含義》(Ethical Implications of the Human Genome)引起一陣批評。或許這正是那些編輯的意圖:在我不知道,更別說同意的情況下,這家報紙就讓翻譯替我的文章換了一個標題:《基因組的倫理道德——為什麼我們不應把人類的未來託付給上帝》(The Ethic of the Genome——Why We Should Not Leave the Future of九_九_藏_書 the Human Race to God)。雖然我不信敎,也沒有隱瞞自己不合乎宗教信仰的想法,但我從來不會刻意激怒持有不同看法的人。令人驚訝的是,同為科學界人士的德國聯邦醫師理事會會長,卻對我發出有敵意的回應。他指控我「遵循納粹的邏輯,把生命區分為值得活和不值得活兩種」。一天後,一篇標題為《不道德的提議》(Unethical Offer)的社論出現在刊登我那篇文章的同一家報紙上。作者里特(Henning Ritter)自以為是地指出,在德國,永遠不會由個人私下來決定是否要結束基因受損胎兒的生命。事實上,他這種賣弄只凸顯出他對德國法律的無知;在今日的德國,惟有孕婦有權利在諮詢過醫生后,決定是否要產下胎兒。
今日一般民眾對操控人類基因的危險性所存有的偏執恐懼,大多是因為合理地認定人性有自私的一面。確實,自私自利是進化為了增加我們自身的生存機會而設定在我們天性里的,為了自己的生存,如果有必要的話,可以犧牲他人。批評者看到了一個可怕的未來世界,在這個世界中,遺傳知識只被用來擴大特權階級(最能運用遺傳學來造福自己的人)與受壓迫階級(遺傳學只會使其處境更加不利的人)之間的差距。但是,這樣的觀點只認定了人性中的某一面而已。
至今我們仍不了解為什麼有些孩子學得比較快,我也不知道我們何時才會了解。但是只要想到有多少在50年前還無法想像的生物學見解,在遺傳學革命后成為平凡無奇的知識,這個問題就顯得沒有意義。我們應該問的問題是:遺傳學無疑具有改善個人與整體人類生命的龐大潛力,但是我們準備好接受它了嗎?最直接的說法是,我們是否想運用遺傳學的信息,設計出最符合兒童個別需求的學習方式?我們是否遲早會希望發明一種葯,讓X染色體脆弱症病童能跟其他孩子一起上學,或讓天生遲鈍的學習者跟得上天生快速的學習者?還有實現希望更遙遠的生殖細胞基因療法,在找到相關基因后,等未來有了能力,我們會不會想要運用它,在學習遲鈍者還沒出生之前,就把他們改造成快速的學習者?這可不是科幻小說。我們現在已經有能力賦予老鼠更好的記憶力,有什麼理由我們不能把目標設定在對人類做相同的事上?
《千鈞一髮》電影中所刻畫的情節除了會讓人誤以為我們的未來很凄慘以外,這部影片的創作人還加了一句宣傳詞,凸顯出對遺傳學知識最深的偏見:「沒有基因可以決定人類的精神!」許多人希望這是真的,而這正是我們社會的一個有巨大危險的盲點。如果我們能無懼地接受DNA所揭露的真相,就不會再為我們子孫的未來而絕望悲嘆了!
早在瑪麗·雪萊於1918年出版這本小說之前,賦予無生命的物體生命,以及改善生命的自然面貌,就已經引起人們無窮的想像。在希臘神話中,雕刻家皮格馬利翁(Pygmalion,塞普勒斯之王)請求愛神阿佛洛狄忒(Aphrodite)把生命吹入他用象牙雕成的美女雕像中,獲得應允。但是一直到啟蒙運動引發科學突飛猛進時,科學家才初次明白生命的奧秘或許是在人類的能力可及範圍內。事實上,雪萊在序言中提到的達爾文醫師並不是我們熟知的博物學家達爾文,而是其祖父伊拉斯謨·達爾文,他利用電力讓死屍的器官閃現生命力的實驗,令他的朋友雪萊相當驚異。現在看來,我們知道達爾文醫師對當時所謂「伽伐尼電流」(galvanism,即由化學作用產生的電)的探索頗驚世駭俗,但卻轉移了對主要問題的注意力:生命的奧秘一直https://read.99csw.com到1953年都仍是秘密。直到DNA雙螺旋體的發現和其後的遺傳學革命后,我們才有理由思考人類或許有一天能掌握傳統上被視為專屬於神的力量。我們現在知道,生命其實就是一大串協調好的化學反應,而這個協調機制的「奧秘」是一組複雜得令人驚嘆的指令,而且它們同樣是以化學方式刻寫在我們的DNA內的。
我或許不信教,但我仍然能從宗教經典中看出許多真理。例如聖保羅在給哥林多人的第一封信中寫道(《新約·哥林多前書》):
當試用基因療法的小鼠實驗觸礁時,沒有任何人的專業生涯會就此中斷,也沒有研究經費被撤銷。似是,萬一基因增益計劃損害了兒童的未來希望,而非增強他們的生存能力,想要駕馭DNA的努力勢必會受挫,延緩許多年。我們惟有在把功能性基因注入靈長類近親的方法改良至完美后,才能開始嘗試人體實驗。然而即使基因增益用在猴子和黑猩猩(後者跟人類更接近)身上很安全,要進行人體實驗仍需要十足的勇氣;人體實驗無可避免仍會讓接受實驗的人承受一些冒險,然而惟有通過實驗,才能實現基因療法可能帶來的龐大利益。其實,施行傳統的醫療方法,尤其是新方法,也同樣需要勇氣,例如腦手術也可能出錯,但是如果潛在利益多於危險,病人還是會願意動手術。
生殖細胞基因療法有讓人類抵抗HIV病毒殘害的潛力。重組DNA的技術能讓植物分子遺傳學家得以培育出對馬鈴薯病毒有抵抗力的馬鈴薯,它也同樣可能讓人類對艾滋病產生抵抗力。但我們應該朝這個方向邁進嗎?有些人爭論說,與其改變人的基因,不如把心力花在我們有能力醫治的人身上,以及灌輸大家雜亂性關係的危險性。但我發現這類衛道主義的反應,其實是很不道德的。教育是一個強大的武器,但是在這場戰爭中已經證明,單憑教育,絕對不足以獲勝。在我撰寫本書時,全球的艾滋病危機已經進入第三個十年;這種病毒實在很擅長躲開我們想控制它的意圖,連最優秀的科學家都暈頭轉向。雖然在發達國家,艾滋病的擴散已經減緩,但是在全球的許多地區,艾滋病的定時炸彈仍滴答地響著。我為這些地區的未來感到憂心。這些地區的人民大多不富裕,也沒有足夠的教育能應付這種疾病。我們只希望強效的抗病毒藥物或有效的HIV疫苗能很快問世,並且價格低廉,讓世界各地的人都能取用。但是以我們迄今發展療法的記錄來看,這種重大進展的可能性不是很高。遺憾的是,那些提議用生殖細胞基因改造法來對抗艾滋病的人,可能得等到對傳統療法都絕望了,甚至發生全球性的大災難后,才有可能獲得許可去放手進行研究。
每個人都有權以宗教為其個人的道德指南,對此我並無異議,但我反對許多宗教人士認為無神論者就缺乏道德觀念的說法。依我看來,我們這些覺得沒有必要遵循古籍上那些道德準則的人,依靠的是天生的道德直觀,那是許久以前自然選擇為促進我們祖先的社會凝聚力而塑造形成的。
許多這類的探討失之膚淺,顯示出探討者根本不了解哪些在生物學上是可行或不可行的。但是其中有一個探討引起我的注意,因為它提出了重要的問題,而且它提出問題的的方式雷霆萬鈞、直指人心。安德魯·尼科爾(Andrew Niccols)在1997年推出的電影《千鈞一髮》(Gattaca),把想像力發揮到極限,提出社會迷戀完美基因的可能後果。這部電影描繪在未來的世界,人類分為兩種,一種是擁有改良基因的統治階層,另一種是跟今日的人類一樣,基因並read.99csw•com不完美的下層階級。超級靈敏的DNA分析會確保最好的工作都交給擁有優秀基因的人,而那些「不完美人」則處處遭到歧視。這部片中的主角是「不完美人」文森(Vincent,伊森·霍克[Ethan Hawke])飾),他是父母在汽車後座于激|情中孕育的產物。他弟弟安東(Anton)則是後來在實驗室經過適當的基因改造而成,擁有最優秀的基因。在他們倆的成長過程中,文森每次都努力想在游泳比賽中擊敗弟弟,但總是徒勞無功,反而一再被提醒自己是劣等人的地位。基因歧視最後迫使文森接受卑微的工作,到Gattaca公司當清潔工。
那些基於自身信念而不是利用德國過去的可怕陰影來爭論的反對者反而比較可敬。備受尊敬的德國已故總統約翰內斯·勞(Johannes Rau)反對我的觀點,聲稱「價值與意義不能僅以知識為根據」。身為虔誠的基督徒,他從宗教啟示中尋找真相,而身為科學家的我則靠觀察與實驗來尋找真相。因此,我必鬚根據自己的道德直觀來評估最好的做法。我認為,如果像某些人所主張的,直到這些遺傳缺陷有療法問世之前,不該讓孕婦接受產前診斷的話,只會造成不必要的傷害。基督教神學家米特(Dietmar Mieth)則在一篇措辭沒那麼審慎的評論中,說我的文章有「恐怖的道德觀」,對我所說更多知識能提供我們解決道德困境的更好方法,大加反對。但是,有兩難困境的存在就意味著必須作選擇,而依我的想法,有選擇總比沒選擇好。現在一名婦女在得知自己的胎兒有泰賽二氏症后,必須面對該怎麼做的兩難困境,但至少她還能選擇,在以前她連這個選擇都沒有。雖然我確信有許多德國科學家也都同意我的看法,然而,似乎有太多人因為過去的政治陰影與現今的宗教現狀而噤若寒蟬,除了我的多年好友穆勒-希爾以外,沒有其他德國科學家認為有理由要出頭替我辯護。穆勒-希爾勇敢地出版了一本評述納粹優生學的著作《殺人的科學》(Murderous Science),至今這本書仍令德國學術界耿耿於懷。
有人可能會猜想,如果人類歷史上沒有出現過優生學運動的黑暗時期,我們不知會對上述這類可能性有什麼樣的直覺反應。像「基因增益」(genetic enhancement)這類字眼仍會讓我們不寒而慄嗎?現在的情況是,人們只要一聽到要改善自然賦予我們的基因,就感到憂懼。在討論我們的基因時,我們似乎陷入了哲學家所謂的「自然主義的謬誤」(naturalistic fallacy),亦即假定大自然原本的意圖是最好的。在日常生活中,我們在受到感染時,會藉由調高住宅里的溫度和服用抗生素,謹慎地避開這種謬誤,但是一提到基因增益,我們就立即升起「大自然善知」(nature knows best)的大旗。基於這個原因,我認為要讓人們接受基因增益的技術,最可能的途徑是通過預防疾病的工作。
目前全世界的政府都明令禁止科學家將DNA加入人類生殖細胞內,支持這些禁令的人形形色|色。在一聽到這種事就反射性地大加反對的民眾當中,以宗教團體佔大多數,他們認為變更人類種系就跟扮演上帝一樣。而非宗教界的反對人士,如同先前所見,擔心的是這會導致可怕的社會大轉變,就像《千鈞一髮》所描繪的情境:人類天生的不平等被極力放大,而平等社會就此消失殆盡。儘管這種假想很適合當電影腳本,但是依我看來,它就跟遺傳學能創造烏托邦世界一樣是毫無根據的。
我若有先知講道之能,也明白各樣的奧秘、各樣的知識,而且有全備的信,叫我能夠移山,卻沒有愛,我就算不得什麼。九_九_藏_書
在我看來,聖保羅正確宣告了人類的本質。「愛」這個促使我們關心他人的衝動,是我們得以在地球上生存與成功的原因。我相信隨著我們持續深入未知的遺傳學領域,這個衝動會守護我們的未來。「愛」深植於人類的本性中,所以我確信愛人的能力已經刻寫在我們的DNA中,俗世的保羅會說,「愛」是基因送給人類最美好的禮物。如果有一天這些基因可以通過科學變得更加美好,足以消除無謂的仇恨與暴力的話,從何判定我們的人性就一定會減弱呢?
雪萊(Percy Bysshe Shelley)匿名為妻子瑪麗·雪萊(Mary Shelley)的小說《科學怪人》(Frankenstein)所寫的序文,一開頭就是這麼寫的。這個故事在現代人心中所激發的想像,超過這位詩人寫過的任何作品。《科學怪人》深刻描繪出科學揭露生命奧秘時的驚悚面,在它之後的作品或許都無法望其項背。可能也沒有人這麼深刻地探討過,人類侵佔這種如神般的力量后對社會所造成的後果。
依我看,刻意推遲人類基因增益技術的進展,只有一個真正較為合理的論點,亦即大多數的科學家都不確定生殖細胞基因療法是否安全。蓋辛格的例子使人們普遍對基因療法投下深刻的懷疑。不過我們仍應指出,表面看來,體細胞基因療法比生殖細胞基因療法容易,其實不然。體細胞基因療法是要杷基因注入數十億個細胞,在這些細胞中,只要有一個細胞的某個重要基因或一群重要基因受到損傷,就有可能造成癌症副作用的可怕情形,法國的嚴重綜合型免疫缺乏症個案就是一例(見第十二章)。相對地,生殖細胞基因療法是把DNA注入單一細胞,因此整個過程可以受到更嚴密的監督。但是生殖細胞基因療法的賭注甚至更高:若種系實驗失敗,會造成無法想像的災難——一個生下來就有缺陷的人,而且可能是難以想像的缺陷,這都是因為我們改變了他的基因。這會帶來悲劇性的結果,受苦的不僅是一個家庭,由於科學進展遭到挫敗,全體人類都會成為輸家。
我的看法是,儘管有風險,我們仍應認真考慮生殖細胞基因療法。我只希望許多跟我有相同看法的生物學家能在即將來臨的論戰中堅定立場,無畏於不可避免的批評。我們有些人已然經歷過被視為跟優生學家是一丘之貉的痛苦,但這隻是在矯正遺傳學上的不公平時,必須付出的一點小小代價。如果這樣的工作要被稱為優生學,那麼我就算是優生學家吧。
這本小說描述的事件,在達爾文醫師以及德國一些生理學作家看來,並非不可能發生。
文森在Gattaca公司工作時逐漸孕育出一個不可能的夢想:到太空旅行。但是要符合到泰坦星(Titan,即土衛六)的飛行任務,他必須隱藏自己「不完美人」的身份,於是他借用擁有完美基因的傑羅姆(Jerome,裘德·洛[Jude Law]飾)的身份。傑羅姆原本是運動員,不幸在一場意外中造成殘疾,他需要文森的幫忙。文森利用傑羅姆的毛髮和尿液樣本,混入飛行訓練計劃。他遇到美麗的艾琳(Irene,烏瑪·瑟曼[Uma Thurman]飾)並談起戀愛,一切似乎都很順利。但是就在他即將飛向太空的一星期前,發生了不幸的事件:飛行任務的主任遭人謀殺,警方在案發現場找到一根「不完美人」的頭髮。文森掉的一根睫毛不僅有可能毀了他拚命想完成的夢想,也可能因為DNA證據而被無辜地捲入案情,當做謀殺犯。文森似乎註定要失敗,但他設法逃過了可怕的基因搜捕網,直到Gathttps://read.99csw.comtaca另一位主管被發現是真兇為止。這部電影的結局有喜有悲:文森飛向太空,但艾琳沒有去,因為她的基因被發現有一些瑕疵,不適合執行長途太空任務。
自維多利亞時代以來,啟蒙運動在傳統宗教信仰與世俗主義之間所造成的裂痕,至今仍多少左右著生物學的社會地位。有些人依然相信人類是上帝的創造物,我們必須服從上帝的旨意;另外一些人則支持經驗主義的證據,而這些證據顯示,人類是數百萬世代的進化產物。1925年,田納西州高中老師斯科普斯(John Scopes)因教授進化論而受審判罪,到了21世紀的今天,他所象徵的意義仍遭到一再的審判;宗教的基本教義派人士對公立學校的課程設計有一定的影響力,他們持續要求以教授宗教故事替代達爾文學說。由於進化論直接抵觸上帝創造萬物的創世論信仰,它代表著科學對宗教領域最直接的入侵,因而激起創世論者一貫的激烈防衛態度。然而,隨著遺傳學知識在往後的世紀中不斷增加,愈來愈多人將會了解到自己是遺傳骰子隨機投擲的產物(也就是親代基因的偶然混合,加上一些同樣偶然的突變的產物),一種新發掘的,但其實比今日的宗教更為古老的「靈知」(gnosis),有可能成為我們的指引。我們的DNA,這本創造人類的說明書最後可能媲美宗教經典,成為真相的守護者。
在我的職業生涯中,自從發現雙螺旋后,我對於進化安裝在我們每個細胞里的傑作滿懷讚歎,但是自然機制殘酷地、隨意地造成的遺傳劣勢與遺傳缺陷,也讓我滿懷痛苦,尤其當受害者是孩童時。在過去,消除那些有害的基因突變屬於自然選擇的管轄範圍;自然選擇是一個效率極高但非常殘忍的過程。今日,自然選擇依舊經常在支配著我們:天生患有泰賽二氏症的兒童會在數年內死亡,從無情的生物學觀點來看,他們是自然選擇篩除泰賽二氏症突變下的犧牲品。但是,在找出多年來引起諸多不幸的許多突變后,我們現在已經有能力避開自然選擇。在有了預防性診斷後,每個人都會在選擇生下泰賽二氏症病童前三思。這個寶寶可能得面對三四年的痛苦折磨后,才在死亡中解脫。如果說人類基因組計劃帶來大量的遺傳學新知識后,也帶來了重大的道德問題的話,以我的觀點來看,應該是我們運用知識來減少人類痛苦的步伐仍太慢。姑且不論基因療法的不確定因素,我發現,即使是最確定有好處的診斷和治療法,我們的接受速度仍慢得極不道德。在我們這個醫學發達的社會,即使早在10年前就已發現X染色體脆弱症,但至今幾乎沒有婦女接受過這個病症的篩檢,這就是無知或頑固抗拒的證明。讀到這些話的婦女應該了解,已懷孕或準備當媽媽的女性可以做的一件重要事情,就是為她尚未出生的孩子可能面對的遺傳風險收集數據,尋找自己或丈夫家族的有害基因,或直接從腹中胎兒身上尋找。沒人可以評斷說她們不該獲得這些信息。獲得這些信息是婦女的權利,如同依此採取行動也是婦女的權利。婦女是必須承擔其直接後果的人。
大概沒有人會希望自己的子孫生活在《千鈞一髮》所描繪的基因專制暴政下。不論劇情描述的一切在科技上是否有可能成真,我們仍必須正視這部電影所指出的重要問題:DNA知識是否必然會造成基因種姓制度,基因的階級制度?一個先天就決定了優勝劣敗的世界?最悲觀的批評者甚至設想出更可怕的情節:未來我們會不會利用DNA來繁殖註定要當奴僕的克隆人?未來我們會不會把目標從改善弱者,轉移到使強者的子孫更強上?最基本的問題是,我們應不應該操控人類的基因?這些問題的答案主要取決於我們對人性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