傷口和曾經有過的劇痛是很容易就被遺忘的，對於一座城市來說更是如此。在清政府已經牢牢控制了原先屬於大明帝國的版圖之後，揚州城很快地復甦，並且以驚人的加速度繁榮起來。百余年後，清政府的乾隆年間，揚州的駢文名家汪中寫下了一篇題為《哀鹽船文》的名文，傳誦一時。文章記述的是揚州府儀征一地鹽船失火死亡千餘人的巨大災難，但文章在另一方面也揭示了揚州鹽運的鼎盛場面：「是時鹽綱皆直達，東自泰州，西極于漢陽，轉運半天下焉。惟儀征綰其口。列檣蔽空，束江而立，望之隱若城郭。」

這段歷史，我要具體講例子呢，呵呵，很現成，以前寫過一篇文章，正好拷貝粘貼拿來抖摟抖摟。但是，非常不好意思，這篇文章寫得比較嚴肅。可是呢，咱們也該嚴肅一回了，因為這個話題實在是很沉重的啊！好，拷貝粘貼開始——

在屠城結束的時候，根據焚屍簿記載的數字，揚州城內總共死亡人數有八十萬上下，這還不包括投井投河、閉戶自焚以及在偏僻處自縊的死者。八十萬，這是一個多麼驚人的數字，要知道，時間尚近的南京大屠殺的死亡人數是三十萬，揚州的死者竟然比這個數字還要多出將近兩倍！更有無數的女子被擄至東北，準備接受比死亡更要嚴酷的命運。城市的悲劇，莫過於「揚州十日」。

很簡單，會說他們「侵略失敗」。

對於「四鎮」，南方各地的士紳百姓畏之如畏虎狼，其間發生了難以計數的殘暴的流血事件。揚州城因其富庶，自然成為了首當其衝的受害者。1644年，也就是「揚州十日」的前一年，「四鎮」之一的高傑部隊屯兵揚州城下，雖然收到了城中居民進獻的大量財物，高傑卻並不滿足，反而下令圍城，並縱容士兵在揚州郊外殺人行劫。高傑意圖入城，但揚州市民決意不從。揚州巡撫派去與高傑協商的一名士紳因為回城后建議允許高傑入城甚至被憤怒的揚州市民打死，揚州駐軍因此嘩變，揚州巡撫出逃，而高傑則在城下陳列被殺的郊區平民的屍體恫嚇城中居民，並做出了攻城的架勢。如果不是史可法及時趕到，揚州城恐怕會在清軍屠城之前就先遭受一場由「自己人」帶來的浩劫了。而且，這種浩劫的危險居然還不止一次地存在過：高傑沒多久就死於同僚的伏殺，得知了這個消息后，「四鎮」的另一員大將黃得功興奮不已，馬上準備突襲揚州，要在收編高傑余部的同時洗劫這座城市。黃得功的動向使史可法不得不放棄了蓄謀已久的北上反攻計劃，折回南方營地去阻止黃得功的軍隊。

真實的歷史就是以這副面貌出現的，禮儀之說經常僅僅是富足的時候所穿的一件華美外衣，衣服裏面的內容一經社會變動的陣仗就不會再有什麼對衣服的顧忌。很多人，在作為受害者的時候，容易引得旁觀者掬上一把同情的淚水，但是，假如機會以相反的面貌呈現在他們的面前，他們會猙獰得比任何野獸都要可怕。

清軍入關，建立政權，我們叫做「統一天下」。

依照《世祖實錄》的記載，1645年5月13日，多鐸的軍隊開到揚州城下，試圖招降史可法一眾官員，遭到拒絕，於5月20日攻克揚州城。

楊將軍對王秀楚等人的吹捧和豪爽作出了相應的回報，對部下做了一定的約束。這位楊將軍看來還具備一些藝術修養，對音樂相當在行，會彈琵琶，他在酒席宴上對王秀楚等人表示，希望能為他找來當地名妓，也好在軍務之餘彈唱作樂。

這些時候，自然會有人站出來，責備民眾的道德底限。但是，向更深處想來，是什麼造就了民眾如此這般的道德觀念？從「揚州十日」的那段悲劇看來，明政府顯然沒有善待它的子民，在長期專制體制的統治下，道德早已讓位給了權謀，這使得中國成為世界首屈一指的謀略大國，幾乎對於所有人而言，都需要以謀略求生存，以心機求顯達，這樣的社會體制與社會傳統是淘汰那些正直純良之士的，而另一個人群，也如王秀楚那般凡事採取明哲保身的態度，在病態的專制體制與硝煙瀰漫的亂世之間小心謹慎以求生存。另一面，這些國人也從沒有產生過對國家的真正的歸屬感，「國家」的概念對他們而言僅僅是一個高高在上的政權，並且始終在剝奪著而非捍衛著自己子民的權益，那麼，「國家」興亡，為什麼要「匹夫有責」呢？從這層意義上講，如果作為現代人的我們並不責難那些冒著被哨兵槍擊的危險而翻過柏林牆的東德人，也不責難那些冒著被海水吞噬的危險渡海而去的古巴人，又怎麼去責https://read.99csw.com難王秀楚之類沒有「忠於」他們祖國的明代百姓呢？

李闖軍隊並非如通常所認為的那樣是一支進步的、親民的、為人民謀福利的義軍，雖然在奪取政權之前的一些時候，這支軍隊的確表現出了一些親民的端倪。但在進駐北京的時間里，李闖政權以驚人的速度開始腐敗，北京百姓對李闖軍隊由喜悅的盼望轉為憤怒與畏懼。城中的拷打、私刑、強|奸的事件隨時隨地地發生著，城牆下經常會有被丟棄的女子屍體，屍身赤|裸，顯然是死於淫辱。整個軍隊陷入一種癲狂的狀態，無所顧忌地釋放著心中的慾望，把一座名城變為一座地獄。

我現在要說的這個「書法」，就是用「書法」一詞的本意——書寫歷史的方法。

百姓是但求平安的，統治者是誰，是哪一族的人，都是些無關緊要的內容。在城破之後，王秀楚從窗子的縫隙里偷望到清軍軍容嚴整，即便在雨中步伐也整齊劃一、絲毫不亂的時候，他的心終於暫時地安定下來，覺得這是一支軍紀嚴明的隊伍，應該不會對老百姓有所不利。

在全國的大背景下，投降清軍併為清軍在自己祖國的版圖上攻城略地、立下汗馬功勞的漢人絕對不在少數，揚州之戰只是其中一個單獨的例子而已，供人窺一斑而知全豹。這類的事情首先是提出了一個道德底限的問題，投靠異族統治者而大肆屠殺同胞，這種做法為什麼竟然獲得了如此眾多的響應者？！在這個問題的背後是，這樣的一大批人群對國家與民族的認同感是怎樣的？換句話說，對祖國的誓死報效與無條件的忠君思想在這樣的亂世當中有多少人是義無反顧的堅持者？「國家」這個概念到底具有怎樣的內涵，怎樣被大眾所接受、所認可？如果改朝換代的統治者並非異族，他們又會怎樣看待投靠與屈服？

史可法的揚州守衛戰和隨之而來的「揚州十日」為後人提出了一些值得思考的問題，問題所涉及的層面已經遠不止於揚州一座城池。首先是，揚州的攻城者是怎樣的一支軍隊，守城者又是怎樣的一支軍隊？

在通常概而述之的歷史記載里，攻打揚州的是豫親王多鐸所統率的清軍，而事實上，僅僅在多鐸向揚州進軍的路上，就有大批的漢人軍隊前來投靠，降軍總兵力接近十四萬，若加上之前投靠多鐸的漢人軍隊，這個數字則更驚人地接近了二十四萬，遠遠超過了滿人軍隊的數量總和。這其中，有些軍隊本應是響應史可法的招募而駐守在揚州前線的。

這就是「揚州十日」前夕南明政府的局面。而攻陷北京的李自成大順政權又如何呢？

是不是覺得我又扯太遠了？怎麼又談上書法了？那是不是又得談談繪畫什麼的呀？

上面提到耶律阿保機這個例子，似乎說明民心可用，給奶就行，雖然權謀得很，卻大略驗證了孟子仁政王天下的說法。那麼，孟子說得既然在理，為什麼當時沒什麼人聽他這個理呢？問題在於，這隻是事情的一面，事情還有另一面，那就是槍的問題。其實這個道理，現代人都明白得很，無非就是胡蘿蔔加大棒而已。那麼，要想「王天下」怎麼個王法？道理很簡單：槍、奶不偏廢，戰略戰術不含糊。

所以，王秀楚的安心不是沒有道理的，他或許還期望過清軍的到來會如同上古傳說中的武王伐紂，在安然得到人民的擁戴之後建立起新的井然的秩序，顯然，明朝政府的統治雖然名正言順同時又具有歷史的慣性，卻遠非是贏得人心的。但是，隨後看到的景象讓王秀楚大吃一驚，他看到清軍的隊伍里開始有了大批的揚州當地女子，明顯是遭到了擄掠。事情的發展大大出乎王秀楚的意料，多鐸看來是要給決意抵抗清軍的漢人以一次震懾，他下達了屠城的命令，隨即，清軍展開了對揚州城的瘋狂洗劫。

在王秀楚的記載里，清軍的面孔固然可憎，可是，更讓人覺得惱火與心情複雜的卻是揚州本地的一些漢人。清軍剛開始進行洗劫的時候，雖然挨家挨戶要錢，但只要得到一些財物也就無事離去，有時候恫嚇一下，卻並不真的傷人。但沒過多久，局面就開始混亂，有人交出了大批財物還是被殺，原來是揚州本地人充當了清軍的嚮導。漢奸的嘴臉是可以想見的，正是他們教授了清軍該如何「有效地」劫掠財物，自然也會在表忠心的同時為自己適當地分一杯羹。在這些人身上絲毫看不到民族的尊嚴與做人的良知，城破的劫難對他們來說只是一次絕佳的發財機會。

看這個問題，先得弄清一個歷史書法的問題。

其實，在很久很久以前，「九九藏書書法」這個詞不是指字寫得漂亮，而是指史官記載歷史時的寫作方法。

在李自成的軍隊攻陷北京、崇禎帝自縊身亡之後，南京便上演了一場激烈的權力鬥爭，在臭名昭著的奸臣馬士英的策劃下，正是隸屬揚州府的儀征地區成了對福王的迎鑾之地，最終，這位從洛陽出逃的年輕的福王在權奸與軍隊的支持下繼承大統，改元弘光。在史書的記載里，這位弘光皇帝具備了幾乎所有的人性的缺點，並把這些缺點通通發揚到了極致。好色是他最突出的特點，他那規模浩大的江南選秀活動讓百姓怨聲載道，而蹂躪少女致死的事實又充分暴露了他殘忍無度的一面。

對王秀楚等人而言，在決定是否設案焚香的時刻，新的統治者是殘暴還是寬和，他們還不是很清楚，但畢竟，明政府的腐敗已經讓他們嘗盡了苦頭，一個新的統治者雖然未必會是好的統治者，但也不一定就比原來的腐敗政權更加讓人難以忍受——就經驗來看，雖然清軍在攻城略地的時候表現出了一定程度的殘暴，但是，同時代的明軍與一部分農民起義軍的所作所為也並不比清軍好上多少，況且，大家也未必就要為晚明政府那樣一個統治集團盡忠，當前的問題，第一位的就是保住性命。

嘉定三屠狠不狠？狠！

但是，康乾盛世呢？

用孟子的話說就是：「啷里個啷，啷里個啷，啷里個啷里個啷里個啷。搶腰恨，奶腰組，沾撩沾書八酣虎。」

可悲的場面上演了：清軍雖然已被勒令封刀，但殘酷的劫掠仍在繼續，一家宅院每天要經受數十人的趁火打劫，殺人、強|奸的事情與之前無異。這些人，也不知道到底是清軍、是明朝的敗軍還是亂民。從常理推斷，這些人更有可能是明朝的敗軍和亂民而非軍紀嚴明的多鐸部隊，曾經作為受害者的他們在剛剛喘息稍定的時候又以害人者的面貌出現。對他們而言，道德與良知、國家與民族都是被毫不猶豫拋之腦後的陳腐框框，他們之所以在某些時間里沒有成為害人者，僅僅是因為他們沒有得到害人的機會。

朝代再次更迭，宋代的揚州剛剛有了新的復甦，卻在1129年和1161年兩次被金兵攻破，使詞人姜白石留下了「過春風十里，盡蕎麥青青」的黍離之悲，一闋《揚州慢》千古傳為名篇。而無人懷疑的是，揚州城還會如以往一般再次繁華起來。

人們想見揚州的華貴，最近的歷史當屬清代乾嘉年間，那個時候，揚州因為變成了一座鹽商的城市而空前地富庶起來，城市風情，沈復曾在《浮生六記》當中不惜筆墨地做過絢爛的描繪。那時的揚州百姓，經歷著中國歷史上三大盛世之一的「康乾盛世」，把家鄉城郭經營得遠盛于唐人詩句中的燦爛。這段時間，從某種意義上說，可謂是揚州歷史上的一個鼎盛時期，然而，這一時期的出現卻也帶給了人們一些難以解答的疑問。

這一時期的揚州，已然富甲天下，歷史的傷口彷彿轉眼便即愈合——事實上，在順治十年（1653年）詩人吳梅村應|召北上途經揚州的時候，已經看到在「揚州十日」僅僅八年之後，這座城市裡已經有了船歌新唱、官河新柳，而明月下的二十四橋一帶更是一片歌樓妓館，一派昇平景象。

歷史雖然不容假設，但我們不妨看看就在與「揚州十日」近似的歷史時段里，明政府與大順政府所表現出來的樣子：

王秀楚的這段記載為我們展現了三種人的面孔：一是缺乏文化修養的普通明軍，他們以勒索百姓為能事，戰爭為他們提供了發財和耀武揚威的機會；二是具備一定文化素養的軍官，他們的文化素養完全應用在一些「高級娛樂」當中，他們和他們的部下在道德準則與行為操守上並沒有本質上的不同，只不過，他們腐敗得「更有品位」；三是以王秀楚本人為代表的文人士紳階層與平民百姓，他們操心的並不是國家的安危存亡，而是試圖在大動蕩的背景下明哲保身，花錢買個平安。於是，史可法滿懷一腔熱血，誓死守衛的揚州城理所當然地被多鐸軍隊在一日之內便即攻破。揚州的例子同樣也解釋了清軍為何能在中原版圖上如此地摧枯拉朽，如入無人之境。

但是，王秀楚的記述中所揭示的另一個問題是，城市的劫難不能完全歸罪於清軍。拋開上文提到的揚州本地人為清軍做劫掠嚮導的事情不談，多鐸在5月25日，即屠城的第六天，下令封刀。其後，清軍開倉賑糧，傷痕纍纍的市民開始哄搶糧食，體力好的人搬運了一次又一次，體弱多傷的人則一點米也拿不到。在這個時候，至親好友也互不相讓，人們為了糧九九藏書食，再一次放棄了尊嚴。

揚州十日狠不狠？狠！

而弘光朝的軍隊，主要是「四鎮」藩將。其一劉澤清，最為著名，他曾是山東的明軍統帥，外表溫文爾雅，有儒將之風，在抗拒中央號令和屠殺劫掠百姓方面頗有心得。更著名的是，他在宴請客人的時候當堂殺人，取出被殺者的腦漿心肝，邊吃邊飲，旁若無人。而另外三鎮首領，比之劉澤清，也都在五十步與百步之間。

城市的生命力總是難以想象的旺盛，及至隋朝開國之後，揚州再次繁榮起來，隋煬帝在揚州營造的迷樓幾乎是中國歷史上唯一能夠與秦始皇的阿房宮和宋徽宗的艮岳並稱的巨型離宮建築群，富甲天下的揚州是隋煬帝這位荒淫的君王最為鍾愛的城市，大運河上錦帆千尺，瓊花觀里瓊花萬朵，直非人間景象。但奢華的背後往往埋藏著禍根，隋煬帝也正是在這裏被親密的禁軍統領宇文化及縊殺，屍體被葬在城北十里風景如畫的雷塘，隋王朝於是土崩瓦解。

王秀楚在這裏為國家的大亂所歸結的原因，在他的前世與後代都有人會對此產生共鳴。蒙元入侵的時候，日軍侵華的時候，都可以找出大量相同的例證。人們自然會有疑問：中國一向以「禮儀之邦」自詡，何以在關鍵時刻里許多人所表現出來的卻完全是另外一副模樣？

朝代更迭，揚州在唐代再度復甦，與廣州、泉州並列為三大港口城市，風氣開化，酒醇香暖，正是杜牧筆下的揚州勝景，徐凝「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無賴是揚州」的詩句更是唐代揚州的最佳寫照。但好景依然不長，到了黃巢起義之後，混戰連綿，戰火也波及揚州，一座美麗的城市再次淪為人間地獄：孫儒打著「清君側」的旗號，曆數對手的種種罄竹難書的罪惡，而他自己，為取得戰爭的勝利，竟然縱起大火，把偌大揚州城燒為瓦礫，更有甚者，率軍驅趕揚州的青壯男子與女子渡江，老弱者則被屠殺以充軍糧，人相食的慘劇就在中國大地上既非空前也非絕後地上演著。

於是，擺在揚州人面前的問題是，在這個亂世之中必然要接受某個政權的統治，傳統觀念雖然使他們習慣於接受明朝的所謂「正朔」，但那個腐敗的政府顯然不得人心。若干的知識分子和許多懷有樸素民族感情的人試圖為明政府力挽狂瀾，在他們的心目中，更多考慮的是王朝的「正統」與否，百姓的利益是退居第二位的。雖然，當時的局勢是，打著不同旗號的兇殘之師到處橫行，即便有人意圖「投靠明主」，而在所能有的選擇範圍當中也只能是兩害相權取其輕罷了。在私天下的時代里，任何政權，都只是人民頭上的一個主子，對於大多數百姓來說，他們不會太多地考慮政權的正義性等等問題，所關心的，僅僅是自己的生活，所以，哪個「主子」能夠讓他們得到更好的生活（至少不要太暴虐地對待他們），他們也就會接受他。事實上，早在春秋時代，孔子的「近者悅，遠者來」已經闡釋了百姓在不同政權的轄區之間自由流動的合理性，而百姓們也早已經這麼做了。

回想當年動蕩的社會，普遍來說，滿洲統治者僅僅在宣布「剃髮令」之後才遭到了漢人社會各階層的聯合抵抗，而在這一被認為有辱人格、有辱祖先的政令頒布之前，那些忠君復明的知識分子很難在城鄉之中尋找到足夠的民眾支持。百姓們就這樣安居樂業了，隨著時間的推移，幾乎所有人都認同了大清帝國的「正朔」，把頭上的辮子視為國家民族的象徵，把清軍開疆裂土打下的比明代版圖擴大了將近一倍的疆域視為自己國家的榮耀，而到了清朝政權行將崩潰的時候，也幾乎所有人都為剪斷辮子而痛心疾首，都為八旗軍的敗績感到憂心忡忡，他們顯然不再記得「揚州十日」那一時期，八旗軍是以異族入侵者的面貌而出現的，也不記得他們的祖先曾經為反抗「剃髮令」而滾落下不知多少顆人頭。

這段記載過於簡略，但也足夠讓人吃驚，因為從5月13日兵臨城下到5月20日破城而入，僅僅用了七天的時間！在一切有關史可法駐守揚州的記載中，守城之前的準備工作是大張旗鼓並且慷慨感人的，所有的動作都在暗示著即將到來的戰鬥會是一場空前的艱苦卓絕的保衛戰，但是，僅僅七天時間，揚州城便即告破，而且，這七天之中，真正的守城戰其實只發生了一天。之後，清軍攻入城內，在十天的時間里幾乎屠盡了這個歷史上久負盛名的繁華之所。這一段慘劇，史稱「揚州十日」。

話說回來，「揚州十日」之後的劫掠我們可以在很多著名的歷史事件里看到相似的影九九藏書子。比如明代的倭寇之患，事情的原委先避開不談，在「倭寇」人員的構成上，倒是漢人佔到了相當大的比例，甚至，有些打著倭人旗號的武裝完全是漢人的海盜，正是這些人成為明代海防最可怕的敵人。又比如圓明園的遺迹，人們通常把這座華美名園的毀滅完全歸咎於英法聯軍，其實，在英法聯軍縱起的那場大火之後，陸續的多年之間，官軍、太監、草民、地痞流氓等，無不趁著國難當頭的混亂時刻從園中運出各種陳設，大小車輛在通往圓明園的路上往來不斷，正是這些人把圓明園變成了一座真正的廢園。

王秀楚的看法是很有代表性的，大家在破城的剎那，並不關心國家的命運是否會因為揚州這座江南重鎮的陷落而走入萬劫不復的境地，而僅僅關心自己的身家性命是否會受到新的統治者的威脅。更進一步說，他們擔心的是，新入城的軍隊是否和明朝的守衛部隊一樣可惡，或者比他們更要歹毒？當王秀楚一看到清軍嚴明的軍紀時，他那顆一直提在嗓子眼的心總算是放了下來。是啊，誰來統治這座城市，乃至這個國家，都無關緊要，關鍵是不要騷擾百姓的正常生活。

好了，我們看到了，同樣一件事，做成功了就是「統一」，沒做成功就是「侵略」；而「統一」就是好的，「侵略」就是壞的，這是不是有點兒邏輯混亂呢？是不是雙重標準呢？是不是用現代格局去套歷史事件呢？

回頭再看康熙年間，這個被很多人譽為中國最強盛的時代，有路人經過蒙古或者黑龍江寧古塔一帶，仍會見到揚州口音的女子，她們年齡已大，身上的揚州綢緞早已換做了獸皮，在那片男多女少的陌生而苦寒的土地上寂寞地生活著。

人們想見揚州的華貴，早些的記載可見於五世紀劉宋時期的文人鮑照。鮑照在他的名文《蕪城賦》當中，追想漢代以來的揚州（舊稱廣陵，治所和今天稍有不同），車水馬龍、摩肩接踵、歌吹沸天。然而，鮑照當時眼中真實的揚州則是一片廢墟，剛剛經歷過竟陵王劉誕與宋孝武帝長達七十天的戰爭，成為一座荒城，而劉宋王朝也正一步步向覆滅的懸崖走去。

時間再向前追溯一百余年，1645年5月（按清歷是順治二年，按南明歷則是弘光元年）的一段插曲，也許被揚州人過快地忘記了。

——拷貝粘貼結束。看看，我可不是只會嬉皮笑臉，可不是只會滿嘴跑山東快書和歇後語，我也有嚴肅的時候，只不過平日里把它藏起來罷了。這篇文章寫得早，當時有人看過之後居然由此認為我是個大漢族主義者。天地良心，這實在是誤讀啊！就算我會在某天早上醒來的時候突然變成了一隻甲蟲，也不會變成一個大漢族主義者。所以，為了避免這次還有人誤讀，我先提提舊事，打打預防針。

我們再來設想歷史的兩種可能：其一是，如果晚明政權維護住了對國家的統治，會是怎樣的一番局面；其二是，如果李自成的大順政權得以順利地鞏固下去，又會是怎樣的一番局面？

我該舉例子了：清朝入關。

可是，有誰想過沒有，如果清軍入關，沒多久又被趕出去了，那歷史會怎麼說？

文字獄狠不狠？狠！

那是晚明時節，崇禎朝剛剛結束，確切地說，是南明弘光年間，史可法作為明政府碩果僅存的棟樑之才正在督師揚州，準備迎戰多鐸的軍隊。

在1645年前後的清軍，確實已經改變了當初對漢人敵對勢力的屠城策略。在入侵初期的屠城行為帶有原始的報複色彩——因為遭到了守衛部隊的頑強抵抗，所以在城破之後大肆屠戮，以發泄自己胸中的怨憤。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和局勢對滿洲人的逐漸有利，屠城便被統治階層明令廢止，這並不是出於統治者的慈悲心，而是純粹的政治權謀的需要。滿洲人的目標已不再是簡單地從漢人手裡掠奪財富，而是要完全地統治曾經屬於漢人的這片國土，所以他們需要親和力，需要不戰而勝的戰果，也需要為自己的統治「正名」。

多鐸攻入揚州之後，對這座美麗的城市展開了一場空前的屠殺與洗劫，當時一位名叫王秀楚的揚州文人親身經歷了這慘痛的一幕，作為倖存者，他寫下了一篇題為《揚州十日記》的文章，並且鄭重告知讀者，他所寫下的都是親眼所見的事情，那些耳聞的東西雖然或許同樣真實，但不在他的記述之內。根據王秀楚的說法，史可法的揚州守軍有很大一部分分散地在各處民宅里居住，楊的家裡就住進了兩名士兵，這些軍人毫無軍紀可言，對百姓敲詐勒索，禍害踐踏。王秀楚和鄰居們終於感到難於應付，就商量了一下，集資宴請九_九_藏_書這些士兵的頭目，一位姓楊的將軍。

《孟子》一書的「梁惠王章句上」到這裏就結束了，原文一共七節。這時候我再把朱元璋弄的那個《孟子節文》拉出來，告訴各位，這一部分的七節裡邊被刪了六節，只有「五十步笑百步」那一節被留下來了，可見朱元璋對於孟子的政治思想多麼深惡痛絕。孟子在這裏大談民本，大談老百姓的日子不好過統治者要承擔不可推卸的責任，並且已經開始涉及了「人民可以對統治者不服從」這個話題，確實不招皇帝喜歡。孟子專案組組長劉三吾在《孟子節文》的序言里吐露說：「現在時代變了，天下一統了，皇帝老兒也是獨一個了，所以，我們對孟子思想的學習也要與時俱進了。」

在《揚州十日記》里，還有一段內容是發人深省的：當清軍剛剛進城的時候，王秀楚的鄰居們找楊來一起商議，準備一起設案焚香，恭迎清軍到來。這樣的舉措或許是出於無奈，但不由得不讓人想起古史當中對於周文王和周武王的一些記載，如果我們相信那些資料的真實性，那麼，文王和武王的軍隊是被各地的人民翹首以盼的，所有的人都巴望著他們的仁義之師能夠儘快到來，推翻現有的統治者，並且取而代之。孟子曾經很生動地講說過這一則百姓如盼甘霖的歷史。我們無法確定孟子的話是否有所敷衍和誇大，畢竟他是要以這則史實來證明自己的政治主張。孟子主張過「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我們長期以來把這句名言簡化為「民貴君輕」，而忽略了中間的「社稷次之」四個字。而這四個字當然是不可忽略的，因為它們陳述了一則重要的思想：「社稷」（或者我們可以理解為「國家政權」）是要擺在「民」的後面的。也可以理解為：人民的利益大於國家的利益，甚至可以用現代語言發展為「人權大於主權」。在面臨主權問題的時候，有些人會持「主權問題大於一切」的論調，那麼，以晚明為例，王秀楚及其鄰人的設案焚香的舉動就是徹底的漢奸行為，應該被大加鞭撻。這樣一種說法很容易得到認同，因為清軍的揚州屠城確實是令人髮指的暴行，但是，如果接受這一說法的話，孟子所謂的那些如盼甘霖的百姓們又處在什麼樣的地位上呢？如果秉承「主權問題高於一切」的論點，那麼，無論侵略者是殘暴還是寬和，都應該被一視同仁，都應該全力去反抗，但是，令人尷尬的是，民意往往並非如此。

很快地，局面不可控制，在城市的各個角落無時無刻不在上演著殺人、擄掠、強|奸的慘劇。街道上堆積著屍體，素以美貌聞名的揚州女子紛紛以身體換求性命，並成隊地被押送至苦寒的東北地區，成為滿洲人足堪炫耀的戰利品。其中別樣的情景是，當王秀楚一行人被押解到一處大宅的時候，他看到一名揚州女人衣著光鮮地在清軍面前挑選被擄掠來的衣物，一副欣然自得的樣子。每看到值錢的物品，她就向清軍曲意逢迎，媚態乞取，毫無羞恥之色。王秀楚聽滿洲士兵後來曾對人說：「我們當年征服高麗的時候，曾擄掠高麗婦女數萬人回滿洲，其受盡屈辱而無一人投敵變節，何以堂堂中國，竟然無恥至此？」王秀楚感慨萬千，認為這正是導致中國大亂的原因。那一天里，王秀楚還看到其他被擄來的女子被勒令脫掉被雨水打濕的衣服，女子們裸體相向，隱私盡露，痛不欲生，而後被當地的制衣女人量體換上新衣，給清軍佐酒淫樂。

揚州，有過繁華的一面，在張祜「十里長街市井連，月明橋上看神仙」的詩句里；有過奢靡的一面，在杜牧「駿馬宜閑出，千金好暗游」的詩句里；有過狂放的一面，在歐陽修「平山欄檻倚晴空，山色有無中」的詞句里。一千多年過去，這座「淮左名都」又是新一番的昇平場面。瘦西湖裡，當真修建起了一座「二十四橋」，橋頭的石刻上，記述著橋的欄杆數量以及各處的尺寸，都暗合於「二十四」的章法，想來月明之夜、玉人吹簫的排場還在揚州人的懷念之中。

我們已經大體可以推知，在高傑及其他三鎮與揚州尚屬同一陣營的時候，已經是官與民、軍與民勢同水火的局面，如果是處在對立的立場，高傑及其他三鎮可以無所顧忌的情況下，他們給揚州城帶來的可能的傷害不見得就遜色于清軍；另一方面，雖然大順政權沒有來得及接掌揚州，但想來大約也不會好到哪裡。李自成在山海關敗於吳三桂與多爾袞的聯軍之後，在撤離北京的路上，遭到了北京市民的瘋狂報復。人們把掉隊的闖營士兵斬首或者燒死，眾人圍觀，無不拍手稱快。這樣的一個政權，可想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