獎賞並沒能持續。1924年9月，王的靠山、浙江軍閥盧永祥被打敗后逃往日本。於是，王亞樵再次帶領二百多個部下來到上海，並重新當起了安徽幫的頭子來進行詐騙活動。戴笠很快對王不再抱幻想。顯然，王不是戴笠原先以為的那種具有戰略遠見的人，而最多不過是個綠林首領而已。於是，這個未來的秘密特務頭子與王告辭，踏上了那條很快將他引向黃埔軍校的道路。

《蚊子小報》

其實，靠山和受庇護人之間的關係只是名義上的。就像後來恐怖主義時代的「卡洛斯」王亞樵一直我行我素，自作主張，憑著自己的本錢來獨立行動。這使他在某種意義上成為三四十年代一個具有浪漫色彩的刺客。我們將會看到，後來傀儡政府和日本殖民者也開始了政治謀殺。

這以後，王亞樵在一個個著名的暗殺事件中露面。1930年7月24日，前中國商業汽船航海公司的業務經理趙鐵橋被暗殺了。據警方的報告，刺客是王亞樵手下的人。王亞樵的兄弟王述樵在上海當律師，後來被上海市政警察逮捕后最終交到了中國當局的手裡。一年以後，1931年7月，幾個持槍人在上海北站企圖刺殺宋子文，但在行刺中卻錯殺了他的秘書，王亞樵被指控也是這次暗殺的幕後策劃者還有一次，以自由職業者為名的王亞樵被認為策劃了謀殺前來調查1931年「九一八事變」的國際聯盟的成員。但謀殺計劃九_九_藏_書由於上海市政警察的嚴密監視和保衛而未能得逞。

史沫特萊寫道：「因為蚊子不相信上帝，有的甚至也不相信蔣介石這位所有小軍閥的大統領。有了這點例外，因此當政府對中文報紙施加高壓手段時，僅上海一地就有上百份非法小報誕生了。」「這種只有四頁的小報，就象外灘的苦力那樣生存毫無保障。……有的報紙只存在幾天，有的一周，再長點的幾個月。這要取決於它們發表的內容，以及應變的能力——變幻莫測則生，抱殘守缺則亡。」

顯然，王亞樵具有多方面的後台，他在中央政府懸賞10萬元大洋捉拿他后可能曾向這些人求救。1932年，王向福建人民政府主席陳銘樞將軍請求保護，從此他成了陳將軍的追隨者，當了他特工部門的頭目。1933年「福建事變」，李濟深和陳銘樞在該省成立獨立政府之後，王亞樵表示要替蔣介石干，讓蔣的秘密特工范漢傑安排他向總司令投誠。但當蔣把這件事交給戴笠辦時，這個秘密協議告吹了，因為王對戴笠公開reａｄ•9９csw•com表示蔑視。於是這位刺殺王便向蔣介石的敵人桂系尋找靠山。

那年11月，一貫對布爾什維克的危險高度警惕的上海市政警察，開始對王亞樵與一些有親俄傾向的中國工會組織的活動警覺起來。1923年11月7日，中國勞工總工會（辦公地點在上海楓林橋附近）給蘇聯在北京的代表發了一份賀電，對蘇維埃共和國成立六周年表示祝賀，並代表西南軍閥向俄國尋求結盟：

在上海警察檔案里，王亞樵於1923年春秋，在佔領長江三角洲的武裝鬥爭中，首次作為一個雇傭軍首領出現。但不久，他似乎又來了個「極端」的轉變：先是布爾什維克革命的同情者，然後又與具有社會民主性的「中國民族革命聯盟」結合，還是十九路軍特工部的頭目。

王亞樵是江亢虎的中國社會黨安徽支部的負責人，其父親是個村醫，一邊行醫，一邊販賣棺材。1913年，王亞樵為了逃避地方軍閥，來到上海。他憑著一支手持利斧的「敢死隊」，控制了一些工會組織，成為安徽幫的領袖。「敢死九*九*藏*書隊」後來跟隨他到了軍閥盧永祥手下。1923年被任命為「浙江縱隊司令」后，王亞樵收下戴笠為弟子之一，還把他請到家裡來。據後來在台灣進行的幾次採訪，戴笠認為王具有非常罕見的政治威望。因為這位「刺殺王」能以溫暖關懷對待部下而受到擁護。據說戴笠專門學王的這一點，從而緩和了他冷峻生硬的領導作風。

1929年，美國著名記者艾格尼茲·史沫特萊寫過一篇通訊《「蚊子小報」的游擊戰》，是紀錄當時上海的「小報」——西方新聞界習慣稱為「蚊子小報」（Mosguito Newspaper）的狀況的。

比如，三十年代初期，《蚊子小報》的讀者對王亞樵的名字越來越熟悉，王後來被《上海時報》定為「頭號公敵」：他是一個神秘的人物，「著名的刺客，是一些政治暗殺中的兇手」。

法律糾紛是指當時在江蘇督軍（也是南京的軍事主管）齊燮元將軍與浙江軍閥何風林將軍之間的爭鬥。根據齊將軍的代言人在暗殺發生15天後發布的官方說法，何風林對徐國梁被齊督軍任命為警察署總署長一事產生嫉妒但齊燮元本人卻很快承認，暗殺徐國梁的主要原因與販毒有關。在1924年1月8日《中國北方每日新聞》（North China Daily News）的一篇採訪中，齊督軍說：

這些幫會頭子和浙江軍閥們一起，成立了一個公司，購買了一些汽九九藏書船和機動船，組織了一支小船隊來走私毒品並販賣給批發商。由於受到軍閥士兵的保護，毒品商們每年能獲利大洋100多萬元，並與他們的軍隊庇護人共享這筆收入。其中40%的贏利，即每日約1000元大洋左右的收入，落入督軍衙門的手裡，還有40%歸法租界的幫會分子們，其餘的20%給杭州當局。

因此，齊督軍的政府一宣布在上海成立一個由徐國梁領導的阻止走私鴉片和軍火的警察機構，何風林便馬上在淞滬地區也建立了自己的一個受其軍隊管轄、名義上控制走私的辦公處來與之抗衡。而實際上這個辦公處不僅沒有阻止走私，相反卻對其予以縱容。辦公處的頭目由盧永祥的總參謀長提名，這個參謀長本人便是個走私犯，他的同謀是上海三大幫會的頭子：杜月笙、黃金榮和張嘯林。

兩個緣由明顯地連在一起：要是開戰的雙方有一方能夠在上海壟斷毒品市場，那麼從中取得的暴利便能用在軍備上，從而保證最終成功地奪取這個城市正在進行的對毒品買賣的控制權。既然齊的用意在於確保這筆資金來源不落入敵人之手，以往的反鴉片活動便也不過是阻止浙江軍閥盧永祥和何風林獲取額外資金的全面政策的一部分了。

作為總工會組織者和主席的王亞樵親自主持了起草這份電報的會議。無論王亞樵作為一個工會領導的動機有如何的崇高和愛國，他同時也深深捲入了上海地區對非法毒品壟斷的九九藏書爾虞我詐當中。在給俄國代表起草電文的那次會議三天後，負責上海市中國和淞滬管轄區的中國警察廳廳長被暗殺。1923年11月10日對徐國梁廳長的謀殺，是一個叫李達生（音）的人乾的。李化名鄭一鳴（音），是王亞樵的部下，據說他是奉了主子命令行動的。因此王被認為是下了暗殺令的人，因為謀殺既可以解決一個法律糾紛，又可除去徐國梁這個對上海地區龐大的販毒走私網路決不心慈手軟的警方官員。

徐國梁廳長拒絕分享這些贓物。當他了解到來自淞滬警備司令部渠道的秘密賄賂時，便把負責操作的人訓斥了一頓，並威脅要揭露他。這一事件，再加上徐廳長引以為榮的清廉（「眾所周知徐廳長沒有從鴉片走私中接受分厘」），應當是他被殺死的原因。據一種說法，有人與王亞樵聯繫安排這場暗殺。於是他又同兩位憲兵聯繫，答應付他們每人40000元大洋來行刺。然後他們又找了第三個人，此人在上海兵工廠的偵緝隊里有關係。最終是這個第三人動手，將徐國梁刺死。王亞樵對此案的涉入似乎很快就得到證實：他突然離開了上海而出現在杭州的一位軍官那裡，有人說那是對他安排了暗殺的獎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