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諸如「文明」之類的字眼和「文明的興起」之類的詞語是不是傳達了虛假的印象，即文明是好的，以狩獵採集為生的部落人是悲慘的，而過去13000年的歷史已經朝著人類更大的福祉前進了。事實上，我並不想當然地認為工業化國家就一定比狩獵採集部落好。，不認為放棄狩獵採集的生活方式來換取以使用鐵器為基礎的國家地位就是代表「進步」，也不認為就是這種進步為人類帶來了越來越多的幸福。根據我在美國城市和新幾內亞村莊不同的生活體驗，我的印象是：所謂的文明的福祉是由正反兩方面的因素構成酌。例如、同狩獵採集部落相比，現代工業化國家的公民享有更好的醫療照顧，他們被人殺害的風險較低，他們的壽命也較長，但他們從朋友和大家庭那裡得到的社會支持卻要少得多。我對人類社會的這種地理差異進行調查研究的動機，不是為了讚美一種類型的社會和貶低另一種類型的社會，而完全是為了了解歷史上到底發生過什麼事。

然而，我希望我已經使讀者相信，歷史並不「就是一個又一個討厭的事實」，就像一個憤世嫉者說的那樣。的確存在著適用於歷史的廣泛模式，而尋找對這些模式的解釋不但令人陶醉，也是大有稗益的。

1961年我完成博士學業后，就把我的科學研究分成兩個領域去進行：一個是分子生理學，一個是演化生物學和生物地理學。演化生物學是一門歷史科學，只能使用一些不同於實驗科學的方法，這對於我寫作本書卻帶來了意想不到的幫助。要設計出一種研究人類歷史的方法會有許多困難，但我在這方面的經驗使我對這些困難瞭然于胸。從1958年到1962年，我在歐洲生活，我的一些歐洲朋友的生活曾經遭到20世紀歷史的嚴重傷害，生活在他們中間使我開始更加認真地思考在歷史的展開中因果鏈是在如何起作用的。

對耶利的問題的第三個答案提出了所謂乾燥氣候下低地河谷的重要性問題，因為這種地方的高產農業依賴於大規模的灌溉系統，而這又需要有權力集中的政府機構。之所以提出這種解釋，是因為有一個事實是無庸置疑的，即己知的最早帝國和書寫系統出現在新月沃地的底格里斯河和幼發拉底河流域以及埃及的尼羅河流域。在世界上的其他一些地區，包括印度次大陸的印度河流域、中國的黃河和長江流域、中美洲的馬雅人居住的低地和秘魯的沿海沙漠，水利系統也似乎與中央集權的政治組織密切有關。

一種反對意見如下。如果我們成功地說明了某個民族怎麼會統治另一民族的，那麼這會不會就是為這種統治辯護呢？這會不會就是說這種結果是無可避免的，因此在今天試圖改變這種結果可能是徒勞無益的呢？這種反對意見的根據是一種把對原因的說明同為結果辯護或承認結果混為—談的普遍傾向。怎樣利用歷史的闡述是—個和闡述本身完全不同的問題。為了努力改變某個結果，了解是比再現或保持這種結果更經常使用的方法。這就是為什麼心理學家要努力去了解殺人犯和強|奸犯的心理，為什麼社會歷史學家要努力去了解滅絕種族的大屠殺，為什麼精神病學家要努力去了解人類疾病的起因。這些人之所以去調查研究，並不是想要為謀殺、強|奸、滅絕種族的大屠殺以及疾病進行辯護。相反，他們是想要利用他們對因果鏈曲了解來打斷這個鎖鏈。

新聞記者總是要求作者用一句話把篇幅很長的書加以概括。對本書來說，這樣的一句話就是：「不同民族的歷史遵循不同的道路前進，其原因是民族環境的差異，而不是民族自身在生物學上的差異。」

第二部分題為（糧食生產的出現和傳播），包括第四章到第十章。這—部分專門討論我認為是只重要的一組終極原因。第四章概述了糧食生產——即通過農業種植和畜牧來生產食物，而不是靠狩獵和採集野生食物——是如何最終產生了使皮薩羅取得勝利的直接因素。但是糧食生產的出現情況在全世界是不同的。我們將要在第五章看到，世界上某些地區的民族靠自己來發展糧食生產；另一些族群在史前期從這些獨立的糧食生產中心學會了糧食生產；還有—些族群在史前期既不發展糧食生產也不從別處學會糧食生產，而是直到現在仍然過著狩獵採集生活。第六章研究了只是在某些地區促使狩獵採集的生活方式向糧食生產轉變的諸多因素。

例如，非洲的廣大地區仍在與近代殖民主義留給它的餘孽進行鬥爭。在其他地區——包括中美洲、墨西哥、秘魯、新喀里多尼亞和前蘇聯的許多地區，以及印度尼西亞的一些地區——社會動蕩或游擊戰爭，使甚至更多的本地居民起來反對由外來征服者的後代所控制的政府。其他的許多本地居民——如夏威夷的本地人、澳大利亞土著、西伯利亞本地人，以及美國、加拿大、巴西、阿根人數已經銳減，現在在人數上已被入侵者的後代大大超過了。雖然他們因此而不能發動內戰，但他們仍然日益堅持維護自己的權利。

我不抱任何幻想，以為本書己成功地說明了各大洲過去13000年的歷史。顯然，要想在一本書里做到這一點是不可能的，即使我們真正地了解所有這些答案，我們也不可能做到，何況我們並不了解呢。至多，本書確定了幾組環境因案，我認為這些因案提供了對耶利的問題的大部分答案。承認這些因素也就是突出了原因不明的剩下來的幾個問題，而了解這些問題則是將來要做的事。

甚至在耶利於1972年向我提出他的問題之前，我的經歷已經使我涉足這些學科中的幾門。我的母親是教師兼語言學家；我的父親是兒童遺傳疾病專科醫師。由於有了我的父親做榜樣，我懷著當醫生的志向完成了我的小學和中學學業。在7歲時，我還成了一個狂熱的觀察和研究野鳥的人。因此，在我大學本科的最後一年，我很容易地就從起初想要從事醫務工作這個目標轉向生物研究這個目標。然而，從小學一直到大學，我的訓練主要在語言、歷史和寫作方面。甚至在決定要取得生理學博士學位之後，我在研究院的第一年還差點放棄科學而去做一個語言學家。

許多白人移民公開蔑視新幾內亞人，說他們是「原始人」。在新幾內亞人的白人「主子」（他們直到1972年還被這樣稱呼）中，甚至是最無能的人，他們的生活水準也運遠高於新幾內亞人，甚至高於像耶利這樣的極有性格魅力的政治家。然而，耶利就像當時考問我那樣考問過許多白人，而我也曾考問過許多新幾內亞人。他和我都十分清楚地知道，新幾內亞人通常至少和歐洲人一樣聰明。耶利想必考慮過所有這些問題，因為他又一次用他那炯炯有神的眼睛洞察一切似地瞥了我一眼，問我道，「為什麼你們白人製造了那麼多的貨物並將它運到新幾內亞來，而我們黑人卻幾乎沒有屬於我們自己的貨物呢」

至於在確定歐洲征服新大陸的終極原因方面，雖然已經取得了某些進展，但非洲仍然是一大難題。在非洲這個大陸上，原人進化的時間最長，解剖學上的現代人可能也起源於那裡，那裡的地方reａd•９９ｃsｗ.ｃoｍ病如瘧疾或黃熱病使歐洲的探險者失去了生命。如果長期的領先優勢有什麼價值的話，那麼為什麼槍炮和鋼鐵不是首先出現在非洲，從而使非洲人和他們的病菌得以征服歐洲？同時，又用什麼來說明何以澳大利亞土著未能超越使用石器的狩獵採集階段呢？

由於有幾門從表面上看似乎與人類歷史毫不相干的科學學科所提供的新的知識，以新的眼光來看待這些問題的時機己經成熟了。這些學科首先包括遺傳學、分子生物學和涉及農作物及其原始野種的生物地理學；這些學科再加上涉及家畜及其原始野種的行為生態學；研窮人類病菌及有關動物病菌的分子生物學；研究人類疾病的流行病學；人類遺傳學；語言學；對所有大陸和主要島嶼進行的考古研究；以及對技術、文字和政治組織的歷史研究。

來自幾個學科的專家對他們的問題提供了全球性的綜合研究。尤其是一些生態地理學家、文化人類學家、研究動植物馴化的生物學家和研究傳染病對歷史的影響的學者們在這方面已經作出了有益的貢獻。這些研究已經引起了人們對這個難題某些部分的注意，但它們所提供的只是那一直缺乏的必要而廣泛的綜合研究的零碎片斷而己。

因此，第三章概述了歐洲征服美洲印第安人的直接因素，第四章則概述了這些因素從糧食生產這個終極原因發展而來。第三部分（《從糧食生產到槍炮、病茵與鋼鐵》，第十一章到第十四章）從密集人口所持有的病菌的演化開始，對從終極原因到近似原因的聯繫進行了考查（十一章）。歐亞大陸的病菌殺死的印第安人和其他非歐亞大陸民族，比歐亞大陸的槍炮或鋼鐵武器所殺死的要多得多。相反，在新大陸，很少有或根本沒有任何危險的病菌在等待未來的歐洲征服者。為什麼病菌的交流這樣不相等？在這裏，近來分子生物學的研究成果在把病菌和糧食生產的出現相聯繫方面是富於啟發性的，而這兩者的聯繫在歐亞大陸要遠遠超過美洲。

當然，環境地理和生物地理影響社會發展，這並不是什麼新的觀念。然而在今天，這種觀點己得不到歷史學家們的青睞；它被認為是錯誤的或過分簡單化的，或者被諷刺為環境決定論而不屑一顧，或者把企圖了解世界范國內的差異這整個問題看得太難而束之高閣。然而，地理顯然對歷史產生了某種影響；有待回答的問題是這種影響的程度如何，以及地理是否能夠說明歷史的廣泛模式。

這就是說，就智力而言，新幾內亞人可能在遺傳方面優於西方人，他們在逃避對成長極其不利的條件時也肯定優於西方人，而工業化社會的大多數兒童如今就是在這種條件下長大的。當然，關於新幾內亞人在智力方面的任何不利條件，沒有絲毫可以用來回答耶利的問題。遺傳和童年成長這兩個因震，可能不僅區別了新幾內亞人同西方人，而且也區別了以狩獵採集為生的人以及技術上原始的社會成員同一般說來在技術上先進的社會成員。因此，必須把種族主義素來的那種臆斷顛倒過來。歐洲人儘管在遺傳方面存在著不利條件，而且（在現代）他們在成長中也毫無疑問存在著不利條件，那麼為什麼他們最後卻能生產出很多貨物？而對於新幾內亞人，儘管我相信他們具有較高的智力，但為什麼他們最後在技術上還是那樣原始呢？

在過去的33年中，我作為演化生物學家的現場調查工作，使我同範圍廣泛的人類社會產生了密切的接觸。我的專業是鳥類演化，我在南美、南部非洲、印度尼西亞、澳大利亞，特別是新幾內亞，曾經做過這方面的研究。通過同這些地區的土著人在一起生活，我熟悉了許多技術上原始的社會，從狩獵採集社會到不久前還依靠石器的部落農民和漁民們的社會。因此，大多數有文化的人認為不可思議的、遙遠的史前期生活方式，卻是我的生活中最鮮明生動的部分。新幾內亞儘管只佔世界陸地面積的很小一部分，但它所包含的人類多樣性卻大得不成比例。在現代世界上的6000種語言中，有1000種只在新幾內亞使用。在我研究新幾內亞鳥類的過程中，由於需要用近100種新幾內亞語言列出一些鳥類的俗名，我對語言的興趣被重新激發出來了。

這種學科的多樣性向想要寫一本書來回答耶利的問題的未來作者提出了一些問題。這樣的作者必須具有包括以上各學科的廣博的專業知識，這樣才能把相關的各種先進知識加以綜合。每個大陸的歷史和史前史都必須同樣地加以綜合。這本書的主要內容是歷史，但所用的方法則是科學的——尤其是諸如演化生物學和地質學之類歷史科學的方法。這樣的作者必鬚根據直接體驗來了解一系列人類社會，從狩獵採集社會到現代的太空時代文明，都要有所了解。

然而，詳盡的考古研究表明，複雜的灌溉系統並不是同權力集中的政府機構一起出現，而是在過了相當一段時間之後才到來的。就是說，先是由於某種原因出現了政治集權，然後才有可能建設複雜的灌溉系統。在世界上的這些地區，在政治集權之前發生的至關重要的發展，沒有一個是同江河流域或複雜的灌溉系統有任何聯繫。例如，新月沃地的糧食生產和鄉村生活源於丘陵和山地，而不是源於低地河谷。在鄉村糧食生產開始在新月沃地的丘陵地帶興旺發達之後3000年左右，尼羅河流域仍然是一個文化落後的地區。美國西南部的江河流域最後還是對灌溉農業和複雜社會起了支撐作用，但只是在有了許多為社會所依賴的發展成果之後才做到達一點的，而這些發展成果卻是從墨西哥引進的。澳大利亞東南部的河谷仍然為沒有農業的部落社會所佔有。

這種結果完全是一邊倒的：這裏的情況不是百分之五十一的美洲、澳洲和非洲被歐洲人征服，而百分之四十九的歐洲被印第安人、澳大利亞土著或非洲人征服。整個現代世界都是由一邊倒的結果來塑造的。這些結果必須得到不容變更的解釋，這些解釋應該比幾百年前誰碰巧打贏了某個戰役或誰在某一次發明了什麼東西這些細節更為基本。

在為耶利的問題尋找答案之前，我們應該先停下來考慮一下根本就反對討論這個問題的某些意見。有些人見到別人僅僅提出這個問題就會生氣，這有幾方面的原因。

因此，關於現代世界的差異問題可以再次系統地闡述如下。為什麼財富和權力的分配會是現在這個樣子，而不是某種別的方式呢？例如，為什麼不是印第安人、非洲人和澳大利亞土著殺害、征服或消滅歐洲人和亞洲人呢？

然而，耶利的看似簡單的問題，卻是一個難以回答的問題。我當時就回答不出來。關於這個問題的解決辦法，專業的歷史學家們仍然意見不一：大多數人甚至不再問這樣的問題了。在耶利和我進行那次談話后的許多年裡，我研究並用文字說明了關於人類進化、歷史和語言的其他方面的問題。在25年後撰寫的這本書就是試圖對耶利的問題作出回答。

其次，回答耶利的問題是否就必然涉及以歐洲為中心的歷史方法，涉及對西歐人的美化，並念念不忘于西歐和歐化了的美國在現代世界中的突出地位？這種突出地位是否就是過去幾個世紀的一種短暫現象，而現在正由於日本和東南亞興起而變得暗淡起來呢？事實上，本書大部分篇幅將要討論ｈtｔｐｓ://ｒeaｄ.9９cｓw•com的是某些民族，而不是歐洲人。我們不只是把重點放在歐洲人和非歐洲人之間的相互影響上，而是還要研究不同的非歐洲民族之間的相互影響——尤其是發生在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區、東南亞、印度尼西亞和新幾內亞內部的和發生在這些地區的土著人之間的相互影響。我們絕不是要美化來自西歐的民族，而是要看到，他們的文明的最基本因素是由生活在別的地方的其他民族發展起來並在以後輸入西歐的。

耶利的問題是不是真的需要用另一本書來回答？我們是不是已經知道答案？如果已經知道了，那麼答案是什麼呢？大概最普通的解釋就含蓄地或者明確地假定民族之間在生物學上的差異。在公元1500年後的幾個世紀中，由於歐洲探險者們認識到世界各民族在技術和政治組織方面的廣泛差異，他們就想當然地認為，這些差異來自天生能力的差異。隨著達爾文理論的出現，原來的一些解釋就按照自然選擇和演化遺傳有了新的含義。在技術上原始的種族被認為是人類從與猿相類似的祖先那裡遺傳而來的演化遺存。由來自工業化社會的移民來取代這些種族，正是適者生存的例證。隨著後來遺傳學的興起，這些解釋就按照遺傳學的字眼又一次被重新敘述。從遺傳學的角度看，歐洲人被認為比非洲人聰明，而比起澳大利亞的土著就尤其如此。

後記題為《人類史作為一門科學的未來》，列出了剩下來的幾個問題，包括歐亞大陸不同地區之間的差異問題，與環境無關的文化因素的作用，以及個人的作用。也許，這些未解決的問題中最大問題是確立人類史作為一門歷史科學的地位，就像演化生物學、地質學和氣候學這類已經得到承認的歷史科學一樣。對人類歷史的研究的確會碰到一些真正的困難，但這些已經得到承認的歷史科學也碰到一些同樣的挑戰。因此，在這些不同領域中發展起來的方法在人類史這個領域中也可能證明是有用的。

最後，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區的歷史（十九章）與新大陸的歷史不但存在著懸殊的差異，而且也具有顯著的相似之處。造成歐洲人與非洲人的衝突的那些因案，同樣造成了歐洲人與印第安人的衝突。結果，歐洲人的征服並沒有在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區建立大片的或長期的殖民地，只有非洲的南端是例外。具有更持久意義的是非洲內部大規模的人口轉移，即班圖人的擴張。這都是由許多同樣的原因引發的，也就是在卡哈馬卡、在東亞、在太平詳諸島以及在澳大利亞和新幾內亞自始至終都在發生作用的那些原因。

另一條因果鏈是從糧食生產到文字，文字可能是過去幾千年中最重要的—項發明（十二章）。在人類歷史上，文字只經歷過少數幾次進化，而發明文字的地區又是各自區域中糧食生產出現最早的地方。所有其他有文字的社會也都經歷了同樣的進化，或者是由於文字的傳播，或者是由於文化的傳播，而這種文化又是來自最初的少數幾個中心之一。因此，對於研究世界史的人來說，文字這一現象對研究另一組重要的因果關係尤其有用，即地理對思想和發明的傳播的方便程度所具有的影響。

遺傳學上的解釋不是對耶利問題的唯一可能的答案。另一種受到北歐人歡迎的解釋是求助於想象中的氣候作用，說什麼他們家鄉的寒冷氣候對人的創造力和精力具有刺|激作用，而炎熱、潮濕的熱帶氣候則對人的創造力和精力具有抑制作用。也許，高緯度的這種季節性的多變氣候比不隨季節變化的恆定的熱帶氣候提出了更多的各式各樣的挑戰。也許，寒冷的氣候要求人們為了生存必須具有更多的創造才能，因為人們必須建造保暖的住宅和縫製保暖的衣裳，而在熱帶人們只要有較簡陋的住房並且不|穿衣服就能生存下去。或者，可以把這種論點顛倒過來以得出同樣的結論：高緯度地區謾長的冬季使人們有大量時間可以坐在家裡搞發明創造。

適用於文字的情況也適用於技術（第十三章）。一個關鍵的問題是技術創新是不是完全依賴於少數發明家——天才，依賴於許多具有特質的文化因素，以致不可能去了解技術的世界模式。事實上，我們將會看到，奇怪的是，大量的這類文化因素使了解技術的世界模式變得更容易了，而不是變得更困難了。糧食生產使農民能夠生產出多餘的糧食，從而使農業社會得以養活專職的從事手工藝的專門人材、因為這些人的工作不是種植他們自己吃的糧食，而是發展技術。

除了各民族之間由於過去的衝突而引發的當前這些政治和經濟反響外，當前還存在著語言方面的反響——尤其是現代世界上現存的6000種語言中的大多數語言即將消亡，而由英語、漢語、俄語和近幾個世紀以來使用人數大大增加的其他幾種語言所取代。現代世界的所有這些問題，都是由於耶利問題中所暗含的不同歷史軌跡造成的。

第四部分（《在5章中環遊世界》，第十五章至第十九章）把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所講的內容應用於每個大陸和一些重要的島嶼。第十五章研究了澳大利亞本身的歷史，以及原來和澳大利亞相連、屬於同一大陸的新幾內亞這個大島的歷史。澳大利亞是近代技術最簡陋的人類社會所在地，也是其自身沒有發展糧食生產的唯一大陸。澳大利亞的情況是對關於人類社會的洲際差異理論的一次決定性檢驗。我們會看到，甚至在鄰近的新幾內亞的大多數族群成了糧食生產者的時候，為什麼澳大利亞的土著卻仍然以狩獵採集為生。

接著，第七、八、九章說明在史前時代農作物和牲畜是如何從原來的野生植物和動物經過馴化而來的，而做這種馴化工作的早期農民和牧人連做夢也沒有想到會有這樣的結果。可以用作馴化的當地一批批動植物在地理上的差異，有助於說明為什麼只有幾個地區成為獨立的糧食生產中心，為什麼糧食生產在某些地區比在另一些地區出現得早。從原來的這幾個中心、糧食生產向某些地區的傳播比向另一些地區的傳播要迅速得多。造成糧食生產傳播速度差異的一個重大因案原來竟是大陸的軸線方向：歐亞大陸主要是東西向，而美洲和非洲則主要是南北向（第十章）。

談話始終是友好的，雖然我們倆都了解耶利和我所代表的兩個社會之間的關係是緊張的。兩個世紀前，所有的新幾內亞人仍然「生活在石器時代」。就是說，他們仍然使用著幾千年前即已在歐洲為金屬工具所取代的類似的石器，而他們所居住的也不是在集中統一的政治權威下組織起來的村莊。白人來了，他們建立了中央集權政府，帶來了各種物資，從鋼斧、火柴和藥品到服裝、軟飲料和雨傘，應有盡有，而新幾內亞人立刻認識到這些東西的價值。在新內亞，所有這些物品被一概稱為「貨物」。

關於為什麼新幾內亞人可能會比西方人聰明這一點，除了這種遺傳上的原因，還有第二個原因。現代歐洲和美國的兒童花費大量的時間，被動地接受電視、廣播和電影所提供的娛樂。在一般的美國家庭中，電視機每天開7個小時。相比之下，傳統的新幾內亞兒童幾乎沒有機會去接受這種被動的娛樂，而是把他們醒著的時間幾乎全部用來從事積極的活動，如和其他幾童或成年人談話或游歡。幾乎所有的對兒童發展的研究全都強調童年刺|激和活動在促進智力發展read.99csw.com中的作用，同時著重指出了與童年刺|激減少相聯繫的不可逆轉的智力障礙。對於新幾內亞人表現出來的這種較優越的一般智力作用，這種影響無疑提供了一種非遺傳成分。

我對這一爭議的觀點，是我和新幾內亞人在他們的未受外界影響的社會裡一起工作了33年的結果。從我剛開始和新幾內亞人一起工作的時候，他們給我的印象是，他們通常都要比一般歐洲人或美國人更聰明，更機敏，更富表現力，對周圍的事和人也更關心。對有些工作，人們完全可以認為是反映了腦功能的某些方面的，例如在腦子裡對陌生環境勾畫出一幅圖像的能力。在做這樣的工作時，新幾內亞人在很大程度上顯得比西方人更加出色在行。當然，對於那些西方人從小就訓練去做而新幾內亞人從來沒有做過的工作，新幾內亞人也常常做得不好。因此，來自偏遠村莊的未上過學的新幾內亞人在進城時，在西方人看來他們顯得獃頭獃腦；反之，當我和新幾內亞人一起在叢林中時，我表現得連做一些簡單的工作（如沿著叢林小路行走或搭建一個遮蔽物）都不能勝任。在這種時候，我始終明白，我在新幾內亞人看來又是多麼地獃頭獃腦。對這些工作，新幾內亞人從小就接受了訓練，而我則從來沒有。

當然，從公元1500年開始的這種技術和政治上的差異，是現代世界不平等的直接原因。使用鋼鐵武器的帝國能夠征服或消滅使用石制和木製武器的部落。然而，這個世界又是如何成了公元1500年時的那種模樣呢？

儘管如此，我們還是不得不感到疑惑。我們始終看到的是所有那些引人注目的持久不變的民族地位差異。有人向我們保證說，這種對公元1500年以來世界上的不平等所作的貌似清晰的解釋是錯誤的，但卻沒有人告訴我們正確的解釋是什麼。在我們對歷史的廣泛模式有了某種令人信服的、詳盡的、得到一致同意的解釋之前，大多數人將繼續認為，種族主義的生物學解釋終究是正確的。對我來說，這似乎就是寫這本書的最強有力的論點。

假定歷史模式反映了民族之間的天生差異，這似乎是合乎邏輯的。當然，我們得到的教導是，公開地這樣說是不禮貌的。我們讀到了一些聲稱證明了天生差異的專門性研究成果；我們也讀到了聲稱這些研究具有專門性謬誤的反駁意見。我們在日常生活中看到，在發生征服和奴隸販運的幾百年之後，有些被征服民族仍然構成了下層社會。我們聽說，這一點同樣不應歸咎於任何生物學上的缺陷，而應歸咎於社會不利條件和有限的機會。

對這種種族主義解釋的反對意見，不僅僅是因為這種解釋令人生厭，而且也因為它們是錯誤的。人類在智力上存在著差異，但並沒有可靠的證據足以證明這種差異是與技術上的差異平行發生的。事實上，我馬上還將說明，現代得「石器時代」的部落通常可能比工業化的民族更加聰明，或至少一樣聰明。雖然這聽起來可能有點荒謬，但我們將會在第十五章看到，對於建立一個具有上述其他優點的、有文字的工業化社會來說，來到澳大利亞的白人移民對於通常給予他們的榮譽是受之有愧的。此外，直到最近在技術上仍很原始的部族——如澳大利亞的土著和新幾內亞人一隻要給他們機會，一般是都能掌握工業技術的。

除了養活抄寫員和發明家外，糧食生產還使農民能夠養活政治家（第十四章）。以狩獵和採集為生的流動人群相對而言都是平等主義者，他們的政治活動範圍局限於自己的地區以及改變與鄰近人群的結盟關係。隨著稠密的、定居的、從事糧食生產的人口的出現，酋長、國王和官員也出現了。這種行政體系不但對管理幅員廣闊、人口眾多的領地是至關重要的，而且對維持常備軍、派遣探險艦隊和組織征服戰爭也是至關重要的。

對於這個問題，我們可以毫不費力地回顧一下歷史。從公元1500年開始，當歐洲在全世界的殖民擴張剛剛興起時，不同大陸上的民族業己在技術和政治組織方面存在著巨大的差異。歐洲、亞洲和北美洲的許多地區成了一些用金屬裝備起來的國家或帝國的基地，其中有些已經呈現工業化的端倪。兩個印第安民族——阿茲特克人和印加人，統治著一些使用石器的帝國。撒哈拉沙漠以南一些地區被劃分為一些使用鐵器的小國或由酋長管轄的部落。其他大多數民族——包括澳大利亞和新幾內亞、許多大平洋島嶼、美洲的許多地區以及撒哈拉沙漠以南小部分地區的所有那些民族——都是一些農業部落，甚至仍然是一些使用石器的靠狩獵採集為生的族群。

第十八章又回到第三章里提出的問題，即歐洲民族和美洲印第安人之間的衝突。總結一下新大陸和歐亞太陸西部地區過去13000年的歷史，可以弄清楚歐洲對美洲的征服只不過是兩條漫長的通常互不相干的歷史軌跡的頂點。這兩條軌跡的差異表現在這兩個大陸在可馴化的動植物、病菌、定居年代、大陸軸線走向以及生態障礙方面的差異。

我們目前缺乏這種終極解釋，留下了一個巨大的知識缺口，因為最廣泛的歷史模式仍然是這樣原因不明。然而，更為嚴重得多的是道德缺口沒有得到充填。對每個人來說，不管他是不是明目張胆的種族主義者，至為明顯的是，歷史上不同民族的情況是不同的。現代美國是一個按照歐洲模式創建的社會，它佔有從印第安人那裡掠奪來的土地，吸納了數以百萬計作為奴隸運到美洲來的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區黑人的後裔。現代歐洲卻不是一個由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區黑人塑造的社會，他們並沒有把數以百萬計的印第安人作為奴隸運入歐洲。

第三章通過同時代目擊者的描述，再講一講歷史上最具戲劇性的諸如此類的遭遇，從而向我們介紹來自不同大陸的各民族之間的衝突。歷史上的這次遭遇是：獨立的印加帝國的末代皇帝阿塔瓦爾帕在自己的整個軍隊納護衛下，在秘魯城市卡哈馬卡被弗蘭西斯科·皮薩羅和他率領的一小撮西班牙入侵者俘虜。我們可以確定一些近似因素的鎖鏈，正是這些因素使皮薩羅得以俘虜阿塔瓦爾帕，並在歐洲人對美洲印第安人的征服中發生了作用。這些因素包括西班牙的病菌、馬匹、文化、政治組織和技術（尤其是造船和武器製造）。這種對近似原因的分析是本書中容易做到的部分；困難的部分是確定終極原因，因為正是終極原因產生了近似原因，產生了實際結果，而不是產生可能相反的結果，即阿塔瓦爾帕到馬德里俘虜了西班牙國王查理—世。

第十六和第十七章把澳大利亞和新幾內亞的發展結合成整個地區的一幅畫面，這個地區包括東亞大陸和太平洋諸島。中國糧食生產的出現，引起了史前期人口或文化特徵的幾次大遷移，或兩者的同時遷移。其中有一次遷移發生在中國本土，造成了我們今天所知道的中國這個政治和文化現象。另一次遷移在幾乎整個熱帶東南亞地區導致了最後來自中國南部的中國農民取代了以狩獵採集為生的本地人。還有一次遷移是南島人的擴張，這次遷移同樣取代了菲律賓和印度尼西亞的以狩獵採集為生的本地人，並擴大到最遙遠的波利尼西亞諸島，但未能在澳大利亞和新幾內亞大部分地區殖民。對研究世界史的人來說，東亞和太平洋各民族之間發生的所有這些衝突具有雙重的重要性：這些衝突形成了現代世界三分之一人口生存的國家，在這些國家中，經濟權力正日益集中；這些衝突還為了解世界其他地方一些民族的歷史提供了特別清晰的模式。九九藏書

1972年7月，我在新幾內亞這個熱帶島嶼的沙灘上散步，當時我正在那裡研究鳥類的演化。在這之前我已聽說過有一個叫做耶利的當地知名政治家，這時候他正在這個地區旅遊。那一天，耶利和我碰巧沿同一個方向散步，而且他追上了我。我們在一起走了一個小時，始終在交談著。

一些認知心理學家以巨大的努力研究了生活在同一國家的來自不同地理區域的民族之間在智商方面的差異。尤其是，有許多美國白人心理學家在過去幾十年中一直試圖證明，非洲裔美國黑人在智力上天生地就低於歐洲裔美國白人。然而，眾所周知，用作比較的這兩個民族在社會環境和教育機會方面是大不相同的。這個事實使檢驗智力差異引起技術差異這種假設遇到了雙重的困難。首先，甚至我們成人的認知能力也要受到社會環境的嚴重影響，而我們在孩提時代就已經歷了這樣的環境，因而難以覺察先天遺傳差異的任何影響。其次，認知能力的測驗（和智商測驗一樣）往往都是測量文化學習，而不是測量純粹的天生智力，不管這種天生智力究竟是什麼東西。由於童年環境和所學得的知識對智商測驗結果所產生的這些無庸置疑的影響，這些心理學家迄今為止所作的努力，都未能找到令人信服的證據來證明非白人民族的智商中被視為當然的遺傳缺陷。

在世界範圍內對人類社會進行比較所出現的問題，曾經引起歷史學家和地理學家們的極大關注。說明這方面的努力的最著名的現代例證，就是阿諾德·湯因比的十二卷本的《歷史研究》。湯因比對23個先進的文明民族尤其感到興越，這23個民族中有22個是有文字的，19個是歐亞大陸民族。他對史前史和比較單純的沒有文字的社會興趣較少。然而，現代世界不平等的根源卻要追溯到史前階段。因此，湯因比沒有提出耶利的那種問題，也沒有去認真討論我所認為的最廣泛的歷史模式。其他一些研究世界史的可資利用的書，同樣會把重點放在以往5000年中先進的、有文字的歐亞大陸文明民族身上；這些書都是十分簡略地提到哥倫布以前的印第安人文明，除了談到最近與歐亞大陸文明民族的相互影響外，它們對世界其餘地區的討論甚至更加簡略。在湯因比的嘗試后，全世界對歷史因果關係的綜合研究已經受到大多數歷史學家的冷遇，被認為提出了一個顯然難以解決的問題。

所有這些興趣產生了我最近的一本書，這是對人類進化的一種非技術性的描述，書名叫做《第三種黑猩猩》。這本書的第十四章叫做《意外的征服者》，是試圖了解歐洲人同印第安人接觸所產生的後果。在我完成這本書之後，我認識到無論是史前時代還是現代，民族之間的接觸產生了同樣的問題。我明白，我在那本書的第十四章中努力解決的問題，實質上就是1972年耶利問我的那個問題，只不過把問題搬到世界上的一個不同的地方罷了。就這樣，在許多朋友的幫助下，我終於可以試一試去滿足耶利的——也是我自己的好奇心。

雖然耶利的問題只涉及新幾內亞人和歐洲白人的生活方式的差異，但它可以推而廣之，聯繫到現代世界上更大規模的一系列懸殊差異。來自歐亞大陸的民族，尤其是仍然生活在歐洲和東亞的民族，以及移居到北美的民族，控制著世界的財富和權力。其他民族，包括大多數非洲人，已經擺脫了歐洲人的殖民統治，但在財富和權力方面仍然遠遠落在後面。還有一些民族，如澳大利亞、美洲以及非洲最南端的土著居民，甚至已不再是自己土地的主人，而是遭到歐洲殖民主義者大批殺害、征服，有時甚至被斬盡殺絕。

我們都知道，對於世界上不同地區的各個民族來說。。在上一次冰期結束后的13000年間，世界上的某些地區發展成為使用金屬工具的、有文字的工業社會，另一些地區僅僅發展成為沒有文字的農業社會，還有一些地區則仍然保留著使用石器的狩獵採集社會。這種歷史上的差異對現代世界投上了持久的陰影，因為使用金屬工具的、有文字的社會征服了或消滅了其他類型的社會。雖然這些差異構成了世界史的最基本的事實，但產生這些差異的原因始終是不確定的和有爭議的。關於這些差異的由來這個令人困惑的問題，是在25年前以一種簡單納的個人形式向我提出來的。

在傳統的新幾內亞社會中，聰明人比不那麼聰明的人更有可能逃脫導致高死亡率的死因。然而，在傳統的歐洲社會中，流行性疾病造成的死亡率的納差異與智力幾乎沒有任何關係，而是與取決於人體化學細節的遺傳抵抗力有關。例如，血型為B或O的人比血型為A的人對天花有更強的抵抗力。就是說，促進智力基因的自然選擇，在新幾內亞比在人口稠密、政治上複雜的社會可能要無情得多，因為在這樣的社會裡，對人體化學組成的自然選擇反而更有效力。

今天，西方社會的某些人在公開地批判種族主義。然而，許多（也許是大多數）西方人私下裡或下意識地在繼續接受種族主義的解釋。在日本和其他許多國家裡，仍然有人在公開提出這種解釋，而且是毫無愧疚之感。甚至是受過教育的美國白人、歐洲人和澳大利亞人，每當提起澳大利亞土著這個話題時，總是認為澳大利亞土著的身上有著某種原始的東西。他們看上去肯定與白人不同。在這些土著的仍然健在的後裔中，有許多人雖然在歐洲人殖民時代活了下來，但現在卻發現在澳大利亞白人社會中難以在經濟上取得成功。

對於這個問題，我們可以根據歷史記載和考古發現，再一次毫不費力地回顧一下更早的歷史。直到大約公元前11000年上一次冰期結束時，各個大陸上的各個族群仍然都是靠狩獵採集為生的人。從公元前11000年到公元1500年，不同大陸的不同發展速度，成了導致公元1500年時技術和政治差異的原因。雖然澳大利亞土著和美洲印第安人仍然靠狩獵採集為生，但歐亞大陸的大部分地區、美洲和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的許多地區，己逐步地發展起農業、畜牧、冶金技術和複雜的政治組織。歐亞太陸的一些地區和美洲的一個地區，還獨立地發明了文字。然而，這些新發展中每一個發展，在歐亞太陸比在其他任何地方九-九-藏-書都出現得更早。例如，青銅器的大規模生產於公元1500年前的幾個世紀在南美洲安第斯山脈—帶還剛剛開始，而在4000多年前已經在歐亞大陸的一些地區開展起來。歐洲探險家是在公元1642年首次接觸到塔斯馬尼亞人的，那時他們的石器製作技術比幾萬年前歐洲舊石器時代晚期普通使用的製作技術還要來得簡單。

因此，對於耶利的問題不存在可以普遍接受的答案。一方面，這種近似的解釋是清楚的：有些民族在其他民族之前就已有了槍炮、病菌、鋼鐵和帶來政治與經濟影響力的其他因素：而有些民族則根本沒有過這些帶來影響力的因素。另一方面。這種終極解釋——例如，為什麼青銅器很早就在歐亞大陸一些地區出現，在新大陸是很晚才在局部地區出現，而在土著人的澳大利亞則從來沒有出現過——仍然是不清楚的。

正像耶利所體會的那樣，這是一個雖然簡單但卻切中要害的問題。是的，在普通新幾內亞人的生活方式和普通歐洲人或美國人的生活方式之間仍然存在著巨大的差異。類似的差異同樣把世界上其他民族的生活方式區別了開採。這些巨大的差異必定具有人們可能認為顯而易見的重要原因。

雖然這種解釋以前曾流行一時，但它同樣經不起推敲。我們將要看到，直到最近的1000年前，北歐各民族對歐亞大陸文明沒有作出過任何極其重要的貢獻；他們只是由於運氣好才生活在某一個地理位置上，使他們有可能接受在歐亞大陸較溫暖地區發展起來的一些先進的東西（農業、輪子、文字和冶金）。在新大陸，高緯度的寒冷地區則甚至更是人類的一個落後地區。唯一的發明了文字的印第安人社會出現在北回歸線以南的墨西哥；新大陸最古老的陶器來自位於熱帶的南美洲赤道附近；而通常被認為在藝術、天文學和其他方面最先進的新大陸社會是在公元第一個一千年中位於熱帶的尤卡坦半島和瓜地馬拉的歷史上有名的瑪雅社會。

然而，還有一種解釋列舉了使歐洲人能夠屠殺或征服其他民族的直接因素——尤其是歐洲的槍炮、傳染病、鋼鐵工具和工業製成品。這種解釋是正確的因為顯而易見，這些因素都是造成歐洲人征服的直接原因。然而，這種假設是不全面的，因為它仍然只提供了確定直接原因的一種近似的（初級階段的）解釋。它使人不由得想去尋找終極原因：為什麼最後帶來槍炮、兇惡的病菌和鋼鐵的竟是歐洲人，而不是非洲人或印第安人？

過了一會，耶利話鋒一轉，開始考問起我來。他從來沒有去過新幾內亞以外的地方，他的最高學歷是中學，但他卻有著一種無法滿足的好奇心。首先，他想要了解我對新幾內亞鳥類的研究工作（包括我做這工作拿多少報酬）。我就告訴他，在幾百萬年的過程中，不同種群的鳥是如何移居新幾內亞的。接著，他又問我，在過去的幾萬年中，他的人民的祖先是怎樣到達新幾內亞的，以及在過去200年中，歐洲的白人是如何開拓新幾內亞的。

一個看似有理的論據是這樣的：到澳大利亞來的白人移民建立了一個以金屬工具和食品生產為基礎的、有文字的、工業化的、在政治上集中的民主國家，這一切都是在對一個大陸進行拓殖的一百年中完成的，而生活在這個大陸上的土著至少有4萬年之久一直是一些沒有金屬工具的狩獵採集部落。這是對人類發展的兩個連續實驗，實驗的環境相同，唯一的變數是居住在這環境中的人。澳大利亞土著與歐洲人社會之間的差異是由民族本身的差異產生的，這一點難道還需要進一步來證明嗎？

本書分為4個部分。第一部分題為《從伊甸園到卡哈馬卡》，它由3章組成。第一章提供了一次關於人類進化和歷史的旋風式的旅行，從大約700萬年前我們剛從類人猿分化出來時開始，一直延續到大約13000年前上—次冰期結束為止。我們將追蹤人類的祖先從我們在非洲的發祥地散布到其他大陸。以便弄清楚在那些常常用「文明的興起」—語來加以概括的事件開始前世界是什麼情形。結果表明，某些大陸上的人類發展經過一段時間后取得了對其他大陸上的人類發展的領先優勢。

這樣，我們最後就能用別的措辭把現代世界的差異重新表述如下：為什麼在不同的大陸上人類以如此不同的速度發展呢？這種速度上的差異就構成了歷史的最廣泛的模式，也是我這本書的主題。

第二章簡要地考察了島嶼環境在較小的時空范國內對歷史的影響，從而使我們為探究過去13000年中大陸環境對歷史的影響作好準備。當大約3200年前波利尼西亞人祖先向太平詳遷移的時候，他們碰到了一些和他們原來環境大不相同的島嶼。在幾干年之內，波利尼西亞人祖先建立的這個社會在這些形形色|色的島嶼上產生了一系列子社會，從狩獵採集部落到原始帝國，形形色|色，應有盡有。這種輻射性進化可以起到模式的作用，用來說明自上次冰期結束以來，在不同的大陸上時間更長、規模更大、但更少為人所了解的社會輻射性進化，為什麼有的成了狩獵採集部落，有的卻成了帝國。

雖然這本書歸根到底是要討論歷史和史前史問題，但其主題不光是具有學術性，而且在實踐上和政治上也是具有壓倒一切的重要性的。不同民族之間相互作用的歷史，就是通過征服、流行病和滅絕種族的大屠殺來形成現代世界的。這些衝突產生了迴響，而這些迴響在經過許多世紀后仍然沒有消失，並且在今天世界上的某些最混亂的地區仍在活躍地繼續。

為什麼我覺得新幾內亞人比西方人聰明這種印象可能是正確的，有兩個理由容易得到認可。首先，幾千年來，西方人一直生活在有中央政府、警察和法制的、人口稠密的社會裡。在這些社會裡，稠密人口中傳染性的流行疾病（如天花）在歷史上是導致死亡的主因，而謀殺則比較罕見，至於戰爭狀態則是例外，而不是普遍情況。大多數逃脫了致命的傳染病的歐洲人，也逃脫了其他一些潛在的死因，並把他們的基因傳給後代。今天，西方大多數存活的嬰兒同樣逃過了致命的傳染疾病，而且不管他們的智力和攜帶的基因如何，一樣地傳宗接代。相比之下，新幾內亞人所生活的社會，由於人口稀少，稠密人口中發生的那些流行疾病無法形成。相反，造成新幾內亞人傳統的高死亡率的，是謀殺、長期的部落戰爭、意外事故和在獲取食物中出現的問題。

這些條件初看起來似乎是要求多個作者協同工作。然而，這種辦法從—開始就註定要失敗，因為這個問題的實質是要建立一種統一的綜合體系。這種考慮就規定了只能有一個作者，儘管這樣做會引起種種困難。不可避免的是，這個作者為了從許多學科吸收材料將不得不渾身冒汗，並且將會需要許多同事對他進行指導。

耶利身上煥發著領袖的氣質和活力。他的眼睛閃耀著迷人的光芒。他充滿自信地談論自己，但他也問了許多尖銳的問題，並且全神貫注地聽我說話。我們的談話從當時每個新幾內亞人都關心的問題，即政治事態的迅速發展開始。耶利的國家現在叫做巴布亞紐幾內亞，那時仍然是聯台國的一塊託管地，由澳大利亞管理，但獨立已是遲早的事。耶利對我說，他的任務就是使本地人作好自治的準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