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地區就常見這樣的例子，政治權力分配的樁腳拿老百姓的利益換得自己的報酬。在表面上，依然是高度專業化的，人才也經過一樣的教育、一樣的選拔與升遷過程，但是人才來源由原本的三四千萬人，縮小至幾百戶。東漢政府中設立的吸納意見管道，最後只代表千分之一不到的少數獲利階層的意見。所以到公元一百八十年左右，老百姓起來造反了，黃巾起事的口號是天命改易，不在漢室了。漢朝不再能提供安定的生活，西羌與匈奴都不時入侵，大家大戶壓迫老百姓，政府都是貪官污吏。國家大學的學生看著政府錯誤百出，卻不能改變，於是出而抗議，最後，漢朝垮了。這一個四百年的老公司就因為沒有跟客戶做一個直接良好的溝通，同樣的組織、結構，沒辦法產生同樣的自我調節的功能，在層層官僚系統中，人人攔截收來的稅收自肥，成本提得非常高，產品卻非常差，公司當然非垮不可。所以在公司中每個人都為自己的利益，短時間個人有好處，長時間公司一定會跨台。一個改組完成的漢朝，卻因為老化而崩潰。

漢代的財政問題，也值得注意。國家尋求收入，正如經營企業，必須有可靠的運轉資金。當時工商業並不發達，國家運作資金全來自人民，要如何由百姓身上獲得足夠的稅收，而百姓不造反，也正如同如何讓客戶心甘情願購買產品。企業盼望客戶有購買力，盼望客戶富有，假如我是銀行的話，我希望客戶把錢存在我這裏，當然也希望把我的錢借給他，在他賺錢之後把賺來的錢又存放我這家銀行。基本上漢朝的經濟政策就是以此為基礎，講究藏富於民，人民有錢就是國家有錢。如果政府將民間財富都搜括光了，國家也窮了。因此，漢代的財政理論，注重不擾民。

要發展一個新制度，還是繼續秦朝留下來的制度，漢朝解決這個問題當然也有一定的過程。在漢朝剛剛建立的時候，也有人說還要分封功臣與王子。但實際上，漢朝有兩代雖實行分封制度，但實踐的結果是，先是功臣與中央的衝突，后是親藩的叛變，以致造成許多內亂。在漢室初建時，甚至有人建議，復建六國，讓六國之後人繼續統治他們原有的地方，共同奉漢為皇帝。但漢高祖的謀臣，包括張良，並不同意這個辦法。封建制度等同於將已成歷史陳跡的東西再度拿出來，對整個政府的運作，只會造成困難。換句話說，當年因為條件不夠而設立許多分公司的制度，終於在這種情況下成為過去的事情。張良出身秦亡六國之中韓國的貴族世家，他在參加反秦革命時，原來的目的是恢復六國，當然韓國復國是他主要的意圖。但是天下已定，他打消了恢復封建的主意，認為郡縣制的治理，可以保持國家安定。漢代繼續維持郡縣這種直接管理的行政制度，並繼續維持考核的監察制度——這兩大特色始終見於中國歷代王朝。

漢代的基本政策是「重農務本」與「藏富於民」，但是二者也有衝突的可能。例如在貨幣政策方面，如果富人掌握了貨幣發行特權，包括農民在內的小民百姓就難免吃虧了。在文帝十二年賈誼上書，就談到要藏富於民，貨幣要由政府自己鑄。漢朝有一段時期，特九*九*藏*書許鑄幣權交給封君與寵臣。賈誼認為民間鑄錢會使得貨幣沒有信用，造成通貨膨脹，百姓就窮了。在經濟學上，貨幣是靠信用，不是靠本身的價值，政府發行貨幣，應維持貨幣的穩定性，使得老百姓的財富可以長久的保值。由重農到鑄錢的討論，可知漢朝的政策是讓人民維持安定的生活。

這就是我們在生產產品的過程中，要想盡辦法利用非經濟因素，刺|激動機，降低成本，提高工人工作的意願。工作意願強了，積極性高了，產品的品質、專業性都能增高，附加值就增高了。以非經濟因素減低經濟成本，今天企業的生產也常採取這個策略，只是漢人早就明了了。

漢朝政府相權的實力基礎，就在這批數據，因為全國的資料不在宮裡，反而是在相府。這是漢朝的CEO所具有的特別的權位。所以漢初的丞相可以沒學問，但有實權。皇帝必定會有自己喜歡的內廷寵臣，但皇帝身在宮中；丞相代表的則是法律與秩序。漢文帝是不錯的君主，開創了文景之治的局面。漢文帝有他所喜愛的寵臣，但當時的丞相申屠建雖然學問及能力都不是很足夠，卻仍能責罰寵臣。漢代宮中及府中財政分開，是漢朝一項很重要的原則，能將兩者分開的原因，即在丞相府有政府運作的資料及數據。為此，雖然漢朝不斷地有外戚、宦官干政，但政府始終有相當程度的穩定性，也就是靠宮中與府中分開的原則。權在宮中，能在府中。權能區分，一旦董事長委任了總經理，總經理就掌握了所有的行政權及資料數據，董事長就應該退到第二線，只掌握大政策的方向。這種權能的分野，在中國實行得非常早，同一時代的羅馬既沒有郡縣，也沒有宮中府中的分野，也沒有軍人文人的分野，也沒有察舉制度、賢良方正共同參与討論國是的制度。與漢朝同時代的羅馬公民，以最古老的貴族制度參与政治，顯得原始粗糙。漢朝的運作體系卻是相當符合經營一個公司的原則的。

漢代丞相是朝廷的首長，所有的記錄都在丞相府裡邊，這是漢初第一位丞相蕭何的功勞。蕭何原是沛縣縣政府的職員，相當於縣長秘書一類的職務，學歷不明，履歷不高，卻是很早就能賞識劉邦，後來也幫助劉邦奪取沛縣作為第一個基地。在劉邦取天下時，蕭何是重要的助手，進咸舊這一收取檔案資料的舉動，更是劉邦能夠成功的重要關鍵之一。漢軍進入秦的首都咸陽的時候，蕭何抓的第一件事情，不是封倉庫，而是接收圖冊，包括地圖、戶籍與卷宗檔案。蕭何眼光遠大，懂得一個能夠運作的管理機器，手上一定要有檔案與數據。有全國地圖的人，有全國人口數據的人，有稅收數目字的人，有全國驛站船郵網路資料的人，對全國情勢就會有通盤了解。項羽沒有做到這事，漢高祖與蕭何做到了。用黃仁宇先生的一句話，若按照數目字來管理的話，管理系統才能運行；圖冊都是數目字。一個好的公司，必定有一批好的數據：它的客戶在哪裡？產品的成本要如何計算？如果沒有這些資料，開個街角上的夫妻老婆店還有可能，但經營大公司卻不行。蕭何做到的就是掌握足夠的資料數據。

但任何制度都會出問題，漢朝的問題出在董事會和總經理之間的衝突。皇帝常常不甘心於放權；君權與相權難免發生衝突，而君權亦往往落在外戚與宦官手裡。因此，兩漢都有外戚和宦官干政，東漢尤其嚴重。換句話說，董事會老是要侵入總經理的職權。漢代有內廷與外廷的分別。內廷的權力越來越大，以至於漢亡。

漢朝的丞相既不是一個獨立的幕僚長，也不是一個完全的CEO。如前面所說，在朝代一開始的時候，所有的丞相都是功臣或功臣之後，從同一個集團出來的，同質性很高。

《鹽鐵論》是否為當時辯論的完整記錄，我們無從得知。但是大概離真相不大遠，可能是簡單的敘述，可能省略很多細節，但足以反映會議本身引起的辯論，和辯論雙方不同的立場。正像一個產品發表會，客戶及廠商可能都要發表一些對產品的意見，壞的推銷員反駁客戶的意見，好的推銷員則是聽取客戶的意見。民主政治就是要讓推銷員去聽取客戶的意見。漢武帝以後，多數官員由察舉出身，也如同推銷員由客戶代表出身，所以漢朝本身的制度雖不是民主制度，察舉制度卻是溝通政府與人民之間的橋樑。這一制度，使漢代這個大公司，贏得了四百年的祚命。因為漢朝是很長治久安的時代，所以今天我們還稱自己為漢人。中國之所以能長久地存在，成為一個長久存在的文化與政治體，漢朝的穩定是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漢朝初期有了一個功臣集團，決策階層事實上還是封閉的，即使有才幹的人也只能進入二級幹部，不能進入第一級。所以全國的郡太守裏面，也有差不多三朝的時候是由功臣的子弟擔任的。這樣的政府沒有全國的代表性，統治階層和被統治階層是截然分開的，決策階層和執行的幹部也是截然分開的。幸虧，到了漢武帝的時代有很多的改變。漢朝本來有一個讓天下臣民上書的習慣，讓有見解的人抒發自己對於政府施政的意見，但是漢初並沒有徵召人才的制度，沒有一定的名額，也不是定期舉行。漢高祖未定天下的時候，他在路上碰見父老，那些歲數大見識多的長者，向他提出一些建議。漢高祖知道民間有許多重要的意見，所以漢室有時候求賢良直言，講錯了，不罰；講對了，有賞。漢朝這個徵求民間意見的管道，在漢武帝的時候落實為察舉制度。全國都要按照郡縣人口的比例由地方推薦察舉，尋找當地的人才，到地方上做事。先在地方擔任掾吏部屬，再逐步薦舉到中央政府工作。漢代孝廉是有配額的，超過二十萬人就出一個人，不到二十萬人也要推薦一個人，這個辦法使漢朝的政府結構有了全盤的改變。

這是張良的一個小小權術，但是權術後面隱含的意義是，你要報酬人家功勞的時候，不能只顧及私人的感情，不能只顧及自己的愛好及厭惡。所以這雖然是一個計謀，但是計謀後面是賞罰分明，一個公正的原則。這個原則在漢朝四百年歷史中有大半的時間是相當落實的。所有的掌權者都犯了一個毛病，正如電視劇中的乾隆，喜歡和珅，討厭劉羅鍋。如果劉羅鍋能封侯的話，其他人就很放心了。就是因為有一個公平的原則在，終究乾隆還是讓劉羅鍋擔任宰相，在他死後還封了一個文正公。也因此，雖然清朝到乾隆的時候開始走下坡路，乾隆年間基read.99csw.com本上還是一個不差的時代。

漢朝政府的組織改革及上述各種政策，都相當於改造公司結構及生產程序的大工程。早期周朝的分公司制度，是單一產品單一生產方式的結構。漢朝改變為高度整合的公司結構，公司的幹部也高度專業化。這些受過訓練的賢良方正，算得上高度專業的文官。賈誼與晁錯都是以專業的能力提出建議，促使公司的生產方式多元化，運用多種不同的方法，以最低的成本產生最好品質的服務，並繼續不斷搜集顧客的意見，使得客戶與產品之間一直維持著互動。這一結構性改組工作，花了將近一百年的時間，其後又沿用了三百年之久。漢代的改革相當有效，因為這一結構能不斷地自我調節。漢代的文官制度，實現了選用專才組織決策階層，理性地接納消費者的意見、理性地分析消費者的需求、理性地考慮如何降低成本和提高品質。假如今天有任何公司能做到這樣的標準，這個公司一定是成功的。在今天自由市場經濟的環境下，以美國為例，公司的股票一上市，股權分散，董事會由股東推選產生。當然董事會與經營者分開，經營者一定是專業的管理人員，也才會有這麼大的彈性。

漢代的北邊，有一個強大的遊牧帝國匈奴，漢朝政府既須防衛邊疆，又須顧及國家負擔龐大軍備的負擔，如何在兩者之間求取最經濟而又有效的方法，也是漢朝政府必須面對的難題。《資治通鑒》卷十五記載，晁錯在文帝十一及十二年，曾兩次建言，可以在邊疆上建立專業的防衛力量，以國家公地放領的方式，吸引一批人志願在邊疆守衛，並且可以自己耕種養活自己——這是軍事屯田。同時，獎勵商人運送糧食物資到邊疆，以達到降低成本防衛邊疆的功效。這種策略，是創造條件，不花本錢，使人民志願為國家做事。但是要讓這批人能安心地屯田居住，政府也必須先下一點本錢建鎮、蓋房子、派醫生，讓屯田戶可以安安心心地過日子。

在台灣地區，這樣的情形目前並不多見，因為台灣地區公司的董事會多半掌握在創辦人或是他的兒女手裡，所以還沒有到這個地步。但這個危機一直存在，所以董事長與總經理兩者中間的制衡是很不容易做到的，即使像漢朝這麼穩定的結構，也依然出了許多亂子。如果企業能有高度的專業和健全的組織結構，使得專業人才得以發揮矯正的功能，恐怕是唯一可以防止出亂子的力量。但是專業人員要有一定的職業道德，否則也是沒用的。九九藏書如果把漢朝當作一個公司，中國的王朝公司已經成型而且整合成一個良好的組織結構。漢朝存在了四百年，終究還是有許多問題。最後的問題出在專業人才的來源不像過去那樣廣泛了，幹部不斷拉拔自己的人，察舉的途徑被少數人壟斷。所謂「世代三公」，即是一家人代代擔任高層職位，可是哪有可能世代都出賢人？這都是因為郡縣有一些大家族，永遠察舉保薦自己。換句話說，客戶的代表不再能反映客戶的意見，只能反映客戶組頭的意見，組頭控制了底下客戶的意見，而組頭的利益永遠優於客戶。

但是誰真正設計出這套制度呢？倒也不是任何一位丞相，而是學者陸續提供的意見。學者之中，董仲舒是一個關鍵性的人物。董仲舒認真地建議將權力的基礎放寬下降到地方。董仲舒的政府理論是天命，相信皇帝的統治是依據天命的，而天災是反應人情。借一個譬喻，一個公司能不能存在，能不能運作，要靠市場反應。無論是百年老店或正字商標，客戶的滿意度決定了一切。百姓說不出話，老天會幫他們說話；天災其實是人心不滿。天下安定的時候，天災就是天災，人心不滿的時候，百姓紛紛議論，為天災找理由。當天降的災害與異象被解釋為政策錯誤，或吏治不良……也就是人心不滿的時候。同理，當公司產品好服務好的時候，廣告再爛，產品一樣賣，因為這時是產品在替公司說話。當一個公司被罵廣告爛、廣告騙人的時候，也就是產品不行了。董仲舒的陰陽感應其實就是講市場效應，而市場效應取決於人心之向背，人心則取決於對政府服務的滿意度。於是在董仲舒的理論中，天命王權的源頭完全取決於人民的意見，天象不過是個反應，真正決定的是人民。就企業經營來說，市場的競爭完全靠產品，再好的宣傳、再好的包裝、再古老的招牌都沒用，只有產品本身的品質算數。關於漢代的郡縣制，賈誼的《治安策》是重要文獻，他主張設郡縣，反對封建。賈誼預測的災害，在七國之亂時應驗。https://read.99csw.com九_九_藏_書

漢朝的早期，不能脫離一個小集團統治的色彩。許多漢高祖從前的功臣，自然而然成為高級官員。漢初兩三代，丞相都是功臣之後，因為擔任丞相的條件是由封侯的高官中選出。漢代侯爵是除了軍功不封，一定是當年共同打天下的夥伴才能封侯。而列侯的子孫才能繼承爵位。同樣，二千石的高級官員也多列侯。換句話說，丞相以及其他高級幹部的職位都是由一個小集團壟斷。歷史上有一個小小插曲：在漢初，局面還沒有穩定的時候，有一次高祖在高台上遠遠望見河灘上有人群聚集談話，漢高祖問張良，這些人在幹什麼，張良回答說，這些人都是在商量怎麼反抗你的人。漢高祖很納悶，是為什麼呢？張良答：這些都是幫你打天下的人，但是你封來封去都只封你的親戚，有功之人不知道自己應該擺在哪裡。漢高祖問張良應如何解決，張良說：即刻分封，我們來不及考核，但是你只要封一個大家都知道他平常最恨你，你也最恨他，而這個人卻是有功的人，你先封他，你心目中有這樣一個人嗎？漢高祖說，有這樣一個人，叫雍齒。張良建議立刻封雍齒為侯，一旦雍齒被封了侯，其他功臣就放心了，因為雍齒尚且封侯，又何況他們呢？

換句話說，假如顧客也就是老百姓所需求的服務是繁榮及安定，現在有人代表客戶說話了，客戶也可以參加政府的運作。用企業活動為譬喻，假如有一群客戶做一個集體的購買，公司就可以從採購團的代表知道這批客戶想要的是什麼，喜歡的是什麼。漢代有了這批賢良與孝廉，他們即可能參加政策性的活動。宮廷會議時，皇帝及重要的大臣、各部的首長都在場，政府官員及經由察舉出來的賢才，共同討論政府的政策。著名的一例就是《鹽鐵論》。政府的宮員，基於國防需要，討論是否要打匈奴，若不打匈奴，匈奴就要打進來了。打匈奴要花多少代價，這代價要由誰來支付？值不值得？假如現有的政府經費不夠支付，不免尋找財源，以支付戰爭費用。政府官員說要鹽鐵公賣，老百姓的代表說鹽和鐵是日常生活需要的東西。公賣鹽和鐵，富人也那麼多的鹽，窮人也吃那麼多的鹽；富人不用鐵，可是窮人要用鋤頭，這根本是不公平的，因為大家的負擔不同。從國防政策，國內的繁榮及鹽鐵公賣以後市場所受到的干擾；干擾之後，經濟是否繁榮；人民的公平負擔的原則……這些主要的課題都在《鹽鐵論》的辯論中出現。

另一問題，則是東漢改變相權結構。東漢有三公：司徒、司馬、司空，形成三頭政治，這三位主政者之間沒有一個居領導地位，也就是沒有一個真正的總經理，而有三個總經理。東漢一直不安定，就是因為制度上發生了這樣一個改變。權臣也會奪取君權，例如王莽，他原來出自內廷，奪得丞相的權力后，實際上王權相權合而為一。他只為自己的權力謀，等於公司有一個貪污的、濫用權力的總經理，自己富了，但瘦了公司。美國今天許多總經理常犯這樣的毛病，將自己的薪資提到天文數字，不顧公司的利潤，吃垮了這家公司就換一家。這就是在總經理和董事長之間如果不能取得平衡，專業的經營者也會有不忠誠的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