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經濟改變，新出現一個依附在通商口岸的經濟體時，政府卻沒有辦法碰到它。曾國藩在太平天國戰爭時期在東南發展事業，就是靠著他能夠看到這個新經濟體的存在，並利用這個新經濟體組織新的軍隊，發展新的軍火工業，並從軍火工業，進一步發展所謂洋務運動，將中國帶進工業化和現代企業的社會。

明清兩代，中國經歷了長期經濟上升的時期，其中原因很多，主要因素，當是國際貿易發達，國外的白銀流入換取中國的貨物，中國商品銷往東南亞與日本，甚至銷售到歐洲。絲綢自古以來就是中國輸出的重要商品，在明清兩代也依然是很要緊的外銷貨品。瓷器與茶葉也是很有利潤的外銷品。明朝後半葉與清朝前半葉，中國累積的財富相當多。東南沿海、華南沿海和長江幾個主要的內河口岸，地方經濟發達彰彰可見。東南沿海城鎮增加相當迅速，許多小城鎮變為商業都市或工業生產中心，景德鎮即是這樣的例子。珠江三角洲、長江三角洲的許多小城鎮，也都是這個時期陸續出現的。這些地方的人口在明清兩代也都有大量增長，凡此現象說明了中國此時的經濟體已經達到相當規模。但這一工商業為主的經濟體，卻沒有成為政府徵稅的稅源，有用的資源放在旁邊，政府並沒有碰觸。

湘軍之起很不容易，當時中央政府給它的幫助也很有限。綠菅，中央政府的常備軍，幾乎已沒什麼用了，一碰到太平軍，就潰不成軍。中央政府除了授權曾國藩自行籌劃所需資源，也不能夠具體提供財務上的支援。曾國藩之所以能夠做到這樣的大事，是有一些特定的條件的。先說他個人的條件：他是一個正統的儒家，對於朱熹一派的理學既有修養，又能身體力行。理學注意的是德行和學問一起成長，學問不是空談，學問是要付諸實行的。實行有兩個方面，一個是自己的品行，也就是砥礪道德、德性的部分。道問學與尊德性兩者不可分隔，道問學方面是研究學問，尊德性是身體力行，實踐儒家的道德。曾國藩在這方面是很嚴謹的，他常常反省自己的行為，一點也不敢放鬆。他的自我反省和朋友間的相互規勸，皆可見之書信和日記。九_九_藏_書九*九*藏*書

中國的另外一個問題是國防。國防除了花錢以外，還要有一定數量的常備軍。明朝的常備軍是衛所。衛所是生產與訓練合一的組織，長期以來是一個獨立的行政單位，國家基本上不用再花養兵的錢。衛所制度逐漸敗壞以後，國家還是要負擔養兵費用，調動少數民族的軍隊，到東北去打滿洲，到北方打蒙古。然而明代也並沒有全國徵兵、紛擾不堪的情況。

這一群從未帶過兵的書生，帶領一群從未當過兵的農夫，組織了一個部隊。他們的組織比較彈性，每一個部隊的人數都不太多，由各個將領徵召鄉親子九九藏書弟兵，同袍之間有呼應，將帥之間意氣相投、相知甚深。曾國藩的參謀部在部隊規模愈來愈大時，就成了幕府了。不但是湖南的人才，連別處的人才，和他有交情的人，都跟隨他為他做參謀工作。維持這樣一個不算小的部隊是要花不少錢的，政府也沒有很多錢給他。當時政府的財政也相當拮据，多半的錢都是由農田稅收得來。清朝由康熙開始，就有所謂「盛世人丁永不加賦」的承諾，人頭稅均攤在地畝合計。清朝政府並不經常丈量，也就沒有新稅源。光靠農田稅也是相當有限的。在人口增加、政府事務日漸繁忙的時候，稅收卻沒有增加。歷經康熙、乾隆兩朝，許多公共建設及對外征伐（比如說乾隆的十大武功），都需要大筆的經費，等到太平天國起來的時候，政府的財力已經不夠寬裕了。在這種情況之下，面臨大規模的內亂，正常的官兵開銷已經不少，哪有閑錢去管這些民兵呢？

中國的經濟自17世紀到19世紀這幾百年以來，不斷在往上走，並沒有衰退下來。鴉片戰爭以後，中國經濟才逐漸衰退，以致一落千丈。因為外來經濟力量的干預，鐵路、公路、輪船的出現，才使得中國原有的經濟網路受到嚴重的破壞，民間才出現了外力侵犯所造成的經濟衰退的效應。

明朝既要打蒙古，又要對付滿洲，沿海則有倭寇侵犯，明末有流寇蜂起。應付這些戰事的財務支出極為浩繁，為此，明政府的財政非常拮据。但是，政府只是不斷派捐加賦，並沒有在田稅和人頭稅之外增加新的稅源。農業稅源之外，是有些專賣項目，但除此之外，政府並沒有碰到工商業本身。即使有像張居正那樣能幹的人，他在尋找財源時也沒有在工商業方面開闢稅源。

湘軍另一個財源是靠捐獻。湘軍進入一個新地方，有的是由太平軍手上收復，有的是進入還未被太平軍佔領的防區，保護那裡免受太平軍進攻，當地的士紳就會經過商會募集資金，貢獻給湘軍，作為維持費。當湘軍部隊逐漸擴大，不僅在長江流域有一支部隊，在浙江也有一支由左宗棠帶領的部隊，而後又有一支由李鴻章帶領的淮軍出現。這些湘軍、淮軍的系統，大都是仰仗地方的捐獻，通常由當地的地方領袖組織商會，彙集這一筆一筆的款項。厘金與捐獻都是過去清朝中央政府所沒有開闢的財源。

曾國藩是個傳統的士大夫，湖南人。湖南在中國是個內陸省份，並不特別富足，也不特別貧窮。在長江中游洞庭湖周圍，是個相當好的農業生產地帶。魚米之鄉，農業生產足以自給，也發展了一些手工業及商業。在中國長江流域的中部，湖南算是一個中心。但是在整個中國來講，湖南並不如何突出，只是一個普普通通的內陸省份，富足，但算不上是一個重要的中心。曾國藩只是一個內地的書生，後來居然能做出這樣大的一個事業，這是大家都料想不到的。

清朝是一個非常專制的時代，皇帝自己做自己的宰相，他的宰相們不過是做秘書的工作而已。最初的宰相是內閣大學士，這些人擔任的工作和明朝內閣大學士是一樣的，地位相當高，也有一定的職權。雍正以後，設立了軍機處，等於完全是內廷的秘書處。軍機處有九-九-藏-書五六個軍機大臣，沒有一個人可以作主決定大事，一切都是集體的決定，都集體向皇帝稟報。在這種制度下，不可能有一個真正突出的賢臣，能以宰相的身份對國家的事務作出有重大影響的決定。直到清朝晚期，才有權力較大的單位，也就是軍機處之外的新設的總理各國事務衙門，這一個管對外事務交涉的官員的權力較大。總理衙門的決定對國家的未來，也有很大的影響。這個官員可說相當於前面幾個朝代的宰相的位置了，可是他也不過是軍機大臣的首席，或是軍機大臣之中重要的人物而已。我們常講的曾國藩，事實上也不是真正的宰相，他的主要精力並不是花在宰相職務上。他一生最大的功業是在與太平天國的戰爭中指揮作戰時所做的。後來他參与了中央政事，時間也並不長，貢獻則以外交方面為多。曾國藩值得稱道的工作，正如李鴻章的情形一樣，都是在外擔任封疆大臣時的事業，他們對後世有相當重大的影響。

東南沿海和華南沿海一帶，在明朝後期到清朝前半期是相當富足的，雖然北邊戰事頻仍，但相對來說南方戰亂少得多，流寇也並沒有波及到南方。為了征服東南的長江三角洲一帶，清朝曾經頗花氣力平定規模大的抗戰。不論流寇也罷，滿洲也罷，都沒有對這個最富有的地區造成重大的影響。長期藏富於民的結果，有了一個新經濟體出現。這個新經濟體一直等到太平天國興起的時候，才變成政府觸碰的稅源。

所以，湘勇的經費要完全靠自己去籌募。曾國藩籌募的方向之中，有一個是收厘金。厘金是在各地的關卡，向過路的商賈抽取過關厘錢。政府抽取厘金也不是全無道理的，湘勇維持這條道路的安全，維持鄉間的寧靜，商販付一些錢也不算過分，所以繳付厘金的商戶也都沒話說，繳得心甘情願。湘軍抽取厘金的地區恰好是華中、東南最富有的地區，商業活動也多。當時太平軍作戰的範圍相當廣泛，卻並不真正能夠有效控制佔有的地區，太平軍只是佔領了若干線、若干點，並沒有足夠的能力去控制廣大的「面」。湘軍抽取厘金的關卡多半是在交通頻繁的鄉間交通要衝。曾國藩的湘軍可以靠著厘金過口子，但是太平軍並沒有從這裏得到很大的好處。

另一方面他也注重實學，即所謂經世之務。怎麼樣把國家經濟、社會的問題找出來，並找出解決的辦法，使國家人民都得到好處，這是儒家所謂的淑世的傳統。淑世的傳統是一種入世的態度，為世間做事，貢獻自己心力。己欲立九*九*藏*書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不只是自己做好人，也為世間創造好的社會和環境。曾國藩注重淑世之學，他在家鄉時結交了一批朋友，相互討論學問。有一批比他年輕的人算是他的學生，跟著他求學問，也互相砥礪品行、講論世事。在這樣的基礎上，曾國藩可以說已經有了一批同志，這些人都有為國家做事的意願，也有為社會服務的能力。湘軍開始組成的時候，多半的軍官並不是職業軍官，而是跟著他一起讀書的朋友與學生們。這些都是湖南地方的讀書種子，意氣相投，學問相切磋、品行相砥礪的一群朋友。這些人脫下儒衣，穿上短裝，居然組織家鄉的農夫，出頭「保衛」家鄉。湘軍一路追著太平軍的部隊往外打，打出了湖南，又打進湖北，然後沿長江一直打進了南京。

清朝的作戰武力，在前期主要是八旗，包括滿洲八旗和漢軍旗，後期有綠營，都是常備軍。清朝並沒有像漢朝那樣的全國徵兵制。戰亂的時候老百姓是會受到擾亂，生活是會受到影響，但是不像漢、唐時代，全國青年人都會應徵服役。從財源方面說，清朝不論對外有多少戰爭，一般老百姓受到的影響並不算多。清朝後期自鴉片戰爭以後，不斷受到外力的侵犯，中國吃的虧是貿易上的虧，與戰後的賠款，並不是戰爭本身有多大的消耗。所以這些隱藏在民間的龐大人力及物力資源，實際上並沒有受到太大的干擾。

在說到曾國藩跟李鴻章的功勞之前，我們必須先談一下當時中國的經濟制度及經濟體的結構。從漢代開始，中國的經濟制度無疑是以農業力主。當時政府能夠動用的資源，一個是來自土地的稅收，一個是人頭稅。漢代的老百姓要為政府貢獻若干的勞力服務，當不做勞力服務的時候，他們要付稅代役，稱算錢與更賦。即使到了三國以後，租庸調的制度，一樣是地租與勞役服務。所以中國自古以來，政府徵稅的對象，基本上是以農業人口為主。當然，商業也要課稅。漢朝初年時工商業相當發達。漢武帝時，征取相當高的市場稅與財產稅，而且嚴格懲罰逃稅，對工商業造成嚴重的打擊，工商業從此一蹶不振，中國的生產事業自此就轉入農舍的手工業。農舍手工業是依附著農業的經濟體，並不是農業生產本身。這一部分農業生產閑暇時間所從事的生產工作，倒並不是政府徵收稅的主要對象，因此作坊工業和一般商業在中國稅收項目里並不是主要項目，政府也並不是很重視。

曾國藩的宦途並不特別順利，只是考上科舉，而後一步一步升到侍郎。當他的職務升到侍郎，也就是相當今天一個部的副首長的時候，因為家裡的喪事而回籍。一個告假在籍、等於半退休的在鄉官員，卻遇到了太平天國事件。太平天國軍隊是由兩廣往北走，第一步走出家鄉，就是湖南。對於太平軍而言，打長沙是很重要的工作。打完長沙，打武漢，沿著長江東下，湖南忽然成為重要的戰區，洞庭湖一帶騷擾最多。曾國藩以一個在籍的、半退休的官員身份組織了一支當地的民兵。湘勇，本來是在正常的編製之外的，是地方上的鄉團、民團之類的地方部隊。曾國藩領著湘勇，軍隊不斷擴張，一步步追著太平軍到南京，終於平定了太平天國。

歷代宰相，能夠做到這麼大角度的轉變，開拓新途徑與觸碰新資源，這樣的人是不多的。再以企業界為例，有一個大公司，一直經營不惡，公司的組織、規模都是按照企業原有的工作方向和生產項目安排。有一天，突然出現了新的、完全隱藏的資金，又有了一個新的市場，於是公司有一個幹部設立了一個新的工作單位，專門去調動這些以往沒有利用到的資源，開拓新的市場，創造出新的服務。再用一個比喻：今天的企業界，無不從事多角經營，在自己的事業經營之外，尋找一個過去沒有接觸過的經營方向與新的市場。曾國藩的事功就是這樣的情形。